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表述传统技艺
——基于钧窑科技史述实践[1]
王洪伟[2]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河南开封 475001】
【摘要】 口述科技史引起传统技艺科技史述一场“眼光向下”的革命，引领我们建构起一种以一线钧瓷艺人和匠师为主体的、更接近历史实际的钧窑科技史框架体系。要完成这样的一种史学使命：一要走进“历史田野”，借重下“活态”的钧瓷艺人的技艺口述完成建构迈向人民的钧瓷科技史书写；二是参与史述的知识分子当走向钧瓷技艺的田野实践，结合科技文献、匠师口述，从体验化、经验性的钧窑工艺实践中获取钧窑科技的真实。由此建构迈向人民、走向“历史田野”的真实可靠的钧窑科技史体系。
【关键词】 眼光向下 传统技艺 科技口述 钧窑科技史
How to Express the Traditional Artistries :Based on the Practical Express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ANG Hong-wei>
（Research Centre of the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古陶瓷技艺是最具“中国性”的传统手工艺，钧窑又是中国陶瓷技艺中最为复杂、难度最大的一种传统手工技艺。近年来，在钧窑文献梳理和田野调研过程中，笔者同样深深发现，钧窑历史文献尤其是科技文献与钧窑工艺科技实际存在不小的差距，“学术语言”与匠师经验之间似乎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目不识丁的钧瓷艺人仰仗其粗浅的地方陶瓷技艺承传常识即可烧造出独具特色的窑变钧器，而学富五车的“专家学者”面对古瓷片是手拉坯还是注浆器件却莫衷一是、胡言乱语。
特别地，当笔者尝试建构一种全新的钧窑科技史的时候，“专家学者”等知识精英纸上谈兵的做派令人失望，不得不转身向一线钧瓷手工艺人求解，前后访谈数百名知名不知名的钧瓷匠师或艺人，寄望结合陶瓷考古、历史文献、科技文献、田野实践和一线匠师技艺口述，书写完备的《钧窑科技史》，不仅对像钧窑这样的传统古陶瓷手工业科技史书写提供崭新的前沿性学术写作模式，也由此能够真切直接地指导当代钧窑烧造实际。更深层面，本研究不仅在于由一线钧瓷艺人和匠师口述其特创独有的钧窑工艺科技，建构起一部真实可信的钧窑科技史或一部侧重钧瓷工艺的钧窑史，更重要地是，由此反思传统手工艺科技表述的方法论逻辑，同时，也能对近年来中国大陆兴起的口述史、口述科技史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彻底的方法论反思，从根本为传统手工艺的科技表达提供一种方法论基础。在这里，我们基于钧窑科技口述史研究实践，回顾和反思当代中国口述科技史的缘起、理论脉络及其方法论转向和社会功用，以为建构科学有效、逻辑严谨的口述科技史方法理论略尽绵薄之力。
钧窑技艺的表述困境
作为一种地方性资源依赖性很强的传统手工艺，技艺是钧窑文明的根基，钧瓷艺人和匠师是钧瓷科技史建构的主体，是一种活态的科技表达，是传统技艺的传承者、延续者和创新者，才是历史真正的主人。
但是，钧瓷瓷种的最大特色就是以窑变釉取胜于世界瓷林，窑变烧成带有不可预期、不可完全控制的“欠标准化”特点，作为这样的经验性手工技艺，钧瓷技艺无法靠严密、受控的、可重复的实验室实验而成功烧制。一，传统技艺更主要地是一种纯粹经验，而非受控的可重复的科学或技术，身体性特征比较突出。但每一次烧窑都有不同的经验和体验。二，钧瓷具有典型的窑变特质，同样的泥釉料配方、同样的窑炉结构、同样的烧窑师傅、同样的天气气候、同样的烧成制度……每烧一窑都不可预期、也不可预测就会烧制出同样的钧瓷器物，甚至同一窑钧瓷器物放置窑炉内的位置不同，就会呈现出不同的釉色艺术效果，都可能会出人意外。烧窑前的承诺永远是一场没有把握的仗。三，基于此，钧窑烧制技艺在经验层面上就嘎然止步了，按照现代科学试验的研发程序显然难以实现，经验只能靠经验叙述来表达。四，钧瓷创烧以来，尤其是晚清民国钧瓷复兴以来，大陆甚至欧美不少饱受现代物理、化学系统学术训练的专家学者进入钧瓷烧造实践，试图驯服窑变钧瓷这批“野马”，也尝试了大量的泥釉料组成结构分析，但由于一般性的陶瓷工艺学、硅酸盐及物理、化学知识与窑变性质的钧瓷烧造技艺相去甚远。历史事实也表明，在钧窑发展史上，技艺巅峰的“官钧”技艺的恢复及其新钧瓷工艺的研制都并非那些学富五车的“专家学者”的贡献，而主要源自大多胸无点墨甚至目不识丁的底层艺人和匠师的一次次经验性“试错式”研烧。若果按照专家学者的试验和说辞叙述和表达钧窑科技史，很大程度上注定是烧制不出窑变钧瓷的。
