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今民的文化多样性
——关于一名陕北老画匠的素描
西安美术学院07级博士生高晓黎
任今民是榆林城的一位本土画匠，生于1947年，从小喜欢绘画，终生以画匠为业谋生。擅长庙宇壁画及彩塑、建筑彩绘、窑居壁画、家俱装饰画、玻璃画、纸扎等多种样式的民间绘画。精通花鸟、人物、山水等各式作画题材，画风秀美。九十年代以后，民间画行一度萧条，他曾转而做室内油漆装潢。二十一世纪初，他承揽了众多榆林古建彩绘工程。至今仍活跃在当地画行。
笔者从2005年至2008年曾数次访问任今民，对他身上所表现出的社会文化多样性深有感触。是社会文化的多样性造就了任今民的文化多样性，他是社会文化多样性“活”的载体。本文试图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对其进行具体分析报道，引用画匠本人口述和与笔者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尽量完整地保留口述史的形式，并穿插一些笔者的观点、想法和客观论述。以期较为全面充分地说明任今民的文化多样性。
一、为什么任今民的身上会具有典型的文化多样性？
一方面，任今民的文化多样性是被逼出来的。他的家庭成分不好，尽管上了初中，在当时看来算是个文化人，可没有单位愿意接收，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预示着他的人生路必然不会平坦，如果不努力去改变，就很可能连饭都吃不上。另一方面，任今民的为人和性格又决定了他不会甘心于现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会把自己的潜力彻底发挥出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是土生土长的榆林城人，从小喜欢绘画，七岁时父亲去世。父亲是做买卖的生意人，参加了当时的‘一贯道’，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民间组织，弘扬助人为乐的精神。因为此组织太庞大，万一波动会危及政权，所以被定为‘反动会道门’，解放前参加这组织的人都叫反革命分子，所以我们后辈都被牵涉进来。因此我初中毕业后，就念不成书了。那时比较极左，出身不好就受迫害。我当时才十几岁，鉴于这个情况，也没什么职业可干，再加上本身喜欢画画、写字，所以就走了这步路。我的师傅张季兰当时和我家住一个院子，他也是半路出家，早年是榆林师范学校的美术教师。我跟他学两三个月，就开始自己单独做活了。当时的处境非常艰难，整个榆林城才有几十个画匠，而且大多是祖传的。那时候各个行业都合作化了，鞋匠归在鞋匠（合作社）里，木匠归在木匠（合作社）里，画匠归在油画社，但对我来说就没那些资格，比如油画社就不要你，所以只好自谋出路。尽管我初中毕业在当时算是有文化的人，但哪儿也不要你，比如说招工，不招你也没办法。”
“1960年那会儿，人们饿得慌，一个月挣四十多块钱工资能把人饿死。1966年我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分到农村以‘黑七类’对待，从早到晚整整劳动一天，才挣得一毛八分钱。虽然被分到农村，但并不甘心待在农村，所以我跟农村大队的人商量说，本来分的粮就少，你们也不要给我发粮了，我也不种那地了。这样一来，他们也高兴，可以不给我分粮，我自己也自由了。因为我喜爱画画、书法，又赶上‘红海洋’把毛泽东思想都写到墙上，当时乡政府需要人在墙上写字，我就去写了，他们很满意。乡政府一下子对我另眼相看了，这对于我的人生也是个转折，我几乎写遍了乡政府的每个墙壁，把毛主席头像从小的放大到墙上。我做画匠活，以出门为主，在榆林一个地方待着养不住。去横山、内蒙等地转一圈下来，油漆颜料也就用完了，就回来买好油漆颜料再出去做活。”
二、能满足多样社会文化需求的民间画匠
