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可布：中国手工业中技术的位置

中国手工业中技术的位置

雅可布

摘要：本文以四川夹江县的手工造纸业为个案，探讨了一个具体的行为――树立一座纪念碑（并以此来正式重建一个亲属群体，把这个群体作为一系列技术的集体“所有者”）――和这个行为对夹江造纸业的意义，以此观照技术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的多重维度和表现形式。

关键词：手工造纸业 去技术化 技术位置 关系场

虽说所有的经济活动都需要技术，但技术仍然是一个令人难以琢磨的概念。在不同的时候，它被描述为一种极其个人化的特性，也被描述为社区或社会网络（而非个人）的所有物；它被描述为基本的社会事实，也被描述为缺乏实实在在的现实成分的构建(construct)。一方面，技术是物化(embodied)的知识，它通过长期的实践来获得，并且保存在实践者的四肢与感官之中。另一方面，技术植入（embedded）于社会关系，在实践者形成的群落中复制，与此伴随的是社会等级观念和关于谁应该做什么工作的假定。技术这个概念的“物化（embodied）”与“植入(embedded)”有时候被互换使用，尤其是当有人比较两种不同的知识时：一是手艺人或农民所拥有的无声的、经验的、由上下文决定的（context-dependent）知识，二是科学家和工程师所拥有的更为抽象而清楚的知识。[1]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技术是“个人知识”－－它永远存在于身体之中，是个人实践者所拥有的一种特性――我们就需要解释技术究竟如何根植于社会：它是怎样被实践者所共享，又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传播开来？[2]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为技术主要存在于社会互动中――也就是存在于人们“之间，”而不是个体的头脑和身体中，那么我们需要考虑它在语言和社会实践中的准确位置。这些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大多数社会基于看得见摸得着的能力来分配财富和权力。正如大量关于“去技术化(deskilling)”的文献所显示，技术是一种充满论争的东西（contested asset）――然而，在讨论技术如何被利用、退化或被破坏之前，我们应该在一定程度上确认技术为何物又处于何处。我们也需要明确我们研究的是什么：它是某种程度上存在于非语言学现实（non-linguistic reality）中的东西，还是仅仅是一种话语建构（discursive construct）。正如女性主义历史学者们长期以来指出的那样，究竟算是有技术的工作还是无技术的工作，这通常与谁来做这项工作有关，而不是与这项工作所需要的能力有关。在很多情况下，“技术”不过是对某些生产过程的控制要求（a claim to control）, 而通过这种主张要求，有势力的工人群体（典型的是男性、联合起来的和白种人）排斥弱势的群体（典型的是妇女和外来工人）。[3]

我将要讨论技术的多重维度――个人的和社会的，在身体上存在而又在修辞上建构的（rhetorically constructed）――这些讨论将通过研究四川夹江县的手工造纸业来进行。夹江造纸业起始于17世纪中叶。它在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被社会主义政权几乎逐步全盘淘汰――这并不是因为其产品被替代或失去其市场，而是因为社会主义政权倾向于发展城市工业而压制农村手工业。我主要关注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对于手工制纸的蓬勃需求导致了手工造纸业的新一轮扩张。在这些年中，夹江人更新了他们的手工作坊，改造他们的技术，并修补了支撑手工制纸业的社会组织（social tissue）。本文将集中讨论一个具体的行为――树立一座纪念碑(并以此来正式重建一个亲属群体，把这个群体作为一系列技术的集体“所有者”)――和这个行为对夹江造纸业的意义。但是，我会先简短地介绍一下这个行业的历史梗概。

社会主义的去技术化（socialist deskilling）

从Karl Marx和Harry Braverman开始，有一种传统是将“工作的退化(degradation of work)” 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4]但是，一些最为戏剧化的大规模去技术化（mass deskilling）的情况却发生在国家化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出于经济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原因，苏联和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致力于逐步淘汰分散、非机械化的手工工业，而且通常是在现代工厂可以取代手工业的产品之前。从意识形态上讲，手工艺人因为他们的阶级成分而令人怀疑：正如毛泽东时代一句经常在中国被引用的列宁语录所说，“小规模生产不断地、每天、每小时、自发性地、大规模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5]非机械化的生产值得怀疑也是因为它象征了技术上的落后，而技术落后被视为中国在与西方和日本抗衡中失败的原因。这种看法被一种自从20世纪就流行于中国的观点所加强，即现代经济由两种截然不同的领域组成，一是农村和农业，一是城市和工业。[6]工业属于现代、城市、国家控制的部分，而不应该落入农民的手中。