由于钧窑烧制技艺的难以完全提升到现代科学品质，很大程度上，钧瓷烧制技艺依然还掌握在底层钧瓷艺人手里，而这些钧瓷艺人基本都是能制作、能烧窑但不能说、更不会写，他们倾其一生研究的烧造技艺可能需要下一代倾其一生去研学，钧瓷烧造技艺在一种周而复始的“研制-再研制”的低层次循环中缓慢进化。这也是钧瓷工艺科技急需改观、急需“现代化”的一面。基于钧瓷技艺的这种特性，于是，隐晦的底层民间艺人“实践意识”之中的钧瓷技艺的可视化、文本化在现代转型的压力下就显得格外迫切窘急。
建国以降，钧窑成型技艺和烧造技艺一直追求标准化、机械化、规模化的现代产业生产模式，现代化、工业化的冲击，使传统的钧瓷手工技艺似乎行将从我们身边悄然逝去；与之相伴而逝去的，还有手工艺制作过程中人与物的感知和沟通，生命与自然的协调相处，换而言之，就是高温烧成制度下钧瓷作品内在传达的手工艺人体温和感情。实际上，在当代钧窑科技发展史上，手工制作和机器制作两种生产模式一直并行不悖，形成钧窑文化生产的两种极致景观；而且近年来，手拉坯钧瓷作品价位急剧攀升，就相对附加值而言，总体趋向上会远远超越机械作品。其实，手工制作也已经超越“传统技艺”，机械制作也并非完全“现代”或“后现代”品质。就钧瓷窑变天性而言，无论手工制作抑或机器制造，要靠一线钧瓷实践者表达其中蕴含的科技本质确实是一直极大的挑战，而且随着官方的钧瓷产业化政策导向和大资本介入的高利润追逐，一些传统钧瓷烧制技艺及其窑变精神正在悄然流失。
钧瓷技艺，作为一种独特的民间传统工艺,却在我们连续性的浩繁的古籍资料中很难寻觅到蛛丝马迹，或者在我们正统的文化传统里，常常作为“雕虫小技”而被轻描淡写。尽管创烧自唐宋年间，但关于钧窑的鉴赏性文献记载却自明代中早期方才姗姗出现，而且语焉不详；关于钧瓷工艺技术的文字记述或图绘更不见只言片语,难以找到任何记载。从1964年大陆学术界在禹州县城东北发现“钧官窑”遗址，到1974-1975年抢救性考古挖掘，到2001年对神垕刘庄宋代民钧窑的考古发掘，尽管发现不少可资研究分析的古代钧窑工艺第一手资料,但其传达的信息毕竟有限。文献资料和考古文物资料的缺陷不仅限制了对传统钧窑技术起源、发展演化的轨迹的认知。而且，建国后，国内外不少陶瓷科技专借重钧窑考古资料、遗存古钧瓷片对古代钧窑科技进行现代科学化验、试验和分析研究，但对于钧窑科技依然所知不详，甚至也不无偏差。
传统技艺向来是一个保守的行业，一般靠祖传家传或师徒传承的言传身教延续核心工艺技术。笔者也曾经尝试结合历史文献、考古资料、科技研究成果、瓷厂研制实践等公开的学术研究和科技文献，整理系统完备的《钧窑科技史》，但旋即发现其“实用性”大打折扣，按照这些公开性的钧窑科技研究文献资料书写的《钧窑科技》或《钧窑科技史》无疑于纸上谈兵，与窑变钧瓷工艺的烧制实践相去甚远。这种“甚远”首先源自钧窑田野调研现场的一线钧瓷艺人的抱怨：写钧窑之书、做钧窑论文的专家学者难得烧成一件像模像样的钧瓷器物；其次就是远道访来的专家学者惊叹：师傅是伟大的！
与专家学者那种“富余”或“多余”的研究相比，以钧釉窑变为核心技术的钧瓷工艺科技体系里，一线钧瓷艺人呈现出对钧窑科技研究的饥渴症，这是中国青瓷系统一线艺人和匠师普遍遭遇的难题，尤其钧瓷艺人更显突出——作为一种窑变至上的瓷种，钧瓷器物呈色呈现出更多的非人为因素，如气候、天气季节、泥釉料结合度、窑炉结构、燃料质地、烧成制度等等不可受控因素都可能为钧瓷烧制带来意想不到的生产效果。换而言之，钧瓷烧制工艺更带有非科学的、非标准化的经验性的感性技艺特征。于是，如何将这种潜隐在钧瓷艺人烧制经验过程中的钧瓷工艺科技挖掘成文本、图绘形式不仅是面对传统文化资源现代性转型过程面临的切实的实际难题，也面临着传统技艺科技史述研究范式转换的考量。针对一线钧瓷匠师和艺人的钧窑科技口述就是这样一种研究范式转型的产物。
