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间
——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常山战鼓
王永健于 宙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029）
摘 要： 常山战鼓艺术是流行于河北省正定县一带乡村的鼓乐艺术形式。通过对其的田野调查，从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对常山战鼓的基本概况与文化生态、历史变迁与现代性语境下的重构，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的艺术传承作一探讨。
关键词：常山战鼓；艺术人类学；功能；传承
艺术人类学是一门跨学科的学术研究视野，一种认识人类文化和人类艺术的方法论。[1]艺术人类学研究倡导从单纯的艺术品或艺术活动研究中走出来，将一个具体的艺术品或艺术活动置于其存在和发生的社会环境、生态环境下进行研究，探讨艺术品或艺术活动所包含的社会文化意义以及在社会中的重要价值。在对常山战鼓艺术的考察中，笔者运用艺术人类学的方法和视角，着重对常山战鼓的基本概况与文化生态、历史变迁与现代性语境下的重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常山战鼓艺术的传承进行探讨。
自2010年5月至今，笔者多次赴正定乡村考察战鼓艺术，本文涉及的论述是正在进行中的研究工作，也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笔者对常山战鼓的关注源于正定城隍庙会考察，当看到如此众多村子的战鼓队伍浩浩荡荡赴城隍庙赶会，庙前锣鼓喧天，人声鼎沸，表演者个个英姿飒爽、斗志昂扬，赶会乡民沉浸于隆隆鼓乐声中，整个场景蔚为壮观。笔者被这种狂欢式的乡民艺术表演所感染。由此，笔者思考常山战鼓在正定乡村何以分布如此之广？乡民对战鼓缘何如此之“痴”？常山战鼓在遭遇现代社会之后发生了哪些变迁与重构？承载于常山战鼓背后的意义世界是什么？常山战鼓的传承是怎样的？带着这些疑问，笔者走进了正定乡村，试图以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和方法对常山战鼓艺术进行田野考察。
二、鼓与常山战鼓
鼓之源流可以追溯至远古时期，是最古老的乐器之一。四千多年前的“鼍鼓”，公元前16世纪甲骨文中大同小异的35种鼓字，足以显示鼓的悠久历史。原始乐舞“伊耆氏之乐”中便有使用土鼓的记载，“土鼓、蒉桴、苇龠，伊耆氏之乐也。”[2](443)（《礼记·明堂位》）在历代典籍中，对于鼓的描述颇多，《山海经·大荒东经》中有一段关于鼓的神话传说：“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 以其皮为鼓，撅之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3](203)黄帝大败蚩尤于涿鹿，夔皮鼓发挥了威慑敌军、鼓舞士气的作用，是战争取胜的一个法宝。据史载，明代正定地区有大量军队屯集，我们现在看到的正定的一些民间舞蹈除了引进的一部分外，有的是成型于此时的，如表现战事的大鼓、花叉、架鼓（战鼓）等等。正定地区的民间花会历史是十分悠久的，而其中的一些代表性民间舞蹈，如“常山战鼓”的成型，应不晚于明清时期。[4](264)可以想见，正定县战鼓文化之悠久是有历史渊源的。
古城正定，地处冀中平原，隶属于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历史上曾称“常山、真定”，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正定县辖1街5镇4乡，174个行政村，人口466807人(见图1)。常山战鼓艺术流行于当地乡村，深受乡民热爱。因正定历史上乃常山郡（三国名将赵子龙故里）所在地而得名,时至今日，在重要的节日庆典、庙会和老百姓的婚嫁等民俗活动中，依然保持着其旺盛的生命力。2008年6月，常山战鼓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图1 正定县地图
1.鼓队概况
