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陈勤建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华东师大对外汉语学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
摘要：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我国的文化生态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猛烈的冲击。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现代人对曾支撑民族精神家园的精神文明形态及价值的重新审视和认知，依恋和追寻。民族精神作为各民族对人类文明的共同选择和人类特定的文化现象，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它所产生的巨大精神力量，始终支撑着人类各民族的生存、发展和进步，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显示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文化的特有标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展示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生存方式、生活智慧、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蕴涵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族群文化生命的密码，承载着中华民族上万年活态文明史。它是我国人民生命创造力的高度展现，也是维护我国独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科学地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文明对话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为贯彻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精神，落实国务院在我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尽快建立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时下，从文化部到各省市区县乡镇文化系统，一场采集、整理、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工作，在没有大肆渲染的情况下，紧锣密鼓，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各地展开。这项工作，其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学者专家参与的自觉性之高，在我国的文化建设史上是罕见的。更为重要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着更为深广的意义，那就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寻找和保护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
一
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有何特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民族精神家园历史精神文明结晶中的一种新认知的独特形态。是人类对自身文化形态特征认识的一个新境地。
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遗产，以物态形态，物化的文化产物，记录着人类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精神文明足迹，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人类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非物态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的定义，具体表现为；(a)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b)表演艺术；(c)社会风俗、礼仪、节庆；(d)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e)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我国国务院办公厅今年颁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可分为两类：（1）