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9日，文化部召开向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保护单位授牌大会。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出席。文化部副部长欧阳坚讲话。提出要变“重申报、轻保护”为“重申报、更重保护”的口号。
口号改得不错。但能否治好目前非遗保护的顽症，能否打动各级父母官和文化官们的心，从政绩理念回到文化立场上来，还拭目以待。
下午，非遗司和国家非遗保护中心召开非遗保护座谈会，出了三个题目。专家们对三个题目谈得很少，而对保护中出现的一些倾向性问题，则发表了很多意见，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本人也发了言。下面是本人发言的提纲：
非遗保护拒绝非文化的功利性
（一）八年来，我国的非遗保护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同时也引发了很多质疑，包括对“名录”保护模式的质疑。有质疑是好事。一方面，说明非遗产保护受到了各阶层人士的关注和监督，民众的“文化自觉”有了很大的提升；另一方面也说明，非遗保护还存在着种种不尽人意、甚至走偏的地方。舆论批评，集中在商业资本操作和官员政绩主导两大趋向上。非遗保护，不能没有经费投入，但它不能听命于或依附于资本操作；非遗保护不能没有“政府主导”，但它不能变成官员评级或升迁的政绩工程。非遗保护是人类和社会的天职和使命，是公益性的，应该拒绝非文化的功利性，充分尊重非遗的本真性不受侵害，尊重文化变迁的规律。
（二）文化趋同化的趋势愈演愈烈，警惕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性的丧失。有些少数民族的表演艺术和服装服饰一味趋时，导致本民族或本支系服饰文化“异化”。有的少数民族服饰中的纹饰，显示出了民族文化的断裂和迷失。
（三）重视舆情。社会上、特别是学术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和舆论空前活跃，赞扬者有之，批评者也有之。总体上看，反映了非遗已得到了全社会的重视。但也反映出一些问题。有的批评，甚至触及到我国采取的名录保护模式的成败。建议文化部应重视舆情的搜集与研究，与社会建立沟通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