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技近会：联结公众心灵的传统技艺劳作
-----对延安老醮会“承塔”的观察思考
西安美术学院 王宁宇
关键词：传统型技艺与劳作 以技近会 承塔
一
技术并非经济活动专有的东西。从旧时代绵延下来的技艺中，虽然多数属于与人们生活中的基本需求相关，呈现为指向物质资料生产的实用性劳作，它可以称作基础性的劳作技艺；但是还有一部分技艺与劳作，它们的外显模样有时候看起来与前一种差不多，实质则并非是与个人生活基本需求直接较系在一起的。这后一部分传统技艺更多指向人的情感、心理、信念亦即精神或曰灵魂的需要,也关系到一种集体的联结性。在乡村，它存在于许多民间节俗礼仪以及宗教活动中,其中既包括专业性高深的仪式程序、表演、图式谱系、特殊工艺技术等由少数人士掌握与执行的核心内容部分，又包括了许多较为简单的手工艺制作及辅助性、服务性劳动的部分。在现代社会经济条件下，这两种范畴的技术又跟为市场目的的生产技术和非市场目的的生产劳作技艺相交叉而衍变。比较显著的现象是，随着资本的推动和全球化市场经济的强势发展，人们的关注兴趣更多趋向于市场附加值高、可专门化大规模生产的精密技术，这个趣味甚至也扩张到文化领域，影响到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思路。
关于经济生产类专业性高深的技艺的保护研究当然有它重要的意义；在这种很有意义的特殊技艺研究中，中国人经常喜欢援引的一句哲言叫做“技近乎道”、“以技近道”，强调的是技术本身与宇宙哲理之间的关联。笔者在此提出的“以技近会”是对这句古话剥而用之，表达的是与技术本位论和形而上学有别的另一种方向上的思维，即技艺与劳作在改变个体的心态情感，帮助其聚拢为社会公众的精神意志上，如何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在本命题中所使用的“会”字兼具两层含义----第一，会字本写作“會”，上盖“∆”为三合之象，下底为“曾”字省去两点的简略形；如许慎《说文解字》中所揭示：“會，合也。从 ∆ , 曾省。曾，益也”，段玉裁注：“曾者，增之假借字”[1]；可知中国自古以来即以人的增加来表示会合、聚会、交会。二者，“会”是中国乡俗生活中实际存活历史悠久的公众组织----以一定居住范围为原则结为祭祀土地的“社”, 为操办更大型的公共宗教庆典祭祀等活动由若干个“社”联合而组成“会”。在陕北，由于具体的自然地理和历史原因而未能产生“社”这种乡村居民下层组织，但自“前近代”以来，这块黄土地上仍然产生了不少较大型的“会”，例如延安云台山平安老醮会(横跨安塞、宝塔两县区四乡镇，最多曾达到十大分会，包括100多个自然村)、榆林市的佳县观井寺水陆醮会(曾经下辖四十八坛)和横山县华严寺牛王会(由马坊等42村合5乡镇8个分会组成)，那些会里面的许多个分会和“坛 (基本上副合于村落)”，实际上起到了关中地区乡村中“社”的作用。[2]
对生活在一种传统文化中的个体来说，投身于人增相聚的社--会，比较适宜的说法是它体现着一种“从众”和“归化”的心理需求。先拿个最简单最普遍的例子，以陕北人的修窑来说吧----作为民居的窑屋，旧时(迟至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营造中也要动员到宗族、亲戚和邻里的人力，因此除招待烟茶吃喝外还须“行情”(向来人赠送自家制作的手工艺礼品)，形成一种持久的风俗。但近十年来陕北农村人建窑造屋时，基本上都采取了新时兴的成本核算、招投标和工料承包制，甲乙双方是市场机制中干净利落的商业关系，于是所谓“行情”、“待客”之事对青年一代已属于陌生的“故事”了。而同属修窑的造庙则不然，修建“神神”居住的窑屋，如今仍是举会中所有人的大事，即使它的建设资金本来就是在群众中募集 (用于建筑材料、租赁机械设备及运输费用，也需要雇请一部分专业工匠) 的，但大量一般性劳作仍然是本会民众自愿和义务投入的，甚至连工具、饮食和交通都由志愿者自备；如果本会居民中有木、石、画、塑等行的匠人，他们也会志愿地贡献全部技艺劳动或折扣一部分劳务作为义务奉献。于是市场经济的一套在这里被反制了。所谓“以技近会”就是在这一文化情境中发生的命题。
