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人”心境与“农民”本色
——刘锡诚先生的学术立场与治学精神
刘锡诚，1935年出生，山东昌乐人，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先后就职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新华社、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等单位，现任文化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民间文化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代表作有《原始艺术与民间文化》、《中国原始艺术》、《象征——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民间文学：理论与方法》、《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 、《民间文学的整体研究》等。
刘锡诚先生年近八十，治学60有年，称得上学界的“老人”了。年龄老，资历老，却从不以“老人”自居，更不倚老卖老。而是勤恳一如“小学生”，读书写作，不知倦怠，数十年下来，在文学评论、民俗学、民间文学史、原始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领域，做出了诸多开创性的研究，成就斐然，足为学人典范。
作为后生小辈，我与刘锡诚先生交往不多。鉴于刘先生的学术成就，我就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在2011年聘他为客座研究员。虽说是“同事”，却没有真正共过事，加之研究领域有别，对他的著作也阅读不够。饶是如此，我对这位山东老乡和学界前辈，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
闲门掩薜萝，边缘垒书城
1935年，刘锡诚出生于山东昌乐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在1953年考取了北京大学，这在当地应该是个颇为轰动的事件，因为在他之前，昌乐县似乎无人上过北京大学。他学的是当时热门的俄罗斯语言文学。做毕业论文时，他得到时任俄文系系主任、翻译家曹靖华先生的指导，以民间文学为题目，自此与民间文学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大学毕业之后，经曹靖华先生推荐，刘锡诚进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负责对民间文学进行搜集、整理、编辑和研究。“文革”以后，他又在新华社、《人民文学》、《文艺报》等机构担任编辑和记者。在8年时间里，他活跃于文艺第一线，成为一名出色的文学评论家。他见证了新时期文学风云之变幻，所著《在文坛边缘上》和《文坛旧事》两书，便记录了他所见闻的文坛往事，为当代文学史提供了重要资料。1983年，他又调回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担任领导职务，其间主持了中芬民间文学联合考察、“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全国普查和编纂等，这些工作堪称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史上的重要事件。
1990年，55岁的刘锡诚开始心无旁骛地投入学术研究，以超乎寻常的勤奋和毅力，敏力以求，亹亹不倦，迄今出版专著20余部，主编著作100多部，发表论文千余篇，在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回顾刘锡诚先生的治学历程，无论他就读的高校、他工作的单位、他接触到的人和事，还是他的学术成果及学术影响，全都称得上主流。而他却以“边缘人”自况，个中原因，除了他从事过多种职业，中年以后弃政从文，始专心治学，有别于自始至终从事研究的学界中人，更重要的是，“边缘人”的身份传达了他的治学立场。
在1998年创作的一篇名为《边缘人》的随笔中，刘锡诚写道：“真正的文人多自谦，戒浮躁，胸怀平常之心，甘为边缘人。粗茶淡饭，布衣裘褐，倒可以冷眼洞察社会，静观人生百态，写出多少能够传世的作品来。”大隐之人，能够隐居闹市，是因“心远地自偏”。一个身处中心的“边缘人”，自是心境清远，不为凡俗所累。“闲门掩薜萝，边缘垒书城”，乃是他的自画像。以此心境，处事，能够淡泊；治学，必然投入。刘锡诚之治学，正如王子猷的爱竹，“何可一日无此君”，生命与学问，浑然交融。