“十年出一个秀才，十年却出不了一个画匠。”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一个底层画匠，如果能够多掌握一种技艺，在艰苦多变的环境中就多一份生存的机会。艺不压身，多一门技艺就多一种应付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市场需求的手段。
任今民生动体现了这种典型的中国画匠的文化多样性，他大半辈子辗转于城乡之间，不但画过庙宇壁画及彩塑、建筑彩绘、窑居壁画还画过箱柜子画、玻璃画、纸扎等多种样式的民间绘画。不但精通花鸟、人物还擅长山水等各式作画题材，尤其是有雪景的山水，用色淡雅，造型生动，画风秀美。
“八十年代以前人们生活很贫穷，除非是娶媳妇、嫁女儿才会油箱子柜子什么的。人们就是以箱子柜子作为主要陪嫁品的，油墙围子的很少。农村就更困难了，油画一对小箱柜就可以娶媳妇了。还有农村家户里端菜用的盘子，油一个盘子两块钱，这起码得用半个或一个小时跟主家磨嘴皮子：‘端两颗土豆，看着也好看吧。’到了八十年代，人们的生活慢慢好了，开始画玻璃框子画，画的最多的就是‘中堂’，就是中间一幅大的，两边各挂一幅小的。还有就是那种40×60（厘米）的玻璃画。那时画玻璃画都成了时髦，见了画匠就说：‘快来给我们画块玻璃画。’城里边家家户户都油画墙围子，因为家里要是画上一圈花墙围子，满家都红火了。过去不管是家里的什么摆设，都要画上画，就为了好看、装饰。比如，来客人了，炕上摆个桌子、盘子好看，地下摆个柜子、琴案什么的，柜子上的颜色大都是黑底色，琴案通常四扇门、四个抽屉，门扇上画着金黄色调的四季花鸟。农村的米柜门面是假的，题材通常也是四季花鸟。另外，放在炕上的柜子叫炕柜，长条形，不高，有小抽屉，上面叠放的是被褥。那时做画匠活起码是个匠人，走到哪别人都很尊重你。俗话说得好：‘会伺候的伺候匠人，不会伺候的伺候丈人。’再困难也会给匠人吃点白面，单另做点好吃的。热情招待、管饭、还给工钱。油画一对箱子，连工带料，匠人最高的工资是一天两块钱。这比待在生产队强多了，走到哪都受人抬举，端茶送水地伺候你。”
九十年代以后，伴随着中国的开放，西方文化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简约成为时尚。比如：家具都是一色，最多用单色油漆做些简单花纹、图案和文字或在中心处贴上印花；床取代了炕，墙体通白，只在门窗处用单色木框包边等等。传统的家具绘画不再受到欢迎，陕北画匠行业因此一度萧条，很多画匠回乡务农或转行做其它活计。这个时候，任今民适应时代变化，转而做室内油漆装潢，生意也红红火火。充分展现了他在绘画上的灵活适应性和持久生命力。
二十一世纪初，榆林经济大发展，任今民在当地建设局把部分原本承包给省古建公司的活揽了过来，自己设计图样，雇用画工，完成了世纪广场长廊、大街鼓楼和文昌阁等古建筑彩绘。
“近五年来，我做了不少榆林的建筑彩绘。世纪广场长廊的南边一半都是我画的，（三国、西游、红楼、西厢记、白蛇传）还承包大街文昌阁（四方台）和鼓楼的彩绘。这些本来是让西安古建公司来做的，后来市规划局的刘建忠局长看了我做的活后，就同意让我做。开始做的文昌阁就不比其它的差。鼓楼要求90天完成，工期紧，款不到位。去年50块钱雇，今年最少120块雇匠人，总共得40-50个匠人。我在有生之年，能为榆林人做下点事，就安心了。从去年文昌阁到今年鼓楼，每天早晨三点半就起来，把图案设计好，颜色配好。在把它复制到木制品上，都要我一个人时刻在那儿操心，有时候我坐在那儿就能睡着。所有的匠人都要画颜色、涂线线。文昌阁和鼓楼省设计院都统一规划为清代官式彩绘，凯歌楼旁的三合院就有点地方特色。文昌阁我做了些改变，里边加了些山水、花卉、鸟兽、使它们看起来有生命些，活泛些。画的画起码得让老乡能看得懂，颜色鲜艳、人物形象生动。眉是眉、眼是眼、山是山、水是水，看上去要清晰。挣钱是挣老百姓的，他们只接受写实的，不允许似像非像。这个时代对我的人生转折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个时代，我就等于白活了。现在我的生活很好也很充实，城内寺庙的修复、过节或各种文化活动所用的画匠活都来找我做，有时都忙不过来！”
从最初的兴手描摹到后来的手法娴熟，再到现在的技艺精湛，他孜孜以求。同样的题材，他有自己的构图、用色和笔法和独特的处理手法，画牡丹，效果更加含香吐露；画山水，尤其是有雪景的山水，画面效果如诗如梦。而且随着时代发展，任今民的绘画表现出愈加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和表现力。
