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第13期读书会
时间：2011年6月14日上午9点
地点：行政楼531会议室
主讲人：王能宪（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
主持人：方李莉
参加者：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全体研究人员，中国艺术研究院部分研究人员及研究生们
录音整理：侯百川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晚年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贡献。在我的印象中，费老提出文化自觉的时间较早，第一次应该是在日本东京的一个国际会议上。这是学者的文化自觉。中央高层的文化自觉，以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提出“两大一新”为标志。（“两大一新”，即“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我认为这里提到的“自觉”应该是引用了费老的思想。
更准确地说，“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并不是首先在十七大提出的，而是十七大之前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最早提出来的。总书记讲话没两天，《求是》杂志就跟我约稿，希望我以总书记原话“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题写一篇稿子。我当时还在广州出差，写完以后，他们说要送审。后来说，中宣部好几位领导都审阅了，非常重视，要作为重点文章推出，这样就不好以个人名义发表了。最后经过协商，以“文化部党组”的名义发表在2007年《求是》杂志第20期上，正好是十七大召开期间。
去年（2010），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在《求是文稿》发表了一篇长文，题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署名“云杉”）。这篇文章充分而透彻地阐述了对文化问题的看法，表明了中央高层对文化建设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从学者的文化自觉到高层领导的文化自觉，我们可以看到费老“文化自觉”的思想不断深入人心。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自觉呢？费老的文化自觉核心有两点：一是正确认识自己的文化；二是正确对待别人的文化。如何正确认识自己的文化？对当下中国的文化建设而言，就是要很好地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如何对待别人的文化？费老的意思是在文化上应该互相学习、借鉴、交流和融合，尤其是在这个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决不能封闭。我们要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文化群体之间，既要充分认识和坚守自己的文化，又要学习借鉴他人的文化，彼此尊重、相互学习，“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样才会有一个和谐美好的世界。这就是费孝通先生的思想遗产。
今天，我想在费老的两点之上再谈两点，一共讲四个方面的问题，谈谈我对文化自觉的理解。
一、如何对待传统文化
已经过去的二十世纪这一百年，有人说是中国“三千年未见之大变局”，这话一点也不夸张。一百年来，发生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大事件。主要有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第二件大事，成立了新中国；第三件大事，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在这三件大事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甚至是戕害。“五四”提出打倒孔家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同时，由于社会的急剧变革，当时的学者和思想家是有偏颇之处的。我们回过头来看，新文化运动当中的某些口号如“将线装书和方块字统统扔进茅坑”就过分激进，这是不现实的，也办不到，因为人不可能割断传统。再后来，“文革”就达到了反传统文化的顶峰，使我们的传统文化遭受了灭顶之灾。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对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进行批判性地继承，“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然而文革时期，只有一味地批判，完全谈不上什么继承。改革开放后，我们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西方文化随着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引进管理等一系列举措涌入了国门，泥沙俱下。西方的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及其他一些腐朽没落思想对我们青年一代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他们以为外国的都是时尚的、值得追崇的，传统的都是落后的、应当抛弃的。综上所述，这一百年来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遭受了极大的冲击和损害。
