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英：蒙古族马鞭制作的田野调查——以材料、装饰及工艺为主要调查内容

蒙古族马鞭制作的田野调查

——以材料、装饰及工艺为主要调查内容

徐 英

摘 要：自从第一个牧人出现在蒙古高原上，马具就成为牧人须臾不离身的必备之物。作为游牧民族的蒙古族，对于马具的制作亦不逊于其他游牧民族。科尔沁草原上制作马具的蒙古族工匠天下闻名，至今依然有许多手工艺人继承着祖辈制作马具的传统手艺，继续着自己或专业或业余的工匠师傅活计。笔者为完成《蒙古族饰品研究》这一课题，需掌握包括马鞭在内的马具的制作材料、装饰手法、工艺流程等第一手资料。2009年8月～9月间，笔者前往蒙古高原东部的科尔沁草原，就蒙古族马鞭制作及装饰纹样等问题进行田野调查，考察的重点是马鞭制作的使用材料、装饰纹样及手工工艺。

关键词：科尔沁蒙古族；手工艺人；马鞭制作；材料；纹样；工艺；

有别于农业耕作的游牧生活，占有一定数量的被驯化和供役使的马是其先决条件。在欧亚草原东端的蒙古高原上，马的驯化和役使究竟起于何时尚待考证。但自从第一个牧人出现在蒙古高原上，包括衔镳、绳索、马鞭在内的马具，就成为牧人须臾不离身的必备之物。从早年驰骋在蒙古高原上的匈奴、丁零、鲜卑、突厥、契丹人，一直到今天依然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蒙古族牧人，他们都是终年与马打交道的游牧民族。经过千百年互助共存的发展，牧人与马之间，早已建立起朋友般亲密的关系，他们荣辱与共，生死相依。从古至今，生活在中国北方草原上的牧人，都把马看作是自己的家庭成员。精心装扮自己心爱的马，是每个牧人乐此不疲的事情。

因此，包括辔头（包括络头、马衔、马鑣、笼头花和缰绳）、鞍具（包括鞍桥、鞍垫、鞍花、马镫、鞍韉、梢绳、肚带和障泥等部件）、绊索、马鞭、马汗板、套马杆在内的全套马具，随着游牧文化的发展，也或早或晚在草原上悄然勃兴。从蒙古高原各个历史时期不同游牧民族墓葬的考古发掘来看，成形马具的出现，当不晚于“西周晚期以前，有着相当浓烈的地方特点，并更多地体现了同来自北方的文化因素的联系……”。^[1](37)也就是说，中国北方草原上游牧民族马具的制作和使用，已经成为他们游牧生活的一部分了。从陆续出土的不同时代游牧民族的墓葬中看，马具是其不可或缺的随葬品之一，不论是制作材料、装饰材料，还是款式造型、制作工艺，均不惜工本，显示出游牧文化的深深烙印。

在蒙古高原鄂尔多斯地区杭锦旗桃红巴拉发现的匈奴墓葬中^①，出土了马衔等马具残片，较有地域特色的是还出土了马面饰，展现了当时匈奴人的马文化景观，很有那一时代游牧文化特征，且对于骏马的装饰已见端倪。另外，在蒙古高原鄂尔多斯地区的西沟畔、补洞沟、西岔沟、玉隆太^②等处发掘的匈奴墓葬，在出土的随葬品中均发现有匈奴人的马具。

