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引发了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持续性剧烈变迁过程。涉及社会及文化变迁的各种研究，业已构成当代中国社会科学之显著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物质文化层面看，从文化的物质形态及其与意义世界的关系看，社会变迁究竟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基于社区的田野调查，全面地把握包括物质文化在内的对象社区里人们生活文化之整体的研究尚不很多见。对此，笔者倾向于认为，这正是当代中国民俗学应该予以大力拓展的重要的学术方向之一。
本文基于1993-1999年笔者先后3次对浙江省兰溪市姚村所作民俗学的实地调查而写成，主要试图从物质文化的角度，探讨村落社区内由多种物态象征所建构的民俗世界，同时结合社区的具体实际情况，进一步探讨把民众生活里的传统民具和民俗文物保护在基层社区的可能性[1]。
社区的聚落形态
姚村位于浙江省兰溪市西约6公里处，现有农户397户，农业人口1400余人，但目前实际从事农耕生产的人不足1/2，村民们大多兼营他业。姚村紧邻殿山乡政府所在地殿下镇，村民可从小镇买到大部分日常生活用品。其实，村内也有若干处“小卖部”可以提供类似的服务。
姚村下有12个村民小组，组长的任务主要有维修水渠设施、召集开会及处理有关义务工、分化肥之类的事宜。通过村办企业、集体果园等为数不多的途径，村委会所获收益主要用于村民福利和村落建设，如修缮村内水泥路面与水渠、安装自来水、修理戏台、支持文化宫活动、赞助传统的龙灯会等等。
从聚落形态的角度看，姚村属典型的“集村”[2]。姚村民居十分密集，民宅彼此间距有限。村落内的巷间小道，较多丁字形交叉而少有十字形交叉；道路或铺砌鹅卵石，或为水泥路面，宽度多在2米左右，宛如狭窄的胡同。两侧民宅如北方“四合院”一般均内向封闭，外侧墙壁高拔陡峭，行人视野受限。除民居密集的聚落核心外，因人口压力和经由分家形成的农村家户再生产机制，导致新房建筑不断在老村的老房子周边各处拔地而起[3]。
姚村所在地势低平，点缀着成片稻田和为数众多的水塘，形成了丘陵和小溪环抱的聚落格局。村西是“上后山”，村东是“潆溪”，再往东是通往乡政府的公路及南北走向的小青山。潆溪沿村东而南北贯通，流经村落处被改建拉直成一条水渠，妇女们常在渠边洗涮蔬菜、衣物。小溪东的新房较散乱，不象溪西“老村”密集紧凑。
姚村内外共有十五、六个池塘，不少水塘有泉涌，也有仅存储天然雨水的池塘。多数池塘有专名，如“后明塘”、“五公塘”、“三角塘”、“新塘”、“荷花塘、“卖笼塘”、“大塘”、“佃口塘”等。“大塘”水面较大，1959年被改建成小水库。水塘彼此间有分工，三、四个用于吃水者地势较高，其中不能养鸭，也不能洗嗽；另有专门洗菜、洗衣的塘。池塘除饮用、养殖鱼鸭、防火、洗涤、调节空气和点缀景观等功能外，旧时还用于灌溉水田。现因政府投资兴建了的水利工程，稻田用水从乡到村实现统一管理，遂使池塘功用发生变化，重要性也大大下降了。村内水井多于70年代挖成，但溪边的圆井则要古老得多。1982年改吃自来水后，水井遂被废弃。
姚村有数处广场。上后山初中前的操场设有篮球架，也是村民晒晾稻谷的地方。聚落核心部的“井头面”形成较早，其南端有座建于1910年的戏台，1985年曾重修过。广场北边和东边有两个水塘，西边恰是“齐政堂”庄严的祠堂大门(图1)。旧时的酬神演戏，就在这里举行，来访社区的各色人等，如走乡串户修补锅盆的小炉匠、铁匠、豆腐挑子和米粉挑子等[4]，通常进村也都要到这里。现在，这里有村政布告栏，还有一家杂货店。目前出入村落的主要路口即“崇德堂”(颂叶三斯)门前，也形成了一个小广场，面积虽不大，重要性却与日俱增，因它靠近公路，是姚村迎来送往的重要地点。另在村南溪东，还有个晒谷用的广场。除村内各处为数有限的公厕外，社区公共设施还有卫生站、保健室、中西医诊所等。村民们传统上使用马桶方便，现依然如故。
现可确认村内仍约有11处祠堂建筑。祠堂建筑在村落整体布局中占有重要位置。姚村的总(大)祠堂现已不存，旧址在今村南小学附近，位置正在村落水口处。将祠堂建于水口处，这在金华等地较为常见[5]。祠堂建筑虽有不少保全至今，但却长期挪作他用，如“慎德堂”现为姚村文化宫，“崇德堂”曾用作仓库，有些则在土改时分给了贫苦农民居住或空置。