在这种时代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之下，长期以来我们的中小学教科书及大学教材中传统文化的比重太少。记得恢复高考以后，《参考消息》全文转载了台湾的高考语文试卷，文言文的试题差不多占了百分之七十。而同一时期，大陆高考语文试卷仅有一点文言文的标点翻译之类，比重仅占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的样子。后来逐步增加，现在也不过占到百分之二十、三十，依然远远少于台湾。“文革”的时候，我们的中小学生天天读“老三篇”；而台湾的学生则是每天一小时读《论语》和三民主义。因为当时蒋介石在台湾推行中华传统文化复兴运动。前年（2009），我带团到台湾举行两岸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展，在台湾待了整整一个月时间，与台湾文化界人士有广泛的接触，他们说，老蒋在台湾做了不少坏事，但推行中华传统文化复兴运动，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前任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同志曾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一次研讨会上说过：过去很多人认为台湾、香港是文化沙漠，现在看来这种看法不一定对，起码在传统文化的保存方面，台湾要比大陆好。
前几年，连战、宋楚瑜来大陆，我们给予了很高的礼遇，电视台几乎全程进行了现场直播。连战和宋楚瑜虽然都是在美国获的博士学位，但是从他们的演讲、题辞、乃至即席讲话都可以看出来，他们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都很深厚。而我们那位清华大学校长，与宋楚瑜互赠礼品的时候就出了问题。礼品是张仃先生用篆字写的条幅，这位校长读着读着就读不下去了，他本人是从事物理学研究的，不认识篆书，某种程度上情有可原，但是另一方面确实反映出我们的一些学者在传统文化修养方面底子比较薄。记得杨振宁先生多次讲过，他小时候，父亲杨武之先生要他读《论语》、《孟子》，他觉得终生收益。而杨先生也是研究物理学的，不仅有传统文化的功底，还有艺术等多方面的修养。他父亲杨武之先生是搞数学的，当过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教授，却让孩子接受传统教育。
二十世纪，造成了传统文化的严重断裂，如何去弥补这个裂痕，是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怎样去继承弘扬传统文化呢？原则上当然是批判地继承。然而，目前的情况下，我认为首要的是学习和继承的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不是批判。首先要认识到自己文化的长处，自己都不了解，怎么去爱国、爱家乡？怎么去热爱传统文化？这些年我写了很多文章，也多次演讲，一直在呼吁继承弘扬传统文化。我在浙江人文大讲堂演讲，谈怎么看待国学热；我在东北师大、上海师大、温州大学的演讲都强调，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重大战略问题。
关于传统文化的问题，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展开讲了。大家有兴趣，我的那些文章和演讲网上都能找到，可供参考。
二、 如何对待外来文化
从明代开始，西方传教士带来了西方文化，直到清末民初向欧美派遣留学生，这个过程叫“西学东渐”。五四时期提出“全盘西化”，虽然有些偏颇，但也并非完全是非理性的，因为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促使人们反思自己，也促使人们睁眼看世界。西方文明确实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与我们东方文明相比，西方文明也是非常伟大的文明。我曾经带领学者和官员到土耳其和埃及考察。土耳其的文化保护得很好，伊斯坦布尔位于欧亚大陆的交汇点，是东西文化大融合的地方。我们去参观索菲亚大教堂，这是公元360年建成的君士坦丁堡时代的天主教教堂。后来拜占廷王朝覆灭，奥斯曼帝国兴起，教堂被改造为伊斯兰教的清真寺，现在成了博物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留下的痕迹。尤其是古埃及的文化，我们参观后感慨不已，真是天外有天啊！我们的长城是两千年前修筑起来的防御工事，绵延万里，固然雄伟。而古埃及的金字塔，也就是法老的墓，还有卢克索的国王谷和王后谷的陵墓，里面有精美的文字、图画和雕塑，那可是距今五千年的文明啊！我们在埃及的国家博物馆里，看到图坦卡蒙墓出土的文物，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位年仅十八岁就突然死去的国王，他的墓被后来的法老墓的沙土盖住而没有被盗，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被法国考古学家发现，当时在全世界引起轰动。图坦卡蒙墓出土的随葬品极为丰富，全部运抵开罗埃及国家博物馆保存。博物馆辟出专门展馆展示这些珍贵的文物，巨大的金棺镶嵌着宝石，金光闪闪，光亮如新，不可想象四、五千年前竟有如此精美绝伦的工艺品。有一尊与真人大小相仿的图坦卡蒙的塑像，无论是从美术的角度还是从解剖学的角度都堪称完美无缺。在卢克索的神庙，那宏伟的建筑，精美的雕刻，可以想见昔日的辉煌。