大约在公元4世纪前后登上历史舞台的鲜卑人，也是游牧民族。辽宁朝阳十二台乡袁台子村发现的鲜卑人墓葬^③，就有成套的精致马具出土。另外，出土马具的鲜卑人墓葬，还有辽宁朝阳北票房身村北沟8号鲜卑墓、辽宁北票喇嘛洞鲜卑贵族墓、辽宁朝阳三合成前燕鲜卑贵族墓^④等。晚于鲜卑人出现在蒙古高原上的契丹人，将马具的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集于一身，制作出的马具已经展现出工艺品的味道了。这一点，从蒙古高原上发现的若干契丹人墓葬中出土的精美马具可以得到证实。1953年夏，从内蒙古赤峰大营子村发掘的辽驸马墓葬中，出土了八套完整的马具，其中六套为不同纹饰的鎏金银马具，一套为玛瑙马具，还有一套为铁饰嵌金银马具。由于常年深埋地下，锈蚀覆盖了嵌金镶银的图案。另外，从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7号辽墓、辽宁省建平县张家营子辽墓^⑤等契丹人墓葬中，均出土有制作精良的成套马具，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作为游牧民族的蒙古族，对于马具的制作亦不逊于其他游牧民族，1988年，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镶黄旗乌兰沟，发掘了一个元代墓葬，出土了卧鹿纹金马鞍饰一组6件，包括前鞍桥1件，后鞍桥1件，前鞍翅2件，后鞍翅2件，装饰工艺采用了浮雕锤揲，其中前鞍桥的主体装饰纹样为卧鹿纹，其余饰件的装饰纹样为花草纹^⑥。2001年，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又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恩格尔河管区发现了一处元代墓葬，发掘整理的随葬品中也有一套镂雕金马鞍饰，为一组8件，出土时残缺不全，但根据现在的文物修复技术，可以复原。考古发掘报告显示“就其形制而言，与乌兰沟马鞍饰大同小异，而就工艺装饰而言，则大有不同”。^[1](32)其实，考古发掘报告中提到的不同，主要在鞍具的装饰上，在恩格尔河元墓发掘出土的这一套金质马鞍具，其装饰工艺技术几乎是完全采用了金属的镂雕工艺，技术难度超过乌兰沟元墓出土的卧鹿纹金马鞍。而且，在前鞍桥、前鞍翅、后鞍翅等显要位置，均有宝石等镶嵌物（发掘出土时，镶嵌物已然不存），装饰纹样有龙、凤图案……从这样奢华的装饰手法和制作工艺看，虽然时隔数百年，但依然能让人感受到这幅金鞍具在制作之初的高贵与典雅，感受到蒙古人对于骏马的热爱之情。

有如此之多的出土实物证据和研究成果，实在让人倍感欣喜，但欣喜之余，仍有遗憾。在蒙古高原上发现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游牧民族之墓葬无计其数，马具频频发掘出土，然而，鲜有马鞭的遗物出现。或许，是马鞭的制作材料为木头、骨头和皮子等易腐易损材料的缘故吧。稽考文献，亦记载有限，古人驱马用棍棒或鞭子，即汉文典籍文献《大戴礼》和《庄子》中称其为“筴”或《论语》中称之为“策”之物。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上，也提到“策”是“马箠”^[2](196)，而这个“箠”字是“借为杖”，用途是“所以击马也”，今“鞭策”一词，从构词法上说，即“鞭”之同义复合词。清代的段玉裁分析“鞭”与“策”之区别，亦只简言鞭用革制，用以殴人，策用竹制，用以驱马。这是仅就材质、功能而言，其余如形制、工艺并未提及。笔者为完成《蒙古族饰品研究》这一课题，需掌握包括马鞭在内的马具制作的材料、装饰手法、工艺流程等第一手资料。因此，在2009年8月～9月间，笔者前往蒙古高原东部的科尔沁草原，就蒙古族马具制作问题进行田野调查，考察的重点是马鞭子的制作材料、造型款式、手工工艺及装饰纹样。

为什么选择蒙古高原东部的科尔沁草原作为调查地点呢？原因有二。

其一，蒙古科尔沁部，是以圣主成吉思汗的二弟哈布图·哈撒尔的后裔为主而形成的蒙古族部落集团。其驻牧之地，据《史集》记载，在额尔古纳河、阔连海子和海剌儿河一带，这里是蒙古民族的肇兴之地，因此显得格外重要。哈撒尔子孙众多，世代繁衍，后来逐渐分出科尔沁部、扎赉特部、杜尔伯特部、郭尔罗斯部、阿鲁科尔沁部、乌拉特部、和硕特部、额鲁特部、卫拉特部等诸部，都是哈撒尔后裔逐渐形成分化而成的蒙古各部，人口甚众，其文化习俗相近相同之处颇多。对蒙古科尔沁部落的马具，特别是马鞭子的制作进行田野调查，就蒙古高原上生活的蒙古人而言，比较有代表性和普遍意义；

