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评论的文化担当
厉震林
《福建艺术》2012年第5期
首先，需要表明的是，影视评论非常重要，但是，影视评论环节在目前中国却是缺失的，本该具有的“创作者——评论者——接受者”之间的“三权分立”已经很少看到，更多的是创作者和接受者的直接对话，对中间的评论环节并不很重视。曾有一位美术权威出身的高等艺术院校长问我：你们影视界有评论家吗？我说有是有的，但实际上又不太听不到“声音”。他说我们美术界是有的，比如拍卖行的画作竞价，评论家评价这个画值多少钱，拍卖就按这个价卖。他说电影界有类似的评论家吗？比如可以给电影定价，票房大概能够拿多少？他一“估计”，大家都会去看这部电影。我说好像没有。他说美国是有的，美国有些评论家就有这样的“魅力”，他在媒体上一发声音，大致可以推测出这个电影票房多少。
下面将从四个方面来论述当下影视评论的文化担当，阐述我之影视评论观。
一、社会的趣味
1、读图时代的“电大学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开始进入读图时代。根据当时日本统计，每个日本人平均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大约是3个小时。如此计算下来，一年下来阅读电视“图画”的时间相当多，占据生命时间的比例颇高。此后，我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几乎成为了“电大”的学生，这个“电”指的是“电影”和“电视”，电影基本相当于原来的短篇小说，电视相当于原来的长篇小说。尤其是对80后、90后来说，电影和电视剧基本上取代了传统文学的功能。
这两年电影、电视剧质量不是非常理想，跟我们文学的萎缩有关。以中国导演张艺谋为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专门请人帮他看小说，然后将好的小说推荐给他，他再来改编。但这几年，这样的做法很少了，他现在的电影从小说改编而来的也很少了。张艺谋曾说他本来是中国电影导演中读小说最多的一个人，也就是说他的电影成长也是站在文学肩膀上的，但是，文学正在萎缩，所以电影也就随着萎缩。再以话剧为例，以前的很多话剧也是从小说改编而来，但是，现在有许多是从电视剧、电影里改编而来的。
为什么？因为读图时代到了，读图毕竟比阅读文字要方便一点。现在，人们的时间在碎片化，生活格局也是如此，完整的时间很难有。尽管个别大家眼中的“精英人士”家中是没有电视机的，一是他觉得电视文化过于通俗；二是他习惯于看书，沉湎于读书的文字乐趣；三是没时间看。后来哪怕有了电视机，也主要是用来放碟片的，不是用来看节目的，但是，这毕竟只是个案。读图时代，确实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不仅如此，手机时代也将到来，以后一定会有大量的信息附着到手机上。
这几年来，国家教育部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把影视教育纳入到中小学的课程里。因为现在的影视已经超越了美术、音乐对学生的影响力了。经过京剧演员的呼吁，一些地区已经将戏剧纳入学校教育之中，但是，如果从影响力的角度而论，影视作品可能更大一些，它对于学生的情感、审美和人格建构，有着更为直接的熏染作用。
目前，国内电视台的现状颇有一点混乱，它的定位不太清晰，也就是它的政治性、服务性、公益性、商业性这几个功能不清晰，所以，导致播出向收视率看齐，但是，管理上依然属于体制内管理，整个定位有点模糊。如此，很多节目为了追求收视率，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社会的平均美学水平。前段时期中央提出的“三俗”问题，不少都是指向当前的电视节目。它在社会导向上存在一些问题，对青少年的影响比较大。一个“赵薇”就“坑”了很多青少年，都去考北京电影学院了。全国就一个赵薇，赵薇的神话不可复制，但是，青少年觉得赵薇可以成功我也可以成功，这个价值导向对中小学生比较有影响，所以很多人都去“北漂”去了。