之所以转向钧窑科技口述，还有至关重要的一层考量：随着一种现代产业思维、市场理念的嵌入，当代钧窑业呈现出一种繁盛的现状和前景，不断有小至家庭作坊、大至数千万的大资本投身钧窑烧造业，但是由于高高在上的专家学者研究成果难以援用，而作为传统的手工技艺，掌握了钧窑原料加工、泥釉料配制的艺人成为当代钧窑市场上稀缺的“香饽饽”，尤其是掌握钧釉配方的技师，常常成为非正常高价交易的对象。作为保守行的传统手工产业，钧瓷艺人尤其将钧釉配方看做看家养生的“命根子”，包括钧釉配方为主的钧瓷技艺主要掌握在部分家传或师传的少数艺人和匠师那里，不仅不利于钧瓷技艺的流传、发展和创新，甚至常常面临技术承传断裂的危险。作为原产地出生的现代学者，本书作者寄望以“在地”学者的身份，依托自身独特的人际资源优势，遍访钧瓷瓷区所有杰出、典型乃至掌握一技之长的钧瓷艺人和匠师，进行相对系统、真实、客观的钧窑技艺口述，通过记录和表达潜隐在民间的钧瓷技艺，以达到传承钧瓷烧制技艺的文化重任，并进而由此传播互为保守的钧瓷烧制技艺，最终推动钧瓷技艺的科技创新和进步。
地方性知识想象：作为方法的口述科技史
通过上述分析，作为钧窑技艺主体的钧瓷艺人和匠师的工艺科技经验和实践饱含着钧窑科技史的核心和主体内容。如何还原和提炼真实可靠的钧窑科技史，钧瓷艺人的叙述和表达也许更接近钧窑工艺实际。由此，一线艺人的科技口述建构起钧窑科技史的基本框架。
我们知道，中西都不例外，古代史家都曾运用访谈、口述的方法来搜集史料、编写史记。中国的《史记》、西方的《荷马史诗》显示古代历史文献记载之中不乏通过访谈、口述而得的史料。口述历史是中国和外国都有的老传统。既然流传于口口相传，难免失忆甚至附会，甚至历史难免在流传的过程中依传者的偏好而添加酌减，以致历史失真变形。故而后来史者不得不常常对着浩若烟海的史料拣选比对，以披沙沥金。于是，后来的史家需要遵从严谨的史学逻辑从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里选取历史的真实，从代代相传的家用器具、农耕用具、手工技艺里透视生生不息的先民生活、生产痕迹，提取文明史内涵。
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新方法，口述史是在西方“新史学”助推下兴起于1940年代新兴学科。口述史方法进入科技史研究,昭示着科技史研究从书斋式的文献梳理考证向一种民间性数据资料深挖的转型。口述科技史不仅关注现代科技的历史流传及其演化规律，近年来也呈现出一种“传统转向”或“民间技艺转向”的研究趋势；而且作为一种土生土长的传统技艺，口述科技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策略似乎更有用武之地。钧窑科技显然属于传统技艺，也属于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地方性”科技。可以说，当代的口述科技史主流研究者对于底层手工匠师和艺人的技艺及科技史研究来说，是从未有过的经验。
口述科技史是在后现代史学范式的影响下而起的，在口述史学影响下的口述科技或口述科技史，是对那种“受控的”、“可重复”的科学研究的质疑而兴发的。口述科技史怀疑以单纯文献为主导的史学研究的准确性、整体性和真实性，转向对历史当事人记忆寻求考证。口述科技和口述科技史就是以一种独特的研究方法或研究策略粉墨登场，开辟了传统技艺科技研究和科技史研究的新传统。
在哲学认识论的高度，建构论侧重主体一极，把主体视角和能动性抬升到重要的认识论高度。建构论的出发点和基础从客体转向主体。[3]某种意义上说，建构论所主张的认识论，目标不在于寻求认识的主客体之间的沟通媒介，而是要对社会科学或文化科学中以客体为起点的再现主义认识论加以反思和超越。在当代社会科学中，毕竟还有多数社会科学家认为再现主义认识论是获得科学知识和解释意义的理想方法，而以主体为基础的解释总被认为是主观的、变动的和模糊的，难以形成对社会世界的科学认识，也难以被普遍接受。[4]在一个快速转型的社会中, 主体建构视角可以促使我们首先进行扎实的经验研究, 去“抢救”主体的声音，以免等到一切都成为历史之后, 再去依靠文献来进行研究。
不过，从匠师口述建构钧窑科技史也受到科学伦理上的难题。钧瓷艺人都是带有相当保守意识的主体，他们能够“说”多少？，能够“说出”多少真实的可靠可用的保密技艺？都是一个也许大打折扣的未知数。很大程度上，在这里，口述的“钧窑科技史”基本就是钧瓷艺人和匠师“主体建构”的结果[5]。这就涉及到传统技艺研究方法论层面上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