常山战鼓盛于明清至建国后，几乎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战鼓队伍。文化大革命时期式微，战鼓演出停滞，鼓队解散，乐器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改革开放之后战鼓艺术重新复兴，许多村子鼓队得以重建，战鼓表演的热情被重新激活。考察中，乡民们一呼百应、忘物忘我的“痴鼓情”，在笔者心中留下深深印记。我们选取现今尚具一定规模的战鼓乐队作为考察对象，以期能够说明常山战鼓之现状。共选取21支队伍，其中村办队伍19支，分布于正定镇8村，南牛乡4村，北早现乡4村，新安镇2村，诸福屯镇1村；中学鼓队1支，弘文中学鼓乐队；企业鼓队1支，纳爱斯公司鼓乐队。各支鼓队的基本情况介绍见下表：
表1. 各支鼓队基本情况表
常山战鼓属于群众性广场艺术形式，透过上表可以看出，战鼓队伍至少40人方成规模，多者甚或达到150人左右，壮观程度可以想见。队员们变换不同的队形，可以是圆形或者面对面一字形的长蛇阵，鼓手们用彩绸将鼓系在腰间，手执鼓槌敲击，时击鼓面，时击鼓边，或鼓槌相击，鼓点变化万千。紧急时犹如千军万马驰骋杀场。轻缓时，如同天女散花，闲庭信步。击鼓者与击钹者配合默契，以“翻打”、“花击”、“出手”、“搓音”、“挽花”、“蹦跳”等优美动作，把鼓槌与花钹拍击的上下翻飞，铿锵有力，令人目不暇接，精神为之大振。②村办战鼓队主要用于村落礼俗生活和乡民娱乐，因此活动的区域相对固定，亦有一些队伍承接商业演出。弘文中学战鼓队成立于2005年9月，由本校初、高中部的学生组成，他们充满青春活力，是最年轻的战鼓队伍，2008年应北京奥组委邀请，参加奥运迎宾鼓乐仪仗队和北京奥运文化广场演出活动。纳爱斯战鼓队为企业主办，由本厂员工150余人组成，规模最大，主要工作为宣扬企业文化，也承接一定的商业演出。
2.乐器概况
表2.乐器一览表
图2.战鼓
图3.钹
图4.大鼓
常山战鼓所用乐器为战鼓（图2）、大鼓（图4）和钹（图3），也有个别鼓队加锣和铃两种响器。大鼓一般需4人同时敲击，战鼓由1人挎于腰间演奏，钹由1人演奏。乐器均为打击乐器，以大鼓和小鼓为主奏乐器，辅以铜制响器钹，音响宏大，气势磅礴。
3.战鼓艺术的文化生态
民间礼俗是承载众多民间艺术的平台，多种音声技艺形式构成礼俗内容的丰富性，音声技艺形式对于民间礼俗进行着有效地支撑。[5]战鼓艺术依托于庙会和传统节庆民俗活动而存在，不是孤立存在的纯审美性娱乐性艺术活动，战鼓艺术承载了一定的民俗意涵，是庙会或传统节庆祭典活动和乡民感情宣泄的有效载体。笔者结合正定传统城隍庙会和腊会来阐释战鼓艺术的文化生态问题。
正定有俗，农历五月十七盛行赶城隍庙会。城隍信仰是中国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众中有着深厚的土壤。围绕城隍信仰展开的一系列民俗活动，体现了中国民众宗教意识的独特之处——即能够随时随地地满足人们的世俗要求和实用心理。关于正定城隍庙会，有一传说，滹沱河南岸某村一位老太太带着十七八岁的姑娘到城隍庙烧香磕头。忽然，城隍爷的扇子飘落在姑娘手中，老太太急忙说：“你这闺女怎么敢拿城隍爷的扇子呀！快给他老人家送回去。”二人转身要走，扇子又落在姑娘手里。老太太生气地说：“怎么你又拿城隍爷的扇子呀！这回送回去不许再拿了。”二人未出门，扇子又落在姑娘手里。老太太心领神会地笑着说：“扇子三番两次地到你手中，这是城隍爷要送给你这把扇子，你就要了吧。”姑娘回家后，卧床不起。第三天，她嫂子进屋看望，把被子一揭，只见两条大花蛇盘踞在炕上，转眼又不见了。消息传出，一些迷信鬼神的人认为是城隍爷把姑娘娶走了，于是就抬上纸糊的花轿和姑娘“替身”到城隍庙焚化，为城隍祝贺结婚之喜。这一天正是五月十七，后来人们就把五月十七作为城隍庙的庙会。滹沱河南岸一些迷信神鬼的中老年妇女，以城隍奶奶娘家人的身份，于五月十六下午到庙里，在城隍奶奶身边守候一夜，以表示跟城隍爷是亲戚，祈祷不要再从那里娶媳妇。城北一些迷信神鬼的人也怕城隍爷要姑娘，五月十七这天也抬上纸糊的花轿和姑娘“替身”到城隍庙焚化，表示已经给城隍爷送来了媳妇。几经发展，城隍庙会已经成为正定县最大的庙会。据《古郡常山新志》记载，民国时期正定的县长吴赞周举行“进架”活动，全县各村的鼓队排成长龙聚集在城隍庙举行祭祀活动，场面壮观。③城隍庙会这天每个村子的赶会队伍浩浩荡荡绵延数百米，由本村出发步行前往位于县城的城隍庙纳祥祈福。战鼓是必不可少的，鼓队走在队伍的前方，隆隆的鼓声响彻四野，它震慑邪恶，开辟一条坦途大道，又渲染喜庆热闹的气氛，随从乡民手捧贡品，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路上途经邻近的村子，该村的鼓队便会在村口迎接，然后两个鼓队相聚一起继续敲鼓前行，一路上人越聚越多，最终以浩浩荡荡的多支鼓队共进城隍庙，足以显示乡民艺术和文化生活的繁荣。这种群众参与的大型民俗活动，让每一个人都强烈地感受到信仰的感召力和集体的大团结。腊会是正定城关民众除夕守时的民间信仰和娱乐活动。通常以街道为单位聚集几十人，百多人不等，扛纱灯、玻璃灯、纸灯笼者结成队伍，队前鼓乐开路，唢呐笙管殿后，走遍城关各街道，互致节日的祝贺。各街巷男女老幼聚集门首、街头观灯、赏乐，直至深夜。正月十六日白天，用同于除夕之夜的形式，扛灯奏乐，上街游行，谓之“送会”，以示春节文娱活动到此结束。④腊会举办之夜，鼓乐具有极高的地位，在乡民们游历各街的过程中，扮演着开路先锋的角色，鼓声大作响彻云霄，妖魔鬼怪闻声丧胆，纷纷逃之夭夭。“正定乡民把年节当作一个美好开始的起点。让震耳欲聋的击鼓筛锣、舞铙抛钹、鞭炮声声，把一切不祥之气，赶出家院，驱出门外，抛置脑后。”[6](181)