从村落“发育”的立场看，姚村的聚落布局及景观，实际上始终处于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当中。小青山、上后山及新殿岗等处原无住家，80年代的“建房热”使姚村规模不断扩大，布局也就不再那么规整了。新房主要在老村周围盖起，与老村的古香古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图2)。
村民们相信，姚村处于一条风水龙龙脉的庇荫与守护之下，上后山即是所谓“龙背”，姚姓也经常自称“龙(陇)山姚氏”。“生气”被认为沿龙脉自北而南，为了“止气”，即防止龙脉入地下潜，遂在村南有“下龙庙”之设(图3)。此外，也有传承说村东小青山则构成另一条风水龙脉[6]。
物态象征的民俗世界>
姚村现仍保留着若干100多年前的老房子。我曾访问过一座大门朝东的旧式“三间两过厢”民宅，其门槛、门限、基础及台阶皆以整石为之，堂屋内靠后墙一般有长几(“香几”)或八仙桌，左右安放太师椅。长几正中多摆座钟、花瓶及塑料花卉之类，正中墙壁多挂年画“福禄寿喜”、“寿星”及条幅“连年有余”、“六旬荣庆，寿比南山”之类。由于年画多挂在中堂，村民把年画直接叫“中堂画”。一对红烛对称于座钟两旁，年画上总有横批，两侧对称着多幅对联。中堂这些摆设及装饰，多为购买来的商品，也有不少是由亲友在新房落成时赠送的。此类摆设在姚村各户是大同小异的。旧时，中堂一般还要供奉祖宗牌位，故长几又有“香几”的叫法。现在，仅是在节庆祭祀时偶尔于中堂供奉一下祖宗画像而已。
老房子多有天井，新建的房子则较少。有的人家天井还可拉天幕遮凉。除“花厅”、祠堂及一些有钱人家的屋宇雕梁画栋，装饰繁多，极尽工巧外，普通农户的传统民居亦白墙乌顶，并总要在门窗、柱头等处有所雕镂。有的民居在粉刷的白墙上以墨线纹边，并绘角花以图美观。古香古色、传统风格犹存的门额、窗楣上，白色的石灰墙壁上，多见“鸣凤朝阳”、“彩耀长庚”、“与德为邻”、“华宅生辉”、“喜气盈门”、“瑞气盈庭”、“瑞蔼祥光”、“开门见福”、“孝悌”、“乐善”、“八孝”之类文词的墨笔书写或青色浮雕(图4)。
类似的旧式宅第曾有等级区分。据说家有举人者，建屋必有前后天井。姚耀湖家据说在光绪年间曾出过“贡元”，故宅院就建有天井。旧时有钱人也可建多天井宅院，但高度不能超过书香门第的高度。曾有功名或当官者可建高屋，前后(庭)逐级升高，祠堂为保佑子孙也可逐级升高，有钱虽可建同样的高度，但不能“逐级”升高。村里目前仍有为“房高墙低”之类的事互相斗气的情形。房屋高低在村民生活里有很多象征性，由此也能透视出村民间的竞争及冲突。通过宅第和屋宇建构的乡土宇宙观，不仅表现为风水的民间解释，也表现为复杂多样的各种物迷或语文性符号，还表现为各种礼仪如建房礼仪上。
姚村村民建房多在农历八月，或二、三月。建房多依赖村民互助，除非关系很好或亲友帮工时不要工钱，一般村民即便同房族内也要给钱才出工，惟工钱和劳动未必等值，中间掺进了人情、面子和预期回报的因素，具有换工及“礼尚往来”等属性。互助帮工主要指“小工”，至于建房所需“大工”即各种匠人，如泥水匠、木匠、石工及花工等则须请人，工钱也较优厚。
建房礼仪以“破土”、“上梁”、“吃竖屋酒”、“贺新居”、“归新居(乔迁)”等较为重要，都须择时。破土先要祭土地，写“兴工动土，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之类竖条或“甲马将军”之类菱方形红色纸符，贴在工地附近。开工这天早上吃鸡蛋和面，还要给工匠红包，开“双工资”。由于居住空间有限，风水现已很难影响宅基地的具体位置，而只能在位置既定的前提下，通过对周围风水环境的判断及建议影响民居的门向，或指导房主如何设置物态的及语文的象征性辟邪物。风水先生用罗盘测定方位和为屋基定础，其具体建议多会被接受。他向屋基四周撒淋鸡血以驱邪，并撒播“茶叶米”以为利市。
土地公管一方土地，村民敬之，有事告祭。开工祭土地，先在大门内支一张桌子，供奉三牲(鸡、猪、双刀肉)、豆腐、饭、馒头、10只杯子和10双筷子等，然后逐一礼拜天地、祖先、鲁班，并鸣放爆竹。
竣工时有“上栋梁”仪式。简单些的是在某处再次祭拜土地，以鸡、肉、酒、线香和纸钱为祭品，跪地叩头，做三个揖。大梁装饰一新，正中总有红纸横批“日月拱照”或“紫薇拱照”之类的四字吉语。大梁两端柱角处各挂利市彩布。梁上两边还悬挂灯笼、粽子各一，大梁中间或有由木匠挂起的剪刀、镜子(过去为铜镜)与尺子等物，象征意义是鲁班、镇宅及辟邪。这些“器物”被镶嵌在一个米筛中，再系以连根的万年青、松柏枝等。或将一根万年青用红线绑在大梁正中，万年青的象征寓意是吉利。以二根毛竹即“龙凤竹”，龙竹在右，凤竹在左，从两侧交系，以红布捆绑使之架于栋梁之上，竹子有根且不能离地，表示扎根生长之意。
