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兴华1 邵晨2
（1，2.景德镇陶瓷大学 江西 景德镇 333403）
摘 要：李松杰教授关于器物文化的学术专著《物喻中华：器物文化传播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基于对国家形象建设的思考，从具象、直观的器物维度总结了自古以来的中国在不同时期的器物形象，以多重镜像的器物形象折射多变的国家形象，通过中国器物文化的交流展示中华文明对外传播的影响力，揭示新时期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机制，提出构建新型中国国家形象的路径和提升国家形象的新模式。本文通过从器物层面探讨中国的国家形象的建设问题，剖析器物对国家形象的影响力，为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提供重要启发。
关键词：器物文化；国家形象；文化交流；文明互鉴
器物是人类物质文明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在人类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过程中扮演桥梁和纽带的角色。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和不同国家会因价值理念、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的不同从而外化为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信仰，但同一历史时期对器物文明的认知却有惊人的相似观点。也正因为如此，器物文明的交流和互鉴成为人类文明互鉴的基石。器物如何代表了国家形象？伴随着长时段的中外贸易往来，中华器物展示了一个怎样的器物形象，在这一过程中，器物形象又折射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形象？随着器物体系的变化，中国的国家形象又发生了怎样的转变？中华器物对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景德镇陶瓷大学李松杰教授关于器物文化的新作《物喻中华：器物文化传播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针对上述问题展开探讨，“通过器物文化传播的微观视角，整理出器物形象的中观表达，认知器物文化传播对国家形象影响的复杂机制。”[](33)为全面了解器物在中华文明对外影响力和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等诸多问题上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器物文化体系下的国家形象建构
国家形象的塑造是一项从文化观念到器物产品由上而下的系统工程，是各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基石。“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新闻流动中所形成的形象，或者说是一国在他国新闻媒介的新闻言论报道中所呈现的形象。”[]（36）长期以来，国家形象的塑造往往被认为是国家政府的外宣部门对新闻媒体控制之下所对外展示当下国家的状态或形象。“大众传播不仅通过对事实的客观报道来传达一定的信息，同时通过对事实的选择表达无形的意见，在字里行间渗透着资讯传播者的思想和观点，体现一定的立场和政治倾向。”[](62)以新闻媒体为主体的大众传媒本应该是对资讯的客观陈述，但新闻报道总是不可避免地渗透着传播者的思想和观点。由此可见，大众传媒在塑造国家形象时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然而，李松杰教授创造性地提出从器物文化传播层面观照国家形象的塑造，并指出：相比较新闻媒体在国家形象表达中的主观性，器物要比新闻媒体对国家形象的呈现更加直观和稳定，器物更加客观地展示了一个国家民族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价值理念和审美取向，“器物体现国家硬实力，展现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水平与产业体系。器物蕴含国家软实力，传递一个国家的诚信机制、国民素质与创新意识。”[1](35)“器物形象最能反映和体现一个国家的造物技艺和国家实力，彰显一个国家国民素质和文化创新力。”[1](9)国家形象的构建不仅仅依靠国际媒体新闻的塑造，还依靠器物产品在国际传播效果的塑造。
器物可以传递出一个国家或是民族的文化和精神，直观高效地展示了这个国家或民族的国家形象和民族特质。“任何器物都包含着特定的技术和日常生活方式，而这是躲藏在所有器物深处的灵魂。”[](54)同时，器物所蕴含的技术和生活方式对塑造了国家形象有着重要的意义。世界主要大国，如美国利用可口可乐、芭比娃娃等代表美国文化的器物建立了自由民主的国家形象；德国通过机械、汽车、电气、化工等“德国智造”的器物塑造了精益求精的工匠大国形象；法国通过深厚的文化遗产和高奢品等器物塑造了优雅浪漫、华丽时尚的国家形象。总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托于各自的造物能力和文化信仰通过器物体系建立了各自独有的国家形象，面对美、德、法等大国构建的国家形象，中国又将如何应对？在李松杰教授看来，“器物形象是国家形象的‘物化’表达，彰显国家的硬实力，蕴含国家文化软实力。”[1](67)。器物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的形象塑造中均扮演着重要角色，“一个国家优秀的商品或器物通常背后意味着这个国家悠久的文化、文明的国民以及良好的秩序等国家形象。”[1](59)就古老悠久的中国器物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来说，以青铜器、陶瓷器、玉器、丝绸等为代表的技艺精湛、器物精良的古代中国器物形象映射出古代中国文明亲善、繁荣富庶的国家形象；随着近代工业体系在全球扩散，以农产品、手工制品的为主的古老落后的近代中国器物形象映射出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落后保守的国家形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大工业的生产体系在中国开始建立，中国制造与中国智造的器物形象折射出开放创新、毁誉交织的新中国国家形象。