无可否认，以钧瓷匠师或艺人为主体建构的钧窑科技史甚或钧窑史，依然可能存在偏离历史事实的记述：其一，在以个人口述建构自己创造的钧瓷技艺及其历史的时候，钧瓷艺人或匠师会不由自主地“美化”或“夸大”自己的创造性和历史贡献，这样的“拔高”建构出来的钧窑科技及史述不可避免地超越了客观真实。由此而言，我们在强调口述者主体建构的口述科技和口述科技史的同时，访谈者且需对于被访谈者及其口述的钧瓷工艺科技内容有所宏观和微观的基础性正确认知，以免被被访谈者的“一面之词”所迷惑。其二，口述者也可能为了“粉饰”自己的贡献，或者避讳一些曲折，而伪造历史和科技事实，“故意”口述作假。其三，由于口述者的知识、视野、阅历、经验的局限性，可能会在“无意”之间表述出错误的、虚假的科技历史事实。比如，在钧窑艺人访谈中，不少艺人都坚持“钧官窑”的“北宋说”立场，除了部分高仿艺人粗略地从烧造工艺、窑炉结构、燃料原料等角度论证这一传统观点之外，大多都是基于“地方情感立场”或“贵族皇帝”情结而维护缺乏立论基础的“北宋说”。这种基于“情感”而非基于确凿的历史事实的口述显然更具有社会学、人类学的意涵，而不具有科技和史学价值。
的确，自然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就是“受控条件下可重复的试验”,以实现其客观性和科学性。不过年轻的科技口述思想史学者李涛认为，口述科技史的客观性是个弹性概念，口述科技史的客观性体现于互动的过程之中，由于受访主体的特殊性，其客观性程度较其他类型的口述史要高一些。[6]而对于钧窑工艺这样的传统手工技艺而言，在现代科学试验缺失乃至失真、失措的境况下，恐怕再无较之访谈者与钧瓷艺人和匠师之间的反复互动的“访谈-口述”更为恰切的方式了。
正是基于此，钧瓷艺人技艺口述及地方文博学者关于钧窑及其科技的历史想像，毋庸说仅具有钧窑科技甚或钧窑“史料”价值，而非前后逻辑严谨、理论贯穿一致的《钧窑科技史》，也非体系框架森严的《钧窑史》，需要进一步从现代专家学者实验性文献与钧窑工艺烧造实践双向加强体验，以确切地辨析真伪。
博物学传统：传统科技表述的主体建构
以一线手艺人的经验口述建构如钧窑工艺这样的传统技艺或地方性技术，也不乏自然哲学或者近年复兴的博物学学理上的支持。
近年来，大陆科技哲学家吴国盛着意提倡博物科学（natural history），也有助于从自然史或自然哲学的角度理解和认识传统手工技艺。在吴国盛看来，哲学与科学除了柏拉图传统（后来发展为数理传统）以外，还有亚里士多德传统（后来发展为经验传统或者博物传统）。博物学是科学的某种原生态，博物学的当代提倡旨在培养人类的“有情之心”，以纠正传统科学及其逻辑内在生发出来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无情之心”。博物学首要就是要聆听自然、倾听自然，对自然保持一种虔诚的态度，对自然保持一种谦恭的态度，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本质上都来源于自然，来源于活生生的自然；而不是来自实验室中的自然切片，不是实验室中遭到“拷打”和“拷问”的自然。吴国盛由此提出，贴近自然的传统匠人和匠心今天没有获得应有的尊敬，现代技术（technology）的恶名也殃及了传统的技艺（technique）[7]。高超的技艺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其结果是达到一个高超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真正获得的是自由，所谓随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这种自由的境界。在这种自由境界追求的技艺里，手工艺人的工艺活动成为其存在方式，以此领悟到存在的意义和自由的真谛。因此，古代的许多工匠、艺人，其所操持的手艺并非单单为养家糊口，而乃性命所系、生命的意义之所系。[8]技术哲学家在条分缕析传统技艺或地方手工技艺的本质的同时，也提供了如何表达这种技艺本质内涵的基本方式和策略，即在于原汁原味地倾听——这也是人类和自然和谐相处的一种博物传统。
从吴国盛的自然哲学分析可延伸理解，传统技艺、日常生活技艺或地方性技术的科技真实表达的一种可能性就是充分发挥隐藏在手工艺人内在的“主体性”，由科技史家堆砌起来的传统科技史框架和体系必须还原为手工艺人的自我主体建构，即赋予传统技艺创造者的手工艺人和匠师的主体性地位，才有望建构起贴近实际的真实传统技艺的科技史述表达。
博物学家的分析，为我们指明寻求钧瓷工艺科技的真实的、可靠准确的有效性表达的所在，自然哲学家站在自然哲学的天台上告诫我们：要发掘隐藏在钧瓷手工艺人内在的“主体性”。在博物学意念的感召下，挖掘或开发常年行走在烧造一线的钧瓷匠师和艺人的自我技艺讲述和工艺表达，显得势在必行。