可以看出，战鼓在正定的民俗活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依托于民俗活动而兴，为民俗活动服务。民俗活动为战鼓艺术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二者相依共生，共同促进。
三、战鼓的历史变迁与现代性语境中的重构
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战鼓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之嬗变，使它在面对现代性的同时，自身发生了一系列的变迁与重构。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现代性在消解传统的同时又在重建传统。”也就是说，现代性摧毁了传统，然而现代性与传统的合作对于现代社会的早期发展又是至关重要的。[7](111)笔者试图将战鼓置于它特有的历史语境中，以期动态的看待战鼓的历史变迁，这受益于结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启发，“如果一个人将其研究完全局限于一个社会的现时的生活，那么他首先就会沦为一种幻觉的牺牲品。因为一切都是历史：昨天所讲的是历史，一分钟之前所讲的也是历史。但首先，人们将被导致对现时做出错误判断，因为只有对历史发展的研究才使人们得以去衡量和评价当今社会的各个构成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8](15)所以历史变迁的研究是笔者重视的。在此篇章中，笔者将着重从功能转换的角度对战鼓的历史变迁与现代重构做论述。
1.历史变迁与社会功能之重构
战鼓在生成初期，主要用于军事、通讯、典礼等活动中，是出于实用的功能。据《乐书·唐六典》载：“凡军鼓之制有三，一曰铜鼓，二曰战鼓，三曰铙鼓。历史上战鼓主要应用于军队之中，战鼓凭借其声音或外形有形或无形地产生传递信号、震慑敌人或迎神驱鬼等等功用。在历史体裁的电影或电视剧中，恢弘的战斗场面，千军万马驰骋沙场，总是伴着隆隆的击鼓声而进行。后来慢慢地藉由其丰富的音响与鲜明的节奏，人们开始将鼓当做一种审美的乐器，应用于日常娱乐或民间游艺之歌舞音乐中，鼓就开始具有了音乐艺术的表现力。随着历史语境的改变，战鼓的功能发生了变化，于战争中鼓舞士气、威慑敌军而使用的实用功能已退化。但战鼓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以一种艺术的形式保留了下来。“传统并不完全是静态的，因为它必然要被从上一时代继承文化遗产的每一新生代加以再创造。”[9](33)战鼓的功能在现代性的语境中发生了重构，成为乡民庙会或传统节庆活动祭典和感情宣泄的有效载体。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凡是昔日曾满足过昔日人们的需要的器物和行为方式，而不能满足当前人的需要，也就会被人们所抛弃，成为死的历史了。当然说‘死的历史’并不正确，因为文化中的死和活并不同于生物的生和死。文化中的要素，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在对人们发生‘功能’时是活的，不再发生功能时还不能说是死。因为在物质是死不能复生的，而在文化界或在人文世界里，一件文物或一种制度的功能可以变化，从满足这种需要转去满足另一种需要，而且一时失去功能的文物、制度也可以在另一时期又起作用，重又复活。”[7](13)常山战鼓在当下被广泛应用于传统节日、庙会和老百姓的婚丧嫁娶等民俗事象中，具有了娱乐、团结族群、化解族员之间矛盾的新功能。
