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与中国陶瓷史研究
景德镇陶瓷美术学院 曹建文
[摘要] 本文认为中国陶瓷史研究大多还停留在对古陶瓷器物的研究上，而忽视有关这些器物背后的或与这些器物相关的人物、技艺、经济、风俗、环境等的研究，要改变这种现状一个很重要的途径是借鉴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田野调查的方法，把陶瓷历史文献、陶瓷考古文物与现存的传统陶瓷文化的田野调查三者结合起来。
[关键词] 田野调查、文化人类学、中国陶瓷史、陶瓷史研究方法
中国陶瓷史是一门研究中国陶瓷的起源与变化发展的综合性的历史学科，它一般可以分为如下几个相互联系的组成部分：陶瓷艺术史、陶瓷技术史、陶瓷经济史、中外陶瓷交流史和陶瓷史学史。中国陶瓷虽然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但是作为一门专门研究中国陶瓷历史的科学在中国产生的时间并不长，至今还不到一百年。衡量一门学科的产生及其发展的程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看其研究的方法是否科学和全面。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由于陈万里、周仁等前辈在中国开始使用科学的考古学方法、历史学方法、实验分析方法，中国的陶瓷史学科得以建立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陶瓷史学科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几十年来中国陶瓷史的研究成果多表现在对中国古陶瓷器物的发掘、鉴定、测试、分析、比较等研究上，而有关这些器物背后的或与这些器物相关的人物、技艺、经济、风俗、环境等的研究则非常薄弱，我们大都在孤立地研究器物或停留在器物的研究上，一部丰富、完整而充满活力的中国陶瓷史几乎变成了简单的、片面的、僵硬的中国古陶瓷器物发展史。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与我们掌握的资料太少和我们研究的方法过于简单显然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中国的陶瓷史研究现在只能说是还处在学科发展的初级阶段。
那么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现状、推动中国陶瓷史研究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呢？我认为关键在于提高我们研究人员的素质和完善我们的研究方法。提高研究人员的素质当然要靠发展陶瓷史学科的教育，而完善陶瓷史研究的方法则除了完善我们已有的考古学、历史学、实验分析等方法外，我们还应该主动去学习现代西方的历史学方法，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借鉴其它学科的方法，例如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对陶瓷史的研究就是一个很有帮助的科学方法。
人类学是实证地研究人类的由来与现状的科学，广义的人类学曾经包括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社会文化人类学，今天狭义的人类学指的主要是社会文化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即实证地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由来与现状的科学。[1]
文化是人类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的对象，那么文化人类学家是怎么看待文化的呢？台湾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认为：
文化就是人类为要生存下去所创造发明的东西，它包括三大部分：
（一）物质文化或技术文化：因克服自然并籍以获得生存所需而产生，包括衣食
住行所需之工具以至于现代科技。
（二）社群文化或伦理文化：因营社会生活而产生，包括道德伦理、社会规范、
典章制度、律法等等。
（三）精神文化或表达文化：因克服自我心中之“鬼”而产生，包括艺术、音乐、
戏剧以及宗教信仰等等。
但是这三大部分只是文化中可观察的部分，文化中还有不可观察的部分，这
就是三大文化背后的使之联为一体的关系，即文化的文法。[2]
可观察的文化是人类学家研究的重点，但是其目标却不仅于此，人类学家研
究文化所真正追求的仍是第二个层次：不可观察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文化，
不再是一些看得到摸得到的具体东西，而只是一个抽象的存在，一套意义与符号
的系统。这一层次的文化才是人类学家所真正追求的。从可观察的一面来看，文
化是一套具体的东西，并可分属不同的领域，彼此并不相互统属，交互相关。但
在不可观察的层次中，文化是一套共有的意义象征系统，它存于人们的脑中，指
引着人们的行为，同时勾连着各各互异的文化领域，形成一套和谐的整体。因此，
对于文化现象之了解，不应只是对其中可观察现象之解释，同时，更重要的，是
对其后一套潜在之意义系统的掌握。而亦只是从这个立场来了解可观察文化的三
个领域，才足以真正掌握其存在的意义。[3]