“社会人类学转向”：作为“文化”的传统技艺
以口述作为方法,企图建立更贴近工艺实际的钧窑科技或钧窑科技史,这不过是传统技艺和地方性技术现代科学研究过程的一个史学环节;更应追问的是,何以传统技艺的科技史学表达存在如此大的困境和悖论?这种传统技艺到底存在怎样的内在逻辑致使学富五车的专家和目不识丁的一线匠师之间出现如此打的裂痕或罅隙? 本部分旨在探究传统钧瓷技艺何以“传统”、何以“地方”的文化生成逻辑，以求钧窑技艺的“所以然”。
主流科技史向对可验证的、重复可控的现代科技带有一种理论学术上的癖好，而对象传统技艺、日常生活技艺和“地方技术”等这种带有民间技艺色彩的“地方性”技术带有慎重的轻视或鄙视。实际上，关于中国传统技艺的发生学意义的研究在中国科技史学界并非乏善可陈，除了刘仙洲、陆敬严等关于中国古代机械、兵器等传统技艺研究的先驱成就斐然之外，华觉明、张柏春、刘兵等更是提倡用社会学、人类学的学术思维改造传统中国科技史的研究路向。
张柏春呼吁走向田野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他认为，中国有连续的文化传统，保留了繁浩的古籍，然而，关于科技的文字记述或绘图大多过于简略，时常仅有只言片语，甚至找不到任何记载。考古发现能够提供某些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但其内容显然是有限的。古代典籍和考古资料的缺憾限制了人们对科技传统的认识，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和现存的传统科技也就是认识或者说发现中国的科技传统，其中一个有效途径就是调查现存传统科技。但是科技史研究不该被简单地理解为给科技、科技专家树建功德碑，也不是单纯的成就描述和经验教训的总结。现代科技史研究者重视科技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背景研究，要更多地运用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工业考古学、语言学、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分析方法、理论成果，开展技术的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研究。这样的研究是认识文明史的途径之一。基于此，要在认识中国科技传统方面有所突破，需将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引入到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开展“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技术传统”的田野调查研究。基于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我们可以开展多视角的研究，包括史学研究、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探讨、科技起源和传播的分析、技术社会学的讨论、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思考，等等。田野调查所得到的丰富资料须经过系统的整理，进而与地方志、正史、野史、笔记、考古报告等古文献、考古资料的研究结合起来，相互印证、补充，追本溯源，探讨技术的演进和传播。[9]
科技史学学者孙小淳同样提倡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要批判性地吸收和运用当代西方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各种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的社会人类学转向：不但要研究科学知识发生的社会学，而且要研究知识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科学知识的产生一定要放到社会的、历史的语境中去考察，科学知识是社会构建的。科学知识及其结构、权威性、合理性等，都是在社会文化的“语境”中确立的，科学知识与社会之间存在的是一种互动关系： 知识受社会因素的制约，同时也在制约社会。