1949年以后，和其他农村人一样，夹江的造纸者被归为农民，这种分类更多地基于他们的住处而不是他们的职业。起初，这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政府非常需要纸张，而因为四川省现代造纸工艺的缺乏，纸张必须来源于分散的农村手工作坊。20世纪50年代，像粮食和其他物资一样，纸张为政府垄断，造纸者也逐渐转变为政府粮食局的客户。由于不满造纸业“半工半农、分散而落后的现状，”政府开始将本地居民分为“工业”或“农业”人员。“有技术的”工人（通常是强壮的年轻人）参加集体车间，并从那里得到现金工资和粮食定量供给；“无技术的”人（妇女、老人和儿童）组织成为农业生产小组。从1951年到1958，后续几轮重租将拿口粮的“工业人员”数量从全县人口的43％降低到1.4％。随着新的劳动力贵族的人数下降，他们的财富与社会地位上升，一直到他们得到的现金和粮食是农业工人的两倍。

集体化之后是大跃进（1958－61）期间非理性的政策和粮食提取加工，而这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夹江这一个县就减少了13％的人口。由于山区有大量非农业人口长期依赖于平原运来的粮食，那里的死亡率最高。粮食运输停顿后，跟着是大饥荒：1959年，还能吃上谷糠的人都算是幸运的；1960年，人们把玉米棒子和树皮磨成粉。饥荒快结束的时候，一些镇减少了40％的人口。总体上讲，造纸地区的人口损失是24％，而农业平原为4％。

饥荒之后，中国政府认为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农村造纸业和其他地方工业不能充分满足需求， 而它们必须被淘汰。“吃公家粮”成为城市居民的特权；还在依靠政府粮食供给的农村居民被指责为“吃亏心粮”和“屁股坐歪”（因为他们没有踏踏实实“坐”在农业上）。为了自给自足，造纸者砍伐了他们的竹林，在梯田里种上了玉米和马铃薯。在一些地方，收入下降了差不多50％，这把造纸者从相对舒适的生活一下子拉到了赤贫。当1977年毛式的政策开始反转之时，纸张制造仅仅在那些土地稀有而农业种植无法进行的村落里得以存活。石埝村就是其中一个，而我大多数的田野工作就在那里进行。[7]

技术的位置

虽然有很多文献讨论“去技术化”的问题，技术这个概念本身在社会科学领域并不常用。[8] 人类学者Tim Ingold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是技术困难地跨越着笛卡儿式的头脑与世界之分界。在Ingold看来，社会科学和“认知范式(cognitivist paradigm)”联姻，而这种“认知范式”将技术工作视为对预先设计的机械执行，由此分割了知识与实践。[9] 这种二分法使得对技术的概念化非常困难，因为技术既是“实践的知识”又是“知识的实践。”通过引用俄国神经学家Nicolai Bernstein的工作，Ingold提出一个概念：技术是知觉参与（perceptual engagement）不断变化的外界环境的过程。Bernstein研究了打铁的铁匠，他发现可靠而重复的结果――铁匠的锤子总是沿着同样的轨迹，每次击中的几乎是铁砧上同一块地方――这些都来自于身体运动，而这些身体运动在每一次击打中都不一样。技术化的实践并没有存在于对固定的肌肉运动规则的执行当中，而是存在于持续的感观调整中，而这种调整来源于对此项技术化实践时时刻刻进行的监控。[10]

Ingold从中得出以下几点。首先，技术并非存在于头脑之内，甚至也不是作为“物化知识（embodied knowledge）”储藏于身体之中，它是存在于有技术的人与其外界环境之间的交界处：技术“不是作为生物物理实体的个人所拥有的特性……而是一些关系的整个“场”（field）所拥有的特性，这个关系场由生物体个人的存在而形成，这些个人有着不可分解的身体和头脑，并存在于充分结构化的环境中。[11]第二，这个场不仅包括工具和材料，也包括其他人。实际上并不太可能分离究竟实践者是在与其他人互动还是与非人类的环境互动；这两个过程是无缝连接的。[12]如果我们想像一下几个人同时实施的工作，这一点就变得很明显了。比如两个人用大锯子来锯木头，木匠会大概地说明一下他会怎么锯木头，但直到两个工人在木头两边站好，抓住锯子，互相提示并开始锯木头，这时技巧才形成。一旦他们开始锯木头，工人们不会执行预先的计划，而是顺应着材料的变化和工友的动作。第三，技术的取得和实行是同样的方式，就是与环境（包括物和人）进行积极的知觉互动。传统的学习模式假设新手通过观察与模仿会在他们头脑中建立一个生成的计划，而后会按照这个计划试验一下已经习得的技术。基于此，Ingold认为（这也是遵循了Jean Lave和其他“情景学习”(situated learning) 理论家的思路） 对技术的学习存在于“注意力的教育”中，在此过程中新手在老手的指导下参与环境，并意识到有效率的行为需要些什么。[13]

