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制陶术调查与影像记录
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 陆斌
前言
文化是识别民族的标志。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而灿烂历史的陶瓷文化大国，同时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西南部的中国是少数民族群居最密集的地区，有近三十个民族在此繁衍生息，并孕育出独特而多彩的民族文化。但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在讨论“中国文化”的多数场合，少数民族文化都被淹没在“汉族文化”的概念之中，在讨论传统陶瓷文化时尤甚，所围绕的主题多是以景德镇、宜兴等陶瓷重镇为代表的内容。其原因是至少从汉唐开始，中国文化的主体就被汉民族所占据，而绚丽的瓷器、紫砂文化又是大汉民族的骄傲。然而，必须看到，其他民族也一直保持着与自己的文化传统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和造物技能。抛开笼统的文化概念，在具体的技术层面上寻找出少数民族制陶文化的特性，是本文所要表述的中心内容。
技术是一种文化现象，由人类发明并掌握。它的发明和应用脱离不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因此考察一项技术的现状以及它发展和交流的历史过程，必须置身于其存在的特定环境去作深入细致的调查，否则这项研究将是孤立的与片面的。基于精力与学识所限，目前我们做的仅是制陶技术层面上的调查与影像记录。为完善下一步的研究与全面了解中国制陶工艺的整体面貌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西南少数民族制陶术的现状
民族是人类依据血缘关系在漫长的岁月中，在特定的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中结成的社会群体。由民族而产生的民族文化不是静止的，民族在发展中必将使其文化以各种方式与其他文化发生接触、交流、吸收和融和，它只有在积极、频繁的信息交换中才能迅速发展。
秦汉以前，西南各民族先民就已经形成并活动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最早以“西南夷”名称来记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历史的是西汉时期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他举世闻名的历史巨著《史记》中的《西南夷列传》便是有关西南少数民族史的第一部专著。“西南夷”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民族概念，二是地域概念。说明“西南夷”分布地域广阔，包括的民族种类繁多。西南文化处于多种文化的交汇叠合的边缘地带，从历史上的政治格局看来，西南两千多年都位居中原王朝统治的边缘地带；从自然地理上看，西南山险水急，大小坝子相互隔绝，往来交通困难不便，使西南交错而居的各民族产生了一种相互认同的边缘文化心态和文化封闭性，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各自相对的封闭状态，才使得我们在今天还能看到这些属于陶瓷技术发展历史活化石的原始制陶术内容。
我们的影片用了两年时间，调查采访了云南的香格里拉、鹤庆、剑川、元江、西双版纳；贵州的织金、雷山、贞丰；西藏的帕热和朗嘎；海南的三亚等地的制陶现状，并实地拍摄了生活在这里的藏、彝、白、傣、苗、水、黎、穿青八个少数民族陶工们的制陶生活，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原始制陶术发展的全貌。其制陶的工艺技术面貌可简单归纳如下：