战鼓作为一种群众性广场表演艺术，在表演者和观众之间都有着极好的“人缘儿”，奏者与赏者在心灵与情感上会很自然地产生共鸣。在乡民看来，本村拥有鼓队是关乎村子实力和脸面的大事。哪个村子战鼓队的演员多、战鼓多、鼓点套数多、队形变化多是引以为豪的事情。在庙会或传统节日时候，两个村子的战鼓队在演出时相遇，“斗鼓”在所难免，而且一定要决出雌雄。哪个鼓队音响更为热烈，花样更多、能够招徕更多的观众，从而把对方的势头压下去方可罢休。取胜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是鼓队凝聚力的强势和成员之间配合的紧密。“社会学的一条重要定律是，当一个群体作为一个整体感到自己与其他群体形成对立时，这个群体的团结就会增强。”[10](243)“社会群体作为一个群体而存在要靠其凝聚力来维持，而其凝聚力则直接取决于是否存在一个能将群体成员彼此粘合在一起的集体情感体系或情感倾向体系。”[10](213)由此我们想到，在这类具有节日表演性质的乡民战鼓艺术活动中，集体狂欢是表象，其本质在于通过对集体意志的反复表达，强化集体内部成员之间的文化认同；同时，“对外表演群体文化，期望对周边社区有所影响。这是乡民艺术表演中对于集体内“文化强化”与集体外“文化强调”的实现路径。”[11](203)战鼓艺术在维系乡民之间关系，增强村子的凝聚力等方面发挥了特殊而有效的“社会功能”，战鼓功能在现代社会有了新的重构。
生活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的乡民，无论是击鼓者抑或赏鼓者，大家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生活于社会中的人，难免会被柴米油盐等具体俗事所累、为世故人情所左右，因此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在所难免。需要彼此之间相互配合、协同表演的战鼓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调节村与村、人与人、人与村之间和睦相处的“润滑剂”。每当庙会或传统节日，平时忙碌的乡民聚集在一起，村中的文化广场成为人们狂欢和交流的场所。战鼓艺术为乡民搭建了一个情感与心灵交流的平台。笔者在西关村采访时听说一个生动的事例。A村民与B村民家有些矛盾，两家不相往来。但是两家人都爱好敲鼓，腊月里鼓队召集大家排练，在队长（或会首）的主导下，积有前嫌的两位当事者——鼓手，必须在鼓乐的“协奏”中相互配合，因相互配合而缓怨、亲近，进而和解。再后来，B村民主动去喊A村民到鼓队排练，两家的关系得到了彻底改善。⑤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常山战鼓不仅于繁荣乡民业余文化生活、强健体魄有很好的作用，而且使整个村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更加和谐。村里打麻将赌博的人少了，吵架的事少了，邻里之间关系更加和睦了。可以说战鼓艺术在调节乡民之间关系和引领乡民倡导健康文化生活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现代性社会语境中娱乐性和商品性的建构
如果说，常山战鼓产生之初，用于战争和祭祀等民俗活动的实用功能比较突出，具有神圣性。而随着历史的变迁，尤其是在今天现代性的语境中，它的文化认同功能和娱乐功能则更加突出。尤其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使常山战鼓艺术展演的商品属性建构成为可能。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常山战鼓的世俗性、娱乐性意味愈加明显。战鼓艺术作为丰富老百姓精神生活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兼具了娱神和娱人的双重功能。据小客村战鼓艺人刘师傅说：“传统节庆时候大家聚集敲鼓表演是约定俗成的，都会踊跃参加。在农闲时候，尤其是步入冬季，每天晚上大家都会聚在一起敲一会，一来是大家喜欢敲，能够从敲鼓中找到乐子，丰富业余生活；二来可以互相切磋学习。”⑥在当地乡民中战鼓艺术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发展相当繁荣，老百姓对此项艺术的钟爱远超乎我们的想象。晚饭后、重要节日、庙会等场合，只要鼓声一响，乡亲们就会迅速聚集到一起。用老百姓的话讲：“哪怕饭吃到一半也要赶快往敲鼓场地跑”。学习敲鼓对于村民来说成为一件相当荣耀的事情，某种程度上甚或体现一个家族在村中的地位。特别是那些初学者，非常痴迷，经常凑到一起切磋交流学习敲击的心得，都想尽快学成以加入鼓队演出。在表演过程中，从每位“演员”到每位观众，人人都很“入戏”。人们通过敲鼓娱乐，表演者在展演中力争实现自己的价值——得到人们的赏识和赞扬，参与者发挥了自己的主体意识，体验到了精神上的愉悦。这便是战鼓艺术的特殊魅力，也是乡民们朴素的“集体欢腾”。
