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土家“端公”和他的傩仪面具
中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 罗 彬
内容提要:许多在过去民俗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民族民间艺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今天己进入了被保护的行列,而对于在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还有着发展活力的某些文化现象,则因为新的文化价值观差异往往导致人们处于“保护-发展”的两难困境。本文针对这种现象,跟踪调查一位土家傩仪艺人,观察他在不同时期如何运用自身资源并不断开发转换的过程,以此进行个案分析。认为在新的时期,简单要求传统民族民间艺术保持原汁原味是不合情理的,继承传统要有发展的观念;同时,轻视保护、过度开发传统民族民间艺术资源也会带来许多弊端。本文注重研究民间艺人在实际生活中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活生生的运用和承传,认为只有对其功能进行新的整合,不断顺应时势,才能实现传统民族民间艺术真正的文化价值。
关键词:土家族 端公 傩面具 民间艺术 资源转换
傩文化是中国历史上古老的文化现象之一,傩仪面具在中国的不同民族和地区都有各种形式的存在,对于傩文化的研究,也有许多专家的工作值得称道。不过本文所研究的对象不是傩面本身,而是恩施土家族自治州一个傩仪面具的制作者——恩施州民间工艺大师谭学朝。
一、土家“端公”谭学朝
在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曾经广泛存在这么一种外面的人听来十分神秘,其实在当地非常普通的行业——“巫师”。巫师是学名,在当地你要说“端公”,或者“土老司”。查《汉语大辞典》的解释:“师”与“司”都有职守、专司一事的神道的意思。“端公”的来历,尚不清楚。但“端公”作为巫师的别称流传很广,许多地方都有“端公舞”、“端公戏”,不是土家区域所特有。端公是一个从事原始宗教活动的特殊群体,他们大都是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在端公内部并没有人为的等级划分,但做法事的职业要求相互的合作,因此,在端公之间还是有一定程度上的差别。这种差别是自然形成的,以端公本身所具备的学识深浅、资历长短、能力大小和威望高低、徒弟多少来决定。当然,现在这一行业在武陵土家区域大都不存在了,但在个别地区尚有遗留的少数老端公。
谭学朝就是这么一个有不少弟子、从业资历较深的土家端公,他是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恩施市三岔乡鸦沐羽村青木淌人,在当地很有影响。主要反应在几个方面,一方面是官方的:几乎所有到恩施来的文化官员都会被带到三岔文化站参观谭学朝的傩面,同时每年的旅游项目上也大都会表演根据傩戏改编的节目;另一方面则在民间:由于历史的原因,崇信巫术曾是武陵土家的普遍现象,以至直到现在,普通土家人尽管不会再去完全的信奉巫师,但土家的端公仍因其历史的特殊性而发挥着特有的作用。不过从我们多次的现场观察,其作用应是逐渐的从娱神还愿转向娱人,而这一点正是谭学朝的特长。
知道谭学朝是在1996年左右,由当地文化馆馆长介绍:在三岔有傩面具,并且有一个老端公会雕会画还会表演,说的就是谭学朝,本地人尊称“朝老”。不久,馆长就陪笔者到恩施三岔乡文化站拜访谭学朝,因为当时正在收集土家族民间美术相关资料,最感兴趣的还是挂满文化站的傩面具,尽管以后又去过三、四次,但对谭学朝本人了解还不算多。直到2004年10月,再次去三岔,正赶上谭学朝参加一次“度职”仪式。(“度职”仪式是端公们取得正式端公资格的重要标志,在仪式上,不仅老端公要传戒传法,表演傩戏,同时要广邀亲朋,对此进行见证,“度职”也可说是新端公正式进入职场的一种仪式。这次“度职”,就是谭学朝的大徒弟收徒。)三天三夜中,目睹了全部仪式过程,仪式完后又陪谭学朝回到青木淌的家,住了一段时间,才有了比较深入的交流,开始全面地了解到作为巫师的谭学朝注1。
对于谭学朝,当地人看法比较复杂:一方面他是有名的端公,是和另一个世界打交道的人,对他多少有点令人生畏的敬意;但另一方面这人插科打诨,吹拉弹唱都来,又有一点文化,一般人对他的看法又不怎么地道。不过交往多了,你就会发现他非常聪明,确实有点“鬼气”。学巫,在谭学朝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他的家系中并无此项传承。但他当初“学端公”,想的就是既能解决生计问题,又可满足自己“好玩”、“好闹热”的娱乐爱好。
