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第五个文化遗产日之际，记者在调查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化运作时了解到，近年来，在政府和市场推动下，“非遗”项目的外部发展环境有所改善，越来越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出深闺。但与此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也面临着机器制造产品冲击、扶持力度有限等发展瓶颈，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化要走得更远还需多方合力。
对接市场 “非遗”发展迎来新机遇
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靳宗伟说，对于部分“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在给确实有生活困难的传承人给予补贴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的产品进入市场，实现其自身的价值，只有形成“造血功能”，“非遗”才能传承下去。
与旅游景点对接，是“非遗”市场化的最有效手段之一。走进宁夏镇北堡影视城，刺绣、擀毡、打铁、皮影戏、木偶戏、斗鸡、耍猴……50多种民间艺术项目让人目不暇接。记者采访了解到，影城每年划拨50万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经费。对盈利性强的项目，“非遗”传人可通过销售产品赚钱，而对展示类盈利性不强的“非遗”项目，影视城给予民间艺人工资或者补助。
在镇北堡西部影城拥有自己店面的刺绣项目国家级传承人赵桂琴告诉记者，以前刺绣多是兴致而为，也卖不了钱，而现在她创作的作品主要就是通过在影城的店面销售，每年大概能够销出价值在几百元至上千元不等的作品四五十幅。
2008年底，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银川文化城合作，创立了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孵化基地”。对于入驻的“非遗”传承人，文化城给予很多优惠政策，免去了两年房租。结合了文化城的商业意识、民间艺人的技艺以及“非遗”保护中心三者优势，“孵化基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理开发搭建了一个全新的平台。 据主管部门介绍，跟其他入驻的文化单位相比，文化城给“非遗”项目提供了更长的免租期，正是因为认识到“非遗”项目的市场培育期会更长，期望能够给他们提供足够的缓冲时间。
阎淑丽是宁夏贺兰砚制作世家阎家砚的第四代传人。2008年，阎家砚在银川文化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孵化基地”开业之初入驻。“虽然来文化城的游客并没有像预期中那么多，但这里毕竟给阎家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展示平台。”阎淑丽说。
机器制产品围城 手工非遗产品“曲高和寡”
采访中，一些“非遗”保护工作者和手工艺人认为，产品类“非遗”多为手工制作，手工“非遗”产品文化附加值大，因此价格相对较高。然而随着现代科技日渐发达，剪纸、刺绣等原本手工制作的“非遗”产品逐步实现机械制造，生产成本大大降低，价格差异导致手工“非遗”产品陷入“曲高和寡”的尴尬局面。
靳宗伟说，以贺兰砚为例，宁夏市场上80％以上的都是机制砚台，价格从几百元到一两千元不等，但手工砚台至少五六千元，这种价格上的差异导致手工砚台市场严重萎缩。
“由于市场上机制砚台多，价格髙的阎家砚少有人问津。”阎淑丽告诉记者，购买砚台的多是特别爱好砚台的收藏者，一般的游客很少有人愿意出这么髙的价格购买。去年一年共卖出十几方砚台，砚台的平均价格在6000元。 “但不管哪位游客进到我店里，不管他们有没有购买意愿，我都会给他们介绍阎家砚的历史，我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人知道阎家砚。手工制贺兰砚价高除手工成本高外，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文化价值。”阎淑丽说。
刺绣是一项群众基础广泛、艺人遍布全国的“非遗”项目，也是受机制产品冲击较严重的“非遗”项目，近年来机械产刺绣大量出现。“为降低成本改为机械生产，那该项"非遗"的手工性就缺失了，也就不再是农耕文明的珍贵遗产了。”赵桂琴说。
“非遗”市场化仍需多方合力
事实证明，“非遗”市场化靠艺人自己不好走。要么是“封存”，艺人自己自娱自乐；要么仅够艺人“糊口”。“非遗”保护工作者认为， “非遗”市场化仍需多方合力。 首先，政府要从资金和人才方面支持“非遗”艺人打“品牌”。靳宗伟说，一般“非遗”传承人只是一名普通的民间艺人，他们没有能力自己负责产品的研发、制作、包装和销售一条龙的商业运作模式，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应该成为“非遗”市场化的“智囊团”，帮助他们策划、宣传、推销产品。同时，应该设立“非遗”保护和开发专项资金。
其次，对于市场上“非遗”产品鱼目混珠，从保护“非遗”产权角度出发，靳宗伟等建议，应该区别手工和机制的产品，应允许手工“非遗”贴上“非遗”牌明买明卖，让消费者自己选择，维护市场的健康稳定。“一件人工刺绣作品短的耗费一天时间，长的几个月甚至半年时间，而机制刺绣一天能生产上百件，这两种模式出来的产品肯定不能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否则对手工艺人冲击太大。”赵桂琴说。
第三，在适度开发的同时，应尽快修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链条。一些“非遗”传人告诉记者，以前想教徒弟，但没有场地，而且那些年轻人自己也得养家糊口，传承效果并不好。只要能让“非遗”在市场中显现出价值，肯定会有更多年轻人来学习。同时，他们还建议进一步加快“校园传承”的力度。
文章来源：新华网 2010年0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