常山战鼓由过去无明确经济目的，依靠民俗活动等供养，到今天现代性社会语境中，商品经济日益发展，有组织的商业演出也随之出现，常山战鼓在面对市场经济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变迁。这其中不是一种坚守与否的问题，而是一种发展的必然。各种鼓队具体情况不一，论述如下：村办战鼓队主要服务于本村的传统节庆、民俗活动和乡民自娱。商业性演出是近几年出现的，而且不是每个村办队伍都会承接到商业演出。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演员多、鼓技好、花样多的村办鼓队才会被邀请参加商业性演出，而演员少、鼓技一般的鼓队则鲜有人问津。每次参加演出，队员们会得到60-80元不等的报酬。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出现了奔走于战鼓演出业务联络的经纪人，他们游走于鼓队和东家之间，客观上为战鼓加强与外界联系起到了很好的媒介作用。前文所述弘文中学战鼓队和纳爱斯企业战鼓队，与村办鼓队相比承接到的商业性演出更多。他们鼓队人数多、队员年轻充满活力，很多商场开业或婚礼庆典等场合会邀请他们前来表演。
四、战鼓艺术的传承
常山战鼓作为一门历史悠久的民间艺术，传承有它自身固有的一套方式和体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尤其是2003年以来，国家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常山战鼓的传承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问题，值得学界关注。
1.传承方式
常山战鼓以师傅带徒弟的口传心授传艺方式为主。师傅一般为本村年长的鼓手，徒弟为本村村民，也有一些其他村落慕名而来的求学者。据艺人们介绍，学习敲鼓一般安排在晚上，晚饭后徒弟们聚到师傅家，听师傅传授鼓点，通常学习敲鼓需要具备较好的背诵鼓点的能力，练习打鼓点先要在自己的膝盖上模敲，等熟练之后再到鼓上去试敲。一些痴迷的学艺者有空就在膝盖上练习，甚至有时候把膝盖拍肿，经过长久的实践训练而后铭记于心。
2.来自于家族和村落传承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的观点，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笔者借用此观点来喻指家庭和村落对于战鼓艺术传承的态度和所为。
中国农村传统意义上是一个以家族家庭为本位的半封闭型乡土社会，家族家庭和村落社会组织是村落中并立的权力系统。在传统乡土社会中，个人和家庭力量渺小，生活中的不快或境遇的骤变都使他们企望从神灵崇拜中寻得慰藉。乡民们欲求形成血缘、地缘甚或业缘等方面相对固定的集合体或组织机构，借助集体的力量来强化个体。正如钟敬文先生所言：“这种近乎神秘的民俗文化凝聚力，不但要使朝夕生活、呼吸在一起的成员，被那无形的仙绳捆束在一起，把现在活着的人跟已经逝去的祖宗、前辈连结在一起；而且它还把那些分散在世界五大洲的华侨、华裔的人们也团结在一起”。[12](6)战鼓艺术很自然地充当了维系这种关系良性发展的纽带，因此对于战鼓的学习与传承成为了乡民们的文化自觉。
3.传承主体的变化
自常山战鼓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以来，常山战鼓的传承日益受到重视。譬如学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有所担当，中小学生作为新的传承主体的出现。正如笔者在前文鼓队概况表格中提及的弘文中学鼓队。每年从学生中精选100名男生和100名女生入战鼓队，把鼓谱教授列入音乐和体育课程的内容，他们是常山战鼓最为年轻、最具活力的新传承主体。[13](190)他们舞动青春，为常山战鼓的传承注入了新的生机。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村办鼓队的组成人员在近30年中的一个动态演变。改革开放以来民间艺术复兴，演员以男性艺人为主，鲜有女性演员出现。但是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农业机械化日渐普及，劳动效率明显提高，土地耕种已经不需要很多劳动力。“打工潮”勃兴，村落中的男性劳力大多外出打工，村落中留守人员以老人、妇女和儿童为主，在战鼓表演中女性演员的比重日渐突出，有的鼓队甚至是清一色的“娘子军”，譬如西关村战鼓队的情况便是如此。此演变在全国各地的群众性乡民艺术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对于民间艺术的传承以及承载的意义体系而言孰好孰坏？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很难用只言片语说清楚，但确是当下值得学界重视的。
