尽管世界各地反对全球化的声势不小，但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仍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发展。我们在这种历史潮流面前，需要保持一种冷静的思考，认真研究在顺应这一历史大潮流的同时，如何努力地保护我们中华民族（包括56个民族）自身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全球经济一体化，分工合作，全世界成为一个大市场，已经成为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效率成为优胜劣汰的唯一标准，“效率优先”成为人类通行的经济法则。一切不符合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事物终将落伍，终将被淘汰――但是“文化”却成为例外。
一、“文化例外”之于劣势地位、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文化
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观察，已知全球化过程走一个文化的“同化”过程，“在全球化进程中，多样的文化表现形式被消灭，并为一种单一、商业化、个人化的资本主义竞争文化所取代”。（［德］赖纳 ·特茨拉夫主编，吴志成、韦苏等译：《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第7页）更有的西方学者甚至于悲观地认为：“在目前条件下，真正的文化多元化不再可行。”（［英］厄内斯特 ·盖尔纳著，韩红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人们会问，人类文化究竟向何处“同化”或者说是被谁同化呢？有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就是地方化或美国化，其逻辑是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人类价值的共同化和普遍化，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价值代表着人类的共同价值，所以，全球化也就是西方化或美国化。”（［德］赖纳 ·特茨拉夫主编，吴志成、韦苏等译：《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第7页）世界各国的人们把全球化――西方化――美国化视作一种极大的挑战。于是乎，有关全球化的争议声浪不绝于耳，“文化例外”的概念也应运而生。
“文化例外” 的概念最早并非是由那些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或所谓的“落后”国家提出，而是由经济发达的法国提出来的。“文化例外”概念――是指文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享有受保护的权利。其主要论点是，文化产品不是普通商品，它既有商品的属性，又有精神层面和价值观层面的内涵。文化不能屈从于商业，贸易自由化原则不适用于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换言之，经济学意义上的“优胜劣汰”法则不适用于文化，文化不能像经济竞争、商品竞争那样实行“优胜劣汰”，相反越是处于劣势地位、弱势地位的文化，有时反而越要给予关照、给予扶持，使之免于被优势文化、强势文化荡涤或清理的命运。
人类社会的先进性也许就在于此，即在承认“效率优先”法则是人类社会经济进步的标志的同时，又保证每种文化都能够很好地保存于人类的集体记忆中。人类以积极的态度和有效的措施，争取人类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在鼓励优势文化、强势文化继续发展的同时，也保证劣势文化、弱势文化甚至于所谓“落后文化”有生存的可能。
况且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向来主张文化应当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文化本身并没有“先进”、“落后”之分。“存在就是合理的”，每一种文化相对于它那个种族、民族、族群而言，就是最好的、最适宜于它自己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但是我们观察到，仍然有不少人执意要把一些民族的文化视作是落后、愚顽甚至于下等的文化，需要别人帮忙改良或者扬弃，甚至于自己非常热衷于这种“帮忙”。在现代中国，过去的数十年间，人们曾经做过许多类似的“不获得民族的同意，径自对这些习俗加以突然的、决绝的改革”（《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第27页）的事。然而实践证明，这一类的“热心帮忙”其实是非常愚蠢的、出力不讨好的事。
“文化例外”概念之于劣势地位、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的意义，不啻是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生命线”、“救生圈”，它为人们提供了保持人类社会文化多样性的可能性，因而它也成为现代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当代中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进步的阶段，但是此时的中国尤其是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正在经历着从农耕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期，所以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把农耕文明仔细清查、盘点一下，就发现当地的农耕文明已经被现代工业文明的巨大浪潮席卷而去。
相比较而言，除了自然资源以外，中国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在经济竞争方面不具有任何优势，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悬殊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更重要的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堪称是绝对的劣势文化、弱势文化。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处于劣势地位、弱势地位的中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前景，就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因而，“文化例外”的价值对于中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来说，便显得弥足珍贵。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把“文化例外”这一概念转变为人类社会的共同理念，进而转化为一种有效机制，从法律上固定下来，在中国推动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程。