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认为：“整个文化体系分核心文化系统和外围文化系统，核心文化系统指的是与人类生计有关的文化，主要是指技术经济因素；除此之外的为外围或非核心文化”[3]。但是，跟斯图尔德表述问题时所持的立场不同，我们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角度观察到的情况是：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外来生产生活器具及其制作技术对于古老传统文化的冲击，但现代大工业生产最先冲击并扫荡的是前一类生活实用性的传统技艺与劳作，“顽强抵抗”到最后的则是后一类并非“与人类生计有关”----按照马林诺斯基在《文化论》中的说法是“人类基本的”、“出于直接的人体需要”----的那些部分，而是如巫术、宗教、知识及艺术等属于“完整的综合迫力”这一类，它们是传统文化体系的最后堡垒，至今仍在跟大机器、大市场和新思想观念作艰苦“巷战”。因此，应该说后者才是一种传统文化真正的“核心文化系统”，它和生活实用性工具技术之间的关系, 似乎还是借取十九世纪中国“洋务运动”人士关于“体”和“用”的讲法能够表达得更为贴切些。
二
陕西地方民间文化中有大量实例可以用来说明上述这种通过技艺劳作拉近人与社、会(群体)关系的形式。近几年里我们在陕北的延安、榆林许多县区考察了一些民间醮会、庙会,看见由群众集体参与做成的纸扎类造型艺术品仍健旺地存活在这些民俗活动中。如延安云台山平安老醮会的彩色纸塔、平安吊(彩笺)及灯场的纸灯，横山牛王会的“五谷丰登”灯、佳县高起家洼为“放社”所扎的神仙纸偶,绥德定仙墕娘娘庙会闻名遐迩的纸花、华盖等。这里只就延安老醮会“承塔”活动中巨型纸塔的工艺技术及其劳作过程做点记述和文化分析。
1. 老醮会和承塔
要讲纸塔的来由，还得先说说老醮会。斋醮是中国传沿久远的一种设坛祭祀神灵的活动。民国十七、十八年（1928—1929年）间，中国北方许多省分连续遭遇特大年馑，人民因饥饿与瘟疫而死亡，骨肉流离失散，社会动荡不安；安塞、延安两县民众就是在这一悲惨的历史背景下，以“祈保平安”为主旨发起了农历二月二醮会，祭祀神灵（西天古佛和药王孙思邀），哀悼和超度死于大年馑的三代亡灵。
“承塔”是延安老醮会一大特色项目,采用这个“承”字是遵照了醮会人士所撰长条幅联句中的写法，但其语言本义疑为撑和抻(在陕北口音里,撑、抻二字均读作chénɡ，音同承)。4年来我们去过的主办醮会村落，全都是处于某一条小河沟阳面（东或北岸）的山坡上，河沟的宽度总在30到60来米之间，连通村际的大路总是跟小河相并行。每年正会开始之前，要制作好3座高度近4米的纸塔，在村口（一般是南头或东头的下游方向）处以缆索横跨山沟抻紧,纸塔借缆索之张力而吊悬在冰河上空。塔身以白纸经染彩、迭簇而成，中间穿以铁丝圈为肋骨撑开体腔，顶尖而底大。三座纸塔保持一定间隔距离，它们的东西两侧,在缆索上还各吊挂一绺红布条幅组成对联，东侧的条幅上经常书写“各大仙赴蟠桃暂住行宫”，西侧的布幅上常书“承宝塔降吉祥诸佛显灵”。塔和红布对联会随着阵阵风势飘摇，让人们从很远处就能看到，把醮会开始的信息传播出去。据老人说，塔在村外抻起，是为四面八方赴会来的各路神灵临时安身的，所以对联上有“行宫”的说法；另据忌口人庞俊亮讲，塔是收妖降魔的宝器，二月初三的“收塔”（将拆卸下来的纸塔焚化），含义就是把一切灾难都收集起来烧干净了。