一、 泥料的选择：
西南各地少数民族在选择制陶泥料上都采取就地取材的原则。在影片采访地，除云南和西藏的藏族之外，其他的民族基本上都是在村庄的附近采集单一的黏土使用。这种单一黏土或直接在山边掘洞取土；或深挖稻田后取出细致的黏土；也有取自澜沧江边的台地的沉积土。通常这类陶土都因含有各种金属氧化物杂质而呈色不同，但都有一定的耐火度及良好的可塑性。也有为提高黏土的耐热急变性而加入适当的河砂。贵州织金的陶工要在土中加入一半左右的煤渣灰来调节泥土，以适宜他们的快速烧成技术。云南香格里拉的汤堆和西藏的帕热、朗嘎则是在村庄附近采集一种细腻的、可塑性好的红色黏土和另外一种含砂量及高岭土多的白色黏土混合使用。在当地黏土不够或质量不佳时也会从其他地方采购黏土配合使用。挖来的泥土通常用脚碓舂细或石锤粉碎、过筛，加水调和后陈腐备用。练泥一般由人工手揉或踩练完成，只在云南剑川有水牛踩踏练泥。随着快轮拉坯技术的出现对坯土有更高的要求，在云南曼阁及贵州雷山、贞丰地区已有泥浆淘洗池和沉淀池出现。
二、 成型技术：
就成型方式而言，各少数民族所呈现的技术面貌可以用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先民的技术手法来概括，即分为手制、模制、轮制三大类：
手制（包括慢轮盘筑）：
云南鹤庆的白族艺人郜金福用捏塑的方法制做瓦猫。瓦猫成型几乎全是徒手捏制，所借助的工具少之又少，只有一根铁皮管在做瓦猫身体时用于掏空，竹篾或铁签则用于细节刻画。由于靠手捏制，所以，瓦猫的尺寸一般不大。
海南黎族妇女在陶器成型上还没有慢轮的使用，仅以手搓的泥条在垫板上盘筑出陶器大形，再用木拍打出陶器的外型和用贝壳抹平、压光陶器表面。就技术而言，这种方法应该是中国目前可以观察到的最原始的成型技术。建国初期云南佤族地区还保留着在膝盖上徒手捏制陶器的技艺，但今天已经看不到了。
云南曼斗的傣族、元江的彝族是依赖慢轮制陶的，成型手法相近。她们将练好的泥团放在木制慢轮上，以脚趾或手拨转陶轮，先用泥拍将泥团打成饼状成为陶器的底部，再以泥条盘筑器身后用竹刀及沾水的布片修整口沿。这时陶坯需晾晒至呈皮革硬度时重新置于陶轮上修整外形，用光滑的木拍内衬卵石的合力将陶坯通体拍打一遍，使其结构均匀致密。之后有的器表要用篮纹、方格纹的木拍在器物的肩、腹部拍出印纹，赋予装饰的意味。
香格里拉汤堆的藏族使用泥片成型的方式制陶。陶工先用泥锤将泥拍打成泥片，再根据器物的大小裁出泥片的壁和底后，用泥片合围的方式做出陶器大形。使用一个形似凸镜的木制无轴垫板承托旋转修整，这是一种原始慢轮。器边的修整主要是用浸水的羊皮，纹饰的刻画则是用木刀，在完成后还要在陶器的表面嵌入些碎瓷片作为装饰。碎瓷片镶嵌的手法是尼西黑陶装饰的最大特色，烧成后，白色的瓷片在黑色的壶体上分外显眼。相对其他民族，汤堆的藏族陶工拥有配套的制陶工具，无论成型手法和工具式样都与江苏宜兴紫砂陶器工艺很相似，这点颇让人费解。
云南曼朗傣族用轮制口沿，拍制器身的方法制陶。成型使用的是一种泥条盘筑向快轮拉坯过渡的技术。成型开始时是采用粗泥条垒叠成中空的泥柱体，就着陶轮的快速转动向下压紧后，用单手拉坯的方法拔高和扩大陶坯，做出口沿。在坯体晾至半干时再用有刻纹的木拍通体拍打陶器表面并做出圜底，在云南原住民族制作的陶器中，圜底器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模制：
在影片中，西藏和贵州的陶工使用陶模来成型。西藏的帕热和朗嘎村在陶器成型时都使用了单层陶模，陶质的内模在形成空腔陶坯时很常用。不同的器物配合大小不同的陶制内模进行制作。陶工先选出陶模，将拍打出的泥饼扣在陶模上，转动并拍打泥饼，使其延展并均匀地附贴在陶模表面，成为器皿的下部，取出陶模后得到一个陶器雏形，置于慢轮上。有时为了使陶坯能尽快干燥，陶工会将一些暗燃的牛粪放在潮湿的坯内催干。接下来再用木拍慢慢拍打器身，使其逐步收口，并用泥条盘整的方法做出颈和口，用水部修工整后装上壶嘴和提把完成。