上梁由木匠和泥水匠施行。将大梁架在预定位置，榫卯暂不打死，先用包粽子的竹叶等垫上，然后等待预先算定的时辰。时辰一到，无论天晴下雨，木匠与泥水匠须同时高喊“时辰到”，一瞬间鞭炮齐鸣，泥水匠在右(右为大)、木匠在左，两人同时抽去所垫之物，钉入榫卯，即为上梁。大梁须端正，不正则主人不吉。上梁完成，进行“抛梁”仪式。先由主人向梁上木匠与泥水匠送去“利市包”、“利市蛋”、红包、糖块及“茶叶米”。利市包是用红布包裹着几个染红的熟鸡蛋、一些生花生及馒头、橘子、枣等果物；“茶叶米”由茶叶和大米混合而成，染红，量约一升。在姚村的各种物态象征中，像剪刀与镜子的组合一样，“茶叶米”也是一种既定组合，它甚至已构成一个“民俗语汇”，特点是“茶叶米”兼具利市与辟邪两种属性，因场合而变通自如。利市包的布袋口，插有松柏和万年青枝叶，由主人送到梁上。请木匠和泥水匠拿红包、吃鸡蛋后开始抛梁。他们分别从大梁两端取出两个布袋里各色东西及“茶叶米”等物，向下面和四周抛撒，并咏唱抛梁歌，歌词内容无非是“发子发孙，万代传留”的吉祥话。大梁下的村民、邻居，帮忙或看热闹的，尤其孩子们会一哄而上，抢拾馒头、糖果、花生等以为吉祥。
抛梁仪式里的各种实物皆有象征寓意，如糖果表示日子甜蜜；鸡蛋表示团圆；生花生表示“生发”(发子发孙)；万年青象征四季长青、长寿；松柏表示“百无禁忌”、“百事凑投”；枣与花生组合，表示早生贵子；将实物染红，因为红色表示吉庆；抛梁仪式上的万年青和龙凤竹取下后，种起据说可以发家等等。俗信孩子们拣吃了抛梁的馒头、糖果之类，也很吉利。
抛梁时，还要鸣放炮仗，越响越好。接着，主人设宴请客。旧时在上梁结束时请酒，现在也有在建房工程全部完成后才请酒的。用红线各捆两片瓦挂在栋梁两头，上梁完成即由此瓦开始苫顶。通常不在椽上座泥，而是干搁瓦。旧时有钱人家如“花厅”的原主人，是先在椽上铺以五分薄厚的“五分砖”，再以石灰浆合钩砖缝，然后座瓦其上。对称结构的封火墙上也有苫瓦。房屋两旁出檐的“马头”若与封火墙相冲则不吉，应尽量回避。
祝贺新居落成时，帮工的亲友们多在上梁前一天就送来镜、匾之类贺礼。礼物多少不定，根据其与房主关系的亲疏而定。以前，大舅子要挑酒、送鸡、肉及万年青等礼物，现在则多送对联。邻里一般送二、三十个鸡蛋，蛋不必染红，但篮子里须放一片红纸，包一点柏枝，表示一年到头，百事顺心。近亲除红包外，还送馒头、糯米粽子及炸糕等，馒头一般送100个，上点红印，寓意发家；粽子要80-100个，以红线捆好，粽子有角，表示房子四面八角，诸角齐全；炸糕亦100为数，四角点红，除表示诸角齐全，含义也是发家。或向店主定做有关条幅匾额，文字无非“喜”、“寿”、“大厦落成”之类吉祥的话语。主人总会收到很多对联，甚至能挂满堂屋，按“娘舅为大”的规矩，岳父或娘舅送的对联应挂正中。实际上，几乎每家新居落成时，都用这样的镜匾或对联装饰堂屋，并一直保留下去。房主的本房或朋友凡送礼者，通常每家一人(近亲者可能2人以上)前来赴宴吃酒，祝贺大厦落成。上梁结束后当晚的宴会即“完工酒”，座次以泥水匠为大。一般设两张上座桌，一桌招待匠人们，另一桌招待娘舅家的客人。
新屋建就，便择吉日打灶。事先请风水先生或懂风水者依主妇生辰八字择日；打灶也须在周围撒淋一些鸡血。新灶打好前一日，送旧灶君，乔迁时须迎新灶君，请来灶君神像贴上。与卧室相反，厨房一般要求亮堂，民间有“暗房亮灶”之说。“乔迁”叫“归新屋”，亦择吉日良辰，一般多在日出时搬家，先在新屋外以鸡、肉、酒、香、纸等供物祭拜天地，并跪地叩头作揖；同时，发帖通知亲友邻居，设宴请酒。
姚村传统民居多有二层楼阁，楼板可在抛梁后马上架设，也可隔年再架，一般在屋顶苫盖后才架楼板，但多无禁忌。基本上系土(墙)木(架)石(础)结构的姚村民居，内部往往以板墙相隔，空间拆装组合有一定灵活性。阁楼上和房屋后墙上开的窗户，一般较小，而楼下和房屋正面窗户较大。进门右手为大，是为正房，左手较小，是为偏房。围绕宅院居室的日常起居，形成了很多行为惯例与俗信，如“洞房”、“产房”、“正堂”和“卧室”等，都各有规矩。待客多在正堂，来客一般不能进女儿卧房。如客人留宿，男女通常要分别与男女主人同室居住。兄妹幼时同住，稍大分居。产房禁止进入，一月内忌讳“血房”，有晦气之说。俗语云：“生小孩的地方少走，死人的地方多去”，是说串门也有讲究。卧室晚间有可供大小解的马桶，平时放在楼梯下、猪栏边或门后角落处，忌讳与宅院或室内神圣位置冲犯。
