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文化遗产的历史活态性
——以洗车河镇手工艺文化与内河舶运经济史之关系为例
吴昶
（湖北民族学院艺术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摘要：洗车河镇的建筑、木器、髹漆等传统手工艺，与清末至民国期间当地的经济生活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也随着商埠文化和舶运经济的兴衰而随之改变。如今，洗车河流域的民族民间手工艺文化已经成为难以再生的文化遗产。实际上，它们正在面临又一轮文化变迁的严峻挑战。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往往不仅在于保护手工艺本身，而且在于其文化与经济生态整体的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
关键词： 湘西；洗车河镇；手工艺；文化遗产；历史价值；舶运文化
分类号： G1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838（2010）02-0054-06
前言
文化遗产可以被概括为具有历史性（即“它在帮助我们还原历史的过程中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艺术性；科学性；纪念性（文化遗产所具有的纪念性价值）四大基本特征，［1］（46）而有关其历史性与纪念性特征，不仅体现在遗产的类别属性本身，而且往往更有可能体现在内容更为丰富的社会文化价值方面。作为具备上述相关特征的洗车河古镇手工艺文化，应当说是非常值得深思的个案之一。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沈从文先生曾以优美深情的笔墨，描绘了行驶在湘西诸河上的商船羁客，也描写了许许多多因舶运业而兴盛起来的河运码头 ，从而使我们得以洞见一个时代湘西社会精彩奇异的人文生态。而本文所研究的洗车河镇，正是昔日湘西内河交通网链中的一个小小的商埠码头。［2］（203）笔者曾于1998年采访过洗车河镇，当时洗车河镇的徽式建筑、土家干栏式建筑相映成趣，而现代水泥建筑却很少见。镇子的东北角还有一两幢新造的吊脚楼拔地而起。许多家庭的室内摆放着雕工精美的古典全木家具。干栏、廊道、石板路、马头墙与古典家具相映生辉，仿佛一个避于现代化俗尘之外的桃源仙境。
2007年9月，当笔者再次来到洗车河镇作田野考察时，当地的情况已经大为改变。这里如今将要形成一个豆制品专业加工点。镇上的建筑已经是新旧参半，昔日明清建筑一统全镇的完美格局，已被新建的私人小洋楼、旅店、机关单位宿舍等钢筋混凝土建筑所冲破。原来的石板路有很多地段变成了水泥
图1.洗车河镇全景（2009年）
路面，镇上出现了超市、发廊和网吧。而人们家中陈设的古典木家具的身影早已被现代组合家具所取代，镇上甚至出现了新式的现代家居装潢店。
目睹这些风物的变故，笔者特意选择了一些熟悉洗车河镇历史的老人和传统手工艺人，并对他们作了较为系统的调查，因为他们对于文化的变迁是最为敏感的，通过这些受访者，我们可以有效地分析这座古镇手工艺文化变迁背后的深层原因。
一、商埠文化促进了洗车河流域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播与交融
洗车河镇，简称洗车，位于龙山县西南部曾家界、洛塔界两山间的狭谷地带的洗车河畔，距龙山县城43公里，辖域面积175平方公里，有19个行政村和1个居委会，全镇总人口13383人。洗车河是酉水中游的一条重要支流，发源于水沙坪，向东经红岩溪急转，一路自北向南接纳猛西河、靛房河、贾家河三条支流以及70多条小溪，最后由南端的隆头镇汇入酉水，流入保靖县境，其常年流量为35.5立方米/秒。“洗车河”土家语原称“席泽”（hsi tse），意为“野草簇拥的河流”，后来的客籍移民以汉语谐音称其为“洗车河”。