2. 忌口人李生枝
老醮会活动中的精神核心是忌口人，忌口人又称经师，实为农民身份的居士。他们的宗教活动涉及众多方面，在本人吃斋修行的同时，保护有关民间宗教艺术品（如雕像、布底神影、经籍）、传承宗教仪式，广泛参与周围地区的庙会法事。他们在老醮会中担负着许多重要工作，如：1.全部宗教祭祀仪式的指挥安排； 2.醮会祭祀供品的烹制及各家供品的布供；3.佛堂、幡场、灯场的设置指导，请送神祗、转幡、转灯游行的引领人； 4. 醮会活动期间的诵经、唱曲；5.醮会中一次性法器、仪仗、道具的制作和布置的技术指导与教练，这其中就包括了我们要说到的“承塔”。
在我的考察见闻中，李生枝可谓延安老醮会实质性的“首席经师”[4]，也是现存“承塔”技术唯一的指导人。请大家记住这个人：他生于1934年11月18日，祖上三代都是忌口人，居住在今延安市安塞县沿河湾碟子沟里的党庄。他自小务农，15岁上开始跟随父亲参加老醮会的活动，至今已50年了。除去一名经师通常的本领之外，制作平安吊、做纸塔，书写各类平安符、组织孩童的“过关”是李生枝特别突出的技艺，对纸塔制作的技术指导更是未见有他人能代替。2006年2月23（农历正月二十六）日中午1时,他和同为忌口人的妻子从家里背着行装徒步起身，走小路翻了两架山，下午3点多抵达了这年主办醮会的曲台村。
3. 曲台村
曲台村在延安老醮会的九大会中属于六会，行政区划归延安市宝塔区西北部冯庄乡辖域。从宝塔区城东搭乘由村民营运的中巴车沿延河向北行至李家渠，折向西北顺着丰富川往上游走，一路上是被油罐车、工程车轧出的坑坑洼洼；从下坪离开丰富川溯香水沟前住曲台,那十来里土路尤其狭窄简陋。我们那年就是这样去的，车颠簸得厉害，一路黄尘飞扬，全程花了近3个小时。大约一百年前，南下的移民刚开始迁入曲台时，这里还是一片茂密的梢林，香水沟(这是以其发源的“沟掌”地名而这样称呼)只是一掬小溪，人们得从厚厚的败枝朽叶下汲取饮水，而这对健康和生育有很大影响，由此也可想见1928—1929年的灾难对这一带居民的威胁是多么可怕。曲台现今也只有30户人家,全村的建筑物分散在一架山的阳坡上,靠近西边和山上的是老窑，靠山脚路边和东头的多为近三二十年修造的石窑院或砖房。香水沟从山的南边流过，往东到下坪汇入丰富川。踏冰跨过30米宽河滩踩着雪泥爬到对面山上回望，经过近一个世纪拓殖的整个曲台村可一览无余。
我们对延安老醮会至今已跟踪观察了4年，本篇仅以这年在曲台的观察材料作为报告与分析的依据。
三
1．前期工序一：染纸
2月24日(正月二十七)上午早饭后我们来到忌口人寄住的窑屋，看到李生枝两口已经在忙活做纸塔的准备工作，正弯着腰趴在炕上折迭纸张。这是一种地方土制的“白绵纸”,要求白、有韧性和一定厚度，并能适当吸水；纸幅约有1米3、4长、60多厘米宽，是会上从延安市的商店购来的。折迭的方法是每张先上下对折长边，接着左右对折宽幅，再上下对折长边，将纸张逐一折迭成方形的一厚沓，堆码起来。
染纸用的粉剂染料是李生枝随身带来的，颜色有四种，分别用纸与塑料纸包了两层，装在袋子里。他用小勺子从中黄、大红、青蓝三种色料包里每样只舀出一点点，分别放在三个搪瓷脸盆里用水化开,每种颜色和成多半盆染色液。早饭后，村中有先到妇女的开始在李生枝的指导下学习染纸；随后，来了更多的妇女,三个染液盆被端到窑门外,大家边学边干。这套染纸工艺不复杂也不难学会----捏住一沓纸，先以最后折迭为脊的一端(线图中的c----c，线)平行蘸入水面半寸受染红色；然后倒过来，双手捏住并分开这沓纸与纸脊相对的另两“檐”(其中一“檐”为2×4页的毛边，另一“檐”为首次纵向对折形成的单层纸脊二次再经横向对折后得到的双份单层脊)使其外张而不相碰，先后以这两“檐”平蘸另两盆染色液，入水约一寸,分别染上黄色或青蓝色 (见线图)。染好色的纸要随即打开、找地方晾干。折迭的纸还原成一张后, 效果为被白纸本色所间隔开的五条彩色带(黄/白/蓝/白/红/白/蓝/白/黄)，有点像建筑工地常用的彩条编织布。七位年轻妇女越干手越快，一时间地上铺、晾衣绳上搭，偌大的场院上转眼间一片五彩缤纷。天气晴好，不时有风吹起，满院子的彩纸要不停地整理、压平，晾干的要及时收起好为新染出的纸张賸地方。人来往穿梭，纸飞白飘彩，整个场面气氛很热闹，前后一个来小时就完成了七八刀纸的染色任务。
