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生坊负责人刘晓津：
“每年30万元，就可以让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活起来”
后宝云（右一）在学校教烟盒舞
佤族艺人岩兵被称为“乐器王”
刘晓津的设想是少数民族艺人每年在城市演出5个月，再回到家乡从事劳动和技艺传习，既在都市展示本民族文化，又不脱离本民族文化的根，从而保持原生态文化应有的清新气息。乡村与都市的互动，让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静态的水运转起来，变成源源不断的活水，充满生命力。但是，这一设想因为缺少资金的支持，已经难以为继。
“现在我们就像分开的情人，互相思念却不得相见。”在空无一人的源生剧场，刘晓津感慨地说。她曾经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世人展示最纯粹、最本真的少数民族艺术，但是由于缺乏资金，剧场在2008年4月关闭。舞台上4架从当地购买的绿春鼓，寂寞地等待它们的主人来敲响。
“现在源生剧场没法演出，因为没钱。”刘晓津说。她需要的资金并不多，20万元为少数民族艺人5个月演出的衣、食、住和劳务费开支，10万元为在滇南进行民间传习的老艺人补贴，她的源生坊“乌托邦”就可以继续运转下去。
继续田丰的“乌托邦”梦
刘晓津是云南电视台的一位编导，至今依然领着云南电视台的工资。她是中国第一代女性纪录片独立制片人。1994年，刘晓津借调中央电视台，受《半边天》栏目组的委托，拍摄一个妇女题材的纪录片，恰巧拍摄对象在田丰的传习馆，这让她第一次接触到田丰以及传习馆的学员。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民族民间歌舞，太震撼了。”虽然长在云南，刘晓津对民族民间歌舞的概念却停留在歌舞团那种苍白、单调的表演上。“那些人是真正的山里人，手上、脚上布满了老茧，用叶子、破笛子就能吹奏出天籁之音；看起来笨手笨脚，跳起舞来却灵巧得很。”她完全被打动了，开始跟踪拍摄田丰传习馆。
然而，田丰的传习馆维持了7年，终因经济原因在2000年关闭，田丰也于次年辞世。2002年，在杨丽萍舞蹈学校找不到出路的艺人回到了老家。但是9年在外的生活，已经让他们对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产生了不适应。“无奈之中，他们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在老家很痛苦。我产生了想让他们重新走出山村的想法。”
机会在2004年来临。刘晓津一位在美国从事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的朋友想要做一个演出，两人一拍即合，于是成立了一个演出公司。刘晓津为其命名为“源生坊”，表明他们所做的是真正原生态的少数民族艺术，而“源”则代表水源、财源，希望这个公司可以避免重蹈田丰先生的覆辙，长久地生存下去。
一个完美的设想：乡村与都市的互动
源生坊坐落在昆明西坝路101号创库艺术主题社区。四合院式的布局，阳光倾泻在院子里，光亮而温暖，一些年轻人在院子里喝茶聊天。院子的一角有一个小小的舞台；旁边是一个可容纳100人的源生剧场，偶尔出租给一些学者或者社团举办小型活动，目前已经闲置了3个月。
“我原本的设想是每年举办一个演出季，少数民族艺人在昆明连续演出5个月左右，再回到家乡从事劳动和技艺传习，这样他们既可以到都市里来展示本民族文化，又不至于因为长年待在城市而想家，耽误家里的农活儿。更重要的是，他们不至于脱离本民族文化的根，沦为‘匠人’，从而保持原生态文化应有的清新气息。回去后，他们在乡村里教学，保证其文化的延续性。”刘晓津说。
2006年9月，刘晓津盘下了著名画家叶永青的院子，进行了装修，并特意设置了一个小剧场。虽然只有简陋的折叠椅子和几盏灯，但是有了这个场地，少数民族艺人才可以自由自在地排练节目和演出。
对于演出，刘晓津的要求是“纯粹的原生态”。为此，她甚至不支持源生坊的艺人去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歌手大赛，认为这种电视选秀，总是会让自身的音乐受到流行文化的影响，很难保持纯粹性。
刘晓津为艺人设计的舞台妆都是深色的，像土地的颜色，“力求还原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传统节庆中的服装，拒绝用化纤质地的原料，也不用亮片等装饰元素。她甚至要求上台的艺人不能佩戴非传统的首饰，比如戒指。
刘晓津有这样的自信，因为这些艺人个个都身怀绝技，是这一民族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海菜腔传承人施万恒把滇南四大腔之一的海菜腔唱得荡气回肠，还能跳烟盒舞；石屏县曲左村的彝族尼苏人支系阿家文，被称为“四弦王子”，是田丰传习馆的“重磅炸弹”；花腰彝传承人张士林，会100多套花腰彝的词、曲和舞步……“凭着少数民族艺人精湛的表现，即使没有华装美服，照样可以打动人心”。
同时，她在滇南的石屏、建水、红河、绿春设置了8个传承点，涉及彝族、哈尼族、佤族等少数民族，共五六个支系。这些传承点以传承人的名字命名，每月给传承人500元的生活补贴。“一个人带动一个村的民族文化传承，学得好的学生可以获得一次到昆明演出的机会，这样学生也有了学习的动力。”
“都市和乡村的这样互动，能把源生坊做成活水，既有深厚的文化之根，又让世人欣赏到艳丽芬芳的文化之花。”这是刘晓津的核心构想。