收视率和市场经济挂钩，所以收视率变得非常重要。现在，有的专家为了弥补收视率的缺陷，提出了“满意率”统计，但是，我觉得这个推广可能有难度。满意率必须细化才有效，受众在操作层面上比较困难。关于收视率，有人认为只要考虑三种人的口味，就不会低到哪里，这也就是按收视率调查器的家庭，第一类是家庭经济比较贫困的人，因为一年500块的调查费补贴，他也是需要的；第二类是家庭成员多而复杂的，这样抽样调查的样本比较全面，各种年龄以及文化层次的都有；第三种就是贪小便宜的，家里不困难，人也不多，但是他500块也要的。
当然，现在对收视率也越来越理性看待了，像中央台的纪录频道，它平时收视率不是很高，但是，广告商还是愿意投，因为广告商也越来越理性了。很多人意识到，有些节目收视率高，它的观众却是缺乏消费能力的人，你广告放了，他也不太会去买。观看记录频道的人，虽然收视率低，然而观众都是口袋里有点钱的。
因此，读图时代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包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2、影视“狂轰滥炸”下的受众思维休克
读图时代到来，改变了我们整个生活和思维的方式，也带来了受众思维的“休克”。观众完全被图画迷惑，跟着电影和电视剧走，没有了独立思考的时间以及能力。在票房和收视率的驱动下，电影和电视剧越来越加魅化，对观众的诱惑越大，从而对观众时间的侵占也就越大，观众没有消化以及独立冥想时间，思维被电影和电视剧了，成为了影视作品的传声筒以及思想“木乃伊”，这也是唯收视率或唯票房为英雄的情况下出现的一种现象。它对于人类的精神领域影响不容低估。
3、评论成为社会趣味的引导者
因此，评论的意义也就显示出来。目前，大家对于上海的文艺现状不太满意，觉得应该有更好的与上海城市地位相称的发展空间。这里，文化传播的平台非常重要，原来上海有很多辐射全国的文化机构。我经常开玩笑说，如果把中央电视台办到上海，上海在文化上就有可能超过北京了。毕竟中央电视台的传播平台受众广，影响大，比如春晚，一个晚上就十亿人民知道了，东方电视台办得再好，也就是上海人以及长三角地区人是它的稳定观众。
说到底，因为目前的影视对观众影响力太大，让观众失去判断和抵抗的能力，如果我们的评论能够跟上，发出独立和理性的声音，也许就不是如此的状况。另一个问题是，现在理性的声音太少，要么热捧，要么棒杀，真正能够说理的美学评论文章，尤其是让创作者心服口服的太少。
一次，北京一些评论家想把张艺谋请来，以他为对象做研讨，他不肯来。评论家说我们专门研究你，你能不能赞助我们一点钱，张艺谋说应该是你们给我钱，是你们在消费我。可见他对评论并不重视，因为评论不评论，对他也没有什么影响。知识分子最需要的就是理性，现在某些评论为了博出名，不惜以出丑来出名，价值观肯定出了问题，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这个行业，还缺乏一种伦理、道德、规范和正义的高度以及基本的价值判断。甚至一些高校的明星教授的言论也失去了正常的理性。
一个城市如果有理性评论的声音，可以塑造一个城市的风气甚至品质，而不是随波逐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每一位从事文艺的人都有自己的定位，是“党的文艺工作者”，到了八十年代则自许是“艺术家”，而现在都自称为“艺人”了。从文化人自我定位到艺人自我定位，确实需要引起重视。如果评论人能有一些理性声音的话，多少可以改变一些，有利于培养社会成熟的美学观和价值观。我希望领导也能重视评论，评论对市场和社会是有引导性的。我们缺少敢于说真话、有悟性、真思想的好评论家。
二、评论者的身份
1、“好事者”的尴尬