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等；（2）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包括：（一）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二）传统表演艺术；（三）民俗活动、礼仪、节庆；（四）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五）传统手工艺技能；（六）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外来的术语，我们现在转译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英法文本，一些专家学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又译为无形文化遗产，来自于日本学者创立的“无形文化财”的表述和阐释。韩国国内在此领域目前采用的仍是日本的术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从形态学视阈对精神文明确立的一个新的文化理念，它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下面四个方面：
1、与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注重以人为载体的知识和技能的传承。
国际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最为对应的基础学科是民俗学。民俗学，国际术语Folklore，英文原本的文字含意，就是民众的智慧。它是由二个撒古逊词“Folk”和“lore”合成而成。Folk原指乡民、农民，理学界现扩展为民众。而lore，即为知识、学问。就民俗学而言，美国当代著名的民俗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原美国民俗学会主席，《世界民俗学》一书的作者阿伦·邓迪斯（Alan Dundes）指出：“自1846年威廉·汤姆斯（William Thoms）最早使用了民俗学（Folklore）这个词语以来），关于民俗学定义的讨论，一直没有中断过。很多定义侧重在“知识”（lore）方面，也有一些侧重在“民众”（Folk）方面。显然，和任何学科一样，学科的定义不免有歧义，但是，总的倾向，大多数的意见还是明确的，主要是有关人民知识的学问。”民俗的事项大多是是民众生存方式、生产生活知识智慧、经验的展演，以及独有的民俗思考原型。民俗学国际术语Folklore，我国学界也曾译作“民间知识”“民间智慧”。反映了民俗学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际表述。
2、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实社会中的展演，并非是虚无缥缈的，它往往与物态的物质文化遗产连在一起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有它自己独特的内涵和文化表现，如一般呈现为口头的、行为的形态。但是，在现实中，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关系密切，它们往往也不是孤立存在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依存、互相作用构成一个整体的空间——文化场。其中非物质文化促生物质文化，而物质文化中包涵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是人类文化产生的基础，是产生一切物质文化的基础，其凝聚了创造者个人智慧的结晶，具有个体性，易于消失和发生变化。人们将自己创造的文化通过口耳相传，通过书籍艺术作品等物化方式，如音乐，舞蹈戏剧等表演艺术巩固，传承下来，其传承和积累是经验性的。它们不仅仅是单纯的口头的和非物质的形态，而是口头与行为，物质与非物质，有形和无形的结合。
如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泸州老窖”，是我国浓香型白酒酿造的发祥地。国家文保的老窖，最早的是自明1573 年间到今天仍在生产的窖池，属于国家级的物质文化遗产。1915年，泸州老窖三百年老窖池产出的泸州大曲酒，就以其一举荣获国际巴拿马金奖而享誉全球；1952年，泸州老窖评为中国最古老的四大名白酒之一，列为浓香型大曲酒的典型代表；1996年，泸州老窖四百年老窖池群，以其长期不间断地连续酿酒奇迹，被国务院颁布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世界罕见的活文物——跟随时间的推移，窖泥微生物犹如人类繁衍进步般地得以不断的驯化和富集，产出的酒质越来越好！然而，“泸州老窖”的文化遗产价值，不仅仅是物质的，也是非物质的酿酒技艺，而且，更重要的恐怕是后者。
3、非物质文化遗产打破了大传统和小传统的人为屏障，消解了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界线。从另一个侧面，认同了人类文化的一统和文化价值的相对性。