还有两河流域的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尽管这些文明都先后中断了，只有我们中华文明是延续至今的，但她们都是人类共享的文明，都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特别是经历了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之后的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再到工业革命，在人文主义精神的引导下，高举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旗帜，不仅人得到充分的解放，现代科学技术也不断进步，日新月异，大大推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西方文明中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很多很多。
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两汉时我们接受了印度的佛教，盛唐时代接受了西域的乐舞，明代以来出现了西学东渐，开始接触西方思想文化，翻译他们的著作，这些都极大地丰富和壮大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我们一直注重学习别人的东西，包括我们兄弟民族的智慧。56个民族互相学习，形成了以汉族为主导，各民族包容的大中华文化。当今世界，处在一个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我们更应该学习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只有通过学习才能不断壮大自己，如果固步自封，拒绝学习别人，文化就停止不前了。《老子》讲：“江海所以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史记》上说：“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三、 如何进行文化创新
怎样自主创新？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学习借鉴西方的东西，在学习借鉴的同时要注重自主创新。中央有个提法，叫做“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是很有道理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例如，即将开通的京沪高铁，就是这方面成功的范例。我国发展高铁，学习借鉴了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的经验，也引进了他们的技术，但我们不是照抄照搬，我们修建的高铁，我们制造的机车，自主创新的成分很多，许多关键技术都是我们自己的。如今，中国的高铁建设，处在世界领先的地位，创造了令世界惊异的“中国速度”。
如果不注重自主创新，只是单纯的引进或者合作生产，那就只能是人们所说的成为“世界工厂”。譬如，现在马路上跑的汽车有很多名牌，但都是外国的品牌，当然很多是在中国合作生产的。我去苏州出差，当地的同志告诉我，昆山生产的笔记本电脑占到全世界的四分之一，非常了不起，然而这些笔记本电脑都是外国的牌子，核心技术是人家的，绝大部分利润都被他们拿走了。我们生产的耐克鞋及许多小商品，也都是由西方人出设计理念，我们进行材料加工，所得不及他们的零头，可怜得很。作为一段时期的权宜之计也许是可行的，但长此以往是绝对不行的。
我曾经在《新华文摘》上读到马大猷院士的一篇文章，说全世界引用率最高的4000名科学家，中国人只有13人，其中香港11人，内地只有2人。钱学森临终时提出“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世界一流的科学家？这是很尖锐也是很重要的问题！
自然科学方面的人才以及他们带来创造力，对经济社会发展、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至关重要。人文社会科学的创造力也同样重要。我们研究院旁边有一座现代文学馆，馆内主要陈列、介绍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七位大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除了鲁迅，其他六位都进入了新中国，而且多位还做了文化界领导，比如文化部的部长、副部长，郭沫若同志还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据有人研究，这些大家解放后的作品没有一部能够超越自己解放前的作品。这是什么原因？难道他们集体“江郎才尽”了？陈毅副总理有个讲话涉及到这个问题，就是长期以来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压抑以及长官意志对艺术创作的影响。陈毅副总理批评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喜欢对艺术家发号施令，要按照领导的意图进行创作。尤其是极左的时候，对作家、艺术家动辄进行批斗，搞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有的甚至被折磨致死。没有心灵的自由发挥，怎么能写出好作品来呢。
文革结束后，小平同志针对极左路线和“四人帮”对文艺工作的破坏，强调尊重作家和艺术家，尊重艺术规律，认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现在，这种干涉文学艺术创作的情况是否已经完全绝迹了呢？有人调侃说：没有横加干涉，有竖加干涉。去年。我写了两篇文章，在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上发表。一篇是《自由创造是文学艺术的本质要求——论创作自由》；另一篇是《文化繁荣与文化立法——再论创作自由》，大家如有兴趣，可以参考。