器物文化在塑造国家形象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第一，器物形象背后的造物能力彰显了国家实力。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在器物身上得到展现。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在世界的应用和传播，塑造了强大繁荣的中华帝国形象。近代以来，世界各地区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发明创造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器物，成就了英美等国家世界强国的国家形象。英国人发明的纺纱机和蒸汽动力及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成就英国“日不落”帝国的国家形象；内燃机、电动机和发电机等器物的发明引领世界，推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成就了欧美等世界大国的国家形象。第二，器物形象关乎国家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近代以来，西方迅速确立起来的机器大工业的器物制造体系以高效质优的优势打败了传统手工业器物生产体系，中国手工制作的器物成为了低廉、脆弱的象征，进而被塑造出了落后、保守的中国形象，曾经畅销的中国器物一度在国际上滞销，负面的器物形象甚至成为他国贬低、攻击中国的借口。第三，器物形象是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元素。器物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形象的正负。当以陶瓷、丝绸等为代表的古代中国器物领先世界并通过贸易活动传播到全世界时，中国是强大繁盛的代表；而当近代西方大工业机器生产领先世界时，西方国家则是强大繁荣的象征，反而中国成为落后守旧的形象。先进器物产品代表的正面器物形象塑造出强大繁荣的国家形象，落后器物产品代表的负面器物形象则塑造出落后守旧的国家形象。
二、器物形象折射中国国家形象
中华民族很早就掌握了精湛的造物技艺，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从古代瓷器、金属器、玉石器、丝织品、竹木制品到当下的“中国制造”与“中国智造”，中国器物再次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李松杰教授认为，中国器物文化传播“经历了古代时期、明至清中前期、近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不同的发展阶段，各个时期器物文化传播表现出各自特点，承载了不同的中国形象。”[1](35)李松杰教授还指出，“器物文化传播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影响，已经从简单的器物实用性和文化性影响转变为一个包括了器物背后的技术、价值、文化、审美、理念、意识形态等多维度影响。”[1](35)毫无疑问，中国器物在全世界广泛使用和传播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中国器物形象和国家形象。
古代器物表征了衣冠中华、礼仪之邦的国家形象。中国传统器物吐故纳新，形成了先进强大的造物能力和造物体系，从中国的汉唐时期到明清前期一直引领世界发展，塑造了中华帝国的国家形象。汉唐时期，对于丝织物、陶瓷器、铁器等器物的制造，中华民族已经掌握地炉火纯青，在与周围西域、匈奴、古罗马、古印度、日本、朝鲜等国家和地区的器物交往中，中华民族构筑出“衣冠中华”的国家形象。汉代开通了链接亚、欧、非的“丝绸之路”，开启了以中华器物为中心的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国精美的丝织品、精致的陶瓷器、华美的金银器受到世界各地人们的认可和喜爱，尤其是中国的丝绸，精美到令阿拉伯人感到震惊。阿拉伯人阿布·赛德·哈散这样记述中国的丝绸：“有一位富商对我谈起过一件事，他的话是可以信赖的。某日，这个富商去拜会宦官。那宦官是皇帝派遣来广府的（官吏）。……商人注意到宦官胸口上长着一颗黑痣，这是透过穿在身上的丝绸衣服看见的。据他推测，那宦官至少穿着两件衣服，里外重叠在一起。宦官对他投来的目光感到诧异，便问他说‘你好像老盯住我的胸口，这是怎么回事？’于是，商人回答说：‘透过这件衣服，看到一颗黑痣，我感到十分惊奇！’……商人数过以后才知道，他竟然穿了五件之多，可是黑痣仍能透过这些衣服显现出来。这类最好的丝绸，是未经漂白的生丝。总督穿的丝绸，比这还更精美、更出色。”[]（138）宋元时期，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繁盛，以瓷器、香料、丝织品、金属器等为代表的中国器物继续引领世界贸易，折射了繁荣富庶的中华帝国形象。中国器物通过转口贸易到达欧洲地区，在欧洲地区甚至有中国遍地是黄金的说法。欧洲社会对于中国的物产富饶国家印象主要来源于马可波罗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记述中国的南京丝饶织美：“南京是一大洲，位置在西。