2．前期工序二：錾切、穿扎
彩条纸晾干收回后一张张码齐，每120张为一摞；每一摞最上面覆盖一张未染色的白纸，再按指定位置在整摞纸上打9个小孔，用搓好的纸捻子穿过，钉缀成整齐结实的一厚沓。一共钉缀成了6厚沓纸以备用。
第二天(正月二十八)早饭后，在另一家窑院里，由李生枝指点着村里的木匠张培斌，开始在整沓纸上用铁錾刀作錾切。张培斌就是会上这次为我们安排借宿的第二家房东的男主人，一个不多言语的人。他拿着的那把錾刀刀头上有很宽的弧形弯刃，按李生枝指划的路线,左手将刀刃抵紧纸面，右手握铁锤用力敲击刀根；正一刀接反一刀地錾下去，每一刀要把整沓纸都吃透。錾痕在纸上连成波浪线,顺应着纸的四边，以兼顾宽度划分均匀的原则，走着盘曲的“回纹”路径；最终,整沓纸被切割成了一条盘屈的“长龙”。
3．显形工序一：穿扎
李生枝和给他配的助手接过了下面的活；先在这条盘屈长龙的口吻部打下一个小孔、穿绕尼龙长绳，把“龙口”缠扎起来；下来，在长龙身上按照特定位置共穿上4个铁丝圈，头一个铁丝圈穿在回字纹第一个折角拐弯处，直径约为四五十厘米；第二个铁丝圈穿在纸上与头一个圈成对角线位置即龙身回字纹第三个拐弯处，直俓加大到六七十厘米左右；第三圈在龙身回字纹第五、第六拐弯之间，第四个铁丝圈穿在长龙的尾端，直径都近九十厘米。在每两层铁丝圈中间地段还要从整沓纸上各穿过一根相应长度的尼龙绳圈，又从扎紧的“龙口”处向下引几条细长绳索，下来就可以准备让纸塔显现雏形了。
前边的纸张錾切工序完成后,在穿孔、缠扎工序中积极为李生枝充当助手的有一位穿大红上衣的妇女，他就是木匠的妻子,我们第二次借宿人家的女主人，她显示出学习技术的主动和认真态度。接下来的工作搭手进来的人更多，但她仍然表现得最为活跃。在人群中还有我们这次头一天借宿[5]家的女主人，她的丈夫曹继明是木匠妻子的哥哥，在会上分工负责招呼“说书、响(器)乐(队) ”，她们的儿子曹红礼（三年级小学生）管木匠妻子叫三姑。
4．显形工序二：展、拨雏型、联结内骨架
这时间，窑背上早已有小伙子准备好了简易起吊装置：以一根长木杠平放，将系有铁环的木杠前端探出窑背，木杠后端以大石头压实夹牢。一根粗绳从铁环中穿过，绳的两端一头连结好扎着“龙口”的尼龙绳，另一头就用人力手控作为起吊升降的缆索。很小心地将“纸龙”吊起近一人高，好让人们能安全地展开并扭正原盘作回字纹的龙身。这时有一个技术要点是，錾割成“长龙”的厚沓纸条,得先把它翻转得让直角凸出的一边位于铁丝圈和线绳圈子外侧，使拐角内凹一侧留在圈子里侧。这时众人都上手，自上而下，摘去纸钉，把那整厚沓纸的“龙身”先拨分成两组，转到铁丝圈和尼龙绳圈的两边；用从扎紧的“龙口”下引的两根尼龙细绳以适当长度逐一连结铁丝圈和绳圈。在此刻之前，恐怕只有李生枝胸有成竹，众人心里都稀里糊涂默不出声；现在我们才有点明白了：铁丝圈是用来充作宝塔的“肋骨”，以横向撑开塔身、扩张体腔的；看得出来，第一个铁丝圈撑起的纸角，将构成宝塔最高一层的檐脊。随着整条龙身的纸沓从上到下再由两组平均分成四组,连结好另两根纵向的尼龙线绳,然后再仔细地横向剥分均匀布满一周，塔身的第二级檐脊也逐渐显形了……周围七手八脚的众人，话也多起来了，兴致也越来越高；通过自己的手让宝塔“显影”，大家伙显然都很高兴。照着上边的法子一层一层来，细心地分组、连结“肋骨”、“筋腱”(纵向的细尼龙线绳)和“韧带”(尼龙绳圈)的内结构网络,再在“肋骨”和“韧带”上拨匀纸条；一直进行到底圈部位，整座塔的外型终于呈现出来了。
5．成型工序：套装