还有我们的教育体制，虽然一直在提倡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变，但是收效甚微。我记得自己小时候读书很自由，哪有什么课外作业。现在，繁重的功课和各种辅导班把孩子们的天性都扼杀了。我们的体制要求什么都要听领导的，唯唯诺诺的做人才好。李娜就是这种体制和观念的反例，她这次为啥拿到法网的冠军？以前国家体委批评她，她就脱离了体制，她自己请教练，所谓“单飞”。我看了法网直播，西方很多名流都在看比赛，颁奖的时候，全体起立升中国国旗，这才是真正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比多少次出访或者论坛的效果还好。我觉得李娜这种做法是值得肯定的。全民的创造精神怎样发挥，体制上还有诸多的弊端和局限，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切实加以研究和解决。这是文化自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文化创新、文化繁荣的目标就难以达到。
四、 如何提升国民素质
我认为，“文化自觉”一个带有根本性的任务，就是努力提高国民素质。
现在我们的国民素质怎么样呢？昨天我孩子在公共汽车上目睹了这样一幕：一个男子因为下车要和前面人交换位置，言语失和，就动手打人，非常野蛮。我导师曾在日本东京大学讲学，他说在日本两年从没有看见一起在公共场合争吵和动拳头的事情。我还听广播报道：北京一年丢四万个井盖，这可是“首善之区”啊。也许很多城里人就急于出来为自己辩护，说一定是进城的农民干的，我觉得未必如此。
大家可能还记得浙江千岛湖惨案。当时两岸刚刚解冻，一些国民党老兵和家属来家乡祭祖访友，顺便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在千岛湖的一只游船上，有几十位台胞被突然上船的几个小青年绑了起来，他们把台胞们随身携带的一点美钞、首饰和照相机之类洗劫一空，点着了船之后逃之夭夭，而几十位台胞全被活活烧死。这简直是畜生所为！中华民族怎能有这样的不屑儿孙！
当然，这是极端的例子。但是，我们的国民素质确实亟待提升。每一个热爱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到了国外都不能不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现在人们富裕了，出国观光购物的人越来越多，国人的形象如何呢？以致不得不由政府来发文件，要求我们的国民到了国外，在公众场合不要大声喧哗，不要随地吐痰，排队的时候不要加塞，起码的文明礼貌都做不到。
如何提升国民素质，这当然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需要多方面着手，我这里只强调一点，就是要搞好公共文化建设，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也就是中央一贯提倡的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我在文化部十年，曾到很多地方调研，由于国家投入不足，我们的公共文化建设令人忧心。我只举一个例子。我从北大获得博士学位后刚进文化部，就到我的老家江西庐山参加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庐山图书馆的馆长徐效刚知道文化部来了人，非要请我们去看看。这位馆长是一位残废退伍军人，《人民日报》曾有长篇通讯介绍他的先进事迹。他工作非常努力，搞了一个庐山图书馆扩建工程，可是因为资金不够，扩建的楼封不了顶。我们去看的时候，一楼二楼已经有人在上课，上面漏水用脸盆接着，滴答滴答地响；三楼四楼的一些珍贵图书在潮湿的空气中霉变，没有相应的保存设施。服务人员随便给了我一本书，上面有宋庆龄的大量英文批注，是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庐山图书馆收藏了很多有价值的书，缘于其“政治山”的背景，毛泽东那个时代中央经常去庐山开会。他们这一代领导人，除了开会还要读书，因此从全国各地调集了很多珍善本古籍。更早的时候，许多西方资本家在庐山盖了别墅，因战乱主人走了，但书籍和房子留下来了。庐山图书馆的同志拉我们去参观，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帮助想想办法，但殊不知文化部也没有这方面的经费，我们也爱莫能助。于是，图书馆的同志就给我们展示了一件东西，竟然是当年蒋介石建庐山图书馆的手谕，令我们感慨不已。
当然，这是二十年前的事情。现在，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们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不能“一手硬”、“一手软”，以人为本不仅仅是衣食住行，还要建设好人们的精神家园。因此，这些年来国家财政对文化的投入不断加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得到重视和加强，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这样持之以恒地抓好文化建设，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就会逐步得到提高。
