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成立于2002年，是目前我国教育部设立的唯一一所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研究的人文社科重点基地。中心设有三个主要的研究方向，一是王季思、董每戡二位学者开创的戏剧戏曲研究，二是钟敬文等学者创办的民俗学研究，三是为适应新的需要而设立的“非遗”保护研究。为了解相关研究进展，记者采访了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康保成。
“非遗”研究带动学科转向
记者：康老师，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近年来国内比较热的一个话题，目前已经公布了两批名录，“非遗”总共已经达到一千多项，第三批也已经在评审中，目前国内“非遗”研究情况如何?
康保成：作为一个新提法、新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过去所没有的，但学术界对“非遗”所属的各大领域早就有了很好的研究，比如传统戏剧、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俗等等。在“非遗”保护提出之前，文化部曾经启动过民族民间文艺保护工程，与现在的“非遗”保护在许多方面是重合的。那么有这个名称和没有这个名称有什么区别?既然“非遗”中的十大门类均可以开展研究，那为什么还要纳入到“非遗”中来?我个人的体会是，第一，强调“非物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都必须产生变化。例如，我们过去研究戏曲以剧本文学为主，元杂剧、南戏、关汉卿、《西厢记》、《长生殿》、《桃花扇》……现在，我们需要把视野从剧本、书斋为主调整到以田野和场上演出为主。做学问不仅仅在书斋里，更重要的是走出去，向老艺人请教。这样的调整对我们来说是有挑战性的。第二，强调“文化遗产”，研究目的要落实到传承与保护上来。“遗产”在法学意义上是私人的，遗产继承也是私人的。前面加了“文化”，概念就完全变了，变成公共的了，如果加上“世界级遗产”的头衔，就标志着这是全人类的遗产。例如昆曲成为“世界遗产”，那它就不再只是苏州的、中国的，而变成了全人类的遗产，是全人类共享的。就目前的情况看，以上所说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的转变都正在形成中，形势相当喜人。以戏曲研究的学术会议为例，每年各地召开的昆曲、京剧、地方戏声腔剧种和少数民族戏剧会议表明，戏曲研究再也不是剧本文学研究的一统天下了。
“非遗”保护：制度化是关键
记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有哪些重点、难点?
康保成：就我们这几年的研究情况来看，由于政府介入，文化部牵头，九部委联席会议，四级保护体系以及每两年公布一次国家级名录等等，这些都应该说成绩很大，但是问题也不少。我们应当从对“非遗”的热情、亢奋状态，走向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现在面临的问题，不应当是各省再去争自己有多少“非遗”名录，我有80项，你有70项，我的政绩就比你好，绝对不是这样。现在很多单位都是重申报、轻保护，申报的时候很积极，拿到“非遗名录”也很高兴，但你的保护措施在哪里呢?解决重申报、轻保护要从上而下，从国家的层面看，是否把申报“世界遗产名录”看成政绩而轻视保护呢?
这几年我也去过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例如韩国、日本、新加坡、中国的台湾及香港等地，他们都没有我们这么“狂热”，弄成全民族的一个“运动”。特别在日本，“非遗”的保护早已常态化。1950年，日本的《文化财保护法》正式提出“非遗”(“无形文化财”)。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不仅这部《文化财保护法》日趋完善，更重要的是，遗产保护已经形成一种全民的共识。中国许多地方更多的是在保护遗产的幌子下渗入了商业的因素。当然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非遗”正式进入中国仅仅五年。有时候，开发性保护是需要的，像工艺类的、中医药类的等等。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前期操作不够规范，社会上有将“非遗”泛化的趋势，好像什么东西都是“非遗”了。有些商家厂家趁机打自己的所谓“品牌”，以保护遗产为名行兜售商品之实，把局面搅得很乱。应当承认，这几年文化部门在“非遗”保护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的确也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亟须修正，拖的时间越长，这些积累的问题就越难处理。
记者：您觉得在哪些方面还需要改进我们的保护方式?