其二，科尔沁草原上制作马具的蒙古族工匠天下闻名，至今依然有许多手工艺人继承着祖辈制作马具的传统手工艺，继续着自己或专业或业余的工匠师傅活计。在进行田野调查前，我们课题组先制作了一批问卷，通过当地的文化部门发送给一些现存的蒙古族民间艺人，根据问卷调查反馈的结果看，至今活跃在科尔沁草原上各个旗县的马具制作工匠仍有数十人之多。下面所列表格中的10位科尔沁草原上的马具制作师傅的情况，是反馈的调查问卷中信息比较清晰的一组：

笔者下去进行田野调查，就是按照这个线索逐一进行考察的。调查的时间，是2009年8月～9月间，调查的地点是位于科尔沁草原上的几个旗县，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辖境内的科右中旗、科右前旗、扎赉特旗，通辽市辖境内的科左中旗、科左后旗，赤峰市辖境内的阿鲁科尔沁旗，吉林省辖境内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调查人员包括笔者，还有笔者的同事萨日娜副教授和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的敖敦其木格副教授，她们作为向导和翻译同行。科尔沁草原也是她们的家乡，因此，她们的加入为此次田野调查提供了许多便利的条件。

在逐一走访调查的过程中，有的师傅出远门不在，有的师傅生病了不能接待，其中，调查访问次数多，且调查内容比较详尽的，是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右中旗代钦塔拉苏木的科尔沁蒙古族马具制作大师图门乌力吉老师傅。

据史料记载，在科尔沁草原上，在清朝末年之前，几乎完全是牧区，农耕的百姓只是很少一部分，不占据科尔沁草原地区经济文化模式构成的主要部分。简言之，这里是游牧文化的天下。因为是游牧，几乎所有的牧人或多或少都会自己制作简单的马具，当然，制作的水平有高下之分。也有专门制作马具的师傅，但职业化的程度并不明显，有牧人找上门来订制马具，他就做，空闲的时间里，他也是放牧的牧人。根本没有专业的马具工匠，都是牧人自己制作鞍具。清末以降，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需要漂亮的马鞍具，这才促成了马鞍匠的职业化。而且，鞍具的制作已经远远超出实用的功能，原来屈居次要位置的审美功能反而大大提升，成为马具制作工匠首先关注的问题。恰是这种马具实用功能的变化，造成了现代马具制作的多样化及装饰的多元化，引起诸多研究者的关注。

在科尔沁草原上走访制作马具的蒙古族手工艺人时，调查访问最细致也是收获最大的，当属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代钦塔拉苏木的图门乌力吉老师傅，本文即是以他提供的素材为主，集其他手工艺人的调查材料作为补充，而完成本次调查报告的。

图门乌力吉老师傅今年62岁，是科尔沁草原上远近闻名的马具制作大师，他亲手制作的马具极富蒙古族传统马具的韵味，整个制作过程几乎是从头到尾，全部为手工制作，突出体现了蒙古族手工工艺的技术特点。因为马具的制作材料包括皮子、铁、铅、铜、铝、木头、骨头、织品等多种材料，还要有熟皮子、金属加工、木匠、手工雕刻等多种技艺，因此，它要求一位制作马鞍具的工匠，不仅要掌握多种材料的制作加工技艺，还要熟悉各种材料的性能和品相。

笔者访问调查的其他几位蒙古族手工艺人，都是在制作马鞍具的某一方面比较突出，如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巴岱乡的马具制作师傅呼和，皮艺是他的专长；兴安盟科右前旗中心屯的马具制作师傅哈斯潮鲁，制作马镫是他的专长；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大林镇的纳木吉勒师傅，制作马鞍子是其专长。而图门乌力吉老师傅，则是以能够制作全套的马具而闻名科尔沁草原。