二、文化保护是不发达地区参与文化竞争的需要
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发达的国家挟其强势经济之威力，将其强势文化输出到不发达的国家，包括它的价值观念。而弱势文化面临着这样一个局面，几乎没有招架之力。曾经有人十分悲观地预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民族、欠发达或不发达的地区，都将成为“全球化的消极接受者，他们毫无保护地听任边缘化命运的摆布”。（［德］赖纳 ·特茨拉夫主编，吴志成、韦苏等译：《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环顾当今世界，包括整个边缘国家、边缘民族在内的边缘世界（基本上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欠发达国家），无不处于“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的大肆扩张与野蛮侵略的压力之下，因此他们对“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深恶痛绝。
本来“各种文化的相互吸纳与融合十分自然，并不可怕。但很重要的一点是对自己的文化的态度”。（冯骥才：《紧急呼救》，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我们固然要对外来文化认真吸收，不应妄自尊大；同时我们更应当珍视自己的优秀文化，不应妄自菲薄。想必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做那种极其可笑的事：当全球化的车轮碾压过我们的身躯，压断了我们的手、脚和肋骨，我们还在一边流着血，一边还要向那些掌控着方向盘并碾压我们的人媚笑。
“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任何民族既立足在自己的经济实力里，更立足在自己独有的文化中。”（冯骥才：《紧急呼救》，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如果说20世纪及以前是经济竞争的时代，那么21世纪将是文化竞争的时代。中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人文资源相对丰厚，具有数十个民族各具特色的文化优势。中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对其自身而言，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民族凝聚力，是它那个民族认同的象征和民族意识的载体，同时也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中国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在今后的发展进程中，必须而且只能在文化竞争方面有所作为，从而使其在综合实力方面与发达地区缩小差距。
保护少数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是今后中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积极参与文化竞争的需要。其重要性在把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中的文化遗产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表，妥善地保存在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可以有效地保护人类精神并且抵制文化排他主义、种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的愚蠢与偏见。
三、文化自觉、行政手段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国的西部地区尤其少数民族地区若想在21世纪的文化竞争时代有所作为，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把自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与利用工作做好做扎实。
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界生生不息的重要基础，而文化的多样性则是人类社会多样性、民族多样性的重要基础。面对随经济全球一体化而来的文化多样性遭遇毁坏的挑战，中国各个民族尤其是各少数民族应当首先不断启发自身的“文化自觉”意识，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固守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关键是看谁觉悟得早，保护得好。而“文化自觉”意识的有无、强弱，取决于那一个民族的全体成员对于本民族文化之根的珍惜。只有对本民族文化遗产的切肤的体认和热爱，只有深沉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对可能丧失民族文化的危机感、紧迫感，才会有负责任的态度。
实践证明，本民族人民的“文化自觉”性比较高的，则该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就事半功倍，效果上佳；反之，本民族人民的“文化自觉”性比较淡漠的，则该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就事倍功半，效果不佳。而“在文化上，自觉地自我轻贱很危险，不自觉地自我轻贱更危险”。（冯骥才：《紧急呼救》，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第32页）
现实生活说明，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一般情景下它的文化及生活方式“在面临着正控制和统治着一个复杂社会的强势文化时可能是很难守住阵脚的”。（［美］圣·胡安著，肖文燕编译：《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主义症结》，载《全球化与后现代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8页），但是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地方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是不可再生的，一旦毁掉，再难挽回。诚如我们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边城喀什市见到的情景那样：当80年代后期初次去游览的时候，喀什的城市风韵是独特的，众多的专业“巴扎”（维吾尔语集市之意），各族群众着各色服饰组成的熙熙攘攘的人群，弯曲幽深的小巷以及林立的清真寺，四处传来的悠扬的乐曲声，极具维吾尔等民族的文化魅力与温馨。但是当人们过了几年再去的时候，发现这个城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现代化的建设项目拔地而起：宽阔的六车道与广场、高大的银行与保险公司的大厦、雄伟的政府机关办公大楼，喀什堪称十分“摩登”与“时髦”。但是它原有的独特民族风韵却逐渐消失了，变得与中国内地许多中小城市雷同而趋于千篇一律。