三、作画种类多样
任今民生活的那个年代，尽管社会经济文化还很不发达，可以参考的绘图资料及作画材料都非常贫乏。但民间的文化生活还是相当丰富，无论是炕围画、家居装饰画还是建筑彩画都体现了人们的多样审美取向和对生活的美好追求，
“八十年代以前人们生活很贫穷，除非是娶媳妇、嫁女儿才会油箱子柜子什么的。人们就是以箱子柜子作为主要陪嫁品的，油墙围子的很少。农村就更困难了，油画一对小箱柜就可以娶媳妇了。八十年代，人们的生活慢慢好了，开始画玻璃框子画，画的最多的就是‘中堂’，就是中间一幅大的，两边各挂一幅小的。还有就是那种40×60（厘米）的玻璃画。那时画玻璃画都成了时髦，城里边家家户户都油画墙围子，因为家里要是画上一圈花墙围子，满家都红火了。过去不管是家里的什么摆设，都要画上画，就为了好看、装饰。炕上摆个桌子、盘子好看，地下摆个柜子、琴案什么的，柜子上的颜色大都是黑底色，琴案通常四扇门、四个抽屉，门扇上画着金黄色调的四季花鸟。农村的米柜门面是假的，题材通常也是四季花鸟。
近五年来，我做了不少榆林的建筑彩绘。世纪广场长廊的南边一半都是我画的，（三国、西游、红楼、西厢记、白蛇传）还承包大街文昌阁（四方台）和鼓楼的彩绘。”
四、作画材料的多样
对任今民这样的草根画匠来说，所有的客观条件就显得更加单薄。没有任何现成传统的模式可以学习；也没有充裕的作画材料可以用；更没有什么高人前来指点，要想出类拔萃，就只有靠自己的勤思苦练和灵活就地取材。
“我用的工具和颜料只有大一点的五金公司里有，其它地方买不到。比如在内蒙做活，百十里路也没个人家，材料用完了，骑自行车去小县城买，人家说没这东西，这就非常浪费时间。那时全部资产都要上报，卖得动就进，卖不动就不进，所以有些东西还必须得到专门的地方去买。作画工具过去比现在简单，做底仗时，让木匠削个厚木片，再把两边削磨好当铲子用。路上捡软点的石头或瓦片，把黄土磨成面，再用细箩子箩下，熬点骨胶和到一块，用铲子搅匀，涂上去。过去的黄土虽然粗糙但很结实。家户里通常画在炕周围的墙体表面上或家具的表面上，画什么是由自己想象的，主家什么都不懂，你画下什么，他都觉得好。看上去花花绿绿，总比光面强得多了。大红的不多，只有箱子是大红的，其它多是深红或枣红色的。因为这两种颜色不出钱，专门有种地方出一种红土，叫‘马马红’，从泥里刨出来就可以用。黑色就是把锅底的黑刮下来，或上烟洞挖点烟煤，随时用胶和起来，就可以用，所以我们好多都是就地取材的。以前运输困难，交通工具就靠毛驴，一次只能拉一点点，实际我们过去用的都是麻油，麻油是农户里自己种植的农作物，这里没有桐油。只能走到哪里都带着买来的十斤八斤桐油，这就非常宝贵了。农民家家户户都种大麻籽，因为一年四季他们要吃麻籽炼的油。我对主家说：‘把你家的麻油舀来两碗。’然后开始熬，实际不用桐油，过一年后，你那十斤桐油还满满的。其实用麻油熬，程度都一样。最大的不好处就是，会使表面不平，有疙瘩，那就是用麻油熬的。当时刚油好时光光的，一旦受潮或刮南风就胀了。”
“过去我用的颜料都是石色，石色就是从石头上冶炼下来的颜色，是粉沫状，就像现在的广告粉一样。主要用红、黄、绿、白这几种颜色。白色用的多，黑色用的少。比如画花时，最少得先衬两遍白。我们用的颜色单调，基本都是单色，不调色。比如，染花用玫瑰红或桃红，颜色上去后，拿水笔晕染开，花就画出来了。匠人用的都是单色，红是红，绿是绿，复色很少用，基本不用。民间画匠基本调色，除了把绿调深点，加点蓝；调浅点加点黄，用来画枝子。所以很好学，老师傅点拨几下，就会了。剩下的就主要看自己的悟性了，今天是这个样式，明天再换一个。画细部时，黑色用墨汁，大面积画时用烟毛。现在多方便，直接用墨汁加骨胶就可以了。”
任今民这种灵活自由的取材作画手法，普遍存在于民间画匠中，这不但说明了画匠在现实生活中的谋生手法，还生动地反映了广阔丰富的民间文化的多样性，它不同于常规的作画方法，具有灵便鲜活的生命力。
五、是什么造就了任今民文化多样性？