贵州织金的砂陶制作是使用双层的陶模翻转技术。由于快速烧成的需要，将两种不同配料的泥饼拍打粘合成片后放置在内陶模上拍打旋压成型。然后，将外表面做好的陶坯连同陶模翻转，嵌入预先用煤渣灰做好砂型的外陶模内，同时取出内陶模。用木刀、水布和瓷片旋压修整砂锅内部，装上把手，用釉浆涂抹并画出装饰纹样后完成。
快轮制陶：
快轮的使用在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所见不多，影片中介绍的快轮制陶位于贵州雷山县长丰村和贞丰县窑上村。长丰村是一个苗族、水族、汉族混居的制陶村落，窑上村则是布依族、苗族、汉族杂居的小村庄。所谓拉坯就是利用陶轮的旋转惯性，将泥坯制成空心的器皿。当地使用手脚驱动的快轮进行拉坯，由木棍搅动配合脚踢的方式带来动力。在长丰村，除了拉坯成型之外，还有一种手动辘轳压坯的成型方法。压坯比拉坯成型简化了技术，摆脱了手工成型中许多技艺性的约束，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并使产品更具规范性。显然，这种现代的生产技术源于汉族地区，而当地陶工则将它因地制宜地简化了，使之更适于个体化生产。
三、 装饰手法
就整体而言，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陶器在外表装饰手法上都趋于朴素而简单。通常采用的是刻划、印纹、捏塑（堆塑）、熏烧、镶嵌和低温釉烧等装饰方法。
在坯体上用木刀刻划装饰纹样是调查中所有的少数民族都采用的装饰手法。
印纹是在陶器成型完成后运用刻纹木拍在陶坯上留下的拍印痕迹。云南曼斗、曼朗的傣族有用直线文、米字纹的陶拍制作印纹陶器的传统。曼斗和剑川的陶工还会用印模压印一些集合花纹和文字装饰。曼朗的陶工在制作印纹陶的同时还使用方铅矿石粉和草木灰混合炒制而成的釉料涂抹在印纹陶器上。上釉的目的是为防止渗水和减少由于收缩所造成的开裂，所以只在器物的内部、沿口和壶嘴、壶把与壶身的连接处涂抹。同时也成就了一种装饰风格。
徒手捏塑（堆塑）的装饰手法在各少数民族的制陶术中也颇为常见。较典型的是藏族的陶器，无论是火盆还是酥油茶壶上都有以麒麟、鸟、兽为题材的堆塑装饰。云南鹤庆的瓦猫也以捏塑见长，所有装饰都不依赖模具而成。
熏烧带来的乌黑发亮的色泽与其说是烧成工艺的结果，毋宁说是对于装饰的独到追求。无论剑川、织金还是香格里拉的陶器，最后阶段的熏烧处理实际上都透视出了民间陶工在传统技艺掩盖下的对材料美感的追求。尤其是香格里拉的陶器，乌黑的器表配合白色碎瓷片的镶嵌，构成了独特的形式美感。
釉的使用是制陶工艺进步的重要体现。影片中云南的曼朗、曼阁；西藏的帕热；贵州的织金、雷山、贞丰都有使用釉的纪录。有所不同的是，雷山和贞丰都采用阶梯窑烧制陶器，所用的釉温度相对较高，由配入的发色剂呈色。而其他地区往往只使用低温铅釉，或以单一低温粘土作釉，呈色多为半透明状或为铅矿石杂质的颜色。
四、 烧成技术：
烧成部分是我们影片中最富视觉感染力的片断，原因在于现场观察陶器烧制过程所引起的感动，是从书本和照片上都无法体验到的。
目前西南少数民族制陶所使用的烧成工艺的种类，几乎涵盖了人类发明了原始堆烧技术到窑炉正式形成之间的整个过程，按照线性发展的顺序排列为：1）平地堆烧、2）坑烧、3）横穴窑、竖穴窑、4）一次性泥壳窑、5）升焰式圆窑、6）馒头窑、7）龙窑、8）阶梯窑。而贵州织金独特的快速烧成法则无法按同一线索归类。
平地堆烧是史前人类烧制陶器最早使用的方法。目前有海南的黎族、云南元江的彝族、汤堆的藏族还在使用这种方法烧制陶器。但又分别根据各地自然条件的差异和燃料的不同，呈现出因地制宜的特点和地域性特征。
其常见的方法是在村边的空旷平地上，先用灌木枝（或松木柴段）横竖叠加铺出窑床（大小根据烧陶的具体数量而定），将陶器紧凑地排列堆积在上面，接着点燃木柴，待火势开始蔓延后不断地将稻草（或木屑）覆盖在陶器表面，上下燃料的猛烈燃烧使温度迅速升高，不断燃尽的稻草在陶器上部形成厚厚的保温火灰覆盖层。停加稻草后火势渐渐由表入里，持续着闷烧状态。整个过程持续约一个小时结束，最后用木棒挑出陶器完成。平地堆烧的烧成温度通常在800℃以下。