图门乌力吉老师傅告诉我，他制作蒙古族马具已经40多年了，自己也不知道做了多少件，反正现在是成竹在胸，只要接到订货，他问上几句就立即知道对方要什么样的鞍具，也知道自己多长时间可以制作完成。因为，他太熟悉马具了。由于图门乌力吉老师傅的手艺在科尔沁草原上十分有名，因此，老师傅现在制作马鞍具的活计是应接不暇。我去访问他时，图门乌力吉老师傅正在制作的这幅马鞍具（见上图），就是应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右中旗博物馆之约专门制作的，整个费用是1万元，全部传统材料，全部手工制作，全部传统工艺。

制作全套的马具并不容易，图门乌力吉老师傅都能拿得下来，而图门乌力吉老师傅最为擅长的手艺是制作马鞭子，图门乌力吉老师傅制作的各种款式的马鞭子（见左图），不论从材料、工艺、款型、装饰上，都是最优秀的，在科尔沁草原上和呼伦贝尔大草原、锡林郭勒大草原上远近闻名。许多牧人是慕名而来，专门要买图门乌力吉老师傅制作的马鞭子，因为货真价实，不掺假，用起来既实惠耐用，又美观大方。过去，图门乌力吉老师傅制作马鞭子，多数是人家送来材料，他帮助加工，有时是认识的牧人，也不要什么钱。老人觉得自己的手艺有人欣赏，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现在，需要马鞭子的人多了，经济效益也显现出来，图门老师傅的这套手艺才真正有了用武之地。

从制作材料来看，制作马鞭子的杆儿，大都是以牛骨头为原材料，牛骨头当然要选择上好的骨头，还要经过传统手工工艺的加工制作——即先要用开水反复煮，去除骨头内外的油脂，防止以后生蛀虫。再根据长短不同的需求断开、打磨、掏孔、抛光、雕刻。这是传统的马鞭杆儿的做法，如果上讲究的，要用红木、紫檀甚至银质材料制作。雕刻也格外精心，图案复杂多变，在制作一些作为收藏品用的马鞭子时，那就要其他材料制作鞭杆儿，通常是用一种专门的石头制作马鞭杆儿，当然也要进行打磨、掏孔、穿环儿，还要雕刻。其余如名贵的红木、紫檀、白根檀等材料，也会用来制作马鞭子的鞭杆儿，那几乎都是按照工艺品和藏品的规格来制作的，当然，售价自然不斐。

现在，图门乌力吉师傅制作马鞭子的鞭杆儿多使用牛骨，当然，如果碰到专门收藏蒙古族马鞭子的收藏家或者博物馆等，来订做专门用来收藏陈列的马鞭子，图门乌力吉来人也根据订户的要求专门用名贵材料来制作马鞭子，这样的藏品也被许多个人和单位购走。老人告诉我说，他前不久利用白根香木质材料制作了一款高档马鞭子，一下子卖了1700多元。白根香做鞭杆儿很有讲究，不仅好看，材质本身还是药材。

现在，图门乌力吉老师傅制作的马鞭子杆儿，就制作材料而言，多用的是当地产的牛骨头。制作工艺技术，已经是轻车熟路了。鞭子杆儿上的装饰纹样，都是他自己雕刻的（见右图）的杰作，从开始简单的花卉、几何纹样，到后来比较复杂的动物纹样和八仙纹样等不等，反正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复杂。这些雕刻的纹样和技法，都烂熟于图门乌力吉老师傅的心中，可以说是信手拈来，得心应手。当然，鞭杆上的雕刻越精细，售价就越高。老人现在将雕刻鞭杆儿当作一种乐趣，自己常常动脑筋不断地推陈出新，除了科尔沁草原上的各种花卉、自然景观、装饰符号等，一一雕刻在自己乐此不疲的鞭杆儿上之外，还将许多造型复杂的人物、风景、甚至社会活动的场景，雕刻在他制作的马鞭子杆儿上。这些纹样图案，反映着科尔沁蒙古人当年游牧生产生活的场景，依然是那样的粗犷、古朴，那样有序，那样率真。对于鞭杆儿的装饰手法，除去雕刻以外，还用了镶嵌、绘制等工艺技法，出现了不同的审美效果。