那么文化人类学家是怎么研究文化的呢？其最主要、最有特色的就是田野调查的方法，“对于一个人类学的研究者来说，田野工作是他们的活水源头，一切的资料与灵感都来自田野”。[4] 田野调查，又称为田野工作、田野研究、实地研究、实地调查等，是英文field work、 field study 、field research 的中译，它是一种有别于书斋式、文献式研究的重要方法，是一种深入到社会的生活中、以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定性分析来理解和解释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方法。它一般包括以下几个主要阶段：（1）选择研究对象；（2）获准进入；（3）取得信任和建立友善关系；（4）通过观察和访谈收集资料；（5）整理和分析资料；（6）报告研究成果。[5]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一个特点是“参与观察”，“也就是参与到当地的社会里去，并且以当地人的立场与看法来说明问题”。[6]人类学家的观察是广义的，它包括看、听、问、想、体验、理解等方面。由于人类学大半是研究异文化的，所以为了达到深入参与，人类学家在一个地方的田野调查通常要用一年左右的时间，这样所调查的地方整个一年循环的活动都可以看到。同时人类学家的观察是全貌性的，一方面它要涉及到那个民族的全部文化：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另一方面它还要关注其内在的因素，并注意这种种因素与环境的关系及其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代表的种种意义。[7]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另一个特点是“深度访谈”，深度访谈又称为无结构访谈，它与结构式访谈不同，没有事先设计的访谈程序，而只有一个访谈的主题或范围，由访谈员与被访者围绕一定的主题和范围进行比较自由的、长久的、深层次的交谈。[8]
从以上概述的文化人类学对文化的理解和对文化的田野调查方法，我们不难看出文化人类学学科研究的实证性、深入性和整体性的鲜明特征，当代文化人类学家对文化的深度理解和对文化研究所采用的这种田野调查方法是很值得陶瓷史研究人员的学习和借鉴。对陶瓷的理解我们也应该上升到文化的高度和广度来认识。陶瓷既是人类文化的产物，又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陶瓷文化在人类文化体系中属于物质文化的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不能把陶瓷文化仅仅理解为一种物质的、器物的、技术的文化，因为作为人类物质文化组成部分的陶瓷文化除了其物质的、器物的、技术的显著文化特点外，它也包括社群的、制度的、精神的文化在里面。一切陶瓷生产和消费都不是纯粹、孤立的个人行为，而只能是群体的行为，那么在陶瓷生产和销售的群体里面必然形成一定的关系、制度、风俗习惯等文化内容，同时在陶瓷的物质的、器物的、技术的文化和陶瓷的生产关系、制度、风俗习惯等文化中又都必然含有该民族、该群体的精神文化在里面，因此我们对陶瓷文化应该作广义的理解，对陶瓷史的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其物质的、器物的、技术的文化层次的研究。
那么在陶瓷史的研究中如何才能做到陶瓷文化的整体研究呢？当然首先是研究者要树立起陶瓷文化的整体观念并在研究中努力贯彻这一观念，尽力收集多层次的陶瓷文化史料并在低层次的陶瓷文化史料中解读高层次的陶瓷文化含义。其次就是借鉴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中国陶瓷史的研究迄今较多使用的三种方法，即历史文献学的方法、考古学的方法和实验分析的方法，但是这三种方法在陶瓷历史文化的整体研究上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三种方法的使用上，陶瓷史的研究很难实现复原陶瓷历史文化的整体目标。因为有关陶瓷的历史文献本来就非常缺乏，即使流传下来的一些文献史料也多为官窑的材料；而经过科学陶瓷考古发掘的地下窑址和遗物的资料虽然非常重要，可以大大弥补文献史料的不足，但是它对于我们了解陶瓷文化中的群体关系、制度和风俗习惯等文化内容也几乎是无能为力的；科学实验分析的成果显然也基本限制在陶瓷文化的技术层面上。如果我们在这三种方法的基础上能进一步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从事于陶瓷历史文化的研究或直接吸取文化人类学在陶瓷历史文化方面的田野调查成果，那么无疑将有助于我们陶瓷历史文化的整体研究。
有人可能会疑问研究现实存在的社会文化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怎么会有助于我们陶瓷历史文化的研究呢？有这样疑问的人显然是把现实与历史、陶瓷文化的现实与陶瓷文化的历史完全对立了起来，以为现实就是现实，历史就是历史，两者之间存在的是差别，没什么太大的联系。其实文化的现实与文化的历史虽然有区别，但是绝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现实的文化必然是过去的文化的延续和发展，相对于将来的文化，现实的文化也就是过去的文化。因此我们通过历史可以认识现实，同样我们通过现实也可以认识历史。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经睿智地指出：“研究历史可以把遥远过去的考古遗迹和最早的记载作为起点，推向后世，同样亦可把现状作为活的历史，来追溯过去，两种方法互为补充，且须同时使用”。[9] 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梁思永也早认识到：“要了解古人如何制作器物，最好能从现代民间手工艺的技术入手”。[10] 正因为如此，在西方，当代人类学与历史学已出现了相互借鉴、相互交叉的趋势，把过去与现在连接在一起研究的“历史人类学”学科就是这一交叉的结果；在中国，历史学研究方法的传统“二重证据法”（历史文献与考古文物）已开始被现代的“三重证据法”（历史文献、考古文物与遗存的传统社会文化的田野调查）所代替。