任今民的绘画生涯正好跨越了中国社会发生剧烈转折的几个时期，他绘画的多样与这几个时期都能够相吻合，其绘画面貌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发展状况有着紧密的联系。笔者2005年8月，曾在任今民旧宅的炕围画中见过几组生动的花卉和动物作品，其中一个有金丝猴的池画，造型生动、色彩鲜活，看起来很眼熟。通过与本人核实，确定此作品是从当时的金丝猴牌香烟封面取材。只有他这样相对于主流社会阶级路线的“异己分子”；相对于榆林油画社的“传统的另类”；相对于省建筑设计院的“学院的野派”；相对于现代学校教育的“草根的杂家”，才能不挑不拣地广泛学习、深入揣摩，让时代的文化多样性凝结到自己的艺术生命中，同时他的文化多样性也折射出了当时社会的文化多样性。
“从去年文昌阁到今年鼓楼，每天早晨三点半就起来，把图案设计好，颜色配好。在把它复制到木制品上，都要我一个人时刻在那儿操心，有时候我坐在那儿就能睡着。所有的匠人都要画颜色、涂线线。文昌阁和鼓楼省设计院都统一规划为清代官式彩绘，凯歌楼旁的三合院就有点地方特色。文昌阁我做了些改变，里边加了些山水、花卉、鸟兽、使它们看起来有生命些，活泛些。”
“我主要在榆林周围的乡村做活，做活时没方向、没目的，比如，原本要走北边，如果西边的人说这里有活的话，就从西边走，南边有人说那里有活，就从南边走，就这样转着走。就像螺旋形，向北走时或许又会向西走、向南走，没确定的方向和目的。那会儿活计少，所以就我一个人做活，带不起徒弟。榆林人恋家，做两天活就想回家。油画社的人看到，很惊奇：这小子从外面回来，带回来二斤羊油！你想那会儿的人有多困难！油画社的人受控制出不去，我这种就成了‘地下黑包工’。因为悟性好，做出来的活比油画社的好，榆林城的人都来找我做活。一旦油画社的人知道了，就来报复。如果赶在做活时，就把工具抢走；如果做完了活，就把工资扣了。工具没收倒没什么，就是个铲子，主要是把工钱没收了，活计就白做了。所以我只好到外边做活，出了榆林城就没事了。”
六、任今民文化多样性的在当今社会的意义是什么？
任今民是典型的民间画匠，几乎没有接受过任何传统的或者现代的专业造型训练，但自身又具有一种可贵的、近乎原生态的创新性，从他这里我们看到了底层民间艺人的鲜活艺术生命力及其源泉所在。
“六七十年代那会儿，文化贫困到了什么程度，报纸上光是字，边边道道连个图都没有，顶多有个毛主席像、参考消息，什么图案都没有，有图也就是牛鬼蛇神。我们只有四处打问活计，一边和主家拉话，一边手底下捉摸着画，有些什么花样图案，心里慢慢就知道了。然后尽量模仿着去画，天天做活，天天校正，看到画的好的画，风格不一样的，自己揣摸着画。画匠实际学的东西比较简单，画行有句俗语：学会‘四朵花’，够吃一辈子。四季花就是：牡丹、莲花、菊花、梅花。学会这四季花，一辈子就够用了。具体说就是箱柜的门扇上画上花，抽屉上也画上花，到这家这么画，到下家也这么画，但这也有画的好坏之分。我从小喜欢画画，对这个有悟性，变个形式画，感觉就不一样。到了八十年代，逐渐开始有一些图画书，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学会画山水的，画匠里面会画山水的人不多。我后期的画大部分是受正统绘画的影响，比如画册、图画书、插图等。现在老了，眼也花了，不然现在的资料多丰富啊！不像那会儿，得全凭自己揣摸着画。”
“从事绘画40多年，主要是凭天赋、感觉。画的画起码得让老乡能看得懂，颜色鲜艳、人物形象生动。眉是眉、眼是眼、山是山、水是水，看上去要清晰。挣钱是挣老百姓的，他们只接受写实的，不允许似像非像。这个时代对我的人生转折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个时代，我就等于白活了。现在我的生活很好也很充实，城内寺庙的修复、过节或各种文化活动所用的画匠活都来找我做，有时都忙不过来！”
当然，并不是每个画匠都能够像他那样用心艺事、适应时代，有些画匠循规蹈矩、墨守陈规、有些则偷懒混日子不思进取，更有嫌苦怕累投机转行的。而只有任今民这样勤奋、努力的画匠才会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适应不同的文化需求，保持多样性和持久创新性，进而保持了整个时代的多样性和创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