评论者的身份，通俗地说就是“好事者”，也就是闲着没事“瞎扯”，“好”的就是这一口。理想的状态是，它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或者事业，而是作为生命，他出于喜欢和痴迷，而没有什么功利目的。我现在上海戏剧学院招生，提出六个字的要求，即痴迷、天赋和健康。首先，不痴迷很可怕，只是为了混文凭找工作，如此，找好工作以后，文凭也就没有用了。真正有实力的人不需要文凭，甚至是别人“送”给你文凭，12岁就出家的台湾星云大师没有拿过一张文凭，但是，现在他拿到9个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文凭。其次是天赋，搞艺术需要天赋，从某种意义而言，艺术人才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靠发现出来的。学校就是要善于发现学生的天赋。另外，健康也很重要，要有完整的人格心里构造
一位著名艺术家说，“现在评论家召开研讨会，命题连小朋友都懂，这就是个伪命题。你们非要拿命题来套我们，不符合你们的概念就是不对，但是，我们就是凭自己的感觉拍戏的。”所以，我觉得评论者的身份现在有点尴尬，无法构成和创作者的对话关系。如果你写张艺谋评论，张艺谋自己都不看，那你写它干什么。一位传媒学院院长说：“我现在最讨厌看理论文章，只会把简单的问题说复杂，有本事就把复杂的问题说简单。”
八十年代的电影理论，影响了中国整整一代电影艺术家。一百多年的西方文化理论，在十年里走马灯似地进入到了中国社会，很多人都消化不了。一些文艺理论在当时就显得非常新潮，其中包括对“第五代”导演的支持。当时，“第五代”导演的整体处境颇为困难，无论是张艺谋、陈凯歌，还是田壮壮。田壮壮当时拍了两部电影《猎场扎撒》、《盗马贼》，一部只卖出了一部拷贝，一部两个拷贝，一般都要卖七十几个拷贝才能回本，他要是再拍这么一部赔钱电影，恐怖就要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扫地出门”，但是，当时评论界是支持他们的，并给了他们一个命名：第五代。这群人不管市场承认不承认他们，他们迟早要出来的，因为他们是一代人。1987年，张艺谋拍出《红高粱》，如果评论界不支持，未必能够拍出来。当时全国电影经济疲软，都怪罪电影的美学探索，说是看不懂，只是玩形式，但是，评论家们都在支持，说他们是一代人，开启了新一代气象，情况多少有所改善。
2、一种制衡的系统结构
评论应该要有一种“三权分立制衡”的体现，创作者、评论者、接受者，三者一物降一物，组成一个生态链。当然，现在因为评论者这个环节已经被边缘化，没有能够建立起这样一个链条。
现在很多播出机构的购片方，只关心谁演的，只看明星不看内容，如果评论方不发声音，这个现状是不会改变的。张艺谋、陈凯歌目前还不能成为历史上其他很多著名的大艺术家一样的文化等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身边缺少评论的环境。像梅兰芳，他很善于吸收周围的一大批文化人的意见。起初，齐如山每天给他写一封信，他都认真阅读，而且，他觉得写得在理，在表演实践中就马上改正。信写了一个月以后，他终于认识了台下的齐如山，并约了齐如山谈谈，于是，齐如山不断给他提建议。如此评论的环境，对于艺术家的文化等级营构是很重要的。
3、评论的思想力
评论者的身份尴尬，许多时候乃是因为说的话没能说服人。一些好的评论，创作者也是乐于接受的，比如在美学和人文上对他们有所启迪，能够说出他们“潜台词”的内容。谢晋导演曾经说过，观众不是来看台词的，是来看潜台词的。评论家也一样，应该把一些电影里没有讲出来的“台词”讲出来，创作者也会喜欢听。所以评论者的思想，对创作者会带来冲击力，这很重要。
三、文化的图景
1、从精英知识分子时代到泛知识分子时代
当前，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巨大的转型时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是精英知识分子时代，现在却已处泛知识分子时代。二十世纪的中国，有三次文化启蒙，第一次是“五四”运动，第二次是新中国建立及其毛泽东思想，第三次就是八十年代。八十年代，知识分子发出一种声音：“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开始“寻根”，所以有了寻根文学。在九十年代，则是要回到精神“家园”，不能再漂泊了。到了现在，文化启蒙已经结束，已经是泛知识分子时代。现在都称专业人士，不再称为知识分子。这样的时代对文化影响是深刻的。姜文曾经说过，观众可能远远比你有文化。尤其是现在，我们一些文艺作品颇为幼稚，需要深度思考，因为社会文化层次、知识等级都在大大提高。像一些戏说的文艺作品，真的无法跟当前的社会平均审美水平对应。