最后，我想借用刘兆玄的一席话来结束我的演讲。去年，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与台湾文化总会合作举办了首届两岸汉字艺术节，刘兆玄作为台湾文化总会的会长来北京参加活动，我陪同他去清华大学做了一个演讲。刘兆玄做过台湾清华大学校长、东吴大学校长，还做过交通部长，行政院长。刘兆玄在清华演讲的题目是《二十一世纪究竟是谁的世纪》，他讲，他在做行政院长的时候，一位美国记者采访他，说中国正在迅速崛起，有人认为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您对此有何看法？刘兆玄说：中国的崛起是客观事实，而且还会继续发展，这没有问题。但二十一世纪究竟是不是中国的世纪，不仅要看中国经济的成就，更要看中国在文化方面取得的成就。如果中国仅仅是经济上去了，仅仅是一个巨大的世界的工厂和市场的话，那么二十一世纪就不能说是中国的世纪。如果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能够像十九世纪的英国、二十世纪美国那样，在科技、文化、思想各方面为人类做出那么大的贡献，二十一世纪就属于中国的世纪。我认为，他讲得有道理。我这里再发挥一下，二十一世纪是否属于中国的世纪，就看我们有什么样的文化自觉。
方李莉说：谢谢王院长的讲演，王院长没拿稿子，但讲得很有条理。我有很多体会，也交流一下。
王院长对费老文化自觉的认识非常深刻，“文化自觉”的核心就是如何认识自己的文化，讲清楚自己文化的来龙去脉；另一个是如何认识别的国家的文化，包括世界不同文明的形成过程，如巴比伦文化、古埃及文化、古希腊文化、古印度文化等，而这些不同的古老文化又如何的影响了当今的不同国家文明的形成，同时在这些不同文明的相互依存中，又如何产生了不同的矛盾与冲突？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将如何勾画未来的世界图景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去思考的。学习和思考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进行文化的自主转型。我记得费老曾谈到文化自主转型问题，什么是“自主”？近二百年来，整个人类世界的发展，基本是以西方为主导的。包括中国的社会发展都一直是跟随着西方，跟随西方的科学技术、西方的政治制度，包括社会主义也是西方人提出来的，并不是中国人的思想与创建。
而文化的自主转型，就是在面临人类社会新的一轮转型中，中国人要做自己的主人，要提出自己的看法，包括创建新的社会制度，提出新的价值观念。现在许多人都在讲“中国崛起”，“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但我认为如果当今的中国无论经济如何发展，如果面对世界的发展提不出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普适性的价值观，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精神领袖，就不可能像十九世纪的英国和二十世纪的美国那样崛起为世界的一流强国。因为在人工化的世界里没有纯物质化的东西，也没有纯精神化的东西。西方世界的强大，不仅在于它的高科技和它的经济的发展，也在于它能提出世界性的普适价值观，并在精神上和政治制度上领先于世界。
但在二十一世纪世界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中，世界又在面临新的一轮转型。在这新的一轮转型中，人类社会将要走向何处？中国的文化将给予世界什么样的贡献？这是值得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的一个问题。
今天，王院长的讲演，很好地体现了他的许多的思考。同时，他从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如何对待文化创新、如何提升国民素质这四个方面把费老的观点很好的提炼出来了，并做了深刻阐释，听了以后很受启发。
费老曾说文化自觉就要补课，一个是补中国文化的课，重新阅读中国历史，认真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将中国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提炼出来贡献给世界。
费老还提出要补西学的课，费先生认为，目前的中国社会发展不够平衡，中国有些地方还处在农业社会，有的处在工业社会、有的已经处于后工业社会，所以不仅是当今的西方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即使是西方工业社会初期的经验也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王院长今天所讲内容，其实是把费老的思想进一步深化了。比如，他谈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首要的是学习和继承的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不是批判。首先要认识到自己文化的长处，自己都不了解，怎么去爱国、爱家乡？他的这一提法是符合费先生的“各美其美”的说法的。
谈到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他认为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两汉时我们接受了印度的佛教，盛唐时代接受了西域的乐舞，明代以来出现了西学东渐，开始接触西方思想文化，翻译他们的著作，这些都极大地丰富和壮大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我们一直注重学习别人的东西，包括我们兄弟民族的智慧。这一提法符合“美人之美”的说法。
王院长谈到文化创新，认为自由的思想是最重要的，没有自由的思想就没有科学民主，改革开放最大的优点就在于解放思想。我认为这也是非常正确的。费老曾说，西方人的思想开始也是被束缚的，受宗教的束缚，受贵族的束缚，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才开始对“人”有了真正的认识。我们今天的“文化自觉”不仅要有对人的理性认识，还要有对人类社会的理性认识。