民居之门有两重，一半一全，即便主人在家，也是全门敞开而半门关闭，生人来便于妇女回避，还可防家畜出入。门上一横杠，除加固门梁和装饰功用外，多雕刻由蝙蝠与古钱组成的“福在眼前”之类的吉祥图案。有的人家在门框上部有“蝙蝠衔钱”的木雕图案，通过谐音也寓意“福在眼前”。也有在门上以瓷砖片铺砌成铜钱图案的情形。如某家门前照墙上有硕大的“福”或“喜”字，那主人每天开门，都是“开门见福”与“开门见喜”了。所有家户的所有门上，春节期间均贴有红纸“门斗”、“门对”或“对联”。门对是指将两张长方形红纸分别竖贴于两扇门上；门斗是指以方形红纸使其对角线相互垂直地分别贴在两扇门上；对联是指将红色纸条分别竖贴在门框两侧或门两边的墙上。门斗一般各写四字，门对各写五或六字，对联则多写七字，与对联相配的门楣横额均写四字。门斗、门对、对联和横额，多写传统彩话，深刻反映了当地农民传统的生活观、处世观、财富观与幸福观。其中较重要的民俗理念，主要有“勤俭持家”、“忠厚做人”、“福寿齐全”、“福禄寿喜”、“合家欢乐”、“安居乐业”、“人寿年丰”、“子孙万代”、“钱财广进”等。不少农户还在门斗或门对之间，竖贴窄条小红纸片，上书“开门大吉”、“开门见喜”等吉语。除少数对联中渗进政治色彩的话语外，绝大部分都很传统。对联贴出后，家中若遇丧事，主人便用白色小纸条贴其上以为告示。守孝三年内的春节门斗或对联，选用绿或蓝纸，上书“守孝三年容易过，思亲百倍也难忘”之类，同时亦可贴小红纸条，写“迎春接福”等吉语。或在对联上斜贴白纸，表示该家正在戴孝。旧时过年，常有乞丐来在主人墙上贴“和合利市”、“招财进宝”等主题图案的粗糙印刷品，并因此获得主人赐食的年糕。
门有深刻的象征性，是民居重点装饰和集中设防的地方。正门对面若有房子，门当户对，关系不大；但为防范可能的冲犯，门前往往建有照墙。通常，照墙正面写“福”，意味着“开门见福”，背面或绘太极图，以为隔邪。大门和照墙是民居内外隔绝与连通的枢纽。需要时，照墙上会挂镜子对着屋内，这说明屋里有人生病；当镜子对外，就意味着不让邪气进来。门作为居室与外部的关节，不仅像“开门见福”那样是主人获取种种祥瑞的渠道，也是需处处时时小心谨慎、严加防范的。门均有门神，一些村民说，门神在姚村与灶君一样都洞悉农户家中大小事情，并都对天神负责。几乎每家的每个门上，均有烧香敬奉门神的痕迹，尤其与室外相通的门更重要，均要进香敬奉。过去每月初一、十五两次，现在则仅在正月初一、十五插香于门，门框两边内侧多有元宝状(及金箔)纸香炉或固定竹筒等，专用于插线香与柏枝以祭门神。新居的门上两角，要由泥水匠在“开门”时挂以五彩利市布条，旨在辟邪。“开门”和“封门”都事关重大，均需看日子。门上或有用桃木雕刻的“师脸”鬼面、太极、八卦、武器等图案，或有贴红纸道符于正门，其上绘八卦、五蠹(蜘蛛、蛇、蜈蚣之类)、“饬令”等以辟邪的情形；或在门上钉以较小的铁三叉、剪刀及镜子(或为“包公照妖镜”)等物，为病人“隔邪”。有时是因家里孩子生病，遂请外来者算命，进而挂出剪刀和照妖镜之类，旨在剪除邪气。
在姚村，从室内到大门，再到村里的道路空间乃至村境，乡土社会通过各种实质性设施和象征性符号重重设防，这使我们联想起费孝通教授的“差序格局”概念[7]。此处借用费先生的概念主要不是就人际关系而言，而是说人们环顾周围空间(包括人间与超自然空间)，确实也可能是“差序格局”式的理解。若把从聚落到家屋看成一个在空间上既相联系又彼此间隔的文化整体，其结构当包括若干基本的层次如聚落外、聚落内、村内道路、庭院、家屋等。如此逐渐过渡的空间以自然地理形势和人为建构的环境为基本要素和中介物，遂形成作为社会和文化关系的空间[8]。此种社会和文化关系的空间不只包括人际关系级序，还包括人们与超自然存在的关系在内。
系于孩子腰间或挂在床头的100枚铜钱；经过请百家米(“八卦米”)、卖米讨利市等复杂程序，进而套住孩子的银项圈和“天官锁”；挂在卧室内床架正前中央以樟树雕刻的太极图符；悬钉于门口，意味着五行的“五色布”；描绘在窗口、墙壁及照墙上，意味着阴阳的太极、八卦，各类吉祥图符如暗八仙、“必定如意”(图5-6)[9]；村中道路拐角处或丁字路口墙根处的石敢当(图7)[10]；部分高大华丽建筑物如花厅和一些祠堂屋顶上的所谓“天方剑”雕塑(造型为宝瓶里插三根戟，谐音寓意“平升三级”，图8)；设于村境的水口桥、下龙庙等等，层层迭迭的辟邪厌镇安排，真可谓不厌其烦。在这些常设的厌镇设施或其符号表现之外，还每每根据具体需要临时增加或撤换，如旧时做道场，道士常贴道符于各户门上；有人出殡路过，将扫把倒放门口，不让晦气进来；出殡从墓地归来不得直接回家，要跨过稻草火才行；死者下葬后，得由道士持钢叉、桃枝等，将沙泥拌一些谷子向四方撒播以驱鬼，从村里一直撒到村外三岔路口；七月半设祭桌于村口，在村口岔路处焚烧纸钱等，这无非都是临时性的设防。
农耕生计与传统民具>