自上个世纪末以来，洗车河古镇的人文景观被文化学者和摄影家们所发现，古镇也因为自身的审美趣味而越来越受到世人的普遍关注。丹纳（H.A.Tain）曾在《艺术哲学》一书中认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3］(70)当笔者把目光投向洗车河镇的时候发现，这种说法在此时依然是极具说服力的。
自晚清以来，湘西北地区现代工业尚未起步，而自然资源却十分丰富，商人们就把当地的山货土产视为出口贸易的大宗，这些内容十分丰富而主要是当地盛产的一些动植物资源，包括桐油、土漆、
图2.洗车河镇在酉水流域的位置
茶叶、五倍子、中草药、兽皮、野味。此外，镇上居民的物质消费要求也不低，他们需要各种各样的时尚洋布（如阴丹士林布、协和布、南布、双南布、呢绒）、锅碗瓢盆、西药等生活物资。在这些百货之中，比较值得注意的一种商品是食用盐。当时的洗车河埠头有两种商品盐，一是，产自四川自贡、云阳等地的“锅巴盐”，是陆路运来在此装船的下水货；另一种是经洞庭湖溯流而来的“颗颗盐”（淮盐）。由于“锅巴盐”颗粒精细，口感较好，价格也便宜一些，因此当时这一湘鄂川交界之地的私盐贸易也较为频繁。①
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与外埠物资实现交换的可能性，决定于水运便利的环境条件。在商埠时代，龙山境内的水运线路主要有两条——大河线和小河线，大河（酉水）发源于湖北宣恩，经四川秀山流入湖南龙山县境内；小河线起自上游的红岩溪，洗车河镇是小河线上最大的一站。南杂北货汇聚于此，以货币贸易的形式实现交换。商人主要是来自江西、四川秀山和湖南桃源的移民。他们一方面通过各个水运码头的大商号，把下游的各种商品销售到内地市镇；另一方面又通过这些商号把内地土特产销售到下游各地方。前者自下游洞庭湖装货，途经沅陵、保靖上水行船，被称为“上水货”；后者自鄂西南、湘西北、川东甚至云、贵地区，通过肩挑背扛，几经周折才从陆路运来，自洗车河镇以及其他的河码头下水，流向洞庭湖地区，被称为“下水货”。当地人所谓的“南杂北货”实际上是整个洗车河社会运转的经济核心内容，更是地方资本的积聚和流通完全依赖着的物质载体。而洗车河镇就是当时整个湘西北最重要的水运码头之一。
据镇上一位年近九旬的居民介绍，一个世纪以前的洗车河镇，还只是一个叫作“洗车沟沟”的百户小村，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洗车河镇就已经进入了它最繁华的商埠时代。每天,河滩上人声鼎沸，河中停泊着大小船只近百艘，大船身长近15米，小船也有8～9米长。石阶上装卸货物的码头工人熙熙攘攘，附近的农民和菜贩都把新鲜蔬菜挑到河滩上去卖；而镇上的商号就已有二三百间。这些商号，早期主要是由来自江西、四川等地的汉族移民掌握，他们靠行商起家，陆续迁来小镇，当地的土家族人本来不善经商，后来在移民的带动下，也都逐渐开始投身商业贸易和船舶运输行业。从事舶运的船老板多是下游捞车村和朱家寨的土家族居民，因而这些洗车河畔的土家族村寨也在经济上不断受益。
图3.几只小木船停靠在昔日商埠的吊脚楼旁(2007年)
在这期间，洗车河镇本地和外来劳动力中，还出现了一个码头工人群体，他们被分为三种职业——背脚子、挑脚子和纤夫。湘鄂西一带的居民对出卖劳动力的具体行为方式历来划分很细，背脚子主要是用背篓背运货物；挑脚子则是靠用扁担、棒棒挑。纤夫分为散纤、专纤两种，散纤是业余纤夫，平日在农田里劳作，闲时在岸边等待上水船靠岸募工；专纤是职业纤夫，随船行动，一般需要力气很大的壮汉，下水行船时充当桨手，上水行船时则引领散纤一同拉船。
码头工人群体的主要成分，是当地的土家族农民。他们当时对自己所从事的这些职业以土家语相称，背脚子叫作“卧麻”（O ma）,挑脚子叫作“凯麻”（Ke ma），纤夫叫作“曳麻”（Ye ma），拖船拉纤叫作“补野”（Bu ye），当时许多居民，不论民族和职业身份，都能够熟练掌握两种语言，②他们称土家语为“土话”，而称湘西北通用的汉语西南官话为“平话”。