谭学朝12岁前读私塾,之后拜端公廖明池为师学艺,从师学艺九年。在学艺期间,谭学朝从师傅那里还学到了傩面具的制作技艺。所以当谭学朝度职时,虽然没有从师父那里接受到全套的傩仪法器,但通过自己钻研,也做出了做法事必用的部分傩面。
谭学朝从14岁开始学端公,据他自己说是“好玩”,同时又由于个人所具有的某些天赋为师父看中从而被主动收徒。这有点象学表演的行当,从业者须具备一定的身体条件注2。
分析谭学朝学端公的过程,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去理解。
其一,在中国民间社会,普通老百姓不像西方宗教信仰者那么虔诚纯粹。一般不会完全按照某种宗教自身的教理教义去理解、去信奉,他们的宗教信仰往往带有功利性的目的。与其说他们信仰宗教,还不如说主要是信奉宗教中的神灵,他们相信这些神灵在他们的身外主宰着现实人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民间社会结合原有的民间信仰,形成了新的民间社会心理。在漫长的中国封建宗法制社会中,这些社会心理支配着人们的心理世界,不断地规范着他们的社会行为与日常生活。这些民间社会心理通常融合了儒释道的信仰系统,并且夹杂着原始的民间信仰尤其是鬼神信仰。
流行在恩施土家区域的“请傩还愿”,就是这类原始信仰现实存在的表现之一。
其二,宗教仪式同时还是一种公共娱乐行为。尤其是在交通闭塞,信息极不通畅的恩施深山里面,谁家做一次法事,或还愿、或放焰口都会遍邀亲朋好友、左邻右舍,是一次典型的集体娱乐活动,所以端公在收徒时才会像演艺艺人一样对学徒进行身体外形的认真考查。实际上,在现在的武陵土家,请端公真的是为还愿逐邪己不多见,更多的是一种传统习俗的沿袭,能够给人以传统观念上的情感满足。此外,近年来政府对恢复濒于失传的许多习俗不再是简单粗暴的干涉,转为支持与引导,学术界也对之深入研究,从而使社会舆论对这些过去一直被贬斥的传统改变了态度,视作民间艺术并受到尊重,这种变化也影响到民间对于自身一些传统习俗的看法。
学艺拜师是民间艺术传承行为过程的主体,学端公与一般学艺又不尽相同,由于其中的宗教因素,端公们通常禁忌有血缘关系的传承,即“父不传子”。说法是“端公煞气太重”,会妨害子嗣,故只能“隔代相传”。如果子承父业,也有破解煞气的方法,就是在“度职”时请外人为“传度师”。谭学朝的师父廖明池就是师从自己父亲而由他人传度。
谭学朝做法是巫坛,有时还兼事佛坛,因为请神要用巫,而丧事“放焰口”宜用佛。一人而事二主,不过是职司不同而己,不会有信仰的不便。这就好比乡间的医生,常常是一人兼了内、外、妇、儿科、打通中西医一样,方便乡里罢了。当然,民间宗教仪式的从简与变化还和1949年以后政府对巫师神汉的打击有关。在1949年以前,恩施的乡下也有不少兼司宗教仪式的小寺庙和小道观,可以保证许多程序化的仪式规范,即宗教仪轨相对规范的实施。对于普通农民,往往是有形的宗教内容能够直接地吸引他们,他们不一定关注这些仪式背后所依据的经典内容、宗教道理,却把参与的多少当作度量虔诚的外在标志。因此,这些宗教仪式逐渐融化`民间社会的日常生活及其风俗习惯之中,成为普通乡民耳熟能详的东西。
在某种程度上,人是文化的产物,一定的文化价值赋予人生各个环节以特殊的意义,从出生成长、婚嫁生育到死亡祭祀等等,概莫例外。因此,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五彩斑斓的风俗习惯,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封建时代,人们尤为重视“慎终追远”的仪式,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丧祭风俗。
尽管到了新的时代,传统礼仪仍然在民间有着巨大的影响,这是谭学朝得以生存的前提。不过,处身提倡移风易俗和泛政治化的新时代而能够生活得相对愉快,还得归功于谭学朝及时转换角色,灵活运用自身所具有的传统文化资源。
二、传统技艺的文化再生
在新社会,谭学朝并不落伍,以他年青时的经历:被国军抓过丁,当过伪警、保丁,解放后放在谁身上都是历史上的“污点”,会挨无穷无尽的“整”。但谭学朝经过了多次的政治运动,却完好无损,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他的多才多艺,并且将才艺自觉地贡献给新社会,因而成为“可被利用改造的对象”,