而笔者访问的其他几位制作马具的师傅，如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东查干乡的胡格吉勒图师傅，还有内蒙古通辽市科左后旗查日苏镇的纳沁师傅和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套浩太乡的佟国仁师傅，他们马鞭杆儿的制作，不论从材料、装饰到工艺，与图门乌力吉老师傅比起来，就略显简单。鞭杆儿使用的材料，基本上都是普通木头，也没有太多的雕刻纹样，工艺也十分简单，用小车床一车就完事了。而图门乌力吉师傅制作的鞭杆儿，从选料、制作、加工到装饰，每一个环节都精工细做，自然不一般。

马鞭子的主体——鞭子——实际上是由两部分构成的，即：里边作为核心部分的生硬的牛皮芯儿（见右图，是一捆已经制作成半成品的马鞭子牛皮芯儿部分，呈蜷曲的长条状）和外边由柔软的狗皮条（见左图，图门乌力吉老师傅在整理狗皮，将起切割成条状物）组成的编织层。里边的牛皮芯儿要坚硬直挺，外边环绕的狗皮编织物要松紧适度，有弹性，这样的马鞭子才好用。

制作马鞭子首先要有上好的皮子，图门乌力吉师傅制作马具所用之皮，是从几千里之外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购进的。一张牛皮原材料大约380元左右，他说，那里的牛皮质量好，不怕费钱，要制作出让人竖大拇指的马鞭子，就要用最好的原材料。

通常的情况下，为了裹在里边的牛皮芯儿坚硬挺直，生牛皮不用专门熟，只需弄湿后，切成条紧紧地卷好，等干了以后，坚硬无比，铁条然。而狗皮则要选择上好的狗皮，认真熟皮。既要使狗皮脱脂，又要在鞣制的过程中除去毛发而不弄坏皮子。我访问的其他几位制作马具的师傅都是采用草原上传统的鞣皮方法，即采用酸奶子加食盐或者是散糜子面加食盐的土法，鞣制牛皮和狗皮。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巴岱乡的制作马具的师傅呼和，擅长笼头制作等马具中皮艺的部分，除去自己收购皮子鞣制皮子外，应急的时候，还买别人鞣制好的牛皮。而图门乌力吉老师傅制作鞭子所用的牛皮和狗皮全部是自己选料加工，特别是鞣制皮子，他自有自己的一套绝招。除去上面提到的传统鞣皮方法之外，他还将动物的内脏（特别是肝脏）捣烂，涂在皮子上，卷起来后大约2天～3天的时间就发酵了，然后再配上草原上各种带有药性的花卉来鞣制，当然，配方只有他自己知道，而且，根据不同的皮子质地，采用不同的配方，经过浸泡、脱脂、去肉、静置、甩水、回潮、铲软等工序，图门乌力吉老师傅鞣制出来的狗皮成品即便再进行染色，也不发硬，皮板也不黄。他鞣制的狗皮，出材率大，皮板柔软，重量轻。

有了好的材料，还要有好的款式，说到马鞭的款式，图门乌力吉老师傅告诉我说，他制作的马鞭的款式，同传统样式的蒙古族马鞭子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基本上保持了科尔沁蒙古族代代相传的马鞭子的传统样式，这也是为什么科尔沁草原上的牧人们，十分喜欢用图门乌力吉师老傅制作的马鞭子的原因。

