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苇荡，水云边上的花都塱头村。塱头村也是第二批认定的古村落之一。
广东普宁燎原镇泥沟村。这个村落保存了良好的生态。
花都茶塘村的一个建筑。
12月初，第二批广东省古村落认定发布会在花都区茶塘村举行，茶塘村、三华村等37个村落榜上有名。广东省率先在全国启动古村落普查、认定、编纂等工作，目前，认定的古村落共64个。
广东省民间文化抢救工程办公室主任陈益刚告诉记者，随着工业化、农村中心化的推进，村落民俗风情难以很好地传承；加之资金匮乏，很多建筑缺乏维修。以后，很难再产生第三批古村落了。古村落，正在渐渐消失。
一、让村民知道，铺路的石碑也是有价值的
有的祠堂曾被当作柴房、牛棚
清华大学教授陈志华说：“城市里的人往往以为农村很土，其实中国保存了很多水平很高的古村落。那里的住宅比城市的要漂亮得多，生活也丰富得多，并不是只有人们想象中的茅草房。”
居住在广州市内的人往往想不到，只要一个多小时车程，他们就能进入与他们生活经验完全不同的世界中———祠堂、宗庙、私塾，这些词语已经从城市生活的记忆中消失，但在城市之外，它们仍然以实体的形式站在那里。
“这座庙跟我小时候没有什么区别。”汤新苗说，“只是上了油漆，维护了柱子，画了砖线。”汤新苗是广州市花都区茶塘村的副书记。他所指的，是茶塘村祠堂“洪圣古庙”，一座建于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的祠堂。这座祠堂经历过土改与文革，曾改作过贫下中农居所，历经两次重修，如今是茶塘村的标志性建筑。古庙前廊梁架上，雕着戏曲人物、松树、花鸟等图案；大门左右各有一副石门联，镌刻着“南国沐洪庥泽流花邑；海邦沾圣德惠普茶塘”。
“其实以前村子里还有更大的祠堂。”村里老人汤永华说，“茶塘村一世祖是我们这个村子所有人共同的祖宗，村里原来有一座祭祀他的‘逸时汤公祠’。但是‘文革’的时候，领导命令拆掉祠堂，用祠堂的材料修了一个拖拉机维修站。”
沿着洪圣古庙，十余座清朝时期的祠堂、私塾依次排开。有的已经过小规模整修，有的仍保留着几十年来政治运动以及风雨的痕迹。家塾和书堂里仍然保留着‘文革’时建起的隔断，那是分为办公区、教学区，改成了村里的小学。有的祠堂则当做柴房、牛棚。几十年后，祠堂里的地面仍有当年糟烂的痕迹。
申报200多个村落，通过64个>
半个月前，广东省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在这里举办了第二批“广东省古村落”认定发布会，属于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一部分。这个工程由全国文联主席冯骥才提出，致力于对民间文化进行国家级的抢救。“中国有2800多个县，19000多个镇，行政村有60多万，而真正有流传价值的古村落起码有几千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体现都在农村，中华文化的根在这里。”今年11月，冯骥才曾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在这个背景下，广东省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从2004年起对广东省的古村落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和认定。各地文联申报了200多个村子，最后由专家组通过了64个。
炭步镇茶塘村就是其中一个。按照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的考察文件，茶塘村现存较为完整的明清建筑约120座，其中庙宇、祠堂、书院、书室共有20多座。这些建筑，“大多建于清代，多为三间三进或三间两进，人字山墙或镬耳封火山墙，灰塑博古脊或灰塑龙船形脊，碌灰筒瓦。石雕、砖雕、木雕及灰塑等工艺 较 精细 ，保 存 较好 。现存古巷16条，巷深约200米。”
茶塘村的肯堂书室经过小规模整修，已经开放出来。墙壁上的“竹林七贤”和“二甲加官”图也还很完整。对面墙上的壁画，则很斑驳了。
村里人可能并不明白梁思成所提出的“修旧如旧”的原则。比如说，与壁画情况对立的是，一些古牌匾被放置在祠堂之间的夹缝中，并没有在原位置继续悬挂，因为“破损太厉害，没办法修复”。
要把活态的村落赶紧保护起来
而这次村落调查认证，并不仅仅是文物调查、归档。
“我们非常重视活态的东西。村落里一定要有活的民俗、民间传统存在。”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罗学光对记者说：“我们也去了一些已经衰败的村落，那里已经很少有人居住，房屋也多年没有修缮。这样的村子是不能通过评定的。”
在文联与民协眼里，即使未评上的村落中可能同样有着价值，但保护“仍然活态的古村落”是首当其冲的任务：“很多村落还在延续，但已经时间久远，很多东西年久失修。如果再不去认定，那里可能就会受到严重的破坏”。