“边缘人”刘锡诚没有读研究生，不受师承与门派所囿，对于各种学术流派和观点，可以兼收并蓄，化为我有。他的民间文学研究以苏联文艺学为理论基础，思想上却颇为开放，反对偏于一端，主张采取跨学科的研究，对于西方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等学科皆有吸收。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指出，民间文学既是一种文学，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应当采取整体研究。这种观点在当时颇为前沿，如今已被广为接受。
“边缘人”刘锡诚“旁观者清”，以其冷眼与热心，更加以深厚的学养和宽阔的视域，敏锐地捕捉学术的缺漏，言他人所未言、所欲言。在这方面，他的中国原始艺术研究以及象征研究堪称典范。在他之前，国内已有数本以“中国原始艺术”为名的著作，却无人像他那样深入实地，他结合田野考察与考古资料，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写成《中国原始艺术》一书。这部著作受到学界好评，有学者评价其“全面勾画出中国原始艺术的重要形态和类型源流。不失为在蛮荒高原上的一次攀登”。在象征研究方面，他出版了《中国象征词典》、《象征——对一种文化模式的考察》等著作，对于国内相关研究实有引领之功。
“边缘人”不受学术政治的牵累，不会阿从时流，不作台阁文章，坚持“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在2010年召开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学术研讨会上，刘锡诚作主题发言，他对当前非遗保护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直言不讳，大胆批评。此种治学立场，显示了一位真正的知识人的担当意识。
悠游乡土间 乐在其中
刘锡诚出身农村，虽然自18岁进入中国最高学府，便成为一个“城里人”，他却始终以“农民”自命，念兹在兹。他的治学精神，确也体现了中国农民的优良品性。
农民在土里刨食，靠土地为生，对土地充满感情。刘锡诚选择民间文学、民俗学为一生致力方向，与他的乡土情怀息息相关。他悠游其间，甘于寂寞，不以为苦，乐在其中。
刘锡诚先生有一段话颇为感人，他说：“我常以在田地里耕耘的农民自况，不管天气多么热，不管日头多么毒，在没有干到地头之前，总是弯着腰挥汗如雨地劳作，直到了地头，才肯直起腰来，这时孤独的心绪一扫而光，顿时从心底里迸发出来的是一种胜利者的豪情。我的一生就像是一个永远在劳作中的农民，靠毅力、靠勤奋支持着我的理想，靠汗水浇灌着我的土地。”农民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尚有闲时。刘锡诚却在永远劳作，他逐日耕耘在学术的田地里，不知倦怠。因此之故，他的地里结满硕果，令人惊叹。
20世纪90年代，刘锡诚以6年时间完成了《中国原始艺术》。2003年，他又发愿写作《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历时3年，完成这部篇幅近百万字的皇皇巨著。这部书可谓积其毕生功力，他在大学时代即留心收集民间文学史料，自身又作为民间文学史的亲历者，掌握大量一手资料和学术信息，加之他宏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理论积淀，使这部书极具学术价值，除提供了大量难得的学术史材料，更是厘清了民间文学史上的诸多重要问题，受到学界高度肯定，成为相关领域的必读参考书，也成为刘锡诚的代表作。写作此书时，他已七十高龄，若非他“农民”般的勤劳和毅力，实不能为。
农民是朴实的。他们脚踏实地，讷于言语，表里一致，不张扬，不夸饰。刘锡诚治学体现出了鲜明的风格，不虚张声势，不妄下断语，论从史出，实实在在。他用资料说话，这些资料，能一手得来的，他绝不转引。虽已高年，仍骑着自行车风尘仆仆地去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他的田野考察足迹，更是遍布全国。正因此，他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对各地的非遗状况常常如数家珍。
刘锡诚的为文风格亦与他的农民本色不无相关。他是一位作家，发表了大量散文作品。他的笔端总是充满感情，对乡土的眷恋，对师友的感恩，对后学晚辈的关爱，对不平之事的激愤，发而为文，感动人心。他的文风，朴实而生动，有一说一，娓娓道来，如话家常，简洁练达，不作渲染，不加藻饰，而铿锵有力，透出铮铮之气。
如今，城镇化进程势不可挡，人们纷纷涌向都市，与土地相依为命的农民日见其少，有着“边缘人”心境和“农民”精神的人似乎亦是越来越少。唯其如此，经霜弥茂的刘锡诚更显出了可贵，而在他身上所凝聚的价值，也绝不仅限于学术研究。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