为了继承科尔沁草原上马具制作的传统，延续蒙古族手工艺产品制作的原汁原味，图门乌力吉师傅多年来一直四处搜求一些年代久远的马鞭子，然后买回来，一一拆开来仔细研究琢磨，再将其一次次复原。这样反复多次后，图门乌力吉老师傅对于科尔沁草原上蒙古牧人用各式马鞭子的结构方式、用料特点、工艺技法等等了然于胸。又经过多年的实际操作和刻苦实践，他可以用一点儿也不走样儿的原材料和传统手工艺，制作出不同款式的马鞭子。而且，在不断摸索创新中，他努力使出自自己手中的马具更加耐用、美观。现在，对于马鞭子的制作，图门乌力吉老师傅可以说是终于成竹在胸，一挥而就。一条美观、结实、耐用的马鞭子，他一天的功夫就能完成全部制作工序，到了晚上，一条成品马鞭子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制作马鞭子需要特制的制作工具，最主要的就是一张硬弓（见左图），作用是将僵硬的牛皮芯儿紧紧地绷在弓上，然后在僵硬的牛皮芯儿外边，再编织狗皮条。这种制作马鞭子的专用弓，是用焙干的竹条制作而成的，也有用带弹性和质地结实的木质材料制作的，弓的两边有拉紧牛皮芯儿的钢勾。制作马鞭子的时，将生牛皮芯儿绷在弓上，有经验的老师傅会弹弹绷好的牛皮芯儿，听听响声，真的同蒙古人射猎的硬弓相差无几。生牛皮制成的马鞭子皮芯儿在弓上绷得紧紧的，以利于工匠们环绕着牛皮芯儿去自由地编织狗皮条，松紧度自己掌握，全凭手感和多年的经验。这要求工匠手上的力量要使用均匀，一气呵成，直到完全编织完成，方可取下。这时，一个完整的马鞭子才算编织完成。现在，图门乌力吉师傅用一天的时间，可以完整地完成一个马鞭子的制作。

编织马鞭子，手上要有力量，这样，由柔软的狗皮条组成的环绕牛皮芯儿的网状物，才疏密一致，松紧得当。我提出很想看看图门乌力吉老师傅精湛的编织技艺，老师傅并不保守，应我之邀，图门乌力吉老师傅在他的手工作坊的现场马上制作起来，专门给我展示了他编织蒙古族马鞭子的传统技艺，看着老人娴熟的编织手法，我惊叹不已。

图门乌力吉老师傅说，他一般都采用管状编织，用过肩结、勒编、平编打结等技法，将柔软的狗皮条均匀地绕编在坚硬的牛皮芯上。最后，经过整型后的马鞭子看着就那样诱人。

图门乌力吉老师傅觉得，这样干的活儿才地道。因此，他货真价实的马鞭子的销路特别好，很多人在那达慕大会上结识了图门乌力吉老师傅，他制作的马具特别是马鞭子常常是一抢而空，没有买到他手工制作的马鞭子的人，还要返回来找他订购马，有些人还交了朋友，他们成为图门乌力吉老师傅马具产品最好的活动广告。

1991年，内蒙古自治区举行全区那达慕大会，当时的内蒙古民族产业文化学会理事长玉荣，久闻图门乌力吉老人制作马具的大名，亲自打电话邀请老人参加这次民族盛会。图门乌力吉老人带上自己的产品应邀参加。老人自豪地说，在全自治区12个盟市中，只有他一个是全自治区那达慕大会特邀的蒙古族民间工匠，还是个残疾人，他很高兴。带着自己亲手制作的200多条马鞭子参加了内蒙古自治区的那达慕大会，结果全部都卖掉了。