海南有些地方的黎族妇女还会用事前备好的"赛子若"树皮水淋洒在刚烧好的陶器上进行淬火冷却，以增加陶器的强度及致密性。而汤堆的藏族陶工则要在木柴即将燃尽时，将大量木屑抛撒在火堆上，使火焰处于缺氧还原燃烧的状态，并产生大量烟气。随后迅速用烧场周围的灰土掩埋陶器，让被木屑覆盖的陶器在余温下产生还原渗碳的作用，使陶器表面充分熏黑。
生活在海南的黎族在制陶烧成技术上有多种实际应用的形式。除了我们影片拍摄到的坑烧外，他们还有使用平地堆烧和单火道横穴窑的原始烧陶技术。
海南的坑烧技术在燃料上取自当地盛产的椰子的外壳，椰子壳质地细密而坚硬，有很高的燃烧热值。烧成坑深约30公分，1．5米见方。先将干燥的椰子壳厚厚地铺在坑底，再将待烧的陶器置于其上，并在陶器的间隙塞满椰壳碎片，最后在陶器口沿上挂置一层椰壳，铺放稻草后点火。在烧制的过程中，陶工们不断地添加稻草，以保证稻草的灰烬能够形成隔绝空气的保温层。下层的椰壳燃烧得很慢，约一个小时后烧成停止。灰堆继续闷燃约3小时。待陶器逐渐冷却后才可以取出。由于椰壳摆放得疏密有致，烧成后在红色的陶器的表面上会留下一些参差的火斑，成为自然天成的装饰。
云南曼朗的双火道横穴窑设在村口大路边自然形成的土坡断面上，为村内陶工所共有。窑室直径约1米、深0．8米，由两个火道与窑室贯通。烧成前先在窑室下部用废陶器在火槽口垒出架空层，再把生坯逐层架置其上，大小穿插码放。一般每次可以堆积排列三、四十件陶器。在焚口处点燃引火物起火，再添加小片的木柴。循例还有一个祈神保佑的仪式。曼朗烧穴窑的燃料主要取自当地盛产的毛竹和稻草。火势的控制取决于毛竹的数量和燃烧时间的长短。一个半小时后当坯体烤至发黑时，加入毛竹升温，火势变得很猛烈。在坯体温度约500℃左右时，陶工们轮番上阵将成捆的稻草不断地抛掷在窑室上部的陶坯表面，以辅助加温燃烧。并用竹竿拨开稻草灰查看烧成情况，不时有毛竹燃烧的爆破声传出。整个过程持续约四个小时，直至陶坯通体发红时止火。烧成温度约900℃。
而同为傣族的曼斗陶工却使用一次性泥壳窑烧陶。烧成一般选择在风小的傍晚，自家竹楼下进行。先在地上用干树枝摆出一层，再在四周各摆几条粗大的树枝，围成一个大约两米长，一米宽的长方形。再铺上玉米棒，做出一个大约厚10公分的窑床。然后把干坯侧倒套放在窑床上。根据坯件的大小，自下而上叠成几层，成金字塔状。陶坯的外面铺上玉米秸杆，再在外围用梳理过的稻草整齐均匀地覆盖一层。最后将调好的泥浆反复涂抹在稻草表面，形成一个约2公分厚的泥壳体。并用木锥子在窑体上部戳出一圈排烟孔。点火时拨开一角的火口，放入燃着的稻草或木炭，待窑顶的多个排烟孔有白烟冒出后以陶盖封闭火口，用开合烟口的方式调节窑内温度。从观察泥壳外表的干枯程度判断出某个部位火势过大，即封闭该处的出烟口；反之多开，以此调节窑内温度的均匀上升。烧至六七个小时后，泥壳渐渐开裂，空气大量涌入，使窑内温度升至最高（约900摄氏度）。此后火力渐弱，冷却到第三天可取出烧好的陶器。
西藏陶器的烧成形式可以看作是一次性泥壳窑的变体。烧成在村口的高地上进行。窑床用石头排列而成，上面先放一层稻草，再铺上草木灰。在排列好的陶器间隙和周围插入或堆放牛粪，再在最外层叠上完全干燥的由草根连接的大块草皮，堆砌出馒头状的窑体。起火点燃窑内的稻草，烧成时陶工通过调整草皮的间隙来调整烧成速度和温度。整个过程约十二个小时，窑温达到1000℃以上。草皮在烧制的过程中可以一定程度上起到一次性窑壳的作用，是一层既能燃烧又可保温的材料。反映出藏族陶工因地制宜使用材料的智慧。
帕热的陶工有时也将在直贡乡购买的一种含铅量很高的银黑色矿石，研磨成粉末,作为釉料，涂抹在陶坯表面。在烧制过程中，釉烧陶比素烧陶的要求更高一些，温度也稍高。上好釉的陶器摆放在窑床上，陶器底部架有支钉，并需要扣上类似匣钵状的大陶罐来隔离燃料的污染。