五、结 语
常山战鼓历经几百年的发展与变迁，在现代性语境中发生了变迁与重构。在功能上，在战争中的实用功能向传统节庆、民俗活动等祭祀功能的转变，进而延展到凝聚村落、团结乡民的意义层面；在仪式上，从固有的神圣性向娱乐性和商品性转变；在传承上，常山战鼓拥有自己的传承体系和方式，在坚持民间传统乡民自觉的师徒传承的同时，战鼓艺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走进校园，学校教育成为一条新的传承路径，中小学生成为新的传承人，这是学校教育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担当。可以说，常山战鼓既传统又现代，从表面上看，传统文化得以延续和彰显，从深层来看，这些重构是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发明和创造，是传统文化作为现代符号进行建构过程中自身因子的更新。当然常山战鼓在发展和传承中也有一些令我们担忧之处，如商品经济的过多介入对战鼓艺术发展的影响，男演员流失，女性演员对战鼓传承的隐忧等。但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坚持以常山战鼓保护为基础，以战鼓艺术传承为核心，以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保存为重点，正确处理好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关系，以期常山战鼓在现代性语境中能够得到良性的保护和发展。
常山战鼓悠久而纯朴，是中国民间艺术的一朵奇葩，既有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形式，又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它犹如燕赵文化的一块“三棱镜”，折射出生活在华北平原上人们传统的民间音乐艺术、民间精神信仰和民间生活方式，显示着燕赵传统文化的流脉，具有艺术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mong People
——Changshan war dru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of art
WANG Yong-jian, YU Zhou
(<?ResearchCenter for Anthropology of Art, ChinaAcademy of Art, Beijing 100029 )
Abstract: Changshan war drum music art is popular in the villages of Zhengding County of Hebei Province.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from cultural anthropology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tries to discusses the basic overview and cultural ecology of Changshan war drum, the change of histor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ity context, as well as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ey words: Changshan war drum; the anthropology of art; function; inherit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