对于文化，我国学界一部分学者中流行着一种从西方传来的文化分层理论：即所谓代表上层文化层面的大传统和代表民间文化层面的小传统。视人类的文化层面，一个为大，一个为小，其间的立场观点和价值判断，泾渭分明，一目了然。实际上，人类的文化是有层次之分，然而不同层面的文化很难说你大我小，你是精英，我就是低下和糟粕。如民间文化，作为传承性生活文化，包括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人民生活技艺、口承语言艺术、文化心理模式等在内的庞大内容。人世间，每一个正常的人，须稀离不开它。它是人类文化的基石，支撑并衍生出人类的整个文化大厦。你能说它小吗？反过来，我国荣获的第一个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昆曲艺术，你能说它不够精英吗。人类的文化是多元的，价值也是多样的，我们对它们的认识常在不断地深化，对此不可以轻易下结论。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出，矫正了传统文化学术研究中的贵族化的眼光和封建等级化的偏见。同时，在将人类的文化的价值回归统一的基础上，屏除了先验的价值论之类非科学的表述，而采用中性的形态学来概述，显得格外的客观和通融。
4、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展示了人类现行文化知识体系的学科分类的重新勾画。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学科是民俗学，民俗学因其学科研究的特点，中国早期学者曾称其为文化考古学。民俗学确立于19世纪的中期，之后到20世纪前后，对于人类知识认识和把握的深入，民众民俗流行的一些知识智慧，被具体细化，归纳演绎成为一门门新的独立的学科，如西方的占梦、图腾、禁忌民俗，经过佛洛伊德的梳理提炼——《梦的解析》《图腾于禁忌》，并以此构建了西方的心理学。但是，民俗学作为人类知识智慧的母体源地，依然存在，其间尚有大量人民的知识智慧，还没有得到挖掘和发扬光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开展，为其焕发了新的青春和活力。可是，光有此还是不够的。例如几近绝迹，精美绝伦的松江顾绣，俗称“画绣”，它们不单是民间工艺的造诣，而是民间绣娘的刺绣的绝技和当时画坛泰斗董其昌等包括宋元杰出文人画的结合。昆曲艺术除了包含民俗学学科的内涵外，还有古典文学学科的戏剧学的知识。人类这些优秀的知识智慧，现有单一的的学科分类已不足以概括它，要深入理解，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为科学完整些。这样，就打通了传统学科之间的分野，实现了多学科交叉：文文相通、文理相通、文工相通的学科整合的科学发展。
二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深深蕴涵于我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中。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提出并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千姿百态，但它归根结底集中展现了一个的民族赖以存在发展特有的生存方式、生活智慧、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
联合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曾定义为“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其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术及其它艺术。”
上海今年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中，《黄道婆及手工棉纺织技术》，是中国手工艺纺织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黄道婆是中国古代棉纺织技术革新家。在宋末元初,元贞年间，她由流落三十余年的崖州返回故里松江府乌泥泾，面对家乡的落后状况，勇于改革创新，糅合汉黎两族人民纺织的技艺，革新和传播植棉和手工棉纺织技术。改进了捍、弹、纺、织手工棉纺织技术和工具，形成了当时世上由碾籽、弹花、纺纱到织布最先进的手工棉纺织技术的工序；并热心将这些革新成果无私地奉献传授给乡邻，再通过乡邻流向江南乡镇，传播海内外。
黄道婆革新手工棉纺织技术，发展了我国具有民族性、科技性和文化内涵的手工棉纺织技术及产品，比国外领先了数百年，在我国乃至世界科技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历史地位。改变了国人数千年来以丝麻为主要衣料的传统，“衣被天下”、恩惠百姓，使明、清两代大量增殖的底层百姓用棉衣御寒；改变了江南经济结构，催生了一个新兴产业，带动了一方经济的繁荣；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影响了中国600年，同时也促进了世界棉纺业的发展。另外，她的作为也提高了妇女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和社会风尚。