要研究中国的科学，首先有必要确认中国科学知识的基本结构。科学知识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是什么？科学新思想、新技术、新问题的社会来源是什么？科学知识与其它类型的知识界限何在？它们之间有怎样的关系？究竟有哪些社会因素和智力因素造成了或限制了科学技领域内的发展？显然，不能简单地用现代科学的学科与概念去套中国古代的科学知识，而是要看它本身的内在的统一性。统一性可能是认知上的， 也可能是社会性质的。通过社会人类学方法的运用，可以研究科学家群体的社会性结构、知识的结构、知识的生产过程等，从中开启科学与文明、与社会的关系，探索科学发生、演化的社会人类学逻辑和机制。要到中国人的社会实践和中国社会与历史的具体情境中去探讨和理解中国的科技与文明。[10]
实际上，近年来大陆学界渐渐兴起一种科技哲学、技术人类学及科学社会学研究的时潮。南开大学的赵万里近年来着意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他认为，对“神垕钧瓷”的研究，应该当作一种文化来理解，是经济、文化的综合体，相互建构，共同进化，促进传统技艺和文化的发展。[11]
科技或科技史研究领域的“社会人类学转向”，一方面不代表主流科技史学者就会“下移”身家俯身关注传统技艺、日常生活技艺和“地方技术”；另一方面也不代表其有志于梳理、筹建传统技艺、日常生活技艺和“地方技术”的雄心和志向。
与科技史学界迟疑“田野”和“现场”是否具有“实验室”受控条件下的那种可重复性和科学性相反，社会学界和人类学界向来对于“田野”和“现场”的传统技艺或科技研究能力深信不疑。近年来，科学社会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anthrohological turn）兴起，这种对科技的人类学研究（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首先将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即把科学当作整个人文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作与宗教、艺术、语言、习俗等文化现象相并列的文化形式之一种。其次，这种对科技的人类学研究采纳人类学的“田野”策略和方法，选出某类或某群科技创造家或科学家、专业技术人员集中的场所，对其群体及其行为展开人种志（ethnography）的研究，倾向于一种科技的发生学的微观过程研究。[12]
这种科技人类学或科技社会学的研究更关心传统技艺或地方性技术的生产过程，考察何以发生这样的传统技艺和“地方技术”。不过，其关注的并非传统技艺和“地方技术”知识和文化本身这样史学主题。但这种走向“历史田野”的传统技艺分析方法无疑为传统手工技艺或地方性技术知识的归集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方法论前景，
科技史学界这种“社会学”或“历史文化人类学”的清醒的理论自觉，借鉴人类学、社会学和人文地理学等现代学科的前沿理论与方法，进行贴近底层普通大众的“知识考古学”，促动“走进历史田野”、“走进历史现场”的科技及历史研究成为一种新兴的学术风气，开展传统技艺或地方民间技艺的科学研究，为建构真实可靠的钧瓷技艺科技史述铺垫了一种理论和方法论前提。尽管这还是一种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偏好，但是，却为割裂的钧窑科技史表述提供了一种文化人类学的空间视野，有利于从“文化”的视角更真实地洞察作为传统地方技艺的钧窑工艺科技实际。
钧窑科技史述的“社会人类学转向”，开掘出遮蔽在“文化”深处的钧窑工艺科技史的发生学逻辑，探求钧窑科技的发生学逻辑，较之钧窑工艺科技本身也许更具深刻性。
“草根性”经验与“精英性”知识的媾合