在商埠时代，洗车河码头工人群体中，逐渐形成了充满对自己生活特色的汉语语言文化，譬如谚语“上七，下八，平路十一，多走一步是狗日的”，道出了背脚子背货物所总结出的省力经验，即上坡七步歇脚一次，下坡八步歇脚一次，平路上走，要走十一步才歇脚一次，一方面可想而知货物究竟有多沉重，另一方面，粗俗的责骂与羞辱意味着相对于经济利益而言，人们更重视基于人道主义的行业规则。又如 “三爷儿背力，三爷儿背二千一，幺儿还不得力”，意思是说父子三人都是背脚子，一共要背走两千一百斤的货物。父亲年纪大了，老幺（小儿子）却还没有发育成熟，力气还不够，所以老大（说话人）就要背八九百斤以上的东西，这当然是形容站着说话不腰疼，吹牛取乐之语。再如“半夜起来三更走，天亮才到大门口，”这就是对货物的沉重更为夸张的描述了。当时的普通人家女子择偶，一条重要标准就是看男方是否勤苦耐劳，不偷奸耍滑。而有关码头工人家庭教育子女的一则谚语也这么说：“不要你做官做府，只要你挑得一百四五。”这些民俗知识，生动地反映出当时码头工人对自我职业身份的认同感已经如烙印一般深刻，或许他们从来未曾想到河码头工人这种职业后来竟会在此处消失得无影无踪。
图4.从事客运和捕鱼的乌篷船(1998年，隆头镇)
洗车河流域的舶运贸易在公有制经济时代到来以后，还一直维持到1974年。这一年，龙山至里耶的公路（途径洗车河镇）修通，舶运贸易活动才算彻底衰落，剩下的大小船只除少数从事客运（只限于在隆头镇以南）、捕鱼以及摆渡之外，其余的不是被拆卸挪作他用，就是静静地躺在村口、屋旁，供路人凭吊。由于舶运贸易刺激了人力运输行业的兴盛，当地的土家族居民逐渐与外来的商业及手工艺移民之间形成了频繁的文化交流，并为武陵山区经济和文化留下了一段传奇般的历史纪录。
图5.洗车河镇以北的细砂坪民居窗花样式(2009年)
二、商埠舶运文化与建筑群落格局的关系
与周边农村相比较，我们不难觉察出洗车河镇建筑艺术背后强大的经济实力背景。通过长期的舶运和商埠贸易活动，商业移民逐渐在此扎稳脚跟，并置下房产。镇上最大的屋场是胡家大屋，光鎏金的门匾都有20多块，整个屋场由20多间房组成了三个大天井，这幢宅子是在1919年以前就有了的；第二大的屋场是李家大屋，两合天井，十一间房，李家曾经考取一个举人(一说是秀才)；再就是区家大屋，也是十来间房，分内外两个天井。这三幢大屋的兴建者都是晚清岁月里发迹的商人，这些房屋也是在清代时业已营造完毕，如今都还保存着。此后在辛亥革命之后的整整38年间，又有陈家、易家、李家和张家先后崛起，他们都修建起了自己的天井庭院式大屋。他们当时聘请来的建筑师是来自四川秀山的王氏三兄弟，时人恭称他们“王大木匠、王二木匠和王三木匠”，其中以王大木匠营造经验最为丰富，他们经常一起合作，都是由王大木匠担任掌墨师傅。这些昔日的建筑，既包括以马头墙（封火墙）、砖木混合结构、雕花门窗、天井庭院为特征的徽派建筑风格，也包括以龛子（厢楼）、吊脚楼、凉亭桥为特征的土家族全木结构干栏式建筑风格，二者彼此糅合，已经融合为一个美妙的整体街区建筑群。
那时的洗车河流域还没有专门的陶瓷烧造业，当时还有一位名叫杜慕钊（音）的泥瓦匠，他大约是在民国二十年前后帮王家修过房子，其建筑所需的砖、瓦，是从永顺“上水”运来的。由于当时这些大户人家所娶的新娘不少都是来自县城，或经济更为发达的城镇（如永顺、沅陵），她们携带来的嫁妆里往往就会有一些精美的全木家具，如官椅、雕花的首饰盒、洗脸盆架、碗橱、滴水床（一种结构复杂、装饰繁缛、雕工精美的大型床具）等等。当时的洗车河镇上还有著名的漆匠李大成（音），他所使用的土漆原料是专门从汉口、长沙“上水”来的。我们回过头来看，不难发现，洗车河古镇这一城镇景观艺术，其实正是像昔日王氏三兄弟这样的优秀手艺人们合力创造出来的，而发达的商埠与便利的舶运，可以使匠人们不受当地材料产品条件的限制，以“拿来主义”的气魄进行他们匠心独运的建筑设计和营造工程。
三、手工艺人与商埠社会的关系