夹江的造纸科技

将技术看作是人与其环境的“关系场”所拥有的特性，这一点虽然有些抽象，可是我在夹江造纸者身上找到了对于技术特性的精确描述。造纸是一种复杂而要求高的工艺，还需要复杂的劳动分工。造纸者们谈到了72种不同的工序（一个幸运的数字：9×8），这些工序可以归于6个基本步骤：对竹子的种植、砍伐、碾碎、浸泡；把浸泡后的竹子在木头或石灰的蒸笼蒸熟，在此之后是清洗已经柔软的竹子纤维并发酵；将纤维敲打成纸浆；制造纸模；将纸张的薄片糊在用来烘干的墙上；完成并包装已经干燥的纸张。过去，竹笋在石灰溶液里浸泡3个月，用生石灰蒸数天，然后用碳酸钾苏打再蒸。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高压锅的采用，竹子不用预先浸泡，而蒸的时间也从10天减少为8小时。在纸浆制造中，传统的脚动锤式粉碎机主要被柴油发动的饲料收割机所取代。像几个世纪以来一样，制模、糊纸和完工仍然是手工完成。

所有造纸工序都需要手工的灵巧；制模和糊纸也需要力量和精力。男人们在制纸作坊工作大概10小时；女人们经常从太阳升起一直工作到午夜。夏季，作坊里大批滋生着蚊子，纸浆在大桶里腐烂，但工作仍然继续；冬天，大桶里的水冰冻起来，工作仍然继续。平均起来，一个纸模每天产生出500张5尺（84×154cm）的纸，而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能造出1000张。每一次制模者就将纸模从水中拎起来――每天500次，而每一分钟则拎起重达8kg的水柱。女人们每天也上百次地弯腰，因为她们要糊和她们身高一样长的纸片。在严格意义上造纸被物化了，因为它改造人们的身体并使身体变形：手足发肿，皮肤变粗，并在水和腐蚀性苏打的影响下产生裂纹。那些仍然使用脚动锤式粉碎机的男人们因为每天8到10个小时上上下下地踩杠杆，一边大腿都明显增粗。由于拎起纸模时肺部的紧张和作坊里的潮湿，制模者经常吐血。几乎没有人能做5尺纸做15年以上。

制纸模是严格意义上的男性工作；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主席宣称“男人能做的事，女人也能做”的时候，也只有两到三个大胆的妇女学习制模。把柔软而滴水的纸片糊到烘干用的墙上，这是妇女的工作；只有在男人虚弱得不能制模的情况下才会去糊纸。在制纸作坊里的技术主要通过肌肉运动，触觉和视觉。制模者照看着模具，根据它的平衡把它从染缸里拖出，水平地拎起来，倾斜一点点让水流干，再第二次地把它插入水中。糊纸的工人感觉着柔软的纸片伸展的情况，并以此改变她们对纸片施加的压力。工人们也使用着他们的听觉和嗅觉：当他们从刚刚做好的纸片里挤出多余的水分时，会听一听纸片之间有没有咕噜声（有就说明还有水）；而把纸浆混在大桶里时，他们要闻一闻或者尝一尝，看看纸浆是否发酵，然后加一些化学原料不让它腐烂。

除了身体上的物化，技术也包含着不同工人之间的合作。在这些情况下，技术化的工作成绩最可能被视为一个团体的所有物，它存在于个体身体之间，而不是其身体内部。正如Edward Hutchins在讨论美国海军航海时认为，一些知觉的成就本质上是社会性分配的。这些成就只存在于人们之间、人和物之间的互动当中，而绝不能简化为任何个人的头脑运转。[14]在夹江造纸过程中，这样的社会分配式技术在6尺纸（97×180cm）制造（需要两个人）和8尺纸（124×248cm）制造（需要4个人一组）中很明显。这里工人们协同他们的动作，仿佛缓慢而有节奏的舞蹈，而同时他们也应和着感觉上对纸模经过大桶这个动作的反馈。