姚村生计以农为主，耕作制度一年三熟，主要作物有水稻、冬小麦、黄豆、小黑豆及少量蔬菜。旧时三熟为二旱一水，首熟麦、中熟稻、末熟杂粮。1965年前无水稻两熟制，而是玉米和小麦两熟。1965年建成了电灌站、毕家渠、何夏庄渠等水利工程后，三熟便改成二水一旱，可灌溉，可排涝，水稻产量大幅提高，因是在同一块田实行三熟制，不歇田，故需肥料很多。过去农家肥(包括猪栏粪，村民普遍养猪)只能维持两熟，现以化肥为主。水田多分布于村落周围，往往有专称，如“三石畈”、“殿下畈”和“祠堂下畈”，集约利用程度颇高。水田稻作外，还有些旱田耕作、桔园经营及水塘养殖。部分村民靠手艺或技术吃饭，如铁匠、木匠、花雕工等。
两茬稻作的第一茬在清明前后育秧，清明节后农历三月插秧到大田，多用水塘、小溪或水库水，约七月前后收获。塘水灌田有一定规矩，一般按水路顺序依次进行。水塘周边水田用水平等，水位不够可用水车、水泵，但应为塘主保留足够养鱼的水位。
第二茬六月育秧，七月收获第一茬水稻时同时插秧，利用从兰江通过水利工程输送的水，约国庆节前后收获。一般十月中旬以前收获完毕，接着便种上小麦，并于来年农历三月左右收获。天旱时从兰江抽水。殿山乡约8000多亩水田均可灌溉。利用水泵还可灌溉上后山的水田。村民用水时，要通过村民小组长向乡里申请，讲明所需数量、日期等，电灌站就会收费放水。
清明和立秋前后的活动，较为集中地反映了这个稻作社会的农耕礼仪。俗语说：“清明以前，种子落田”、“清明前后，谷子下田”、“三张草纸三枝香，田鸡蛤蟆来育秧”。前两句说农时，后两句说育秧时的仪式，即用草纸裹3枝线香，再裹红纸条后插于田头，育秧时烧纸点香拜田公、田婆，乞求别烂秧。下种时，盛谷种的器皿里插一枝杨柳，预示谷种出芽率高。现因稻种优良，在清明前一周左右育秧即可。开始插秧时，先拔一捆秧苗(或第一手秧苗)扔于房顶，认为如此可防止毛虫。第一次拔秧叫“开秧门”或“开秧眼”，时亦祭田公、田婆，俗谓“烧田丘”。以秧盒运秧，插完秧在田头拍拍秧盒，表示一年水稻已插完。插秧结束后“关秧门”，吃点好的。插秧活路紧，有互助惯例，一般请人吃顿饭即可。为防稻田虫害或稻瘟，常倒插扫把于田间，据说使之晦气，虫就不来了。
立秋前后收稻子，俗语“秋前三天无稻割，秋后三天割勿及”，是说农时；“稻桶一响，黄金白鲞”，则是对丰收情景的描述。收稻时，要吃好，有肉有菜。收割时，举行“还田福”仪式，以双刀肉、三杯酒、三双筷子祭拜田公、田婆，并供奉香火。仪式以“三”示多，取“三星高照”的吉利。开镰时拜田公，这天要吃五餐饭。中饭即第二餐，要在将第一担谷子打下挑回家即“出田担”后，才送到田里吃，并给挑谷的4个荷包蛋、1杯酒。
与农耕生计直接相关，以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礼仪用具为核心的传统民具，至今在姚村仍有较多保留。生产工具包括铁齿锄、犁、铁齿耙、耥耙、拷水桶、龙骨水车、镰刀、稻桶、稻床、谷筛、稻耙、拉板、风车(日语称为“唐箕”，图9)、谷筐、连枷、脱粒机、杵臼、石磨、挑筐、扁担等，种类繁多，但大体可按稻作生产程序进行分类，如种植农具、中耕农具、灌溉农具、收割农具、脱粒农具及加工农具等。这些农具，现在仍可在姚村农户家里找到，但因生产技术进步和生产条件改变，有些已退出使用环节，被搁置在楼上或仓库间里。例如，水库、水渠及水利灌溉工程的建设，已促使水车、拷水桶等灌溉农具失去了用武之地。小型农业机械如插秧机、收割机、脱粒机、拖拉机等，也使得部分生产环节中传统民具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对那些已不再使用或使用频次明显降低的传统农具，年长者往往倾向于把它们妥善保存起来，以备非常情况时再次投入使用，但年轻一些的人则没有这种意识。尤其当新屋建就、乔迁新家时，不少传统民具就可能面临成为垃圾的命运。
相比之下，物质文化中生活用具的变动最为显著。“现代化”的都市型生活方式的扩展，也给姚村带来了很多变化，例如，自来水系统不仅使社区传统的水井遭致废弃，也使那些以前用于汲水、挑水和盛水的器皿及用具失去了重要性。在日常餐具中，城市生产的工业品(塑料制品、不锈钢制品等)所占比重越来越高。
在农家的家具摆设中，出现了诸如座钟、塑料花卉及其他从商店购买的器物或礼品等以前不曾有的内容，但像长几、太师椅、八仙桌、条凳、雕花木床、马桶等家具，还都保持着传统的样式，有些几成古董却依然沿用至今。婚丧礼仪用具，如漆器礼盒、“子孙马桶”、棺桶等，也基本没有变化。育儿用的立桶、小木车仍可见到(图10-11)。但旧时的纺车、织机(图12)，却都封存不用了。
那些传统的匠人们诸如木匠、石匠、泥水匠、木雕花工、竹工篾匠(图13)等，尽管其作业亦因技术方面的若干进步而有一些变革，但其赖以谋生的工具，尚成套得以保留，并依然有效地被使用着。当然，有些环节如解木、钻孔、刨光等工序，已全部或部分地实现了电动化和机械化；榫卯部位也经常为螺丝紧固法所替代。