舶运经济使商埠社会的文化风貌迅速形成。在洗车河镇的传统商埠社会中，手工艺人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是工业机械化以前生产制造业的主力，同时也堪称是专长于工艺美术造型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他们有的步入当时的产品包装领域，有的频频涉足于建筑和家具装潢领域。由于商业贸易使洗车河镇成为土家族文化核心区里繁华兴盛的商埠，因此自清代以来，大批手工业者也为洗车河镇的繁荣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他们有的是把自己的作品辗转销售到这里，而有的则以移民的方式连人带技术一起来到洗车河镇，从而丰富了洗车河流域文化生态的多样性。正是因为手工艺人与商埠社会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当古镇的商埠职能发生改变以后，各种手工艺文化也相继开始衰落了。
由于商业移民们大都与经济及手工艺文化更发达的地方建立了牢固的姻亲关系。女方家为此准备了贵重的陪嫁，因此洗车河镇逐渐聚集了许多的陪嫁物。我们尚能见到的那些造型华美，工艺细致的衣橱、官椅、洗脸盆架和滴水床绝大多数是当年留存至今的陪嫁物。此外，还的人家在外地定做家具，例如20世纪40年代，镇上曾有一户王姓人家请永顺县的木工花了好几年的时间订造了一架“三滴水”式的木床。③
图6.洗车河镇的一件古典雕花碗橱之局部(2007年)
镇上当时还有一些手工艺移民，例如当时有一位姓李的外乡漆匠，技艺十分高超，他当时所用的土漆原料还是特地从汉口、长沙等地来的上水货。又例如商人们经常把当地的桐油贩往下游，需要特制的木桶来盛装，因此对木桶的需求量很大，每次订货都要好几百个，镇上甚至出现了专门制造木质油桶的作坊，木桶作坊的主人是一位来自四川秀山的苗族木匠。
一位漆匠师傅回忆说，以前不光桌椅板凳，门、窗，花的工序都特别多，样式非常复杂，如明式和清式官椅、滴水床、洗脸盆架和碗橱等，只有“旧社会的木匠”会做，而且洗车河镇本地没有。后来的木家具和木器样形式极为朴素，除髹漆之外，几乎不用做任何装饰工艺，而后来新式油漆家具的出现使得古老的髹漆术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如今，老师傅除了偶尔还能接点漆“大木”（棺材）的活之外，平日里都闲着，常在老街坊家打牌下棋。他以前曾教过两个徒弟，现如今也已出门打工去了。眼看着自己手艺渐渐就要荒废了，老人感到很无奈。
图7.洗车河镇一处即将被现代建筑所淹没的古城(2007年)
在木工、漆艺正在衰落的同时，洗车河流域的古典家具流失的情况也已经非常严重。在我们所访的大多数家庭里，带有古典装饰风格的家具数量已不到3件——这与笔者9年前所见到的景象相比，已经明显不同了。事实上，随着商业的萎缩，舶运也逐渐走向衰落，同时人们对私人家庭财产的感情也逐渐淡漠，这些技艺就很快失去了越来越多的赞助者，其消亡的命运也就在所难免。
四、结论
在过去，我们习惯于把非主流、非大文化传统的民间手工艺形式，排除在艺术研究的话语之外，但这种认识如今在世界范围内正逐渐得到纠正。艺术与技术是密不可分的，弗朗加斯代尔曾指出：“艺术作品历来都是手艺人想象力和灵活性的产物”。［4］(66)洗车河古镇这一城镇，从宏观到微观的各种审美意趣都离不开手艺人的合力创造。然而一个世纪以来，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地方经济较之周边村镇而言已经相对衰落。我们不难发现，在经济相对衰落的同时，文化艺术逐渐衰落的趋势则是绝对的。
如果没有舶运经济史的存在，洗车河镇至少在1974年公路修通以前依旧还会是一个视线封闭的土家小寨。河流的存在是基本的生态因素，而利用河水从事船舶运输则是以技术智慧为核心的地方性知识。由船舶运输技术促生的舶运经济，是促使洗车河镇在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繁荣兴旺的根本原因，洗车河镇因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商埠手工艺文化。自晚清以来，洗车河流域的商人们是艺术的赞助者，来自永顺县、四川秀山县等地的各族能工巧匠是艺术的创作者。在舶运经济的刺激下，商人们的异地联姻与手工艺人的漂泊谋生是促成艺术传播的两大关键因素。积聚的资本与民间手工艺的消费习俗，使得洗车河镇成为一个天然的民间手工艺作品博物馆。