尽管上述的技术大多数只是无声的，其他一些造纸业中的技术也能通过语言、图表和公式来表达。制纸浆和蒸竹子尤其需要“民间化学”知识。制纸浆者加漂白剂来漂白，加染料来增色，剪裁纸张使其不那么吸水，涂树脂使其更有光泽。他们使用大麻纤维和树皮纤维给予纸张额外的“骨架”（强度和质地），用麦杆和竹子纤维来增加“新鲜度”（柔软性和体积）。蒸也同样重要，因为沸腾的“东西”的组成成分决定了酸度，由此决定了纸张的老化过程。夹江人把这类知识称为“配方，”还说这种配方是某些家族的独家财产，他们能任意隐藏、分享或是传播这些配方。

技术复制

像其他手艺人一样，夹江的造纸者陷入两难处境：一方面他们要把自己的知识与别人分享，这样才能确保工艺的繁殖，另一方面他们想要尽可能减少竞争者。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手工艺界通常限制人们对技术的接触，只对特定人群培训，并树立起壁垒――秘密、禁忌、仪式，这一切都保证新手的知识不可能超越老一辈在手艺界的地位。新手只能获取尽可能少的信息；全面的知识留给了那些资深手艺人，他们能在手艺界取得认同，也最不可能把相关信息传递给外人。自相矛盾的一点是，一定程度上知识是暗示性的，它不能被任意传递或隐藏。手艺师父可能拒绝通过言语指导一个新手；实际上，在大多数的手艺学徒过程中都没有明确的指导。[15]但是，也无法将新手挡在作坊之外，也完全不可能不让他们获得技术。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工艺的“秘密”经常是对于工艺主要部分不太重要的细枝末节。秘方的作用不是让人掌握工艺，而是制造一条分界线来区分那些可以合法拥有技术的人和无法拥有技术的人。[16]

夹江造纸者（他们和很多其他中国手艺人一样，但不同于欧洲和非洲的手艺人）喜欢在家族中进行技术复制。[17]父亲教儿子，母亲教女儿，婆婆教儿媳。这种安排解决了公开的学徒系统所带来的一些问题。第一，它把知识的接近权和生物繁殖联系起来，从而以一种看上去很自然的方式限制了竞争者的人数。第二，因为知识是在已有的性别、年龄和辈分之等级秩序中传递，就不再需要另一套制度来规范知识在长辈和晚辈手艺人手上流动。第三，中国宗族关系几乎专门地承认父亲那边的宗族义务，这有助于建立一些可以自我约束而能集体行动、界限分明的集团。当宗族关系与住所重叠时，宗族关系就成为技术知识的“天然”容器，而夹江的情况就是这样。于是，主动的保密就没有必要了：人们只能通过长时间的居住和全身投入工艺过程来获取知识，这个简单的事实使外人几乎不可能精通此项工艺。严重的问题只存在于妇女身上，她们作为新娘进入了这个群体，但还保存着和自己娘家的联系。这样，妇女的工作因为禁忌和限制而受到阻碍，这就挫伤了她们的积极性，让她们不愿成为有能力有自信的手工艺人。

造纸业的训练不包括太多正式的指导。通过制模和糊纸――一开始是好玩，后来就很认真――石埝村的男孩子们学习制模，女孩子们学习糊纸。这样的工作通常从中学之后16岁开始；直到最近，14岁的孩子就开始工作了。当地人似乎很容易就学会了技术；但问题在于学会作为好工人所需要的纪律性和承诺。特别是男孩子们，他们在严格意义上“被训练”着：一个制纸工告诉我他16岁的儿子是如何离家出走3次；每次他都打儿子，直到他儿子终于接受自己的命运而成为一个非常能干的制模工。这位父亲似乎不在意儿子的固执，这种固执甚至让他高兴，仿佛这说明儿子的技术会保持下去。