云南的剑川的白族用升焰式圆窑烧陶。在黄河流域这种圆窑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它有了可以重复使用的窑室，得以把火焰控制在窑室内将陶器烧熟。升焰式圆窑虽然属于初级窑炉，但作为陶瓷窑炉的基本要素都已具备。
云南剑川白族的圆窑依坡而筑，在坡体挖掘出燃烧室，出烟口在窑顶正中，窑体用土砖垒砌筑成。装窑的方式一般是陶坯大小套叠后装入窑室，窑内的气氛通常是氧化焰烧成。由于当地的主要农业是种烤烟，因此烧陶的燃料以烤烟杆为主。烧成时间为12小时左右，窑温达到1000℃以上。为了能够烧出黑色的陶器，陶工会在烧成的最后阶段加入更多的燃料，除烤烟杆外，还有松木皮和未干燥的植物枝叶，并随即封住焚口，使窑内的火焰不能充分燃烧，从而生成黑色的浓烟。经长时间的窑内熏烧后，陶器会呈现出灰黑色。由于环保的原因，从前用轮胎橡胶熏烧的方法已被废止了。
馒头窑的使用在中原地区西周晚期最早出现于河南。它具备了现代窑炉的基本结构，包括焚口、燃烧室、窑室、烟道等。云南曼阁傣族半倒焰式馒头窑由生焰式圆窑技术进化而成。窑体用自制粘土砖砌成，窑室约1立方米，多烧制屋脊兽等产品，用于佛寺建筑的装饰。傣族人制作的陶器制品，很多都和他们的佛教信仰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使用木柴作燃料，烧制过程要不断添加燃料直至结束。烧成时间约十二小时，窑温达到1100℃以上，可以烧制铅釉陶器。
龙窑在窑业发展技术史上要早于阶梯窑的出现，但在西南地区很难找到还在使用的龙窑。目前，在云南、贵州、海南等地都有使用阶梯窑的记录。贵州雷山县长丰村有数条阶梯窑，属村内陶户分段管理使用。窑身依山体的自然坡度而建，长约30米、宽3米，有六个窑室，两侧开门，按一定间隔设投柴。燃料取自周边木材加工厂的边角碎料。陶工将陶碗叠放在窑室内，再用窑砖和泥封住窑门，陶器在窑内裸烧，靠挡火墙隔开火焰。起火后先用大块的木柴在焚口缓慢地烘窑半天，待窑头烧好后再由窑侧的投柴孔陆续投入木柴分段烧窑。烧好一个窑室后再烧下一个窑室，直至整条窑烧完结束，通常需要一昼夜的时间，烧成温度约1200℃。
贞丰县窑上村原有数条阶梯窑，但由于木柴匮乏，现仅保存一条以煤为燃料的阶梯窑供全村陶工共同使用，一个烧成周期为半个月。
贵州织金烧制砂陶是在一个双火口的地炉上进行的。窑体（钟罩窑）是一个可活动的陶制炉罩。地炉是在地下掘出炉口穴及通风道，接上鼓风机（旧时为风箱）用碎陶片做出炉口栅而成。烧陶时先在炉口四周堆上碎煤灰，用木屑引燃煤灰后再在炉口堆上煤块。将要烧炼的生坯先后放在两个火口上，其中一件扣在陶罩内焖烧。由于鼓风机的作用，煤燃烧得很猛烈，五分钟左右的时间，炉罩内的陶坯已由樱红色变为橘红（约900-1000℃）。陶工随即用长竿挑起炉罩扣在另一火口已发红的陶坯上，再将已烧好的砂陶器挑出，放在旁边地下备好木屑的浅池中，随即盖上一口大铁锅，将木屑燃起的火收于锅内熏烧。由于缺氧，罩内的木屑只能暗燃，陶坯被熏烧成黑色，并带有金属的光泽。当地陶工把这个还原的过程称为“取釉”，大铁锅称做“龛锅”。一次烧成前后大约15分钟，由于烧成的速度很快，熟练的陶工每天可以完成上百件陶器的烧制。
结束语
彭适凡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南方古代印纹陶》中指出，“广东东部和北部地区新石器晚期文化中创造的早期几何形印文陶，向西传播抵达西江两岸，进而播及广西、云南等地，向西和西南则传至香港和海南岛．．．．．．近年来，新的考古资料证明，印纹陶的制造工艺也传到了云贵高原。在云南滇池石寨山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出土有几何形印纹陶的残片，此外在云南的祥云、贵州的盘县、毕节均有印纹陶的遗存出土”。