当众人满怀新鲜地忙着起吊那条纸时，心里已然开窍了的木匠张培斌已经无须李生枝在旁指导而独自动手剖割第二沓纸了；虽然很多人兴奋热闹于把纸龙整饬成宝塔，也有些人在给张木匠帮忙搭下手,木匠的嫂子就在其中。而处理第二条纸龙的穿扎缠结工序时，张木匠的妻子----那位穿大红上衣的妇女也已经成了李生枝熟练的好助手，能够胜任各层塔架内结构的主要施工技术了。看来生性巧手细心的妇女特别能适应这种工艺活路。
第二座纸塔的显形完工了，却并不松绳卸吊,反而是再往高吊升，留出空地，把刚才头座纸塔抬来放在它下面；原来整个宝塔是要用两副纸塔里外相套合成为一身的----这时我们才意识到，做这第二座塔所用的铁丝圈是比前一座塔的圈子直径要大一些。拴着第一个塔尖的粗尼龙绳头，由悬空着的第二个塔塔身下从内腔逐层向上穿递；落低吊索，将两层塔的塔尖部位纠合为一体；再将两层塔一同逐渐向上吊起，逐级连接内外两层纸塔的软硬结构网络，然后再细心整理一遍塔形。吊起来再观察，这纸塔的造型确实变得整体和丰满多了！
依照上述工艺流程，曲台村共制成了三座完整的纸塔；由于村民们对整个技术过程很快就熟悉了，活儿越干越顺手；到第三座塔的制作当中，就几乎完全是村民自己操作，老师傅李生枝就放心地一边歇着了。14时10分，卸下吊绳的三座纸塔被人们用担架抬出场院移送东头的库房保管，预备次日上午承(抻)塔。摄影图片上的自动记录显示，从在第一沓纸上錾切第一刀(10：11，)开始，到三座宝塔制作竣工抬出院门（14：10，），前后刚好花费了4个小时。当时我在笔记本记下几句感触：“大好晴天.两天.完成了染纸、制塔.民主的集体的艺术创造”。
6.架缆索、抻塔
一场大雪突如其来，打乱了老醮会惯常的日程和步骤；曲台的“承塔”原订在第二天(正月廿九上午,先“承塔”,完毕紧接着在午前完成“请神”)，结果被迫推迟了两天，到二月初一(2月28日)中午过后，众会长、诸经师才带领多名青壮男人列队奏乐抬着纸塔携带缆索等来到村东头河边。先把缆索从河面上拽过对岸，计算好河谷宽度，将三座纸塔和两条红布对联按估测妥当的位置点分别连接到缆索上；先把缆索的一端拴定在对岸选定的高树上，再从河这边高树上拉紧缆绳，随着绳索的张紧，纸塔与红布对联被凌空吊起。全部抻拉到位、挽结好缆索绳头后，全体人员再次集中到河岸大路边，经师们奏乐、诵经，会长们焚香、烧纸,全体人员叩首礼拜，这是对四方众神告知和发布邀请的一个简单仪式。
2007年主醮的村子为下坪，2008年是由沟门村主醮，这两个村子都比较大，“承塔”时会里还出动了阳歌队，阳歌队在“承塔”一路上唱阳歌、打腰鼓，气氛更显得活跃。
四
第一次看到纸塔是2005年开春，那年我们在农历正月二十九早上赶到了当年主醮的阎岔村，自以为够提前的了，但纸塔却在两天前就已经抻好了。看着它们在大山之间悬空随风摇荡的场景，确实给人新鲜的视觉--心理冲击，引起一种强烈的奇异感。仔细观察和思索又使人意识到，延安老醮会的“承塔”确实是很有特色的，可它纸塔的制作工艺并不能划归于十分精密高深的技术领域。我们对它所产生的敬佩，主要因为它对于深山沟里的老醮会来说是最为合适、最见聪明的,对于这一特定环境下的特定对象而言，显得恰到好处----它首先要体量够大，色彩要鲜丽夺目,才能与高山深谷的宏大空间相匹配而引人瞩目的；其次它属一次性临时装置,所以要求尽可能村料能就近采集、造价便宜；三则它要凌空悬吊于大跨度的河谷上(在阎岔，跨河缆索长60多米、塔身吊起后距河面高约15米),所以体重要尽量地减轻；同时早春多风而且河谷上空风势尤其大，整座塔既要能在风中保持体型完好，又能在随风摇荡中显示其飘渺、优美、予人以神秘遐想的一面。所以,采用土制白棉纸、尼龙绳索和铁丝等不仅是当下最廉价最普通的物资，也是完全满足以上各种要求的质材。整个营造过程一经过眼就明白了：原来这庞大华美的纸塔，制作技术其实也是十分简易、十分大众化而效果又非常到位的。