女儿们和儿子们训练的方式差不多，但由于夹江人（还有中国农村的其他地方）实行村庄间异族婚姻，这些孩子在结婚的时候就离开了村庄。石埝村的大多数妇女在村子外面（通常是平原）出生，然后在结婚的时候搬到村子里来。在她们20岁出头的时候，这些妇女就在她们婆婆的指导下学习糊纸。学习的过程似乎并不是什么问题：像一位采访对象指出的那样，“心灵手巧的女孩子一两个星期就学会糊纸；如果她们很慢的话，会需要一个月的时间。”男性和女性的工作在复杂性方面并没有差别：虽然需要几个月甚至多年才能熟练掌握糊纸和制模这些技术，但几个星期就可以学会。可是，男性和女性技术的具体表现形式却有根本不同。学习制纸模的男人会几乎一辈子都制模；他的制模技术仿佛变成了其身体永久的所有物。比较而言，女人并不被鼓励着认为她们的技术是永久的。由于所有的女人在结婚时离开自己的娘家，人们期望她们忘掉孩提时代学习的技术而重新被教会她们的新家所需要的技术。造纸家庭的女人嫁到平原后学习养蚕；来自平原的女人嫁到山里，而后被重新训练成糊纸的工人。女人们很少公开为她们的技术而自豪，但是一定程度上她们也自豪。她们为自己是多面手而自豪，而不是因为她们在完成任务中的本领。

公开与秘密

在夹江造纸业大量存在着保密和隐藏的故事。造纸技术被正式归类为“县级国家机密，”而夹江官员告诉我台湾和日本间谍曾多次企图盗窃他们的秘密。[18]在我的田野工作的初级阶段，我被禁止与造纸工谈论造纸技术，同时有一个助理跟着我，不断向警察报告我的行踪。明显的是，造纸工对工业间谍不那么关心：和官员们不同的是，他们知道没有人能通过采访学会一门手艺。但是造纸工喜欢讲述保密和隐藏的故事――这些故事的结尾通常是“像我们这样的村子，什么秘密也关不住。”

手工造纸业的基本工作程序人人都知道，也没有人努力隐藏它们。事实上，隐藏是不可能的，因为造纸作坊都是没有墙的开放式结构。作坊之间互相依赖的情况也让保密不容易。因为供应和需求的经常波动，大多数作坊发现自己有时候工作过量，有时候又开工不足。那些要紧急赶工的作坊会从有余力的邻居那里借一些烘干用的墙壁或劳力，而邻居也乐意帮忙，因为他们可能在另外的时候也遇上同样的情况。随着人员和设备在作坊之间流动，信息也在流动。如果有造纸者想保住作坊的秘密，他们就必须选择离开所有人都依靠的这个互相约束的网络。

秘密只存在于纸浆的准备过程中。据说，纸浆“秘方”是个体作坊的财产，不能为外人所知。可还是有理由怀疑这一点：虽然一些年轻的作坊主有造纸化学的“书本知识，”但纸浆制造中的大多数知识是不用语言表达的、由实际情况决定的（context-dependent），因此偷盗和隐藏都一样困难。固定的配方是没有什么用的，因为原材料在质量上参差不齐，而且体积又太大，没有办法称重量或量尺寸。造纸者依靠经验知识来判断在一定阶段，纸浆看上去、闻上去和摸上去应该是什么样的。如果一些造纸者比另一些能造出好一些的产品，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高人一等的配方，而是他们知道如何在制造过程中面对复杂的变化。这并不是说隐藏的事情没有发生过。20世纪20年代氯化漂白剂引进的时候，第一个人在晚上把它用在纸浆里，并告诉邻居说他使用了魔咒让纸浆在一夜之间变白。人们很快发现了他的秘密，几个星期之后，对漂白剂的使用就传遍了整个造纸地区。同样，当一个夹江造纸工发现在纸浆中加些肥皂就能让纸变得厚而有弹性，他宣称是发现了秘方――但是这项技术也很快成为夹江造纸者的常见本领。

造纸界的“无秘密”可以明显地表现在创新方法在造纸业流传的速度。二战时，国民政府搬到四川推动了整个造纸业的发展，而造纸者采用了氯化漂白剂、剪裁和上光等技术；一两年之后，这些技术创新都传到了中国最边远的地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家庭作坊引进了新技术来减少周转时间和人工投入，这时也出现了类似的创新提速。与造纸地区之内的公开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把技术转移到造纸地区之外是非常困难的。这并不是因为造纸者主动地隐瞒他们的技术，而是因为技术是很难从它根植的社会背景中隔离开来。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年轻人被动员到中国西部的边远山区帮助当地人建设造纸工业。参加这些工作的当地人记得他们的学生很快就学会了基本的技术，却几乎不能适应非常辛苦又不动脑子的日常工作。他们说，造纸的手艺需要人在很小的时候就从身体上吸收，同时也吸收造纸地区的“水土。”