可见黄道婆及手工棉纺织技术是是古上海人民自己创造的生存方式、生产智慧，是我国独创的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受现代工业生产的影响，目前尚能掌握其技艺的仅遗存在七、八十岁的高龄人群中，传统手工艺面临失传的危险；黄道婆对人类作出的贡献，也逐渐被人们淡忘，庙宇祭祀和仪式以及纪念日几乎破坏殆尽，有必要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
另外，外国朋友在中国工作、生活中，经常会碰到一些习以为常却不得其解的问题。例如一般的中国人对圆的东西有特殊的情感，如圆月，千百年来不知引发了多少文人墨客的的诗意。不知中外的朋友们注意到没有，传统的中国节日中，大多的节日的食品：元宵汤圆、清明青团、中秋月饼、春节松糕都是圆形的。传统的中国婚礼，女方的陪嫁的家具器皿，俗称“圆木”，结婚生子的礼仪都要送染色的鸡蛋（也是一种圆形），中国人为什么会这样选择呢？在其希冀团圆的文化表象外，内里蕴涵了中国先民，近万年来连绵不绝由稻作文化形成的与崇龙不一样的崇鸟信仰和鸟化宇宙观。（参见拙著《中国鸟信仰》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
另外，去参观过中国西安秦始皇兵马俑的外国朋友，不知注意到没有，秦陵的大门是向东开的，我们后来的帝皇的宫殿和陵寝的大门基本上都是面南的，为什么，显赫的秦始皇陵寝要面东？又比如我们现在买房子，一般理想的样子，现在仍保留要朝南的，为什么要朝南的？因为有阳光，好像好简单，可是我们的古人花了多少时间选择“朝南”大家知道吗？在四千年前，我们现在所在的“东夷”地区房屋的朝向是东面，朝着太阳，主要是太阳崇拜。秦始皇祖先的部族本就是“东夷”向西迁移的部族，崇东向，也是他们原来的生存信仰。那么后来为什么改成朝南了呢？这种改变，是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长期积累渐渐形成的。这就是生活技艺经验积淀的智慧。大门东向，受阳光的时辰固然较早，但是，整个白昼，东方的阳光稍纵即逝，房门开在南面，生活在北半球的国人，可以享受东南、正南、西南一个大弧度长时间的日照光线。另外，又可以免受东面而来季节风雨的侵扰，居住在我们这片大地上，门朝东居住是不合适的。这是我们的先人悟出的一个最适宜自己生存方式的生活技艺知识智慧，一套非物质的文化遗产理论。什么理论？风水理论。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外国出了很多介绍中国风水理论的书，称之为中国的潜科学。我们不否认风水中有封建迷信的成份，特别是风水理论的后期。可是在风水理论的内涵，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东西的。它的核心是一个人如何选择适合人类自己居住的地方，就是要考虑到风的流向，水的走向。当今的建筑有的真的惨不忍睹。（上海造了那么多玻璃外墙的高楼，不符合我们风水的理念，根本就对生活是有害的。为什么？这种建筑模式来自北欧，北欧为什么需要玻璃外墙，因为天气比较寒冷，需要采光。而我们处在亚热带，我们需要散热，我们现在用空调制冷，却增加了上海的热岛效应，又浪费我们宝贵的能源。这种西方的建筑模式移植到中国来，我看是典型的建筑垃圾。）
日常生活层面不经意的生活的技艺和生活的习惯，它是一种生活相，一种风行的生活样式，生活的惯制，生活的技艺。这是民族或族群生存的经验和智慧的结晶。现实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可以见到它的踪迹。如传统节日，它不是哪个先哲拍拍脑袋瓜想出来的，而是先民在特定的生存环境中，对宇宙生命（天体运行、万物生长）与人体生命节律交织的心灵感悟和文化展演；是地域族群文化生命周期的关节点和民族文化生命——民族精神的重要标识。是人类在不同领域中形成的群体性代代相传的思考原型与行事方式。它具有对后继社会行为起规范化模式和思想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在现实中，它以有形的物化形态无形的心意表象，通过节日的载体，沟通了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外一个历史阶段的连续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并为人类的有序发展现代民族的凝聚力的增强，奠定了基石。因而，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节庆，不可能完全破除民俗的传统节日，而只能在传统基础有所选择，有所创造性的改造。
三
相对于其他民族来说，民族精神往往是由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载体的民族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是理想信念，人生观和价值观中的独特的“我们感”，以及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中集体无意识和有意识构建的人格体现。