姚村现有从事木雕的“花工”十余人。花工工匠的工钱稍高于木匠和泥水匠。相传花工手艺传男不传女，有“女儿不知媳妇知”之说。我曾采访过花工姚贵勤，他17岁开始干这一行，手艺是从父亲那里学来的，父亲则是从东阳学来，系本村花工之始。
姚村的礼仪道具以正月“龙灯会”为典型。木雕的龙头、龙尾及为数众多的仪仗器具，以前存放在祠堂仓库或下龙庙里专用的架子上，现则存放在文化宫里，有专人保管。龙头全村仅1个，它和銮架、仪仗等均属姚村公产，只在一年一度的龙灯会期间才取出来使用。早先的龙头毁于“文革”，现在的龙头是由本村花工姚贵勤于1984年重新雕刻的。龙头、銮架及各种道具均为传统样式，据说连色彩也是祖传的。
龙灯队前的仪仗主要包括火枪、灯笼、大旗、锣鼓、“肃静”牌、“回避”牌、彩旗、銮架及刀、斧、枪、蛇矛、笔砚锤等兵器仪仗；还有八仙1对(汉钟离与铁拐李像)、皇扇1对等。銮架即龙神“龙亭”，有4人抬起，4人保卫。接着是火把队和仪仗灯队。仪仗灯队计有扁灯2盏、园灯2盏、提灯2盏，上写“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之类字样。最后，“高照”1人，他是紧随其后的村民龙灯队的指挥。
构成龙灯的各段龙身，由各户出资或制作，各自分别保管，属于私产。同时，各户还备有上题“姚村龙灯会”字样的灯笼(图14)。旧时，也曾有过几户合出一段龙灯，然后轮流参加龙灯会的情形。社区共同的龙头和分别来自各户的龙身，组合成为一条龙灯，其象征寓意的确耐人深思[11]。
民俗文物之社区保护的可能性>
姚村的宗族组织很发达，姚姓所建祠堂也颇多。除了大祠堂，各房均有自己的分祠堂，即“堂”、“厅”类建筑物。兰溪有的地方把大宗祠下的分支祠堂叫做“厅”[12]，姚村也称为“厅”或“花厅”。各祠堂皆有儒雅的名号，如“存德堂”、“如德堂”、“崇德堂”等。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堂号有“瑞德堂”、“颂德堂”、“敦厚堂”、“聚斯堂”、“余庆堂”等；现存的主要有“存德堂”、“齐政堂”(“瑞叶三斯”)、“如德堂”(不久前重建，“威世重兴”)、“崇德堂”(“颂叶三斯”)、“慎德堂”(现在的“文化宫”)、“衍庆堂”(村委会办公室)等。这些祠堂的分布较为均匀，可能与各房、各支的相对集中居住有一定关联。
祠堂门额上题写“瑞叶三斯”和“颂叶三斯”，表示“落叶归根”之意。“三斯”意为“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就可观察到的“崇德堂”(“颂叶三斯”)而言，其石门朝东，有云状雕刻；门后竖关，内有小天井；天井角柱上分别有“光”、“前”、“裕”、“后”四字；柱头木雕多为福、寿题材及吉祥花卉等图案；屋檐瓦呈“双钱”(泉)图案；堂厅大门顶上，竖砌“亲睦”二字；又有横额浮雕“颂叶三斯”四字。另一处堂厅大门顶上竖砌“恩荣”二字，又有横额浮雕“瑞叶三斯”四字；其正面砖砌图案多为“五狮戏绣球”、“百(柏)事如意”及仙桃、松柏、凤鹤等。村民们对这些吉祥图案的解释，多依据谐音原理，如以“鱼”、“女”相谐，“鹿”、“乐”相谐，“蝙蝠”、“遍福”相谐等[13]。
姚村各房后裔中有能力者，皆可新盖“堂”、“厅”建筑。堂、厅建筑的不断涌现，说明宗族内存在着分层。在宗族内各分支下，可能会有更小分支(相当于北方农村里的“股”)之祠堂的建立。建设新的堂或厅，除了有“功名”、“口碑”、光宗耀祖等动机之外，其后裔繁衍至一定规模，围绕其祠堂，自然会比其他分支更易促进血族的凝聚与向心力。50年代以来，堂、厅等与村落宗族组织相关的建筑物，主要用来摆放生产队的农具杂物，到80年代以后，堂、厅建筑之维系宗族血缘的功能又逐渐得以复活，以祭祖为主的宗族活动也逐渐得以恢复。
“如德堂”1985年曾遭火灾，历经6年努力又得以重建。在面朝潆溪的如德堂里，充斥着由儒雅的对联构成的意义世界。大门对联为“华厦展新图，神州歌盛世”，横批为“威世重兴”，上下联有点“时代感”，横批却系古老的堂号。堂厅正中为“如德堂”匾额，落款有“共和国岁次庚午孟冬吉旦”及“本支厚谊重建”等字样，左右则镌雕着黄底黑字的老对联：“如祖源远故里昌盛延百世，德泽后裔仁风永继达千秋”，横批“天父赐恩”。除上述永久性对联外，堂厅内各柱及左右也均有红纸贴的临时对联：“仁风义雨贻厥子孙，诗书礼乐绳其祖武”、“春耀匪懈昭假列祖，继序不忘佑启后人”、“潆水前流盛世展英姿，陇山后距文明添新辉”、“家规重训明德惟馨，身范克端绳武昭谋”等，内容多涉及英明先祖与孝顺子孙间的关系，强化宗族或同房同支的认同，歌颂姚村或“如德堂”的地势风水等。堂内右墙上贴有“重修如德堂集资帐目公告”，除集资者名单及所集帐目外，还有一段文字：(如德堂为)“先祖孝十四公创建，历十四世延四百五十寒曝，至共和国庚午之岁，横遭祝融之厄，又过六个春秋，节衣缩食，修建祖所，获旅台子孙支援，三月余劳，基本竣工，1991年2月14日待刻石碑铭记”。意味深长的是集资者固多姚姓，但也有陈、倪、曹、吴、王诸外姓捐款者达数十人之多。他们多系土改后即在此居住者，如倪、曹等姓在姚村已好几代了。他们捐款，主要是因家中万一有事(如“白事”时放置棺木等)没地方可用，现在捐了款，就能与姚姓共用“如德堂”了。