对于传统的民间文化进行改造并利用起来,从而为明确的政治目的服务,应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延安鲁艺则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实现了这一理想。鲁艺在学习民间文艺,创作演出具有民族化风格的大众化文艺作品方面,形成了一个自觉广泛而深入的运动。1949年以后,新建立的共和国在文化上继承了延安精神,在文艺领域提倡“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衣兵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同时明确要求文艺 “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1]”在这种氛围里,传统民间文化自然成为改造利用的对象:改造内容,利用形式。作为传统民间文化的传承者,谭学朝找到新的用武之地。
对潭学朝来说,社会变革造成的最大变化,就是过去专职的和尚、道士、巫师不能存在了,还俗的还俗,改行的改行。失去合法的从业机会,使谭学朝的职业生涯分为两段,一段在1949年前,从学师到承担法事;一段在改革开放之后,大约是1979年至今,中间近30年几为空白。但这段空白中他并没闲着,从某种程度上看,他把自己以往职业中的一部分——娱人,发挥得更多,场面也更大了。
中国从农业合作化以后,迅速成立人民公社,以往一盘散沙的农民全都进了集体,农村基层党组织和行政部门开始承担了农民大家长的责任,从衣食住行到精神生活,无不由集体领导来操心。所以在公社时期,各种名目的活动特别多,这种现象到了“文革”己是登峰造极。在生产队之外仿照军队的建制成立民兵连,特别是在冬闲,不是水利大会战就是人工造田、劈山开路。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革命精神,解除繁重劳务的精神疲乏,工地指挥部通常都要组织文艺活动的宣传队,要把民间能歌善舞的人都网罗进来。在那个年代,谭学朝总是这些宣传队的核心人物,他的才艺是全能型的,吹拉弹唱、歌舞编导、写字画画。利用自身的资源,他成功地完成了从改造对象到运动依靠的主力的身份转型。“文革”显然是一个在文化承传上很荒唐的年代,但无孔不入的普及性文艺宣传活动却在无意中起到了传承民间传统艺术的作用。
当然,谭学朝人生的真正转机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具有了比较宽松的环境,他才重新找到了施展才华的空间。正如民俗学家高丙中所分析的那样:中国在近50年的历史里经历了两次社会转型。第一次转型发生在前30年,国家通过制度革命(单位和人民公社)和文化革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充满地方差异和民族差异的社会结构和思想文化高度一体化,高度整合。……第二次转型发生在近20年,是以农村分田到户、人民公社解体开始的。结果,国家不能直接而全面地控制基层社会,这个空间就成为民间社会兴起的活动余地[2]。改革开放之后,传统的民俗活动逐步恢复,地方文化部门开展文艺活动也不再是政治性宣传,传统艺术形式的表演得到重视,,特别是在1979 年,三岔恢复了文化站,随后开始组织民间演唱组送戏到农村。为解决傩坛戏后继无人的问题,1982 年文化站动员谭学朝在家里举办了文艺培训班,参加培训人员32人,时间一个月。培训班主要学傩戏,兼学灯戏、耍耍、连响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培训班结束后,以谭学朝为团长学员为骨干组建起三岔“群花业余灯戏团”。1983 年三岔举办了土家歌会,1986年成立了“三岔区民间艺人协会”,推选谭学朝为会长。他以协会为基地,系统地向会员传授傩戏艺术,在继承傩戏传统艺术风格的基础上,吸收新的艺术营养,将民间宗教仪式中的表演内容与现代舞蹈音乐结合起来,开创出现代傩舞的新天地。
这以后谭学朝被借调到三岔文化站, 开始了专门从事文艺表演和制作傩面具的生涯,文化站每年给他一部分补贴,私下里他还参加民间正逐步恢复起来的傩坛还愿活动。1987 年, 谭学朝制作的傩面具参加湖北省民间美术展,其中10 个傩面被选送到中国艺术节展出,4个傩 面被选送到西欧16国展出。1990年,谭学朝与他人合作,把傩戏中的个别章节改编为傩舞《禾多多》,在恩施市首届农民艺术节上公演,获创作、编导、演出一等奖。1996年改编的傩舞《剃那比》在恩施女儿会上演出。在1997年和2001年恩施国际闯滩节上演出了傩仪《祭江》。2000年和2001年在梭布垭石林女儿会上表演了傩仪《傩祭》。通过谭学朝与相关文化部门的共同努力,三岔的傩文化开始在外界产生影响,年年都有中外学者和领导来此考察,三岔傩舞表演己成为恩施州文艺与旅游项目中的保留节目。1989 年湖北省文化厅领导到三岔视察文化工作, 给予充分肯定。1990 年三岔文化站被评为全国先进文化站,同年被湖北省文化厅评为山区特级文化站。1991年原文化部副部长、我国著名文学家、文艺评论家冯牧到三岔参观了谭学朝制作的傩面具, 在观看了谭学朝的表演和傩面具陈列室后,高度评价这一传统民间艺术,题写了“祖国文化的瑰宝”赞语。