我们询问过李生枝：老醮会纸塔是怎么个来由，是谁“创意”和“设计”出来的？但是73岁的他也说不出来，只知道是上辈师傅传下来的。那么我们只能把它设计上的成果笼统归功于民间宗教生活的实际要求，以及世代摸索的经验积累了。在制作过程中，农民经师李生枝的角色是古老的设计与技术秘密的传播者----作为不请自来的无私的教习人，他毫无傲慢和炫耀之色，通过亲身示范、辅以筒要的解说指点，循着制作过程一步步帮助群众了解工序、掌握技术要领，一次活动下来，使他们全都能参与协助制作，部分骨干人士能达到独立制作水平。可以想象，几十年来他在乡村年年如此对群众不懈地培训指导，老醮会各个主办过会的村子，一定都有相当数量的人掌握了此项奇异装置艺术品的制作方法。
虽说曲台村只有30户人家,但是在六会的11个村子里还算是比较大的村；不过曲台村此前还没有主办过一次醮会，因此对于能不能办好这次会，村里是有思想压力的。经事先的会议筹划，本村木匠张培斌 (会长的笔记本上写作“张丕兵”) 已被确定为“杂办”的负责人之一。让有技术的村民来承当技术性的活路,这种“技术对口”的思路被证明是合适的，六会会长因此可就省心多了----白永福会长家住在曲台西边的任家沟，距离曲台有几里路，他又是当地一口油井的“照井”承包人[6],为了办会，他向矿上请了假。正会开始前这些日子,这位60来岁老汉天天往曲台跑也真不容易，所以他到会时总有些迟。在纸塔前期制作的染纸工序时,他的作用就是“在场”，旁观，不时陪忌口人说说话，间或对来议事的人做点交待指拨，显得随和、轻松；在次日纸塔成型的工作场地，白会长甚至就没有到场(另一位副会长杨文胜，主要分工负责戏台、灯场那边)。而木匠张培斌其实也并不费劲，除过倚仗技能保质保量供给錾切好的一沓沓纸张之外，来的人平常都很熟悉，个个都很投入，用不着他检查催促。
除过张培斌，纸塔制作现场出勤的男子还有四人，这四名男子主要做需要付出体力的辅助性劳动；他们是：会计刘福宏，本村会计,顺茬兼任了本次办会的会计，细高个子，40来岁，是个遇事很认真的“冷脸子”人，我们进村后住宿安排及几次调整都是他经办的；本来他有好多事可以不插手的，但从纸龙起吊开始，他就汇入了忙活的人堆；分工跟张木匠一同管“杂办”并负责招呼忌口人的村民黄培华，个子敦实的保管员刘兴创，都憨厚少言却是随和积极的干家；还有28岁的青年李喜红, 他是在场男子中最年轻的，这两年精神有些忧郁；因此，应他70岁老父亲李明生的请求,去年接进村的醮会临时佛堂就安置在他们家一孔大窑洞里。去年5月份“安排”仪式中李喜红抬过“楼轿”，这次他刚刚决定要学当忌口人了；今回他负责窑背上的起吊装置，还跟众人一块参加后边的穿扎网结工序，显得很精神也很开朗。老父亲李明生这天中午也从山上下来了，坐在这个窑院里观看了很长时间。
大量细碎的手艺活是由妇女们承担的。头天参加染纸的有七人，次日参加整饬纸塔的也是七人，据观察这两拨人基本不重复, 其中只有一人是第二天又出场的，而前一拨人平均年龄更轻些。两天的劳作，前一天的染纸是大场地平面铺开，众妇女基本上各人独立操作，不但用手还要动腿，满院子不停地转圈，每人都得动作敏捷；后一天的活路就显得细致复杂些，多是合作性手工动作，要求人的耐性和思路细密，于是从中凸现出了如木匠妻子这样的学艺带头人。算来除过老人、上学的女孩,给忌口人做饭的和提供了制作场地的人家之外，应该说全村已经是家家户户妇女总动员了。
在他们的整个工作过程中没有用到机械和电力，也没有使唤任何标尺和模具；不仅材料是柔性的，所有的“标淮”也是柔性的----都是不严密而且都是从心(经验示范)到心(直观领悟)传递和把握的,没有人发什么口令，靠互相感应而形成一自发的群体力量；最终，它追求的完成效果也是一种“柔性”的----志在以比拟手法创造供虚拟世界的精灵寄寓的象征之物，而非制造逼真的建筑模型实体。那么材质柔软、疏松和一定的形体模糊性是符合这个根本意旨的，甚至群众性的七手八脚、细节处理上偶然存在的荒疏,也有助于这种意象感应的成功。总体宽松的目标，保证了整个制作现场、全部工作过程和全体参与人员当中的轻松亲切的娱乐气氛。