综上所述，我们从钧窑工艺和理论上的困境透彻地探究的钧窑科技表达“口述转向”的动因和可能性，可以从四个向度构建钧窑口述科技史的基础性框架：一，通过以钧窑高仿艺人为主的复制经验口述，还原钧窑创烧以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历代钧瓷技艺的阶段性特征，以钧瓷工艺的高仿实践还原钧窑技艺历史变迁的轨迹。二，主要通过计划经济时期直接参与建国后钧瓷恢复研制的钧瓷一厂、国营瓷厂、钧瓷二厂三大厂时期的接触钧瓷艺人及技术管理人员的口述，建构1949年到1990年之间的“共和国官窑”时期的钧窑技艺发展史，其中还可以细分为泥釉料调制、钧瓷烧成、造型成型工艺、钧瓷窑炉建造等。三，主要是对1990年以降在钧窑市场上呈现出技艺典型性或创新性的钧瓷艺人进行尽可能系统、全面汇拢口述，以尽可能地表现当代钧窑技艺创新的真实面貌。四，地方文史学者或民间钧瓷研究文博学者关于与建国以来禹州神垕钧瓷原产地历次考古发掘的历史记忆和总结，以表达地方文博知识分子的钧窑科技史想像。
毋庸讳言，上述一线钧瓷艺人和地方文博史家有关钧窑科技、艺术及历史渊源的口述，只能说是逼近钧窑技艺史真相，而非全部的“真实”，这就是涉及到口述科技的事实与价值问题，值得做进一步深度的理论分析和反思。另外，作为钧瓷原产地，基层艺人和地方文史工作者可能都带有不可抑制的“美化”、“夸大”的心态来表述自己的历史，其中“美化”、“夸大”的界限在哪里，还需要口述的记述者、整理者从间辨别缕析。确切地说，还需要与那些高深的专家学者的实验室内化验、分析、验证数据的想必对，与历史文献里的专业的、规范的研究，结合起来加以对照、辨析、体认，否则我们这样的一种“知识考古”行动不可避免地也要走向另一个“民粹化”的极端。
而且，地方民间艺人的根据自己的烧制经验、根据自己有限的“大传统”知识理解来叙述整体的钧窑史，难免囿于个人有限经验，难免以偏概全，难免无意间以“小我”的局限制造虚假的宏大历史想像。甚至于，草根手工艺人也常常受到精英知识分子“制造”的钧窑知识“自上而下”的影响，误以精英说辞就是事实、就是历史。实际上精英的认识也可能循环于草根艺人，不过稍加学术包装而已；或者也无非精英知识人主观的一厢情愿的单面见解，却与历史事实相悖，受这两种倾向误导的草根艺人也就原封不动地奉还演化成似乎真实的历史，值得真正的学术研究者细加辨析，不可因为“草根”说辞与“精英”认知的一致性就权当真理。但且需记住，我们在这里提供的，是与那些学术精英们提供的钧窑技艺相对更接近钧窑文明的一种知识形态。在某种意义上，两者无所谓高下分野。
但是，毋庸讳言，这种地方性知识想像已非单纯的“地方性”，在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动员体制下，隐居地方一隅的钧窑技艺已经饱受现代陶瓷工艺和国家政策的“污染”，作为地域特色鲜明的钧窑技艺不可避免地蒙尘现代科技的洗礼。唐宋创烧以降的1000多年来，作为传统手工业，钧窑技艺一直主要靠师徒、父子口口相传而传承，但是这种传承模式常常面临断代的风险。不过，作为经验性手工技艺，这种言传身教的传承方式又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发自西方的现代物理、化学科学对钧瓷工艺进行了诸多科学化验分析和试验，但是越是追求“科学”却似乎愈加远离钧瓷成功烧制的本源，越加难以倚赖所谓的现代科学达致传统钧瓷的窑变韵味。
尤其是，与当代钧窑的繁盛发展态势相比，长期以来，专业的、规范的钧窑工艺或科技研究却呈现出两方面的扭曲：一是一些“学院派”的硅酸盐、化学、物理等自然科学学者端坐在实验室里对钧瓷古瓷片翻来覆去化验分析，却未能以其专业所长为当代钧窑科学发展真正提供智力和学理支持，只是制造大堆空泛的无用的数据；二是一些一线钧窑艺人也不是在总结自身钧窑实践而是从现有空泛的文献或网络资料，东拼西凑所谓的“钧瓷工艺”“组合装”，误导钧窑业和消费社会。两种倾向都不利于甚至有害于当代钧窑业的可持续性科学发展。
换而言之，截止目前为止，由于古陶瓷烧制依然具有很典型的传统手工艺特点，其传承特点依然脱不了艺人言传身教的基本，现有的一般性的陶瓷工艺学不仅不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大都属于泛泛而论，对于具有鲜明窑变色彩的钧瓷烧制技术来说可以援引的技术资源非常有限，而且陶瓷科学理论家大多能说能写不能做，根本上有限作用于钧窑实践的具体操作。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从两个向度重构了钧窑科技文明史：一是从现代物理化学实验数据和理论文本出发，构建一个具有现代科学意涵的钧窑科技演化史；一是从底层钧瓷手工艺人的个人经验出发，构建一个源自田野一线实践操作的钧窑科技文明史。