正如我将要说明的那样，大多数造纸者居住在同宗同族的社区里――宗族关系是技术复制的中心因素。这里有一个问题来自于在中国宗族关系系统中女人们不确定的地位。因为村庄和宗族间的异族婚姻，女人们从来没有像男人们那样完全属于一个宗族团体。嫁出去的女儿们将自己的忠诚转移到她们的新家；而尽管受到来自反面的压力，妻子们仍然保持对娘家的感情上和实际的承诺。正因为这些分裂的忠诚，女人们往往被看作是一种管道，宗族群体的财富和长处通过她们外流到对手群体。性别化的劳动分工把妇女排斥在某些生产步骤之外，但每天的观察使她们对整个工作很熟悉，这是外人没法相比的。而在有些造纸作坊里，接近一半的工作是妇女来做，这种排斥也是不现实的。相反，女人们被象征性地“表明她们的位置，”从而不让她们形成对造纸技术的所有感和控制感。

这一点在“蒸”这一步中最为明显。这道工序惊人地把腐烂的、烂了半截的竹子变成白色的、蓬松的纤维。直到20世纪80年代采用高压锅之前，蒸竹子是人声鼎沸的一件事。男人和女人分组工作，有节奏又快速地把溶解的褐煤在冷却变硬之前从软化的纤维中洗去。“蒸”的化学原理并不完全为人所知，但围绕着“蒸”有一些禁忌，以确保纤维变白。在这过程中某一时候，8到10个男人带上巨大的杵爬上蒸笼的顶端，随着即兴的工作歌曲（zhuma号子）节奏，一下一下地击打着热气腾腾的大块东西（图9）。被敲松了的纤维然后被递到蒸笼脚下的女人手中，再在旁边的水里清洗。敲打纤维的男人们必须根据仪式保持“干净”，即在“蒸”之前和10天的“蒸”的过程中都不能过性生活。仿佛是作为一种补偿，他们可以辱骂和嘲笑在蒸笼脚下工作的妇女。被嘲笑的妇女不应该回应；她们可以做的就是尽快从男人们的视线中消失。[19]这种仪式化的侮辱并没有损害妇女在工作中的作用，但是它使得妇女很难产生一种自信，让她们可以在离开这个社区的时候带走她们的技术。

宗族关系和技术控制：石埝村的石碑

大约80％的石埝村居民姓“石”。正如中国其他的姓氏家族一样，石氏人因为三点而在一起：一是男系亲属的宗族关系（他们号称拥有共同的祖先，顺着男方的家族脉络，可以追溯到1667年安顿在夹江的三兄弟）；二是异族通婚（石姓人不近亲通婚），三是婚后居住在男方的传统（石埝的儿子留在村庄里并继承财产；石埝的女儿结婚的时候就离开村子和宗族团体）。今天，石氏家族住在相邻的村子里，总数大概2000人。在附近的张家峡这种情况也很相似。并不是每一个姓石的都造纸，也不是每一个造纸的都姓石，但其中的联系非常紧密，石姓人都认为宗族关系和职业是紧紧相连的。

像许多其他的中国宗族团体一样，石氏家族实行着按辈分排名的体系，其基础是那首先安顿下来的三兄弟列下的一系列名字。那三兄弟的儿子名字里都有一个“为”字；孙辈名字里有“克”；曾孙辈有“幸”字，如此下来过了20代。这些名字系列都刻在那三兄弟的墓碑和石埝宗祠的门上；这些名字仍然被使用着，虽然石氏人可以自由地用其他字作为日常的名字，每一个男人仍有一个辈分的名字。女儿们没有辈分的名字，因为她们会嫁出去，然后成为她们丈夫宗族团体的成员。但是，女人们也可以通过与丈夫（对嫁到村子里的妇女来说）或父亲（还没有出嫁的石埝女儿）的联系被安置在辈分系统里。

1991年，村里最成功的纸业商人Shi Hongwen失去了他年老的母亲。在葬礼上，客人们回忆着他的母亲――像其他村里的大多数妇女一样，Hongwen的母亲原来并不姓石，她奉献了一辈子，并成为宗族的一分子。谈话从这里又转到石氏家族看到宗族团结性的下降。对那些在场的人来说，辈分命名对保持亲戚里合适的秩序非常关键。石氏家族居住分散，他们的住所之间只有小路连接，并没有见过所有其他人的面。名字有助于识别亲戚长辈、晚辈和同辈，便于用正确的宗族语言来称呼他们，同时在相当程度上（虽然程度在减弱），称呼规范着行为：晚辈不能坐、笑、或在长辈面前大声说话；长辈有权力在语言和身体上训诫晚辈；同辈人应不拘礼节而像“兄弟”一样相处。