居民是偶像教徒，使用纸币，臣属可汗，恃商工而活。有丝甚饶，以织极美金锦及种种绸绢。”[]（335）描述中国四川的香料时称：“其境内有产麝之兽甚众，所以出产麝香甚多。其产珠之湖亦有鱼类不少。野兽若狮、熊、狼、鹿、山猫、羚羊以及种种飞禽之属，为数亦众。其地无葡萄酒，然有一种小麦、稻米、香料所酿之酒，其味甚佳。此州丁香繁殖，亦有一种小树，其叶类月桂树叶，惟较狭长，花白而小，如同丁香。其地亦产生姜、肉桂甚饶，尚有其他香料，皆为吾国从未未见者，所以无须言及。”[8](280)中国生产的丝绸和香料正是欧洲社会所急需的，中国丰富的物产在欧洲社会营造出繁荣富饶的国家形象。出于对中国丰富物产的向往，直接引发了欧洲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明清前期，中国形成了“瓷器、茶叶和丝绸”三位一体的器物对外贸易体制，并伴随着大量的中华文化产品向外传播，“塑造了技术精湛、产品精良的中国器物形象，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建构了经济强大、文化繁盛的大国国家形象。”[1](104)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建立直接开通了中国与欧洲各国的直接贸易，大量中国精美的器物通过海上贸易出口到了欧洲，引发了欧洲社会对中国器物的疯狂崇拜，映射出了中国在欧洲经济强大的国家形象。此外，中国的书籍、绘画等文化产品广泛流传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德国、法国等欧洲地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和谐稳定、礼仪之邦的文化强国。
近代器物外显了落后保守与追求改良的“二元冲突”的国家形象。近代以来，在动荡的国际背景和民族存亡的国家危机之下，中国的国家形象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以西为师”的器物体系“塑造了落后保守与追求改良的‘二元冲突’的中国形象”[1](147)。李松杰教授认为，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是“就中国器物自身而言，其产品质量、装饰风格与文化内涵并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变化的是西方国家的造物体系及其国家利益。”[1](163)来自中国的器物，尤其是瓷器，一开始确实改善很多国家人民的生活，但随着中国瓷器的大量流入，欧洲上层社会逐渐有了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促使他们开始思考瓷器究竟是怎么来的。欧洲人关于瓷器如何来的问题有很多版本，欧洲的许多大家普遍认为瓷器是埋藏在地下很长一段时间再次挖掘出来的产物。后来，随着中国制瓷技术的外传，欧洲人掌握了制瓷的关键，在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下，瓷器的生产效率和质量更高，他们开始对中国瓷器的认同感开始下降，甚至为了销售他们本国生产的瓷器，开始抵制中国瓷器，原本代表优雅、美丽的中国瓷器被他们塑造成脆弱、丑陋的形象。在与西方大工业机器制造的生产体系巨大优越性的对比下，中国传统手工制造的造物体系开始土崩瓦解，昭示了中国衰退落后的国家形象。衰弱的国家形象也给了西方国家侵略中国的机会，直接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为了扭转这一困境，中国开始了“以西为师”的改革历程，在各行各业发起了技术改良运动，不断寻求适合的发展之路，试图提升中国的造物能力，这也展示出了近代中国追求改良的国家形象。
当代器物塑造了中国开放包容、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器物制造实现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转变，折射了当代中国开放包容、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在过去75年的深厚积淀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搭建广交会、上海世博会、进出口博览会等贸易与文化交流平台，积极参加莱比锡博览会、诺可斯维尔博览会、爱知博览会等世界博览会，随着中国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高铁、新能源汽车、无人机、智能手机等高科技产品在世界范围内流通，凭借“中国制造”和“中国智造”的器物形象，中国再次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国家政策的号召下，中国积极探索与世界各国共赢的发展之路。“加强与沿线有关国家的沟通磋商，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投资、资源开发、经贸合作、金融合作、人文交流、生态保护、海上合作等领域，推进了一批条件成熟的重点合作项目。”[]从初级阶段的器物贸易再到之后的中国制造技术不断输送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国由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不仅带动沿线国家制造能力的提升，还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开放包容、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基于器物形象在国际交往中所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意义，新时代的中国“要重视器物形象在国家形象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重视器物自身形象的塑造，提升新时期中国器物造物技艺；还要重视器物形象建构的机制，维护中国器物形象，进而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1](258)以中国的器物形象重塑中国在国际上的国家形象，推进中国器物在国际上的认同和影响力。