归纳这次实地调查的结果，有几点想法简述如下：

首先，从科技史的角度看，手工制作实用器物，自古有之。尤其是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他们可利用的动植物资源异常丰富，如森林里的植物、草原上的花卉、动物的皮毛均可制作各种手工器物，也包括编织马鞭子。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包括染色、图案、纹样在内的装饰手段，都在不同程度上美化着草原牧人制作的各种手工器物。仅就编织工艺而言，当社会需求提高，手工织品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时，机械编织机应运而生。发明第一台编织机的是一位英国牧师，名叫威廉·利，时间是1589年，虽然这个简单的编织机只能编制筒子状的织物，但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没有任何编织机械能与其媲美，直到18世纪后期，法国人发明了能织出各种款型样式的编织机。于是，编织工艺实现了从手工到机械的飞跃……科学技术如此这般地发展到今天，工艺中的个性化概念，早已全部消融到标准统一、生产批量、价格低廉的共性化机械中。或许，今天全世界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实施，才再次激活了纯手工生产的民族民间传统工艺。让迷失在现代化海洋中的人类，又一次邂遇了那久违的人性中个体审美体验和创造性劳动的结晶；

其次，从保护传承民族文化及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看，这样纯手工制作的人与物越来越少，保护是关键。可以预测：作为载体的手工艺人如不复存在，相应的手工技艺也就行将就木、寿终正寝了。在现代社会里，恰恰是由于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产品飞驰而过，转瞬即逝，才映衬出手工制品的难能可贵。具体到这些散落在蒙古草原上的民间艺人，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工艺技法和款式纹样，都有他们自己的审美观念和价值判断，努力去保护这些民间艺人，让他们的技艺传承下去，是现代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笔者本次调查的包括图门乌力吉老师傅在内的几位蒙古族民间工匠，只是众多散布在草原上民族手工艺人的一小部分，他们的境况，是整个民族民间艺人生存境况的一个缩影。从现实的情况看，这些民族民间艺人基本上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如何保护这些物质的、非物质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确实是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难题。如果当地文化部门配合当地政府将这些民间艺人的制作过程全部留下音像资料，对他们的工艺技法有计划地发掘整理，建立资料库，当不失为一件利国利民的善举；

再次，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珍惜这样的手工劳动，支持这样的艺人发展，能唤醒民族的记忆和历史的良知，创造真正的和谐社会。就在我们去访问图门乌力吉老师傅的前几天，图门乌力吉老师傅自己出资召开了当地的那达慕大会。他的这一举动，影响极大，代表政府的残联也出面帮助他组织协调，使这个身带残疾的蒙古族手工艺人，以个人名义，自己出资，成功地举办了那达慕大会，这是科尔沁草原上的第一次。各项赛事的奖品，也是图门乌力吉老师傅独家提供的，一等奖是一只绵羊，二等奖是一只山羊，三等奖，就是图门乌力吉老师傅亲手制作的马鞭子一条。结果，选手们争抢最激烈的反而是三等奖；

最后，从艺术研究的角度看，对现有的民族民间工艺技术进行及时的发掘整理，能点滴纪录现代社会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手工艺发展的现状，也能就此回溯历史，努力拼接早已断裂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那一脉相承的链条，逐渐恢复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发展的历史全貌。为此，更多田野调查的实录大有裨益，应当继续，这种走出书斋的实证研究，可一扫研究领域中空对空的理论复制和文字游戏，继往开来，修成正果。

…………

离开图门乌力吉老人马具作坊的时候，已经是暮色满天。老人蹇足，走得很慢，他送我们到山坡上停下来，眯起眼向北眺望。远远的，那条暮霭中闪亮的细带是日夜流淌的霍林河^⑦，老人自言自语道：草原上的人说，沿着那条河向北走，就能找到蒙古人祖先出生的地方，呵呵，我没去过，不知道有多远……接下来便是长久的沉寂。这种沉寂，似乎正是蒙古民族传统文化之话语权当下的处境。或许我们应当换一种思路，一个民族手工艺技法的传承，就应当是在这种沉寂中默默地接收下来，又默默地传承下去。在同样沉寂的草原上，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蒙古族民间艺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辛勤劳作，才在生命平庸的年代，搅动起草原牧人内心深处那奔腾的热血，酝酿着一个民族不断聚集的文化风暴，并企盼着，企盼着最终挺起一个民族文化的脊梁。