据文献记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便有了汉族移民，明代时内地汉族大量迁入西南。移民以军屯、商屯为主，其中也有工匠深入土司统治的边界少数民族地区。16世纪时西南边地与内地的交往曾以缅甸、木邦、孟养麓川四宣慰司交接之江头城为集中地，这在明朝朱梦震《西南夷风土记》的“治理”条中有所记录：“江头城外有大明街，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而三宣六慰被携者亦数万。”同书“用器”条又载：“陶、瓦、铜、铁，尤善，采漆、画金，其工匠皆广人，与中国”。由此可知历史上曾有大量内地商人和工匠在西南边界地区谋生行技。因此，通过移民和民间交流，内地的各种生活技术传到了少数民族地区。这些交流在西南少数民族制陶术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据故宫博物院祝大震先生考证，我们的影片中记录的贵州织金地区的快速烧制砂陶的工艺始于宋代。但在山西平定目前依旧采用相似的方法烧制砂陶，而出土于当地秦代墓葬的砂陶遗存表明，其烧制历史远早于织金，同时在四川的荥经也有同样的砂陶烧制工艺还在使用。这些证据都说明了制陶工匠随着历史上的移民迁徙将某些技术带到了西南地区。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在保持自己文化传统的同时，都创造和发展了与之相适应的造物技能。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制陶技术就是其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的变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显著。在市场经济空前发展的今天，物质文化比精神文化的变化来得更加迅猛。就少数民族文化总体而言，正逐步走向式微与消亡。因此，如何记录、整理、保护、宣传和发展这些文化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
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制陶现状几乎涵盖了人类制陶史上各个不同阶段的特征，是一块原始制陶技术发展演变的活化石，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个世界性的奇迹。在少数民族文化正在被逐步同化的进程中渐渐消亡的今天，我们还来得及完整地记录下这些活着的历史，实在是件万幸的事情。它的意义不仅在于能让世界感受到这些源于远古的手工艺和生活方式，还能让后人得以了解自己民族在人类文化史上曾经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的祖先创造的灿烂文明；同时，在传统文化流失势在必然的今天，能用影像方式记录保存下这些传统文化的因子，为将来文化恢复的可能保存了依据。基于这个根本目的我们拍摄制作了《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制陶术》这部影片。这也是一个陶工的义务。
参考文献：
《中国陶瓷史》中国硅酸盐协会编文物出版社
《中国古代制陶工艺研究》李文杰著 科学出版社
《东亚窑业技术发展与交流史研究》熊海堂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云南物质文化》唐立 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
《中国陶瓷》冯先铭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南方古代印纹陶》彭适凡著 文物出版社
《艺术人类学》刘其伟 著 雄狮美术出版社
《中国现代民间陶瓷研究》邱耿钰著 河北美术出版社
《云南民族民间工艺技术》李晓岑朱霞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