五
从现代发展经济的角度出发，技术常常被分为两大系统：科学的、先进的和落后的、封建的。我们注意到当代历史人类学研究向我们提示出这样的问题：
如果我们认为技术是“个人知识”——它永远存在于人的身体之中，是个人实践者所拥有的一种属性——我们就需要解释技术究竟如何根植于社会：它是怎样被实践者所共享，又随着时光的流逝而传播开来。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为技术主要存在于社会互动中——也就是存在于人们“之间”而不是个体的头脑和身体中，那么我们就需要考虑它在语言和社会实践中的准确位置。这些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大多数社会基于看得见摸得着的能力来分配财富和权力。正如大量关于“去技术化(deskilling)”的文献所显示的，技术是一种伴随着无休止的论争的资产（contested asset）----然而，在讨论技术如何被征用、降级或被破坏之前，我们应该在一定程度上确认技术为何物又处于何处。我们也需要明确我们研究的是什么：它是某种程度上存在于非语言学的现实（non-linguistic reality）中的东西，还是仅仅作为一种话语建构（discursive construct）的存在物。[7]
我特别欣赏其中对于“我们应该在一定程度上确认技术为何物又处于何处”的意见，因为人们也许会忽略了，在很多场合下技术本来是群体协同配合与社会默契的粘合剂。
有关老醮会纸塔制作与应用的工艺技术在现代主流社会中自然属于“落后”、“无用”的衰弱势力的技术，虽然它也曾被一些青年艺术家“征用”过。但它对一切人尤其在自己人内部，是非封锁型、无须控制的知识与能力，乐于自身的普及推广。正如前面转引雅各布先生所言，知识与技能的社会共享及传播“这些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大多数社会基于看得见摸得着的能力来分配财富和权力”。但我们针对延安老醮会所作现场调查表明：在“非语言学的现实（non-linguistic reality）”而非“仅仅作为一种话语建构（discursive construct）” 中,专业性、艺术性很强的行当自不待说，即使其中技术要求很低----或许正因为它专业技术门槛不高----的协助性、服务性的劳作，也使参与人的灵魂借此而趋近或回归公众、靠拢伦理、转向净化、获得慰藉，亲近神圣和纯洁。“找感觉”,这样一种技艺与劳作的精神指向,不仅能加深社会---集体---个人之间自愿和谐的交流，促成技术的人际流动----传承，而且关联到“古代自然本体观的‘天---人’元始关联”及“审美与自然规律及人伦的内在关联”，为我们“重返真善美的关联”、“在根本上整合分裂的现代精神”及“反思人类学本体论的实践美学与支撑生态美学提供了基点。”[8]
参加老醮会活动的群众当然并不只拥有上述使心灵联结公众亲近圣洁的传统技艺劳作的“娱乐”,他们毫无例外地都在社会底层为基本的生活需求而陷身“社会基于看得见摸得着的能力来分配财富和权力”的各种 “打拼”。例如忌口人李生枝和他的妻子一直亲自“务弄”庄稼，会长白永富要昼夜“照”矿上的油井，木匠张绍斌夫妇、曹继明夫妇各自都靠揽工供给了三个上学的儿女，村里的大多数男人有外出打工的阅历。在他们为基本生活需求而从事的“营生”中，当然会服从市场规律学会钻营、算计和忍辱受苦----“现在经济社会么！”这是异口同声的认识。但正是在这一现实背景下,他们除过为办会投入无价的劳作之外，还都捐出了一定数额的钱，认为这是“我们”自己的会，这才更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这块文化“自留地”的保存在抚慰人们遭扭曲分裂的灵魂、抗拒资本市场垄断性“整合”的特殊意义。这种保存不仅有地域性的意义，而且有关乎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因此我才更敏感地注意到美国《未来学家》杂志上的几段话：