大多数正健在的石氏人属于11代到14代，就是红、福、天和君字辈。如果事情自然发展的话，6代之后，也就是22世纪中叶，没有辈分名字的第一代就会出生。那么，石氏家族就会发现他们没有名字来建立长幼秩序，从而失去他们的凝聚感。HongWei和他的邻居决定不让此事发生。在得到镇政府的许可之后，他们选取了20个吉利的辈分名字，从500户收集捐款，并把新名字刻在大的砂岩石碑上。除了列出辈分名字和捐款人名字之外，石碑还包括了石氏家族的简短历史：

康熙五年（1667），我们的祖先，Xian, Xue, Cai兄弟三人离开Mianzhupu, 学习造纸艺术，并搬迁到今日成为“祖屋山”的地方。他们买下林地，砍伐树木，建造房屋，开垦茶叶养殖的处女地，并开始造纸。那时，他们为二十代后人都取了名字。三百多年来直到今天，他们的后辈严格地遵守规则。我们的人数已经增加到数万，因此完全可以说我们在中华民族的百家姓中出类拔萃。现在我们看到祖先设定的二十辈名字将要用完。我们伟大的石埝人丁旺盛，财富众多，怎能让后辈没有长幼有序的名字而使圣贤的先辈蒙羞呢？因此，我们同一世系的许多人物和整个宗族，谨记祖先赠与我们的造纸艺术，一心一意讨论延续名字，这样向上报答先辈的教诲，向下教给子孙道德行为，传播忠诚、孝心、得体和正直的标准。

这段文字及其之前的行为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解读。我认为应该把它理解为他们在努力重建石氏这个共同宗族团体，这个团体是由男性亲属的团结和集体行动的能力结合在一起的。他们的行为也是更为广泛的行为模式的一部分：在毛泽东主义衰落之后，农村集体公社解散，中国各地的村民们编纂宗谱，书写家谱，重建宗祠。[20]这些被通常解释为他们想要填补政府从农村撤出后的权力真空。我有另一个解释：在这个例子中，宗族重建最好被理解成人们努力修补在毛式主义下被严重破坏的社会和科技系统。

在1976年毛去世之后，造纸业急剧复兴，1991年建造的石碑就是紧跟与此。1977年，粮食和纸张的私下交易被合法化；3年之后，毁坏的集体作坊交给了个人家庭。整个20世纪80年代，纸张产量翻了5倍，生活水平也显著提高。造纸区的人们开办了作坊，重新捡起忘了一半的技术。同时，新的压力又产生了。需求的急剧波动不时使小型作坊落到贫穷境地。到1990年，劳力的两级结构――雇佣“大户”和季节性活跃的“小户”――出现了。在这些变化中得到最多的是纸业商人，他们从生产者那里买下可用的纸张，但是有时候也破产或潜逃。同时，改善后的交通也将城市的生活方式（比如卡拉OK歌厅和卖淫嫖娼）带到石埝门口。

对很多石姓人而言，男系宗族的意识形态预示着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中国的大部分地方，宗族意识形态强调垂直世系（vertical descent），从而鼓励同一宗族内不同分支的竞争。与此对照的是，石氏家族不太重视后代中的个人：对宗族的记录和纪念方式使得追踪祖先个体非常困难。相反，石氏家族强调男性后代之间的平等，只是在辈分上有所差别。几乎没有什么石姓人能知道除了其祖父辈之外其他先辈的名字；与此对照的是，所有的石姓人都知道在辈分等级秩序中他们的长辈亲戚，很多人记住了20代人名的次序。这种水平分层而非垂直划分的群体概念，对于知识传播的方式有意义。虽然没有强制性的个人培训“权利，”石姓人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感觉：对于同辈的男性进行区分是非常不对：所有的同辈男人是他的“兄弟；”所有下一辈的是他的“儿子。”[21]在1949年以前， 所有同辈人的平等性，甚至一定程度上的互换性，表现在男系亲属的收养上――一个无后的男人可以从表兄弟那里“借”来一个儿子并当作自己的来抚养。[22]收养和寄养（约束力较小的安排）被广泛地使用，那些父母没有造纸技术的人通过这种方式能得到培训。这也确保了技术在宗族群体中的广泛传播。

