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诚先生的皇皇巨著《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 ，已经被公认为民间文学的学科经典，比起它对于史料的苦心搜集和细密梳理，更为人称道的，是将很多淹没于历史长河中的学者发掘出来，磨洗淘光，以尽量鲜活的面目重现于世，其中体现的不单是刘先生冷静的学术判断，也包含着他人道主义的历史情怀。我因缘际会曾对程憬及其著作《中国古代神话研究》做过一点事，在此过程中向刘先生夫妇多次请教，对两位先生的此种情怀感受颇深。
当我第一次从顾潮先生那里得到程憬《中国古代神话研究》的20世纪50年代排印稿时，我知道此前关注过此稿件的只有刘锡诚和马昌仪夫妇俩。马先生早在1994年就发表了《程憬及其神话研究》 ，从神话学的角度首次对程憬学术业绩进行了介绍和评论；刘先生则在1998年发表的文章《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以汪曾祺为中心，交代了这部书稿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曲折经历，其间关目大多是刘先生亲力亲为的，故其感发尤为真挚。我专程前往刘府拜访，刘先生拿出几个厚重的文件夹时时翻找，很激动地向我补充说明了不少记忆中的那段历史，并找出路工先生为之撰写的“出版说明”手稿以及另外一份疑似程憬手稿的残卷，毫无保留地向我推荐、说明。那些厚重的文件夹，后来就转化成了那部厚重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 ，其中“程憬的神话研究”被列为单独一节有12页的篇幅。而我借助这些珍贵资料，加上顾潮老师那里与此书稿同时装袋的不少相关字条，终于把该书稿的苦难历程弄清楚，并将详情行诸文字，作为《中国古代神话研究》一书的跋语正式面世了。当时我的那些文字主要限于事实的交代，其实，在此过程中我还深深感受着从顾颉刚到汪曾祺再到刘锡诚、马昌仪他们一以贯之的人间情怀，这种情怀如此温润，使我的感动一刹那间直指心渊，比任何学术领悟要更加珍贵。
原本此事就到此为止了，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计划为原清华国学院师生各编一本代表“文存” ，成其“院史工程”《清华国学书系》 。2013年春，主持其事的刘东教授将程憬先生的“文存”工作责成于我，使我又想起了刘先生家藏着的那部手稿残卷，就盘算着是否可以借此机会将它出版。此事因我闭关著述而耽搁了半年，到冬天正式启动时，我立即给刘先生拨了电话，刘先生命我择日再去他家面谈。
那天我刚一进门，刘先生立即将我领至内室，把一个早就准备好的大牛皮纸信封交给我，里面装了包括那手稿残卷在内的三件物品，并有两页“荣宝斋”朱栏八行笺，刘先生在上面用毛笔书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泳超同志：
神话学家程憬先生的一部遗稿残卷，在我处保存，前后已有半个多世纪。当年经手此事的路工先生早已不在人世，我在他领导下经手处理他的“神话研究”遗稿，以及这部可能是“希腊神话研究”或“希腊文明史”的遗稿，一直没有结果。我已进入耄耋之年，现将此残稿、路工先生一九五八年草拟的出版“说明”及先生亲笔改过的“创世纪”十八页转交给您，或保存，或代为寻觅一妥善机构保管。您为他的“中国古代神话研究”的出版，付出了心血，程憬先生地下有灵，定会感谢您的，相信这部残稿您也会帮它找到一个好去处的。
刘锡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廿日
那一刻我的感动无以名表，恍然间便想起刘先生为汪曾祺先生写的那篇文章的题目——《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我想，刘先生之所以能这样准确地概括汪曾祺先生，正是因为在他们身上流淌着同样的气血，这里的“他们” ，还应该包括顾颉刚先生、路工先生、马昌仪先生以及顾潮先生等等所有正直良善的学人，他们的术业容或有专攻，他们的成就容或有高下，但他们的良知和情怀却是井然一系，这正是我们愿念中的学术根脉，也孳乳着我们这些后辈小子依然乐游于学界的无上快意。为此，我径直抄袭原题，用“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学术史家”来指称刘先生本人。虽然经过多方考证，现已断定那个残卷应该不是程憬先生的手稿，但我依然会遵照刘先生的嘱托，为这些珍贵学术物件“找到一个好去处” ；而刘先生那两页风神俊朗的信笺，我也会什袭珍藏，以备在翩翩浊世之中时时披览，不独浇灌学业根柢，抑且羁縻自家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