康保成：首先要加快立法保护的进度。我们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迟迟未能出台，这对“非遗”保护很不利。当然，立法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既然迟早要做，那就迟做不如早做。有些难点，可以公开拿出来让专家和传承人讨论，组织专门的研讨会，吸收各种不同意见，尽快形成共识。“忠言逆耳”，有关方面不能只听好听的话，有些批评的话对于立法很有建设性，更应受到重视。自2005年以来，关于对“非遗”进行立法保护的论文发表了不少，建议有关方面予以研究和采纳，也可以从中发现人才，让这些人加入到文化部的“非遗”保护专家委员会和立法起草小组。
其次，珍惜自己民族的东西，把宝贝看成宝贝，要有一个保护意识。日本人很珍惜“旧”东西，他们内心的保护意识往往令中国人受到震撼。例如名古屋附近有一个“明治村”，就是把明治时代日本的经典建筑，用移筑的方式保存起来。一个建筑能保存一百多年很不容易，因为街道规划要发生变化，加上地震、战争，绝大部分倒塌了。有两位民间人士倡导建设明治村，不是政府，也不是国家。他们呼吁人们募捐保护，把明治时期日本最有代表性的建筑移筑到这里，使这里成了明治时期日本标志性建筑的博物馆。后来这里也成了一个旅游景点，效果很好。
时代呼唤“文化遗产学”的建立
记者：目前“非遗”的研究队伍情况是怎么样的?
康保成：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队伍正逐渐整合，存在“非遗学科化”的问题，就是建立一门学科，叫做“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把它学科化。最近“非遗”保护推动了整个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光是非物质，而且物质型遗产的研究也在转向，连名称都改了，例如有些原来叫“考古”或“文物研究所”，现在改为“文化遗产研究所”。这就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能不能把“文化遗产学”变成一级学科，其下包括两大门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型的文化遗产。这样的话，研究队伍就有整合的可能，不然各说各话，虽然有些话题相同，但难免自说自话。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就是“关公战秦琼”，你根本说不到一块去。“非遗学”建立以后，学者需要调整他的研究方法、研究宗旨、研究目的，甚至研究对象也有一部分调整。现在的研究机构建立了不少，但需要整合，需要学科化。
记者：结合您的体会，请您谈谈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情况。
康保成：在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大剧种看来问题不大。昆曲，国家特别重视，京剧曾被称为“国剧”，覆盖面极广，几十年、上百年不会濒危。粤剧、秦腔、豫剧、川剧等各省都很重视，有的还有戏校，传承人问题不难解决。问题在小剧种，小剧种往往带有“活化石”性质，可能蕴藏着一些古老戏剧形态的信息，一旦消失，就不会再有了。而小剧种的传承一般是师傅带徒弟，这就有断线的危险。比如广东有全国唯一的西秦戏剧团，他们是文化部命名的“天下第一团”，剧团团长非常担心这些剧种的生存状况。他跟我说，他走了后这个团就演不下去了。广东白字戏状况要好些，它虽然也是濒危剧种，但用方言演唱，当地人可以接受，剧团和观众都比较多。西秦戏用官话演唱，他在一个方言很浓厚的地方用官话演唱，生存就比较困难，像这样的，政府就应该给予特别的关注。现在西秦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过一段时间，传承人老了、去世了，下面人接不上，这个项目就没有了，就要摘牌。这个在国外是有先例的，我们可以借鉴。在日本有些“无形文化财”可能随着城市化无法传承下去，就得把这个项目从“非遗”名录中去掉。我想，如果哪个项目被拿掉了，当地的文化部门应当承担一定责任。你就要检查，资金有没有到位，政府有没有培养学生的措施，等等。
记者：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何建议?
康保成：作为学术研究机构，我们愿意为“非遗”保护做一些事情。最近，我们中心的负责人专门拜访了文化部“非遗”司的主要领导，汇报工作并主动请缨，希望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得到了领导的信任。我们希望有关方面能够倾听学者的意见和建议，人大能在法律上为“非遗”保护提供依据。总之，希望我们的“非遗”保护尽快制度化、有序化、常态化。
本报记者 武勇 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