1996年,恩施市人民政府授予谭学朝“民间艺术家”称号。
2003年,谭学朝被恩施州人民政府命名为“民间艺术大师”,同年,文化部将三岔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
三、传统民间文化资源转换的多重因素
1949年以后,在中国广大农村发生了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根本性变革,诸多传统民间艺术赖以生存的空间己不复存在,变异甚至消亡。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原来消失过或者认为己经灭绝的一些传统又恢复起来,并且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恩施州三岔傩戏就是这样一种现象。作为传统文化资源,应该说三岔的傩文化在谭学朝这里完成了相当成功的现代转换,那么促成这种转换有那些因素呢?笔者认为如下几点值得重视:
1、承传者自身素质
分析谭学朝学艺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就是由于实践的经历、经验、才能、智慧等方面的因素,一种技艺经某个劳动者全面继承,可以发展、提高到一定的水平。[3]”在民间艺术的承传中,从艺者的素质甚至会对某种技艺的存亡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早年的学习使谭学朝掌握了选料、打坯、雕造、上色等一整套的制作傩面的技术,同时在继承传统时,他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才得以通过自己出色的创造,使制作傩面的传统得到了发展和提高。
尽管谭学朝做傩面是实用所需。因为在鄂西土家山区,傩坛仪式上用的物品大都要端公自己制作,通常传法用的法器、表、谍,因形制规格不是很复杂,在仪式过程中大家一齐动手,就够用了。但布置傩坛的神像画、傩祭表演必备的假面,非专家则不易为,通常多为外购。到了谭学朝这里,一般规则才被打破,这是由于他具备了能工巧匠的素质,而多数端公是不能自己动手做傩面的。
表面上,谭学朝做的傩面和贵州、安徽、四川等地的傩面大体都相近,但仔细琢磨,还是不一样。他在制作傩面中有许多个性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个体差异大,接近艺术家的单体创作,与上述地区类型性极强的傩面不同,尤为突出的是他创造的多面的傩面,暂且称“多面傩”。
笔者反复考察过贵州、安徽等地傩面,尽管也有上下颠倒二面傩,但极少像潭学朝在一个傩面上做这么多面,从二面到三面、四面、一直做到六面。面多,自然难度增加。谭学朝热衷于做多面傩,其中原因何在呢?通过长期观察以及他在谈话中的流露,笔者认为做多面的冲动来自于他内在的创造欲。而这种创造欲已不完全是傩祭仪式的需要,应该是与他对生活的观察与理解相关,同时也有挑战空白的意思。正如阿诺德·豪译尔所说:“民间的艺术创作不是完全质朴、完全直感的,它也有自己的指导原则和批判眼光。哪里有人的意愿和表现这种意愿的方式和技巧,那里才可能出现艺术。[4]”在生活中的谭学朝自身就具有典型的多面性,无论他如何参与社会活动,骨子里他还是比较信奉自己最初选定的巫业。此外,多年来,当地文化站都将谭学朝的傩面作为群众文化的典型向外面推介,上到中央来的文化官员,下到各种群众性的文化活动,都会将潭学朝的傩面拿出来展示。表面看来十分风光,而曲终人散时却时常是冷淸的。特别是年岁渐大,身体一年不如一年,老是离家蜗居在文化站,生活有诸多不便。同时基层经济体制改革造成的紊乱,常常无法满足谭学朝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对此,老人内心颇有怨言。只是他骨孒里还存有山里人纯朴的一面,即使有不愉快,但一般不会说,特别是不会对领导说。
