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组艺术人类学理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组总结
各位代表：
大家好！
受大会组委会委托，由我作“艺术人类学理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组”的总结，感谢大会的信任和给与的宝贵学习机会。
本组在一天半三场的会议讨论中，共有20位学者或结合PPT演示，或以其他方式宣讲了论文，大家的研究有综合性的理论探索，也有深入的田野个案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基本可粗略地分为艺术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技术路径以及问题和对策研究两大部分，这些问题经与会学者的积极讨论和互动，并经方李莉、王建民、陈志勤三位评议人的点评得以理论化和系统化，加深了我们的认识。
第一部分艺术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
这部分发言有三位学者集中探讨了学科理论建构和反思的问题，其余发言则集中在物质文化研究、纹样研究及其他方面。
先看第一类。虽然目前艺术人类学更多被看做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和方法，而不是一个制度性的学科，但学科性的理论、方法建设和反思对它的发展却是至关重要的，只有不断强化、系统化学科性理论和方法才能使艺术人类学不断产生维护其学术共同体的想象力，吸引、团结更多学者投身这门学术事业，使其发扬光大。在这一方面的发言和讨论中，三位学者与大家就学科立场、研究方法创新、学科理论批判和反思等话题进行了较深入地讨论。
董波老师以自己的研究经历为例论证指出现有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存在重人类学立场轻艺术学立场的问题，而坚持艺术学立场的艺术人类学研究有助于这门学科的理论结构更新和知识增长。
向丽老师认为当代艺术人类学反思当引入意识形态批评和日常生活批评两个人类学的主要批评向度，一方面通过对西方审美制度的批评，激发弱势群体艺术的政治潜能，另一方面阐释少数族裔、边缘群体、弱势群体艺术的独有话语和意义，从而开启艺术人类学研究诗学和政治学两个维度。
王阳文老师指出在舞蹈研究向舞蹈文化研究的转型中，针对舞蹈艺术客体主体化的特点，借鉴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建立舞蹈民族志的切入点和方法有其重要意义。
在物质文化研究方面，孟凡行老师在梳理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物质文化研究理论和视角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田野研究实践，认为当代物质文化研究，以问题为导向，综合多学科理论的集成研究是较为可靠的研究路数，并通过分析从功能、形态到行为的物质文化研究转向，提出了物质关系和物质文化的四层结构的研究路径。
林越英老师通过对自己的旅游体验和反思，探讨了物和旅游之间的关系。荣树云博士研究生分享了自己学习艺术人类学的体会，强调了艺术人类学理论对促进传统艺术学理论转型的重要意义。张红霞老师联系原始彩陶、岩画和纹身的图画符号意义，对黎族陶器蛙纹内涵做了解析。
在评议环节，王建民教授指出建立在艺术学立场上的艺术人类学的理论建构自有其意义，但需考虑艺术人类学产生的学术背景；艺术人类学的批判性反思有其当代意义，但在重塑人类学和艺术学的关系方面需要特别关照；中国的物质文化研究需要关注古代理学家道为根本，易学家“道在器中间”的分歧传统及关系，克服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二分，进行整体论意义上的物质文化研究。方李莉教授分享了她对国际人类学界结合体质人类学和生物进化论物质文化研究的相关看法；王建民和方李莉教授认为对黎族陶器类纹饰涵义的解读可结合主位视角的田野考证，仅以原始彩陶、岩画等做证据是存在一定风险的。
第二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问题、对策和技术路径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跨学科多领域，理论和实践并重的综合研究，这是参与本部分讨论的学者的共识。在这一共识下，诸位学者从多学科视角就乡土建筑保护、生产性保护、公众参与、非遗的数字化保护和传播、非遗产业和技艺传承、非遗保护管理和实践等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讨论。有理论，有方法，有应用对策研究，较好地体现了艺术人类学作为非遗保护重要学术支撑学科的身份和学术共同体对非遗保护的整体性认识。
在这一部分的研究中，有两位学者分作关注了空间生产和乡土建筑保护的关系、以及非遗制度对传承人的影响，其他学者的研究可粗略划入非遗保护的问题、对策和技术路径方面。
熊寰老师借鉴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从宗族制度及所依附的宗法社会角度对广东上长岭村的围龙屋建筑做了研究，认为宗族和空间是相互生产的关系，以共有空间为主要功能特征的围龙屋一类的社会性文化遗产因宗族的消失或变异不可能得到实质性传承和复苏，可将保护重点放在其物质性方面。
谢菲老师通过对花瑶挑花传承人FTM传承人生活史的调查，发现地方行政式非遗保护制度和实践对传承人的身体、技艺、自由等各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并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过程性动态导向和管理的应对策略。
在非遗保护的问题、对策及技术研究部分，面对各地共同存在的非遗濒危局面，季中扬、陈志勤、玉时阶、林琳、张红梅、谢琳、刘爱华、阿新等老师从综合分析及个案研究的角度分享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文化遗产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非遗保护的方法等问题成为热点，经方李莉研究员和陈志勤副教授的评议和大家的讨论，深化了认识。大家认为非遗保护不能也无法回避经济问题，非遗资源集中的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一般经济条件欠佳。如果将非遗保护和非遗主体的生活和经济诉求隔离，那非遗保护就是外人的一厢情愿，不可能得到真正开展，而在非遗保护的策略方面，记录、建档、研究式保护方法得到大家的认同。方李莉研究员认为在非遗保护中，学者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记录农民生活、发现农民创造、寻找中国农民出路”的非遗考察、记录和研究。一方面利用这些记录资料建立中华文化遗产基因数据库，为后世文化复兴留足材料。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是接下来学者们对这些资料进行系统化描述和理论提升，经过将“默会知识”升华为“明确知识”的过程，把地方性知识纳入主流话语，从而完成了对非遗主体文化价值的体认，促进其文化自觉。最终完成非遗主体对自己文化遗产的自然淘汰式保护和传承。
而在考察、记录式非遗保护中，尽量采用多种技术实现形式，陶赋文老师介绍的多媒体影像技术、程波涛老师对民居类非遗数字化的研究，以至于刘延山老师带来的融合了收藏展示、研究传习、教育公共服务等功能的艺术馆式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保护手段等等，给当代构建全息性的非遗记录、研究、保护和传播提供了多种技术可能。
此外，可能还要考虑的是，有必要引入非遗的分类保护机制，探讨哪一类非遗，需要国家投入资金保护，哪一类非遗保护可以通过市场化资源配置的方式进行。
本组会议代表的发言和讨论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大家就关心的话题交换了看法，深化了认识，或达成了共识，或促生了新的问题增长点，较好地完成了会议目标。但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一、少数学者尚需加深对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主要理论和方法的了解，体会其学科感觉和精神。
二、一些学者的非遗应用对策研究行政性思维浓厚，若能基于细致的田野调查，持批判性眼光看待制度性、行政性非遗保护则有可能提出更有价值的建议。
三、一些个案研究的“田野感”不强。因为时间、地点和考察过程的不明晰，一方面降低了田野材料的效度，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对其田野作业的信任感降低，从而减弱了论文结论的信度。
总结完毕，谢谢大家！
报告人：孟凡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