在过去数百年间，西方世界一直以一种机械的(或者近些年来称为机电的)思维范式为基础，其目标是“完美性”----把事物(例如机器) 改造得更大、更快、更好。现如今我们已看到，这种范式已经转变为一种生物范式……而生物范式则需要认同和顺应世界的自然秩序。生物体只需要能够生存----以及为实现成功而进行必要的改变。
应当对当今传统的企业目标----增长和效率----进行反思。……新的企业目标不是效率而是效力。注重效率会导致过分强调过程的重要性，而注重效力即结果最重要，这才是正确的。 [9]
为了工业化机械化电气化而有计划地剥夺“落后”的生物范式，这在现代中国已经有成百年奋斗史和根深蒂固的社会成见，把不能为官僚机关控制和统计为GDP的东西统统加以“限制、利用、改造”逐步革除掉，这曾被奉为最“伟大”、“正确”、“进步”的政策。和这个政策有关，我们失去了太多的传统文化，压制了民众中的创造力。譬如全国各地都曾存在的家家自制、千奇百异争妍斗胜的元宵花灯会(被塑料片加小电珠的机制灯笼取代了)，多处依自然地形由居民自建的建筑群落和街区(代之以大片丛密高拔如集中营似的开发楼盘)。甚层民众中志愿、平等、趋众和无利害冲突地参与创造性竞赛的社会生活空间在日益萎缩，作为流水线上的“菜鸟”及被动的消费者而被垄断资本和大市场“格式化”的危险正成为普遍的现实。对这些问题结合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人类未来社会发展两个方面来观察思索，我们的责任是不可推卸。
2008年8月23--9月13日
注释：
[1] 许慎撰 段玉裁注《说之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0月版二二三页。
[2] 陕北还存在另一种涉及更大地理范围的会，但它并不对所辖各分会所在地域全部居民都具有紧密联系和支配力,而更倚重忠诚的骨干人物来支持，著名的佳县白云山庙会，其中的组织系统就是这样的。
[3] 转引自方李莉：《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
[4] 陕北民间宗教文化活动其实是最有民主气氛的，忌口人与各庙会、醮会并设有契约关系，是“志愿者”，忌口人之间也没有阶位划分的规定，各会能够给他们每人多少经济补偿, 他们也完全听凭自然并不争究。所以讲李生枝是“首席经师”，是完全依他在会上发挥的影响力而提出的。
[5] 陕北乡村过会素来是四方亲戚来聚的联谊机会，越近会期村里来客就越多。我们刚进村时住在位置靠村口的曹继明家，相当宽绰；随着各方客人逐渐到来，住处开始不够，我们相继被调整了两回住地，最后住到了村子偏西偏高的地方。
[6] “照”在陕北话中即看管的意思。延安一带有些油矿分布相当零散，有许多零星分散的油井在安装好抽油机建成贮油池后，就地签约聘用农民来负责照管。
[7] 雅各布（）：《技术在中国手工业中的位置》（Kinship as Technology: The Locations of Skill in a Chinese Handicraft Industry），孟凡行翻译稿。
[8] 尤西林：《审美共通感与现代社会》，《文艺研究》2008年第3期第5页。
[9] 美国《未来学家》杂志2008年9-10月号刊出阿诺德.布朗：《新的生物学范式》，据《参考消息》2008年9月10日第9版译文《生物学世纪：不要“完美”要“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