这两条并行不悖“钧窑科技文明史”需要做一种历史性的组合，以建构一种更贴近实际、更靠近科学的钧窑科技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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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金项目：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华夏文明流传的脉路:基于钧窑系历史演化的文化地理学研究”(10YJCZp49) ；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自设重大项目“黄河流域传统文化资源现代性转型与文化产业发展”；2010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钧瓷文化资源的市场转换研究(2010BJJ019) 2010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2010-JZ-016)； 2010年度河南省社科联调研课题(SKL—2010—718)；2010年河南省博士后启动项目“传统文化的空间生产与华夏文明‘连续性’生成的逻辑机制：基于钧窑系历史演化的文化地理学研究”。
[2] 王洪伟（1971—），男，河南禹州人 ，现任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社会学博士，地理学博士后。研究方向：文化地理、文化产业、社会学和人类学。
[3]曼海姆（K. Mannheim）就认为，“一切认识论的推测不是偏向客体一极，就是偏向主体一极。它或者从客体世界出发，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教条地把客体假定为一切人所熟悉，并以此为基础来解释主体在这一世界秩序中的位置，由此推论他的认识能力；或者从主体出发，把它看作是直接的、毋庸置疑的数据，寻求从主体引出有效知识的可能性。参见：[德]曼海姆著，黎鸣、李书崇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4页。
[4]陆益龙.建构论与社会学研究的新规则[J].学海,2009(2):67-71.
[5] 潘绥铭在其社会学问卷调查的方法论见解上，多次提到被调查者的“主体建构”问题，力图通过问卷设计消解“主体建构”的偏差。参见：潘绥铭,黄盈盈.主体构建：性社会学视角的革命与本土发展空间[J].社会学研究，2007(3):174-193；潘绥铭.“主体建构”视角更应用于问卷调查[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6-29,(101):11；黄盈盈，潘绥铭.问卷调查的“过程控制”：论主体构建视角下调查方法的整合[J].社会科学战线,2010(6):174-181.
[6]李涛.试论口述科技史的客观性[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8(1)：87-90.
[7] 吴国盛认为，英语technology应译成“技术”，英语的technique应译为“技艺”。前者通常指与大工业技术、与科学的应用相关的“现代技术”，后者则指一般意义上的技巧、技艺、技能。参见：吴国盛.技术释义[J].哲学动态,2010(4).
[8] 吴国盛.回归博物科学[J].博览群书,2007(3).
[9]张柏春.认识中国的技术传统——传统机械的调查[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2,24(6)51-56+80.
[10] 孙小淳.从“百川归海”到“河岸风光”——试论中国古代科学的社会、文化史研究[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3)95-100.
[11] 转引自：张恒力.第一届科学、技术和工程社会学学术研讨会综述[J].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处，编.工作通讯,2011,103(3):3-6.
[12] 刘珺珺.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和科学技术人类学[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