（鸣谢：笔者在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得到了同事萨日娜副教授和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敖敦其木格副教授真挚热情的帮助，她们作为翻译和向导，带领我对科尔沁草原上的民间艺人逐个调查走访，在此深表谢意。同时，也感谢她们家乡的父老乡亲和同学朋友们的大力协助，为笔者的科研课题《蒙古族饰品研究》所需的田野调查，提供了交通和食宿方面的大力帮助，让笔者零距离感受到蒙古民族热情、真挚、善良、豁达和淳朴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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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参见田广金《桃红巴拉的匈奴墓》（载《考古学报》1976年第1期，第131页～第144页）一文之相关论述，另见田广金、郭素新编《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中有关“桃红巴拉墓群”（218页）之相关论述；

②有关内蒙古鄂尔多斯西沟畔匈奴墓葬的情况，可参见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文物工作队《西沟畔匈奴墓》（载《文物》1980年第7期，第1页～第10页）一文之详述；有关内蒙古鄂尔多斯补洞沟匈奴墓葬的情况，可参见伊盟文物工作站《补洞沟匈奴墓葬清理简报》（载《内蒙古文物与考古》1981年创刊号，第27页～第33页。）一文之详述；有关内蒙古西岔沟匈奴墓葬的情况，可参见孙守道《“匈奴西岔沟”古墓的发现》（载《文物》1960年8、9期合刊，第25页～第32页。）一文之详述；有关内蒙古玉隆太匈奴墓葬的情况，可参见内蒙古博物馆、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隆太的匈奴墓》（载《考古》1977年第2期，第111页～第114页。）一文之详述；

③参见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朝阳地区博物馆文物队、朝阳县文化馆《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载《文物》1984年第6期，第29页～第45页）一文之相关论述，该墓室东壁还绘有射猎图，更凸显墓主人游牧民族之身份及生前弓马生涯，另见田立坤《三燕文化与高句丽考古遗存之比较》（吉林大学考古系编《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28页～第341页）及尚晓波《朝阳地区两晋时期墓葬类型分析》（吉林大学考古系编《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51页～第354页）两文之相关论述；

④辽宁朝阳北票房身村北沟8号鲜卑墓资料可参见陈大为《辽宁北票房身村晋墓发掘简报》（载《考古》1960年第1期，第24页～第26页。）之相关论述；辽宁北票喇嘛洞鲜卑贵族墓资料可参见张克举、田立坤《辽宁发掘北票喇嘛洞鲜卑贵族墓地》（载《中国文物报》1996年第49期）之相关论述；朝阳三合成前燕鲜卑贵族墓资料可参见于俊玉《朝阳三合成出土前燕文物》（载《文物》1997年第11期，第42页～第48页。）一文之相关论述；

⑤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7号辽墓资料可参见辽宁省博物馆、铁岭地区文物组《法库叶茂台辽墓纪略》（载《文物》1975年第12期，第26页～第36页。）一文的相关论述；辽宁省建平县张家营子辽墓资料可参见冯永谦《辽宁建平、新民的三座辽墓》（载《考古》1960年第2期，第15页～第24页。）一文的相关论述；

⑥参见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锡林郭勒盟文物工作站《黄旗乌兰沟出土一批蒙元时期金器》（载《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605页～第609页。）一文之详述；

⑦霍林河是嫩江下游的一条河流，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大兴安岭后福特勒罕山北麓，由西南流向东北。清人张穆之《蒙古游牧记》中称之为“哈古勒河”，这条草原民族的母亲河在北魏时叫啜水，唐时叫燕支河，辽代称浑河，金代叫鹤五河，元代叫哈老格鲁河，清代称蒿尔河，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叫霍林河。

参考文献：

［1］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锡林郭勒盟文物工作站《苏尼特左旗恩格尔河的元代墓葬》，载《内蒙古文物考古》2005年第2期；

［2］（东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在“五篇上，竹部，策字条，”有解释如下：“策，马箠也。”；

基金项目：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2009年科研课题《蒙古族饰品研究》（项目编号：NJ09184），本文为阶段性成果。

收稿时间：2009-10-20

作者简介：徐英（1957-），男，天津市人，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