2、从信息不对称到信息对称
原来常常存在如此现象，由于群众无法及时获得信息，都要靠领导干部传达。但是，现在政务公开透明，有些事情老百姓知道的比领导还早。八十年代的有些知识分子为什么地位高，因为信息不对称，他的英语好，可以把外国的理论最新了解及其引进，拍电影的都参考他们翻译的外国资料。而且，能先看到电影，故而权威性也就出来了。现在信息对称了，不像以前垄断的局面，所以现在要脱颖而出就比较难了。
3、从“地沟”到“代沟”
“地沟”是指地域沟壑的隔阂，原来颇为严重，国家和国家之间非常陌生，说明“地沟”存在。可是，到了新的世纪，因为互联网的出现，这个“地沟”几乎没有了。我去外国，当地人对中国都很了解，我问他去过中国吗，他说没有去过。现在虽然“地沟”没了，但“代沟”加快了，以前是二十年一代，后来变成一十五年，现在是十年了，差十岁的人聊天，思维完全不一样。我与很多学生已经无法对话，所以说要和学生共成长。回到评论家的话题，媒体受众如今大都是年轻人，我们这一代已经思维老化，需要年轻评论家及时跟上。
四、影视的突围
1、如何规避“好莱虎”嘴边的“电影兔子”命运？
现在的国产影视仿佛就是“兔子”，一不小心就被“好莱坞”“吃”掉了。政府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如何从文化政策方面进行扶持。从去年看，一共拍了500多部电影，进入院线的是一百六、七十部，基本是“217”的状况，即20%盈利，10%打平，70%亏损。如今，每年还要再引进十四部“好莱坞”电影，国产电影处境更困难了。应该说，中国电影自己的“内功”还是没有练好。在中国电影产业化的过程中，我觉得张艺谋的功劳还是很大的，拍了《英雄》以后，至少观众又逐渐回到电影院去了，但是，张艺谋的文化身份也消失了，《英雄》完全是一部娱乐片，所以，这也是一把双刃剑。
许多人都以为中国人只会拍主旋律的片子，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吸引观众，拍出让观众心动的片子。当然，电影是工业和产业，不是导演一个人设计出来的，事先都有详细规划和分工。张艺谋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我的电影都是设计出来的，哪一块是给领导看的，哪一块是给百姓看的，哪一块是给投资方看的。”打个比方，“老头”就是领导，老头和老百姓满意了，老板也满意了，所以电影还是要打动人。就目前来看，中国电影还是太假，不够真诚，很多人一对着话筒就要讲假话，这是文化氛围培养的，因为对着话筒要负责任，所以要“设计”。这两年口碑好的都是小成本电影，它们让我们怦然心动，而且都是本土故事。
2、“艺人”的文化人格
希望从事影视的人回到文化中来，有一个自我认同，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艺人。从以前的“文艺工作者”到现在搞笑的娱乐化艺人，心态的改变是严重的，也必然伤害中国电影的健康发展。影视工作者要有文化的自觉，使作品承担起精神润泽民众的任务，仍然有着崇高的内容。
3、“高片酬”下的产业困境
这是目前影视产业面临的一个大困境。有些明星的片酬太高了，一集电视剧甚至能开到一百万，这个电视剧怎么拍啊？电视剧市场价格是有上限的，再高就卖不上去了，片酬占了50%、60%以后，还怎么拍？一位青年电影导演告诉我，他拍一部片子投资一千万，其中主演片酬占到500万，这是投资方要求的。一千万一下就耗进去一半，这个产业怎么维持？由此，现在整个产业高片酬的问题比较大。中国缺少高端的文化企业家，懂文化又懂企业。冯小刚说你们这些评论家不要来评论我的片子，我就是商业片，你一定要拿文艺片的标准来衡量我干什么。确实，评论家错位了，他的电影走商业片的道路，市场比较大，而且质量也是不错的。
制作中心也发生了变化，原来是导演中心制，后来是制片人，现在是出品人。拍电视剧基本上是电视台说了算，因为他买你的片子、放你片子，他是市场终端，他决定哪个做导演，哪个做女一号、男一号，故而购片方的口味也决定了电视剧的口味。比如中央电视台的国际电视总公司的口味，基本上他们买你的片子，他们会派责任编导和制片进来，指定剧本怎么改，会提出意见。电影也是，若干年前电影是民工、大学生、恋人看，只要摸中这三种人的心理，票房就会比较好。