而这种理性认识的过程。不仅需要我们去读书，还需要我们深入社会，多做社会调查，没有这样从实求真的研究，我们就不会有独立的思考，也就不会有独立的思想。
我们要知道15世纪、16世纪直到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中国都一直是个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国家，我们当时向世界输出的——丝绸、瓷器、家具等产品，曾引领世界的潮流。我们当时输出的不仅是产品，还是是设计理念，是文化和价值观。当时的欧洲人崇拜中国的的礼仪、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当时欧洲艺术家经常画的题材是“幸福的中国人”，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只有文化发达了，其所制造出的产品才会成为引领世界的时尚产品。今天的中国又一次成为世界的制造大国，但我们制作的产品，大都是来样加工，产品的设计和思想是别人，我们得到的利润是微薄的。因此，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崛起，需要有新的思想，新的文化的建设。而这一切都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之上，这就是王院长今天所讲的主题。
以上是我的一点认识。下面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向王院长提出来。
刘涛博士说： 王院长提到了费老的思想——文化自觉，但是您没讲文化自觉提出的背景，能否请您谈谈？
王院长说：费老提出文化自觉是在世纪之交。当时，人们开始对西方文化进行反思。西方的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了什么？西方文化中人类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想给人类带来了什么？西方工业文明固然推动了社会发展，现代科技改变了农业社会的生活形态，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加，同时也造成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军备竞赛等后果，全人类都在反思。今年日本发生了罕见的地震和海啸，这纯粹是天灾吗？儒家讲天人感应，这不是迷信。大自然的宁静和咆哮与人类对大自然的保护和破坏大有关系。东方文化讲究天人合一，人要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是我们较西方文化的高明之处。不光是费老，季羡林先生也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有些西方学者也认同这样的观点，认为包括西方在内的人类应该从中国文化中寻找智慧。费老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中提出文化自觉的。还有，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这实质上是为美国的霸权主义寻找理论依据。美国打伊拉克，仅仅是文明的冲突吗？当时就有人说是“拿鲜血换石油”，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战争背后的经济利益。费老提出“文化自觉”、“美美与共”，也是对亨廷顿及美国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批判。
到党的十七大，中央高层也有了文化自觉的思考。二战以来，世界相对和平，经济高速发展，文化问题逐渐受到各国政要和有识之士的重视。联合国也积极进行倡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5年发表了《世界文化发展报告》，提出“把文化置于发展的中心位置”。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瑞典举行的“文化促进发展”政府间会议，发表了斯德哥尔摩宣言，征求意见稿上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文化的繁荣”。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各国意见不统一，这句话在正式文本中被删去了。更耐人寻味的是美国国防部的副部长约瑟夫·奈，他始终关注文化问题，认为文化、外交等软实力有时候比经济、军事等硬实力还重要。党的十七大提出文化软实力的问题，提出“两大一新”，表明了我们的高层领导是很有眼光和远见的，洞察了世界发展的潮流，看到了文化在未来竞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有了这样的文化自觉。
方李莉说：高层对文化自觉的理解和学者对文化自觉的理解一样吗？
王院长说：既相通又有不同，政治家理解的文化更全面一些。但是，我认为领导人是学习和借鉴了费老的思想的。学者的前瞻性很重要，他影响了领导人的决策。学者必须想在领导之前，有真知灼见。
方李莉说：文化的内涵您是怎么看的。
王院长说：这个问题太大了。前不久，《光明日报》光明讲坛有一篇文章《文明与文化》，谈文明与文化的区别与联系，写得很好，可以参考。文人陈师曾提出文人画的四要素，依次是：品德、学识、才华、思想，这是画家与画匠的不同之处，画家的品德、学识、才华、思想会在画中得到体现。高雅和庸俗之间存在区别，雅俗共赏实际上是很难达到的，雅与俗很难混为一谈。个别时候可能有雅与俗都共同认同一事物的情况，普遍而言雅俗不能共赏。钱钟书先生曾讲过文化的非商化特质，认为高深的思想和精粹的艺术往往与商业、直接经济效益是相背离的。钱钟书先生讲得很对，高端的东西不能老盯着钱，要注重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富春山居图》的合展就是很好的例子，你说黄公望这幅画值多少钱，无价！