从业者自身素质的差异,常常会造成民艺质量、传承技艺的差异,谭学朝所制作的“傩面”与其他地区批量制造的傩面之所以有较大的不同,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这里。
2、文化机构的参与指导
谭学朝在早年学艺时,他的师傅廖明池是按传统的“肉口传渡”方法进行教授,文本起的作用不大,同时因历史的原因文本损毁也很严重。所以傩文化的遗产主要由谭学朝这些老端公记在脑里,藏在心里,在长期从业活动中不断加深记忆并完善,这种方式与传统戏剧的传承颇为一致。为让三岔的傩戏艺术得以传承和发展,恩施市文化局、市文化馆的文化工作者主动承担这项复杂的工作,长期以来帮助谭学朝回忆、记录、整理傩戏演出文本及相关资料,以及傩戏的全套唱腔和打击乐伴奏音像资料。同时为让傩戏后继有人,使傩戏得以发展,政府鼓励谭学朝传授弟子50余人,其中傩戏演艺弟子4人(尹秀敖、杨代银、谭绍富、田玉光),傩面具制作弟子4名(汪如兵、李典华、刘继荣、江英奎),傩戏、灯戏、耍耍弟子40余名。这项工作在现在来看似乎顺理成章,而在“文革”结束不久时,还是有很大压力的,因为还“傩愿”在当时还被看成封建迷信,遭到禁止。
而谭学朝傩面制作的成功更与本地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密切相关。以往,谭学朝主要以演剧活动而闻名,在美术方面作的不多,特别是十年动乱中,傩戏被视为牛鬼蛇神,凡涉及傩文化艺术的一切东西,均被“扫地出门”。谭学朝是把自己在26岁时雕刻的三个傩戏人物造型“张三郎”、“小山太子”、“丫角九娘”分别埋在菜地里、藏在屋檐下才得以保存下来。在以后恢复傩戏演出中,最初是恩施市文化馆馆员吴法乾、周恩高发现了他的这一才能,他们一方面鼓励他,一方面还具体参与谭学朝的傩面制作,特别是周恩高,在当时傩面资料极少的情况下想方设法找参考材料,甚至动手画出草图,和谭学朝共同琢磨傩面造型的样式。
傩面成功入选全国民间美术展览,并且巡迴欧洲16国,给谭学朝极大的鼓舞,以致他在以后系统制作出傩面具200多面,不仅能够满足他个人大部分傩坛戏的演出,还在三岔乡文化站和鸦沐羽村的家中设立两个傩面具陈列室,供来宾参观。
专业人员的介入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笔者实地观察过谭学朝早期的三个木雕,都不大,并且较为粗糙,显然谭学朝在以后进一步的实践中发展并提升了自己技艺水平,这得力于有一定专业训练的文化工作者的参与,保证了谭学朝能较为顺利地承袭现有傩面造型资源,从而使他个人的才智得以挖掘并得到发挥。
3、政府的政策鼓励
在谭学朝傩艺术转型这一典型案例中,地方政府的政策鼓励和具体的物质支持也是决定性的因素。首先有恩施州委和政府所提出的“打民族牌, 唱特色戏”和建民族文化大州的发展战略,出现了民族民间文化受到空前重视的大文化环境。其次是三岔乡政府一直注重对傩文化的挖掘和保护,谭学朝能够一步一步为外界知晓,地方政府的积极支持和引导起了很大作用。目前,谭学朝及他所代表的傩文化己成为恩施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资源,被当地政府纳入了民族民俗旅游开发的发展规划,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政府支持的前提。
自改革开放以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己被许多地方政府奉为发展地方经济的法宝,想方设法寻找本地有影响的文化遗产,一方面使濒于消亡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得以恢复和弘扬,另一方面,政府恢复民族民间文化的功利性很强,就是为宣传地方,扩大影响,同时在旅游业发展起来后,能把文化资源作为旅游资源的重要成分加以开发。
当然,仅仅出于功利的目的,地方政府的支持有时也会处于尴尬的境地,特别是在对待“还傩愿”这样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化形式,有些时候难免分不清是封建迷信还是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前几年法轮功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的时候,当地的某些部门官员为避免麻烦,对于谭学朝和他的傩文化就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甚至原来谈好的很低的生活条件也得不到保证,使老人在文化站的生活陷入困境。笔者为此与具体部门进行沟通,得到的回答竟是担心傩与迷信的关系会与法轮功牵连。这个事例说明如果不从文化的角度全面认识“还傩愿”这样的传统民族文化现象,就会看不到“还傩愿”作为宗教性的仪式表演活动在其宗教信仰因素衰减之后,已逐渐转化为“娱人”的狂欢活动的变迁事实,从而采取简单轻率、明哲保身的处理方式。即便如此,谭学朝和他的傩文化没有遭到禁止和反对还是要庆幸的,毕竟在那个时期麻烦比较多。