无比残酷的现实：投入与产出之比10：1
2007年4月至11月，源生坊在昆明的创库主题艺术社区连续演出了几个月，每场门票30元。刘晓津为艺人的食宿、误工补贴共投入15万元，门票收入却仅1.4万元，严重入不敷出。“昆明的文化消费群太小，只要收门票，就没有人来。人们愿意花30元去电影院看一部大片，却没有人愿意为一个原生态演出埋单。”
为了填补亏空，她想与旅行社对接，开拓客源。为了说服一家旅行社与源生坊签订合约，艺人们免费为旅行社带来的法国人演出了6场，演出效果甚佳。正要签约时，“5·12”地震爆发，举国悲痛，所有演出业都歇业。此后是奥运会，来华的旅游签证紧缩，客源减少，年底的金融危机更是让云南的旅游业雪上加霜，源生坊的演出完全跌到谷底。艺人们无事可做，只好回家。为了维持生计，从去年开始，刘晓津又涉足餐饮，由于不懂经营，“亏得一塌糊涂”。
而她设想的半年在城市，半年在乡村的艺人生活，也未能完全实现。“一些年纪大一些的艺人留恋故土，愿意回家；但是一些年轻艺人骨子里还是想在城市安家落户。”刘晓津没有权力阻止他们留在城市，只能尽可能地鼓励他们多回乡。
源生剧场的停演也让刘晓津十分担心。虽然艺人们在长期的训练中，有了一定的文化自觉，但是停演时间太长，终究会导致人心涣散。艺人们不时给刘晓津打来电话：“刘老师，最近可有演出？如果没有，我要出去打工半个月了。”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刘晓津就十分难过：“田丰传习馆的失败，让这些少数民族艺人很失落；如果源生坊再失败，那他们就真的要泄气了。”
而乡村传习方面，也不断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有些刘晓津设法能够解决，有些却一筹莫展。
彝族“三道红”支系传承人后宝云在家乡教授烟盒舞，其中有一个动作要在地上滚来滚去，由于村里没有专门的练习场地，只能在土地上滚，不仅蹭脏了衣服，回家挨骂，而且膝盖摔得生疼，没有人肯练。
得知这一消息，刘晓津到后宝云这个传承点检查时，特意带上了一块宽两米的廉价红地毯。吉普车里放不下，只好裁成两半，到了村里再用线缝起来。他们还给学生们买了5套护膝和护腕，轮流带。学生们见到地毯时，高兴得在上面打滚。
擅长做乐器的王里亮，答应在红河州垤施村传授笛子技艺，但他提出：“一家一家敲门去请学生的事我不干。”刘晓津联系了村里的小学，每周的一、三、五下午，王里亮到学校里去教课。
不久以后，王里亮苦着脸对她说：“没法教。”他给学生们做了40个小竹笛，但是孩子调皮，把竹笛掰断了。这竹笛要用11月的小金竹为材料，用烙铁烙出一个个小洞。为此，王里亮专门上山采金竹。刘晓津建议让学生自己上山采金竹，自己制作竹笛。学生付出了劳动，就不会随便把竹笛掰断了。
过了半年，刘晓津又问王里亮的进展，他说情况还是不妙。学校为了保证升学率，规定五六年级的学生要应付中考，改由三四年级的学生来学。可是三四年级的学生年纪太小，竹笛很难学会。王里亮只好找了两个中年人来，勉强教着。
在佤族地区的传习点，老艺人愿意教，但是年轻人出去打工了，找不到人来学。刘晓津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而资金一直是困扰刘晓津的最大难题。她开设了茶餐厅，勉强可以支付房租和6位员工的工资，但是源生坊的现场演出和乡村传习资金都只能靠捐助来进行。在金融危机以前，她凭个人关系，获得了香港一位姓张的文化人士的支持，每月可以给8位乡村传习馆的老艺人发500元的补贴，但是金融危机让张先生的日子也很难过。去年8月以后，补贴就没法继续发下去了。
“只要这房子不拆迁，源生坊就会做下去”
2007年11月，4个慕名而来的纽约华裔让刘晓津备受鼓舞。他们对源生坊的演出评价非常高，并慷慨解囊，捐了4500美元为源生坊的艺人们支付了最后一个月的工资。
目前，源生剧场虽然没有了演出，但是每周日依然定期放映独立制片人的电影，吸引人气，观众大多数是没有收入的大学生，连买一杯水的钱都掏不起，但他们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里，难能可贵地保持着对纯文化的兴趣。
尽管去年一年全年亏损，演出停掉，每年三四次的乡村传习检查也精减为一次，但是刘晓津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纯原生态”原则。她拒绝了其他投资商将小剧场改造为餐馆或展厅的建议，也不愿加入泛滥全国的“歌舞伴餐”潮流，她认为那是对民族文化的亵渎。“如果不做本真的东西，盲目迎合潮流，也许会比坚持纯粹死亡得更快”。
在新的一年，刘晓津有新的设想。她计划出版一个多媒体出版物“源生坊音乐档案”，书中有对源生坊老艺人的访谈，是一本老艺人的口述史。此外，她也计划将源生剧场搬到北京和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进行为期一周的演出，如果效果好，就将定点演出。“北京和上海的人口基数大，文化消费能力强，需求多，希望能够取得突破。”刘晓津说。目前，这两个都已经万事俱备，只欠资金这一项东风了。
“如果说各民族的文化是一颗颗珍珠，那么只有把它们聚拢到一起，才能发出夺目的光芒。”为了这个理想，刘晓津说即使再艰难，也要走下去。“只要这房子不拆迁，源生坊就会做下去；即使拆迁了，有其它场地，我们也要做下去。”
（本文图片由源生坊提供）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201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