侯百川说：关于文化创新，我想说无论是在文学领域还是其他艺术领域都有代沟的问题。老同志虽然关注思想，但是不接受新的文学艺术形式；年轻人的作品则追求市场化，只关注金钱。真正想从事文化创新的人被夹在了中间。院长您认为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王院长说：年轻人比较多地考虑金钱也是可以理解的，存在决定意识嘛。当然另一方面也有些年轻人潜心读书，并不追求虚荣和利益。世界是复杂的，也是多彩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人忽视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只关注经济效益，一切向钱看，这种现象很普遍。甚至有些中年作家也受其影响，贾平凹的一些作品被批评没有艺术水准，只为迎合读者。有句话：人之像于时代，甚于像其父母，时代的印记太重了，逃避不了。
安丽哲说：您今天谈的问题是热点问题，我去台湾的时候听了“大师谈”，由白先勇、乔健等学术界、文化界名流主讲，他们的对话内容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状态，认为西方文化已经在中国泛滥，提出中华文化必须复兴。他们三个名家都讲中国传统文化，白先勇谈的就是文化创新，他退休了，搞《牡丹亭》，实施文化创新。乔建说：大陆就不可能引领文化复兴，这个工作全靠台湾。国内一些学者也有这样的认识。大陆的中华文化确有几十年的缺失。我们大陆的文化创新是不是要靠台湾？
王院长说：虽然我们被耽误了一段时间，但台湾人应该明白，中华文化的根在大陆。台湾确有一批优秀学者，大陆有更多的优秀学者。尽管我们这一代人受到前面说到的很多因素的影响，很多学者先天不足。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大陆不光是经济发展了，学术文化也有长足进步。成就虽不能说很突出，相对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后三十年好于前三十年。尽管我们的学术环境也不好，抄袭、剽窃屡见不鲜，这种事韩国、台湾也有啊。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过程。中国历史有个规律，从两汉的经学到宋代的理学，再到清代的朴学，每个时代在它的经济政治发展到一定高度时都有个文化高潮会到来。我们新的文化高潮随着经济的繁荣也会到来的。
方李莉说：咱们放大来看，未来肯定不是西方文化的世纪，当然西方文化也可以自我修复，西方思想的工具主义、二元对立、斗争哲学都给我们的现代社会带来了诸多问题，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论就很有局限性，人类需要东方的强调“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世界观，人类需要思考文明与文明之间如何共处和对话。但具有儒家思想的东方国家不只是中国，还有韩国、日本等，就是中国也还有两岸三地，中国大陆凭什么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主宰呢？
王院长说：凭文化自觉。学者有了文化自觉、高层有了文化自觉，全民有了文化自觉，问题就好办了。然而，现在很多人没文化，更没有文化自觉。
汪欣说：近现代中国毁传统文化很彻底，要复兴传统文化，是不是该矫枉过正。我家那边一些老先生义务以暑期办班的方式教学生礼仪，教学生读《四书》。如果晚辈与长辈之间的礼仪没有了，语言也没有了，怎么维护传统？之前网上曾挂出来个帖子——一个民国小学生写的春游记，言简意赅，不是现代文，也不是纯粹的古文，却意蕴悠长。
王院长说：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要通过一些实在的事情来做。台湾进行传统文化复兴的时候，我们在经历文革，天天读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早请示晚汇报。与此同时，台湾的中小学生在读《论语》和三民主义，他们也讲政治，但是他们不忘传统。现在大陆的中小学虽然在加大传统文化的教育，但还远远不够。有些学者觉得鲁迅的东西被拿走了，传统的东西增加了一点，就不干了，有这个必要吗？鲁迅伟大，中国古人也很伟大。西方人读懂了中国古人的思想也是五体投地的，西方人对我们的文化很崇拜。官方的教科书要增加传统文化的篇幅。民间可以普及《唐诗三百首》、《弟子规》、“三百千”啊，用这些蒙学课本普及传统文化。台湾的净空法师在他的家乡安徽庐江县汤池小镇推行人人读《弟子规》、见面鞠躬的办法，据说很成功，那里民风变得极好，路不拾遗。同学们注意网上的一些博客，文言文写得很漂亮。所以引领二十一世纪的不可能是日本，不可能是韩国。日本吸收了中华传统文化，也学习了西方的文化，国民精神很不错。韩国和越南经历了文字改革，去中国字，现在许多典籍读不懂了。但是，近年有回归的趋势。首尔开了好几次会，专门研究汉字优于拼音文字的问题，并且成立了“国际汉字振兴协议会”，韩国政府还规定中学生要认识1800个汉字，作为必修教育。越南庙宇里的对联改成拼音文字后没人去了，老百姓说菩萨不灵了，于是只得重新改回来。越南河内的文庙保存得非常好，孔子像很高大，康熙御笔“至圣先师”的牌扁和曲阜孔庙一模一样。日本、韩国、越南都是中华文化的附庸，所以不可能靠他们。中华文化复兴的使命，必定由全体中华儿女炎黄子孙来完成。
方李莉说：我总结一下王院长的讲话，文化自信、自强是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的，文化复兴是建立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的。以后只要国家领导人、国民都有了文化自觉，二十一世纪就必然是中国文化复兴的时期。
（根据录音整理，已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