应该说,是傩坛戏所具有的喜剧精神带给土家乡民的欢愉使人们容易从积极的意义去看待它,从而为自己赢得了生存发展的社会空间,也提供了其后续转换变迁的可能性。
四、传统文化资源转换路径分析
华中师大的陈建宪教授认为:人类创造文化是为了满足需要,一种文化事象的生命力取决于她的功能。传统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需要保护,原因是其功能不能满足现代生活。故保护工作的核心是发展。传承至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三种形态:一是功能依旧,如春节。二是功能丧失,如叫魂习俗。三是功能转变,如婚礼坐轿变为游乐。针对不同情况应采取不同措施:有的保存起来用于历史研究,有的通过改编用于文艺娱乐,有的转变形态用于文化产业……总之,或以新形式发挥旧功能,或以旧形式实现新功能。只有使传统文化遗产的功能整合入当代生活体系之中,才能实现其价值最大化[5]。
由此而言:传统土家“端公”所从事的职业功能如“还愿”、“打保福”等宗教性极强的东西,在今天其功能自然己经丧失。但在进行这些宗教仪式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附产品如“傩坛戏”、“傩仪面具”等民间艺术形式,却能够通过功能转变,成为当代民间文化发展的本土资源。使本来在宗教仪式中的娱乐附件整合进入当前现实生活,从而实现其最大价值。谭学朝作为一名土家“端公”,在新的社会形态变迁中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就真实地说明了这一点。但正如陈文所说“而怎样才能做到既保护了传统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核,又使其具有现代的符号形式及运作体制,有许多学理问题尚待研究。[6]”笔者认为,对新的条件下民间艺术资源转换的研究,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对民间艺术要求原汁原味的保留不变,因为民间艺术通常是附着于某种民俗的载体,时代变化、移风易俗,民间艺术也就自然会变,既说原汁原味,那么是哪个阶段的原汁原味呢※?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民间艺人则会像谭学朝自觉地改造自己一样,去主动适应社会的变迁。
有的学者则十分担心:三岔“还愿”仪式的变迁是各种因素合力所致。“还愿”仪式从纯粹的祭祀到“表演”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原有的文化内容和符号是在不断的表演中逐步丢失的。这种丢失,最终会导致民族传统文化的失真[7]。从完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角度看,这种担心确有道理,并且我们应该创造条件能够更好地保存那些民族民间优秀的文化遗产。但问题在于“还愿”是一个有着特殊目的和特殊对象的传统仪式,一旦其服务对象丧失,或发生变异,“还愿”仪式自然会发生相应变化。在这样的前提下,要求“还愿”仪式回到纯粹并不现实。何况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化从来就不是一个不变的标本,“严格地说,文化从被创造出来就处在变迁之中,变迁是文化成长的普遍的现象和事实[8]”。所以,对于尚存在现实生活中活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有专家认为应视作“活态人文遗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色音认为:“各类活态人文遗产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现实存在的文化,是一种传统和现实相交融的文化连续体。作为集体智慧的产物,活态人文遗产在其代代相承的历史继承过程中必然要发生某些变异或者被加进去一些新的内容。[9]” 在笔者看来仍活跃于恩施大山之中,并为民间所广为欢迎的文化事象如谭学朝的“还傩愿”,就是这样一份珍贵的“活态人文遗产”。