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发展，生存环境的恶化，无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消亡，我们的民族的精神灵魂也将成为无家可归的孤魂。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文化的特有标记，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承载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族群文化生命的密码，是我国人民生命创造力的高度展现，也是维护我国独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家园。
世人在发掘和推广梁祝文化遗产的过程中，一些地方为“正宗”的梁祝遗存地而展开激烈的争夺。在去年６月召开的“中国梁祝申遗磋商会”上，有浙江杭州市、宁波市鄞州区、绍兴上虞市及江苏宜兴市、山东济宁市、河南驻马店市等四省六地专家，现在又有安徽省六安市的加盟，中国梁祝遗存地已发展到五省七市。六安市文化局局长说，六安境内拥有据传是梁山伯、祝英台和马文才诞生、生活过的村庄，并流传着许多相关故事。
不过，梁祝故事的真正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有多少固态遗址，而是在于今天它是否还拥有延续的文化生命力。
梁祝传说的震撼力，不在彻底反抗封建婚姻制度，在于生死的恋情。古往今来，人们到梁山伯庙烧香祭奉，重要目的是祈求婚姻的生死相随，美满幸福。如相传宁波一带，凡是青年男女两情相悦，自愿结为夫妻，在有人出来干涉，从中作梗，搞得心烦意乱，走投无路的紧要关头，就要双双到梁山伯庙里走一遭，祈求梁山伯和祝英台英魂帮助他们，使他们称心如意、姻缘美满。宁波有句谚语：“若要夫妻同到老，梁山伯庙到一到。”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梁山伯庙去烧香，拜拜多情祝九娘。少年夫妻双许愿，不为蝴蝶即鸳鸯。”因此，年轻夫妻必到梁山伯庙祭拜，已成宁波地区人们的普遍行为。这种俗信不知影响了多少代宁波人，其价值怎么表述都不会过分，是无法估量的。
这种习俗还延伸到了其他地区，如在浙江杭州民间也流传着一句意思相同的俗语：“若要夫妻同到老，双照井中照一照。”梁祝的习俗和文化，对于当代倡导纯洁忠贞不渝的爱情，建设和谐社会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梁祝传说在流传中，衍化出生死相随，“合冢化蝶”的结局，给人以极其强烈的情感震撼。它艺术地展现了千百年来，生于斯，长于斯的越地民众强烈的生生不息的生命意识。
经典的梁祝传说迷人之处，就在于以“合冢化蝶”的生命转化，生生不息浪漫的生命意识，将传说包涵的民族文化精神，推向了更高的层面。
在吴越地20余年的田野调查，我深深感到，这种生命意识，不是哪个人艺术灵感的创造，而是当地民众恒古以来，生命意识原型的自然衍化。
在当地人的灵魂深处，生命的“生”和“死”，似乎没有一条严格区别的界线。20世纪90年代中我在宁波北仑港北部的山区调查。中午与几位老农的座谈会快结束时，一位老人跟我说：他盖了个新房子，下午要去看看，下午的座谈会就请假不来了。我说：可以呀，你盖新房了，向你祝贺，我可不可以参观参观？宁波地区那时的经济开始大发展，农民普遍拆旧房，盖新屋，越造越漂亮，令人羡慕。他笑着答道，无告（方言：没关系）！就是在山上走路不方便。我说：没关系啦。我们这些人整天在外调查，爬爬山小意思。你盖新房，有多大呀，现在农村盖房都是楼房，比我们城里人的住房大多了。我正在一面示强，一面示弱，感叹城乡居住反差时，座谈会的几位老人，显然知道我文不对题，赶紧挑明说：陈教授，他盖的新房不是你们城里人住的那种房，是他老了以后住的新房。我一时没反映过来。见我一脸困惑，他们又补充道：诺，就是寿坟。我终于明白过来，原来是墓穴，心头不由掠过一丝恐怖，为掩盖自己的尴尬，我强笑道：那也没关系，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看。老人们又表示了欢迎，说：我们几个原本商量好的，房子都盖在一块儿，要看都可以看看。我无话找话，问道：为什么？几位老人异口同声地笑道：“我们都是好朋友，住在一起，将来冬天一块儿出来‘晡（晒）太阳’时，热闹些。”我听了，头脑嗡的一下，心想，那时，是鬼聚在一起了，可这些老人们似乎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差异，在他们看来，所谓人死，不过是换了个房子住而言。他们还会是那样生活，包括冬天到屋外‘晡（晒）太阳’。
上述可知，吴越地传统民众的心目中，生命是永恒的，没有死，只有化，转化到另一个地方住，或转化为其它的生灵。了解当地民间文学的专家都知道，人和动植物都会互相转换。在人们幻想的精神世界里，布谷鸟、相思鸟、鸳鸯、以及牡丹、桂花、昙花等等都是人的某种化身。