但目前，文物情况已经非常不容乐观。从手工艺文化变迁现象中我们可以得知：洗车河镇传统手工艺形式是由它们的经济存在决定的，不论异地作品或手工艺移民，都受着舶运经济的牵制影响，正因如此，在舶运贸易衰落后的20世纪下半叶，手工艺人失去其生存的经济基础，多数只能被迫改做它业。随着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进入，传统手工艺的衰落更加难以挽回，因而这一古镇的手工艺文化生态也就失去了其本来的“造血能力”，只能以一种濒危的文化遗产的形态存在，理应受到悉心的保护。
洗车河流域的手工艺文化遗产，目前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形势。如今，洗车河镇日渐稀少的手工艺作品和即将断代的手工艺传承人，正是它辉煌的商埠文化残留下来的痕迹。就保护一方文化传统的总体而言，依附于文化与经济的生态整体基础之上的这些历史痕迹，往往都是不可逆返，甚至可以说难以再生的精神财富资源。黄柏权先生在《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及保护对策》一文中认为：“土家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可分为消失、濒危、变异、衰退几种状态,形势十分严峻。”［5］（44）如何协调经济与文化和谐共进的问题？如何看待一个古镇潜在的巨大文化价值？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有关文化部门及学者思虑的问题。而洗车河镇民间手工艺文化的过去形态，显然带给我们一种关于生态、经济及传统文化之间良性循环关系模式的启示。我们保护好手工艺文化遗产的目的不纯粹在于保护手工艺技术本身，更应该是对其在文化、生态和社会经济层面所承担过的历史使命所表达的一种心悦诚服的纪念方式，我们应该能从这一模式中找到经济发展与传统文化保护之间更有成效的解决方案。
注释：
①按照当时的国家宏观调控，湘鄂两省居民购买和食用的主要是淮盐，但历史上曾发生过两次“川盐济楚”，一次发生于晚清“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一次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都与中央政府丧失淮海地区的盐业管理权有着直接的关系。相关文献见李俊甲《太平天国时期川盐在湖南湖北市场的进出与银流通》，《盐业史研究》2006年第一期，第42~43页。
②上述土家语名词的提供者，系来自秀山的苗族手工艺移民后裔。如今土家语在与洗车河镇相邻的坡脚、靛房两乡还有较好的保存，当地的居民，包括十多岁的孩子都还能说土家语。
③滴水床的一种，所谓“滴水床”是指床具的外形模仿建筑，尤其是床顶部分弯曲成滴水屋檐的形状，周身雕饰着龙凤、鸳鸯及其他各种祥瑞图案。所谓“三滴水”是指床顶的飞檐分上中下三层。
参考文献：
［1］苑利.文化遗产与文化遗产学解读［J］.江西社会科学，2005（3）.
［2］沈从文.湘行集［A］.沈从文散文精编［C］.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
［3］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
［4］［法］让—吕克·夏吕姆.解读艺术［M］.刘芳，吴启雯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5］黄柏权.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及保护对策［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
本文发表于《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