三、中外器物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
文明的多样性和多元化是人类历史和当代世界的现实，也是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文明多样性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P524)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中外之间的器物贸易和器物文化将世界各国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已经成为各国人民的共识。
器物贸易密切了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第一，中华器物以强大的使用功能维系着中外人民基本的生活需求，打破地域限制，增进了中国与亚洲各国以及欧洲、非洲等地区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以瓷器、丝绸、香料等为代表的中华器物既然改善了世界人民的物质生活，又提升了人们的艺术想象。瓷器质坚耐用、物美价廉，减少了病菌滋生和疾病传播，提升了世界人民的生活品质，具有很强的实用功能；瓷器还是欧洲绘画艺术、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意象，如在莎士比亚的《一报还一报》、意大利著名画家乔凡尼·贝利尼的名作《诸神的盛宴》等作品中都能看到中国瓷器的身影，中国瓷器为欧洲的文学艺术增添了一抹鲜亮的色彩。被欧洲成为“软黄金”的丝绸柔软坚实，欧洲上层社会用其制作的衣物华美舒适，彰显了其尊贵的社会地位和家族身份。中国香料种类颇多，有胡椒、等食用类香料，还有沉香、麝香、檀香、丁香等药用类香料，食用类香料具有防腐杀菌的作用，可以延长食物的保质期；药用类香料具有防止瘟疫、治病、除臭等功效，香料在欧洲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二，器物制造技术的演进展示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历程。在欧洲与亚洲器物贸易的互通有无中，不仅仅是器物之间的交换，还是造物技术体系之间的借鉴和吸收，更是不同文化之间交流与碰撞。就陶瓷技术而言，虽然欧洲地区也曾考古发现过两万多年烧造的陶器，但是真正的瓷器产生于中国。一千年前，在中国瓷器席卷整个欧洲社会时，中国的手工制瓷技术也逐渐通过阿拉伯地区逐渐传入欧洲和非洲地区，直到大约16-18世纪，欧洲地区的荷兰、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逐渐试制出了欧洲第一批传世的原始软质瓷器以及硬质瓷，在这一过程中，欧洲人逐渐冲破了中国制瓷技术的壁垒，并在19世纪中叶以后，更是在大机器工业生产体系的支撑下，欧洲人生产的瓷器品质精良、成本低廉，“洋瓷”风靡整个世界。到了20世纪，中国利用西方先进的机器生产体系并结合自身深厚的手工业制瓷技术，发展出了集文化、艺术、技术于一体的现代瓷器。在中西器物制造技术持续借鉴和吸收中，中西文化发展出新的样态。正如李松杰教授指出：“任何文明的发展都会吸收借鉴其它文明的优秀成果，中国器物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也在吸收和借鉴其他文明的成果过程中，转变为自身独特的文明样态。”[1](72)第三，内含多层次文化符号的器物促进了中外文化之间交流与融合。器物在日用之外还表达出艺术、知识、精神、思想、宗教等文化符号，正是在器物文化符号的影响下，中外文化进一步交融。然而，但凡不同艺术、知识、精神、思想、宗教等形而上的文化在进行传递和交流时，就必然要借助器物的材质符号、器型符号、纹饰符号、色彩符号等来展示其文化符号。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以青花瓷为代表的中外文化交流。青花瓷由我国独创，其白如凝脂的胎色与蓝如净空的釉彩既展示了中国蒙元文化尚蓝白的文化传统，又展现了中亚、西亚以及阿拉伯地区尚蓝的文化传统，尤其是青花瓷丰富的彩绘纹饰，疏密有致的构图与布局吸收了伊斯兰文化中的清真寺及织毯、丝织品的装饰方法，常见的牡丹纹、莲纹、缠枝纹、龙凤纹等图案符号还是中华汉文化的集中展现。中外交流互相吸收其精华，给各自的文化都注入了新的活力，焕发出新光彩，呈现出新的面貌。
器物贸易建立了中外之间的文明互鉴。第一，在物的交往下，中国向世界展现出“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中国对外的器物贸易从古至今都不是空洞的商品，而是涵摄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生活理念、价值取向、美学思想和人文精神。《考工记》中就揭示了中国古人制器四项的基本准则：“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117)“天时、地气、材美、工巧”无一不展现了中国器物“天人合一”的境界。其中，“天时、地气、材美”以遵循自然之理为基础，而“工巧”强调了人的创造力，四项制器准则集中展示了中国器物“以自然为本、以人为要”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中国的陶瓷器、丝绸、漆器、金属器、木制器等器物正是在此境界的基础不断被创制出来，随着中国器物通过丝路在非洲、欧洲等更大范围内的使用，中国“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念进一步被传播，他们也逐渐掌握了制器的要领，创制出了波斯风格的陶瓷、波斯锦等器物。