4、青年导演的培养体系
青年导演的培养也是很重要的。我去年看了200多部片子，比较失望，好片较少。这些影片很多是青年导演拍的，它的人文和艺术准备还都跟不上。且不说故事讲得多么好、主题多么深刻，就技术而言，镜头都是平视的，颇为呆板，观众看着都很累。“第五代”这一批导演非常整齐，但是，他们的历史也是不可能复制的，因为他们有“文革”十年积累的元素，他们进入过社会底层，是有思考的一代。再看“第六代”，第六代“出生”很难，因为搞评论的一直不承认有“第六代“，他们没有拍出轰动整个社会的作品，没有能够形成一个大的概念，也没有文化力、地标性、里程碑的作品。但是，现在只能被迫成为“父亲”了，因为“第五代”慢慢下去了，“第六代”肯定得冲到前面来了。应该说，他们现在很艰难，准备还是不够的。所以，青年导演还是很重要的，要让他们更快地成长起来，给他们一个平台，推他们一把。
五、评论者的工作通道
1、让评论成为受人尊重的职业
评论成为受人尊重的职业，如何做？评论不仅要有专业性，还要有文化的品格。基础阶段就是拿到一个“上岗证”，掌握影视评论的技术，但要成为一个优秀评论家还需要文化素养，要成为大师型的评论家更要有人格魅力。要成为大师，肯定需要包容。梅兰芳能成为大师，就因为他吸收能力很强。现在有些搞文艺的人有一个缺点，就是互不容人，互相瞧不起，这个人格状态就有点问题。目前，好多人拍片拍得不错，但就是成不了大师，可能就是缺少人格的层级。从事评论工作也有这方面的因素，上升到普世类的，要从技术到文化再到人格的逐步升级。
2、文本的细读和美学判断力
从事评论还需要一种气度。我认为，北京大学的戴锦华教授是搞电影评论比较好的一个，她一般要看足多遍电影以后，才写评论文章，她的电影评论可以细化到每个镜头。比如《红高粱》开头巩俐出嫁的那一场戏，新娘头上的装饰及其动作，她可以一帧一帧地分析。姜文也说：“我看电影不多，但好看的电影可以看上20、30遍。”他的电影个人风格很强，和陈凯歌都是哲学家型的。陈凯歌的电影，可能他自己也没有吃透，因为要表现的文化信息过于密集又都表现不了。姜文说《太阳照常升起》是他最喜欢的，《让子弹飞》是向票房投降了，他说好票房不一定是好电影，他的电影风格极为显著。如果你和张艺谋讨论剧本是很困难的，因为他剧本都能背下来。中国另一个能背剧本的导演是英达，演员有一句台词甚至一个字念错，他都知道。这些都是值得评论家学习的。还有从事评论很忌讳的一点就是过度阐释，评论对象没有那么伟大，但你论述得很崇高，这也不是好评论的风格。电影作者看了过度阐释的评论以后会觉得，你说的是我吗？不要过度阐释，其实也是对作者的一种保护。此外，则是一个悟性问题，有悟性的评论家可以读出大量的潜台词。
3、与创作者的“间离效果”
评论者和创作者要多沟通。如同前述，齐如山和梅兰芳就一直来往密切的。现在，评论者和创作者几乎不来往，容易闹出低级笑话。但是，也不要靠得太近，这是一把双刃剑，度要掌握好了，如果完全投入进去，那也就被创作者同化了。
4、文化立场及其出发点
任何一个大师都是有文化出发点的，为什么我们当代很少有大师？因为没有文化出发点，他是游移的，一会儿说这个一会儿说那个。毛泽东是大师，世界上没人能超过他，他把“不许放屁”当作诗的最后一句，很自然很贴切，你看谁会把这句话放在诗里的？从事评论也是这样，把一系列评论读下来后，要找得到文化的出发点，你是怎么读解这个世界和艺术的。现在我们游移的太多，很难形成自己的评论品德。
5、影视史论的“全知全能”
评论家应该对整个电影史、电视剧史比较了解。有些判断如果对史不了解的话，就会不准确。我们新时期的电影有几个大的阶段，第一个技巧美学，第二个纪实美学，第三个影像美学，第四是综合美学。这些对评论家是很重要的常识。
（本文系作者2012年6月1日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评论骨干培训班”上的演讲报告整理而成，由上海《解放日报》记者李君娜整理而成，并由作者校正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