据统计，我国共发现语言有120多种，大约有10种处于“濒危状态”。一些少数民族的语言（如满语），现在基本消失了。整个土家族中，目前仅有3%~5％的人会说土家语。畲族中会说本民族语言的只有1%~2％。还有的（如赫哲语）更是处于消亡的边缘，整个赫哲族目前人口为4246人，通晓本民族语言的只有不到100人，掌握“伊玛堪”这种传统说唱艺术的老人仅剩下一人，且已重病缠身。（《语言灭绝意味着什么》，载《青年参考报》2003年6月18日21版）
中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除了启发全体民众的文化自觉以外，发挥政府的职能是关键。首先应当在各级领导的认识上提高一步。我们呼吁主流社会，给予异文化以包容，给予少数民族文化以包容，努力形成一种“在文化多元论基础之上运作很好的社会氛围”。（［美］戴维 ·波普诺著，李强等译：《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FRETICE＼HALL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310页）各个层级的政府官员对不同的文化，尤其是对那些少数民族文化，应给予理解与尊重。不能从纯经济角度来衡量文化的价值，以为能赚钱的就是有价值的文化，不能赚钱的就是没价值的文化。领导干部更不要以无知或偏见来对待少数民族文化（尤其是对那些人口较少，生活在交通较为偏僻，经济社会欠发达地域的少数民族的文化），简单地认定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是“落后保守”的，“奇风异俗”的，甚至是“封建迷信”的。
其次确有必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法律支持。类似上述涉及少数民族城市的规划、新建、改造过程，如何保持原有的民族风情、地域特色，具体到什么可以拆，什么不可以拆等等，都应当进行法律上的限定。
再次是在中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过程中，要发挥大众媒体在启发民智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自觉意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方面的重要作用。
此外在当今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极其旺盛，资金短缺成为少数民族地区最突出的问题，因此发展资金的投向便格外引人注目。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固然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这可能与当地的经济发展发生矛盾。如果我们能够把眼前利益与长期利益有机结合起来，我们就不难做出正确的选择。
如果深入地探讨，我们还会发现，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现代化建设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恰恰是注入到现代化发展中的必不可少的人文精神，是中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进入现代文明世界所必需的完整的先进文化代表的思想体现。
四、借助经济杠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方面，我们注意到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导致中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处在快速的商业流通中。例如许多有价值的少数民族文物流失，许多有价值的少数民族工艺品被贱卖，许多有价值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遗存在所谓的“城市开发”、“旧城改造”中遭遇毁灭性破坏，从而表现为经济一体化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迅速消亡。摆在我们各级人民政府面前的重要任务就是迅速建立起一种有效机制，遏制少数民族文化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的边缘化趋势。
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传统的非物质文化保护，也可以同样借助经济杠杆，即借助市场经济之手、商品经济之手。例如少数民族民间工艺品的开发――像开发天津杨柳青的年画、山东潍坊的风筝、陕北的剪纸、兰州的刻葫芦那样，开发本民族的民间工艺品（如新疆的铜器、甘肃的保安刀具），可以给当地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繁荣与可观效益。又如少数民族风情旅游产品的开发（如四川藏族的九寨沟、云南纳西族的江南大研古镇。但粗俗、庸俗的所谓“少数民族风情旅游产品”除外），可以使得当地旅游业健康发展，带动相关“三产”的进步。再如民族民间歌舞文化，也可投入到经济建设中来，实现经济上的收益。在这方面，我们经常可见到乌鲁木齐市区内，常有维吾尔族乐手吹着唢呐，弹着热瓦甫，敲着羊皮鼓，为企业开业庆典、商业促销活动助兴，这就不失为保护传统民间艺术的好办法之一。既可以使文化的传承者得以维持相应的经济收入，同时又达到避免少数民族文化的消失，使之得以世代相传。时下各地把原生态的民族文化形式施以加工提炼，为经济建设服务。如各地现在建造的大量“民族风情园”（当然那些粗制滥造的所谓“民族风情园”不包括在内）中，设计安排了很多的民族建筑――例如哈萨克族毡房、蒙古包、傣家竹楼等，其外观虽然是少数民族风格特色的，而内部却是星级装修和现代化的设施。通过这样的做法，把那些普遍受到欢迎的少数民族建筑艺术形式保护下来，也不啻是一个很好的举措。
物质极大丰富以后，人类会逐渐对以往忽视的文化给予关注。中国诸多实力雄厚的现代企业与成功后的企业家，往往会钟情于民族文化事业。企业及企业家们资助文化事业（包括教育、学术、科研、文学、艺术事业）的事现在已经愈来愈多地见诸于报端。鼓动社会各界资助社会公益性质的民族文化事业（尤其是中国不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当是各级政府大力推动、提倡之事，或以行政手段鼓动，或以法律规章引导。人们有理由相信，不需久远的时间，中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被忽视的、尚未被充分意识到的文化潜力，必将在下一阶段释放出来，形成一个大的供给能力，并且催生出一个又一个好的文化市场，为西部地区的经济振兴、社会进步提供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