中华文明不仅为这些地区的人们带去了新的生活方式，而且还在这些地区创生出了新的意义；第二，在物的往来下，中国向世界传递出“美美与共”的生命观。中外文明“各美其美”，代表中华文明的器物有着自己的亮点，而代表欧洲文明、非洲文明的器物也有其各自的闪光点，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往绝不是掠夺欺诈、殖民占有，而是以平等尊重的原则交往。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颁布的对外方针即可证明这一点：“与远迩相安于无事，共享太平之福。”①郑和七下西洋秉承着“二平贸易”的交往宗旨，尊重异域风俗，沿途赠送各国国王丝绸、金银、瓷器等器物，并沿途与当地百姓用中国的金银、瓷器、丝绸、茶叶等价换取当地的乳香、象牙等器物，互通有无。中华文明的交往模式与西方殖民掠夺的交往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华文明与其他的文明的交往始终是在尊重其他文明的基础上进行的，既欣赏本民族文明、保持本民族文明的文化自信，也尊重欣赏其他民族的文明，依靠驼队和善意、宝船和友谊，一代代丝路人构筑起了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促进了世界文明共同繁荣；第三，在物的流通下，中国向世界展示出“和而不同”的宇宙观。器物贸易使得世界主要文明的中华文明、中亚文明、欧洲文明、非洲文明联系在一起，在中外器物的流通下，中华文明向世界展示自身的文化精髓，还积极吸收和融合优秀外来文化，同时，外来文明积极借鉴中华文明的优秀成果，中外文明共同实现繁荣发展。中华文明追求的“和”绝对不是简单的同质化，而是在文明多样性中寻求共存与和谐。“和而不同”的观念使得中华文明摒弃以强凌弱的霸权思维遵循平等公正的原则与其他文明对话，为不同文明互动与交流创造了空间。“和而不同”的理念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结语
《物喻中华：器物文化传播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是李松杰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该书以历史学的学术背景和人类学、传播学的视角，在中国古代社会生发的华夷、胡汉、中外几个宏大历史场景中，揭示了器物文化建构的“中国形象”：衣冠中华、丝绸之国、中华帝国、世界制造大国等形象。“礼仪之大曰夏，服饰之美曰华”，中华民族的最初标识就是精美器物以及庄严的仪式。在人类文化和文明史上，器物一直是忠实的记录者和精神文化的观照者。伴随人类贸易、迁徙、战争等交往行为，器物也在宏大的历史时空中流动和传播。北方草原之路、中欧陆上丝绸之路、南方海上陶瓷之路等是这些历史场景的证明。这些器物贸易的商路，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和平之路，传递了器物文化在国家形象建构中的重要作用，外化为历时性的叠加模式与共时性的互动影响机制。李松杰教授认为，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国度、不同文化之间器物的交流和传播表明：不管山长水远和阻力重重，人类之间各个层面的交往交流是无法隔断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常态。书中还以宏大的历史叙事和简洁的逻辑结构，记录了洋务运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理念，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的工业化理想和现代化情结，也通过历史上器物文化的强大影响和近现代以来中华器物文化的复兴，喻示中华文明的辉煌——衰落——重振辉煌的发展历程。与此同时本书还通过大量史实和资料证明：在近代中西文化碰撞和变迁的语境下，对器物、制度、文化的全面反思和实业救国行动是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开端，也是中国仁人志士自醒自强心路历程的起点。
从物质文化和传播学的视角，以长时段中外物质文化交流为对象，结合世界上不同地区民众生活方式和日常器物进行器物、技术、文化交流和国家的形象综合性研究，在全球化语境中讲述中国故事，是当代人文学科研究新的领域和方向。不少学者在这个领域深耕也取得了可喜成果，李松杰教授的成果是其中之一，这些研究有助于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多维度建构国家形象，也有利于读者更客观地在心中建构一个悠久辉煌的中华器物文化形象。当你打开这本书时，自然而然地随作者一同回望中国辉煌灿烂的器物文明史。眼前呈现的是以陶器、玉器、青铜器、金银器、漆器、丝织品等为代表的精美器物；耳边响起的是丝绸古道上的驼铃声声、海上瓷路上的涛天巨浪；情感深处涌起的是对历代工匠的由衷敬意和对中华文明的高度认同。你的思绪也会跟随书中的文字、图片而穿越历史时空，想象着制陶工匠的陶轮飞动，沉醉于铸铜工坊的陶模物象，惊叹于能工巧匠的造物神奇，震撼于华夏造物体系的博大精深。《物喻中华：器物文化传播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是一本视角新颖、材料丰富、观点出新，既具学术性又兼可读性的著作。正基于此，我十分乐意向学界和读者推荐《物喻中华：器物文化传播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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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内蒙古艺术学院学报》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