五、结论
美国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曾指出:人类的进化总是向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觉悟发展的,人不再仅仅是进化过程终端的产品,随着对这个过程的不断了解,人获得了影响这个过程的机会,越来越多地控制了自己进化的方向和程度。在这个理论框架中,日益明显的是,有意识的使用民俗,的确不再非同寻常,它成为拥有复杂文化的人们积极塑造文化而不仅仅是被动地被文化塑造的日益增长的倾向的一部分[10]。“积极的塑造文化”也被阿兰·邓迪斯称为“自觉的干预的民间过程”,因此,对于还处于活动中的谭学朝等传统民族民间艺人所承载的文化遗产,我们不能因为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而陷入“保护·发展”的两难困境。而应该在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还要有积极发展的观念,只有不断顺应时势,对其功能进行新的整合,才能实现民族民间传统艺术真正的文化价值。
(后记:当笔者完成这篇文章后,恩施的朋友打电话来,通知朝老去世。尽管我知道去年他老伴逝后,朝老体质也明显下降,并且已年过80,有这一天只是迟早的事,但乍一听说,仍感到十分难过,回想起这么多年来与他相处的那些时候,益觉人生无常。朝老是一个富有农村传统智慧的老人,他和他创造的傩面其实只是这些智慧中极小的一部分,就足以令人着迷,谨以本文作为纪念。2007.1.5稿,2008.9.1改定)
注1 1999年,看到雷翔先生的《鄂西傩文化的奇葩还——坛神》,才知道湖北民院民研所有一批像雷翔这样踏踏实实坚持民间调研的先生,他们在研究鄂西土家族的民间文化和宗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注2 据谭学朝对笔者讲:“我祖辈不做端公,但从小好玩,连响打得好。12岁那年我叔叔带我去打连响,被我后来的师父看中,向我爹说:你这娃娃长得好,又唱得好,不如跟我去学灯戏。我父亲答应了,我就开始跟师父学艺。学了几年以后,师父就慢慢把还坛神的东西教给我。看我学得快,师父高兴,又去对我爹说:你这娃聪明,不如干脆跟我学端公。父亲又同意了,我这才正式拜师学做端公。”
[1] 毛泽东著,“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9年,第820页
[2] 高丙中著,《居住在文化空间里》,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9年,第28页
[3] 徐艺乙著《物华工巧——传统物质文化遗产的探索与研究》,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第157页
[4] 阿诺德·豪译尔著,《艺术社会学》,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212页
[5] 陈建宪,“民间文学资源的创造性转换”,《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4.2
[6] 陈建宪,“民间文学资源的创造性转换”,《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4.2
※当然相对的原汁原味在某个层面上又是可能的,那就是尽可能将现有的某个民间艺术品种完整地保护下来。为此,可以借助现代高科技的多种手段,比如数码技术、影视影像等,以严格的人类学民族志方式来记录、保存并加以保护,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7] 黄柏权“从仪式到表演——恩施三岔“还愿”仪式的人类学考察”,《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
[8] 辛艺华 罗彬著《土家族民间美术》,湖北美术出版社,2003年,第241页
[9] 色音撰“文化遗产与文化人类学”,《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经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3页
[10] 阿兰·邓迪斯著《民俗解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