德国哲学人类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分析原始人的神话思维时指出：“他们的生命观是综合的，不是分析的。生命没有被划分为类和亚类；它被看成是一个不中断的连续整体，容不得任何泾渭分明的区别。各不同的生命领域间的界线并不是不可逾越的栅栏，而是流动不定的。在不同的生命领域之间绝对没有特别的差异。没有什么东西具有一种限定不变的静止形态：由于一种突如其来的变形，一切事物都可以转化为一切事物。”“原始人绝不缺乏把握事物的经验区别的能力，但是在他关于自然与生命的概念中，所有这些区别都被一种更强烈的情感湮没了：他深深地相信，有一种基本的不可磨灭的生命一体化（solidarity of life）沟通了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个别生命形式。”⑨传统吴越地的民众虽然早已远离原始社会，但是，他们对于自然世界万物的关系，往往还停留在神话思维的模式上，对于美好事物的消逝，他们会以生命一体化和变形的艺术想象，将它们转化为理想的新的形象。如孟姜女在吴越地的传说中，投太湖后转化为银鱼。梁祝“合冢化蝶”也就是生命生生不息，相互可以转化一切事物理念的艺术表现。而且，在梁祝传说化蝶情节发生之前，民间早有这种理念的艺术表现。中国远古的变形神话，时而可见神和它物转化的情景姑且不说，顾颉刚先生当年在中山大学《民俗周刊》发表的《华山畿与祝英台》一文中指出，华山畿传说中的“合冢”情节，“事与祝英台同”。钱南扬先生在同刊发表的《祝英台叙论》中也早就指出，与梁祝类似的“裙化蝶”、“魂化蝶”，在晋代《搜神记》韩凭夫妇的传闻中已有发生了：“宋大夫韩凭，娶妻美，宋康王夺之，凭自杀。妻阴腐其衣，与王登台，自投台下，左右揽之，着手化为蝴蝶。”
由此可见，在梁祝化蝶情节出现前，生生不息的生命意识和化蝶的艺术样式在我们民间早已有了它们的原型。“合冢化蝶”情节的意义，就在于表现了恒古以来我们民间存在的一种坚持不懈的韧劲和生生不息的生命观。虽然梁祝在生前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理想的民间婚约模式和婚姻理想，但是实现这种理想的精神未死。“英台乃造梁墓前，失声恸哭，地忽开裂，坠入茔中。绣裙绮襦，化蝶飞去。”合冢与化蝶，表面上看是民间“情感动天”、灵魂不死观念的反映，其实质表现的是精神生命对理想境界的继续追求。
另外，这种精神无疑与越文化其它人文精华渗透也有密切的关系。“人性柔慧”、“善于进取”（《宋书·地理志》）是越文化的精髓之一。从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为民除害精神，到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报仇雪耻的精神，以至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硬骨头精神，都体现了越文化的精神内涵。特别是妇女更是出类拔萃，代出巾帼。涂山女辅助大禹治水安民；西施女的以身许国，兴越灭吴；秋瑾的洒热血，抛头颅，为自由民主的牺牲精神，也都显示了越文化的精神。梁山伯、祝英台的“合冢化蝶”与这种文化传统一脉相承。同时通过梁祝传说的传播，使这种文化精神得以更广泛的宣传，在潜移默化中对后人产生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近年浙江地区民营企业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得以迅速发展，都与这种坚韧不拨的精神、孜孜不倦的追求有密切的关系。
还有，就化蝶而言，还与吴越地民众对当地生态环境的独特的精神感悟和联想有关。1988年，2003年，笔者两度赴江苏宜兴采风。据当地的群众介绍，宜兴的丘陵地带，天气温暖、湿润，特别适宜蝴蝶繁衍先生。每当春暖花开，山谷腾腾阵阵细勇，在阳光的照耀下，成千上万各式斑斓的蝴蝶，在山花灿烂的花草树丛中比翼齐飞。从天空到地下，组成了一个蝴蝶的世界。蝴蝶生性温顺，婀娜多姿，如同一对对的情侣，翩翩起舞，给人以无穷的遐思和美好的向往。这在“好淫祀”——保存了原始生命一体化习俗信仰下的吴越人心中，幻化出了为殉情而死的祝英台与梁山伯至死不渝生命的化身。我以为，梁祝传说最后化蝶情节的附会，而使故事达到“生死恋“的高潮，应该是在传播中，由宜兴民间口传增饰的，当地古代文人对民间的这一生命幻化的想象，也早有所耳闻，明冯梦龙《情史?祝英台》记载道：“吴中花蝴蝶，妇呼黄色为梁山泊，黑色为祝英台”明确生动展现了历史的集体记忆，为我们今天研究梁祝，提供了宝贵的佐证。
总之，梁祝文化成了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的特有标记，内蕴着独有的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承载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族群文化生命的密码，是我国人民生命创造力的高度展现，民族的精神写照。这也就是梁祝传说流传1600年，梁祝小提琴协奏曲风靡全球数十年而不衰的真实原因。
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维护我国独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是要守护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家园。使我们的保护对象，按照我文化部（2004）362号文和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在一地传统生活文化根基上原真性地（Authenticity）沿袭传承，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