围绕祠堂的宗族活动主要是祭祖。祭祖规模较大、亦较隆重的一年约四次，即春节、清明、七月半和冬至。除岁祭和节祭外，还有“时祭”，如结婚、生子、建房、乔迁等村民生活中一些重要事件，也要祭祖。与祭祀者的亲缘远近关系，宗祠里祭的是远祖，堂屋祭的是父母和祖父母，分支祠堂里祭的则是较近的祖先即房祖。我在姚富云家曾看见一幅“先祖图”，又叫“神主牌”，是在家内堂屋祭祖时悬挂的。姚氏宗祠除置放牌位和祭祖，还部分地用为仓库、存放太公田的收获物和龙灯会的龙头等。
祠堂为族人公产，旧时它还具法人资格，拥有一定的太公田或其它类型的族产如山林树木等。若家有丧事，须先置棺于本房厅堂里，然后再出殡。旧时，棺材可在厅堂存放七天，死者神主牌位以后也要送到堂或厅里排列，此风一直延续至今。
意味深长的还有堂、厅建筑的转用，如姚村文化宫。它很像农村过去的“大队部”和日本农村的“公民馆”。文化宫利用了旧时“慎德堂”的建筑设施，总面积约达1300多平方米。“慎德堂”约建于本世纪20年代，兼做宅院与祠堂，因其雕梁画栋而俗称“花厅”。据说它原是主人为收租方便及举办红白喜事而专门建造的。历经变革及运动，它现已归姚村集体所有，被改造成文化宫，并于1984年开放。
文化宫是姚村各种属性的物态符号及文字(包括“印刷品”)符号集中汇粹之处，这些象征符号反映着不同时代和不同背景的文化遗存及其相互间的复杂关系。花厅大门顶额有“鹿鹤桐椿”(谐音“六合同春”)题材的浮雕，还有横额为“世德流芳”的文字浮雕。花厅柱头上有木雕蝙蝠(谐音“遍福”)。厅内悬挂着传统格调的宫灯，除少数内装灯泡可照明外，不少纯为装饰。这些反映以前“花厅时代”的装饰图案或文字符号现已不大引人注目，但若考虑到姚村民居建筑中类似情形十分普遍且保存完好，也就不宜忽视其现实意义，不宜将其只理解为过去时代的遗留。
文化宫大门口醒目地挂有“中共兰溪市殿山乡党校”、“兰溪市殿山乡成人文化教育中心”、“兰溪市殿山乡姚村科普宣传站”等标志牌。其内墙壁上挂满了各种奖状与匾额，初步统计至少有30余面(种)锦旗、奖状或匾额。文化宫内还有许多临时贴上的标语，诸如“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争取文明户，先进支部，先进个人，跨入文明村”、“抓教育，建班子，鼓实劲，重改革，促发展，保稳定，夺丰收”等，多是政府当前工作话语的复制，有时或是由上级统一下发的。文化宫里高悬的高功率扩音喇叭、挂钟和大批桌椅板凳，不由使人联想到社区政治动员的彻底性。
文化宫里悬挂或张贴的“政法之窗”、“科普园地”、“科技信息剪报栏”等图片和墙报，也很引人注目。至少在名义上，文化宫还可分为“茶室”(老年人吃茶、谈天、看电视或录象的地方)、“棋类室”、“乒乓球室”、“讲座室”、“军事室”(民兵活动场所)、“阅览室”等部分，明显存在一“宫”多用、相互兼顾的情形。作为村民娱乐、休息和社交的中心，60岁以上的老人可到这里免费喝茶，或谈天、打麻将。
经实地考察后，我倾向于认为，姚村的堂、厅类建筑及其社区层面的综合利用，乃是一个非常重要和有价值的传统。在现代化进程日益导致农村社区形貌巨变，传统民具不断流失，生活及生产方式急剧变革的格局下，认真思考如何利用此民间传统以保护社区生活文化的问题，既有时代的紧迫性，又有现实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能将类似的厅、堂建筑及那些即将被抛弃的传统民具，都视为“民俗文物”，并充分意识到这些民俗文物中积淀和反映着当地民众的智慧与情感，那么，前述社区综合利用厅、堂建筑的民间传统，将有利于我们以类似社区或乡土“博物馆”的形式，有效地实现保护民间文化财富和社区文化生态，使之免遭散失和破坏的目标。况且，姚村民居庭院的意境(图15)，也能为此类社区或乡土“博物馆”提供很好的人文背景支撑。
当那些不必花钱而又不难征集的传统民具，或社区内各类寻常但又有特定意义和价值的民俗文物，都能集中于某个厅、堂建筑之中，也就自然能形成一个乡土或社区的“博物馆”。这样的博物馆，既可保护民俗文物以构成社区文化创造力的资源，又可作为乡土教育的中心，使民间智慧在社区内获得世代传承的新途径。当然，类似这样的“博物馆”不应与社区生活相剥离或隔绝，而应是社区生活的一部分。