在二十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复苏中，家庭之间的技术共享变得更为重要。集体公社的解散留给了各家各户零零碎碎的集体设备：造纸的大桶，几米的烘干用的墙，或破蒸笼的五分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家家户户交换着卖了这些东西，建立了功能性的作坊。同样的，大多数人家发现自己补充技术也不足。像大桶和烘干用的墙一样，技术现在也交换交易着；技术互补的家庭经常合伙，但一旦合伙人学到了其他人的技术他们就会散伙。当石碑树立起来的时候，这个过程已经完成，作坊主开始感觉拥有了个人技术。因此，石碑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提醒：“造纸艺术”是先祖留下的礼物――这是属于所有石氏家族成员，而不是哪一个家庭的――而繁荣取决于他们共享这些技术的能力。

有墙和无墙的作坊

正如研究技术的社会历史学者长期以来指出的那样，在社会世界之外不存在一个独立而分离的技术空间：技术本质上是社会的，就像社会本质上是技术的一样。[23]在夹江，社会科技系统包括自然的和人为的环境：竹林不是人种植的，但是通过人砍伐得以保持和成形。溪流被筑堤围住，还改道引入池塘和水池。这个社会科技系统包括对于大多数科技概念都很核心的工具、车间和机器。它也包括从家庭到日益侵入性的国家这一系列的社会机构。[24]因为这一切都重重叠叠，这样的系统是健全的：从系统这部分丢失的信息可以从系统的其他地方得到恢复。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时代的断裂之后，夹江造纸者相对容易地重建了他们的造纸业，但是从来没人做到把技术传到资源丰富却技术缺乏的地区。

像我想表明的那样，技术不是简简单单地处在个人大脑的一点，而是遍布整个社会科技系统。技术当然存在于大脑并延伸到双手、眼睛和其他一些地方。但是个人大脑和身体不能承受所有的信息负担。很多技术保存在工具里，或者保存在作为行动提示、行动脚本的空间安排里。除此之外，技术依靠着牵扯到各方的安排，比如在分组工作的例子中，技术不仅仅在各方中分配，而且保存在各方的空间位置中。在所有的这一切中，技术和总体上的认知运动相似。正如最近研究者发现，认知运动也不是独独发生“在脑子里”而是依靠着反馈回路（feedback loop），这种反馈回路并不“为皮肤或颅骨所限定。”[25]

那么，以上所述对技术的控制和所有权有何影响呢？很明显，如果技术分布在整个社会科技系统，任何对所有权的直接要求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任何技术――比方说为某种纸张制模的技术――可以说是同时属于个人、作坊、家庭和大的宗派团体。这种含糊性解释了为什么造纸者在维持象征意义上的界限花了这么多的努力。恰恰是因为女人们处于有利的地位来学习关键技术并把它们传递给外人，她们需要被象征性地展示自己的位置；恰恰是因为石氏人和他们的邻居都共享同样的技术，石埝村的石碑才需要强调“造纸”艺术是他们集体的祖传遗产。在造纸产业中，身体上的排斥并不奏效，因为小型家庭作坊依靠交换和相互帮助，话语排斥常常是形成信息流的唯一工具。长期以来，这样的策略可以奏效：看上去，技术在妇女身上的具体表达方式――她们更加犹豫而比男人少一些占有感――放慢了把信息“泄漏”给邻居。相反，在夹江山区实行的特定形式的宗族关系，强调了男性亲属的平等，增强了大多数石姓男人共有的权利感和对科技的控制感。对于谁应该做什么样工作的文化假设不仅仅决定了谁可以得到培训，也给予了人们做事的能力，让他们觉得“这个工作是给我的。”[26]但是，这样的假设和特定的技术紧紧相连，而且也许不能在科技变革之后保存下来。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少数半机械化的造纸工厂在石埝村出现。这些简单的事件暗示了在工业革命时代造纸工厂是什么样子。手工造纸作坊是开放式的，可以从各个角度看到，而与此不同的是，这些造纸工厂和中国城市里的工厂一样，被铺满碎玻璃瓶的高墙围着和笨重的铁门保护着。这种开放和保密并存的策略在过去的300年保存了夹江的造纸业，但是可能不会在21世纪仍将其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