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进行陶瓷史研究其实在我国早就有人在尝试。譬如，二十世纪中叶以来，我国就有一些考古学家、人类学家、陶瓷史研究者对我国云南、台湾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原始制陶工艺进行了考察，写出了较详细的调查报告，如《中央研究院院刊》1955年第二辑石璋如的“云南华宁碗窑村的窑业”，《考古人类学刊》1957年9、10期宋文熏的“兰屿雅美族之制陶方法（台湾土著族制陶方法之一）”，《考古通讯》1958年2期李仰松的“云南省瓦族制陶概况”，《考古》1959年5期张季的“西双版纳傣族的制陶技术”，《河北陶瓷》1982年4期程朱海等人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和西盟瓦族原始制陶工艺考察报告”等，这些调查报告不仅对我们认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制陶业有着重要的价值，而且对我们认识陶器的起源和原始社会的制陶业无疑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的一些民间陶瓷艺术研究工作者也在开始自觉地利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对现存的民窑陶瓷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其代表人物就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方李莉博士，她于1996至1997年在北京大学做人类学博士后工作期间，对景德镇的樊家井民窑制瓷作坊区进行了专门的田野调查，出版了《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的报告[11]，对于我们全面地认识景德镇古代、近代、现代的民窑陶瓷文化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也是自觉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进行陶瓷史研究的重要范例。笔者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以文化人类学方法为代表的各种科学研究方法介入中国陶瓷史研究，随着陶瓷历史文献、陶瓷考古文物与现存的传统陶瓷文化的田野调查三种手段和资料的紧密结合，我国的陶瓷史研究将会很快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 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页。
[2] 李亦园：《我的人类学观（一）：说文化》，《田野图像—我的人类学研究生涯》，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
[3] 李亦园：《人类学家与他的博物馆》，《田野图像—我的人类学研究生涯》，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
[4] 李亦园：《我的人类学研究生涯》，《田野图像—我的人类学研究生涯》，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
[5] 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第十章“实地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6] 李亦园：《田野工作纵横谈》，《田野图像—我的人类学研究生涯》，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
[7] 李亦园：《我的人类学观（二）：田野方法》，《田野图像—我的人类学研究生涯》，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
[8] 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第十章“实地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9] 见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 • 序言〉》，潘乃谷、马戎主编《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10] 见夏鼐《梁思永先生传略》，载《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
[11] 方李莉《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