结语
姚村乃是一个其村民们通过各种途径，尤其是通过各种物态象征而建构的充满着文化意义的民俗世界。若要理解这个民俗意义的世界，途径之一便是认真地研究这些“物态”或“物化”的象征，解读“物态”背后潜藏着的丰富内涵。类似正月前后姚村的“贴红”习俗，还有常见于民居门窗上的太极、八卦、剪刀、照妖镜、铁钉、对联、门斗等物化的、图案的或语文的符号，甚至包括其整个聚落形态与空间格局，一定程度上都可被理解为民俗意义之世界的物态表象和体现。
当我们从物质文化的角度出发思考社会及文化变迁问题时，既应看到传统民具面临的各种日益紧迫的危险，看到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引发的各种影响和动态，还应充分意识到对于物质文化，并不能只从“物”的侧面去求得理解，还必须深入探索“器物”、“技术”和“意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基于姚村社区的民间文化传统，对于包括传统民具在内的社区民俗文物，甚至对整个社区的文化生态就地进行有效地保护是完全有可能的。实现这一目标，既能为社区发展增添文化再创造的活力，又能丰富社区民众的生活和有利于民间智慧的持续性传承。不需政府多大投资的民俗文物或传统文化的社区保护要成为可能，关键在于必须重新认识和重视社区民俗文物、乡土建筑及传统民具的价值。
[1]本文原载陶立璠主编《亚细亚民俗研究》第五辑，第283-303页，学苑出版社，2005年1月。
[2]福田亚细男“江南农村的社会组织和生活空间”(日文)，福田亚细男编《中国江南的民俗文化——日中农耕文化的比较》，[日]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1992年。周星“Y村民俗学的调查与思考”，
[3]麻国庆“分家：分中有继也有合——中国分家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9第1期；周星“浙江民间的建房礼仪”，福田亚细男编《中国江南的民俗文化——日中农耕文化的比较》，[日]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1992年。
[4]参阅朝冈康二“出入村落的人们”(日文)，福田亚细男编《中国浙江的民俗文化——环东海农耕文化的民俗学研究》，[日]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1995年。
[5]章寿松主编《金华地方风俗志》第50页，浙江省金华地区群众艺术馆，铅印本，1984年。
[6]小熊诚“双龙之村与龙虎之村——中国浙江省风水见闻录”(日文)，《月刊SINICA》第3卷第3号，大修馆书店，1992年。
[7]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第24-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8]黄应贵“导论”， 黄应贵主编《空间、力与社会》，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台北)，1995年。
[9]参阅尹成奎“浙江地区民俗生活中的空间观念”及周星“浙江民间的建房礼仪”两文中所附照片，福田亚细男编《中国江南的民俗文化——日中农耕文化的比较》，[日]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1992年。
[10]过去较多，现仅存一块，其上“泰山石敢当”字迹已漫漶不清。村民们解释说，若有墙角或直来的道路对自家房屋或门口形成冲撞之势，立石敢当即可抵挡和防止，并使人路过时放心。参考周星“话说泰山石敢当”，福田亚细男编《中国江南的民俗文化——日中农耕文化的比较》，[日]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1992年。
[11]周星“灯与丁：谐音象征、仪式与隐喻”，王铭铭、潘忠党编《象征与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12]陶敦植主编《兰溪风俗志》第50页，兰溪县县志编纂办公室、兰溪县文化馆，铅印本，1984年。
[13]周星《民族学新论》第215-23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