要通过评定并不容易。《广东省古村落认定标准及调查纲要》里提出了7条指标，特别要求“民间文化丰富(包括饮食、医药、丧葬、婚嫁、信仰等)，仍能得到较好保留与传承”。原因就是，只有活生生的古村落，才能让文化传承继续下去。
“要把活态的村落赶紧保护起来，不能让它们再受破坏了。”罗学光如此告诉记者：“一个重要环节就是通过古村落认定来告诉村民，那些用来铺路的石碑有价值。”
也就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在茶塘村，记载村中晚清举人事迹的“旗杆夹”重新竖了起来，而之前它躺在邻村的沟渠边。“要回来旗杆夹很费了一番功夫。”汤新苗说，“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是宝贝。在邻村发现后，他们不准我们拿走，非要说是他们村的财产。最后查了《花县县志》来对证，对方才无话可说。”
二、是什么随着古村落消失
“如果不穷，那就不叫古村落了”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林济是本次专家组成员，他长期在长江范围做古村落的调查。对比之下，他认为广东省的古村落相对来说已经保护得很好。因为内地的古村落，“经历过早年战火和多次政治运动，基本已经荡然无存”。
此次古村落认定专家组的成员们在这次调查中发现了一个特点：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比如珠三角地区，破坏就越严重；而越是相对封闭、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古村落保留得就越好。“比如说东莞的污染、拆建那么厉害，现在已经报不出什么东西了。”广东民协的理事陈益刚说。“一个东莞只报得出来2个村子，而花都报了4个。”
但是发展迟缓也有问题。虽然没有被工业化、拆迁直接破坏，但古村落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以广东省文物鉴定站的副站长、建筑学家邹伟初的话来说，古村都是又老又穷：“如果不穷，那简直就不叫古村落了。”
而经济、生活压力最直接的反映，是古村落正在面临人口流失的威胁。
没有人住，古建筑很快就会倒塌
这次古村落调查，也去了一些已经破败的村庄。由于各种原因，那里已经房屋残破，基本没有人居住了。位于广东省西北的连南瑶族自治县的南岗古排就是一例。在相关的资料中，南岗古排是全国规模最大、最古老的瑶寨，古寨始建于宋朝，鼎盛时期有民居700多栋，1000多户，7000多人。保留着368幢明清时期建的古宅及寨门、寨墙、石板道。2009年，南岗古排被授予“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称号。而在记者到访时看到，大量的建筑已经损毁、倒塌。在这里你可以在一天内看到一栋房子的一生：已经裂缝的房屋、墙壁已经扭曲的房屋、废墟、以及已经变成菜园、荒地的小块空地，点缀在房屋之间。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城镇化建设中，在政府资助下，寨民大多搬去山下，随后又流向了广东各个城市。如今的南岗古排“只余200多人”。记者试图求证这期间的人口流出数据，被当地计生部门以“不清楚”婉拒。
“你不要以为建筑很坚固”，林济说：“建筑是要有人住、靠人养的。一旦原住民流失，那些明清时期的建筑很快就不行了，也就三五十年的功夫就会倒塌。”
人口流失，民间风俗也在消失
除了南岗古排这样的政策性移民，广东经济发展迟缓地区的古村落的年轻人大多数外出打工。无论是经济发展中等的茶塘村，还是偏远的南岗古排，村里大多只剩下老人与儿童。
人口流失带来的不只是物质遗产的逐渐消失；饮食、风俗、手工艺品，这些依附于原住民的非物质遗产也受到威胁。“广府地区的古村落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多种文化共存。”林济告诉记者，“而人口大量流失后，风俗、传说、民间艺术缺乏继承，就看不到了”。
冯骥才讲过一个故事：“我们在甘肃见到一个唱花儿的老太太，唱得特别好。我们觉得应该录像，就回来拿录像机；再回去的时候，老太太已经没了。老太太临终前说了一句话：他们怎么还不来呀！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而这个现实，就是在古村落整体没落的背景下。一个佐证是，“中国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子工程“非物质遗产传承人”中，记录的传承人大多已在50岁以上，更多的人在60-70岁，青年人极少。
“很多手工艺品都是在农闲的时候做出来的。”邹伟初说，“很多地方城镇化以后，农民就失去了土地，下一代又必然进城打工。这些手工艺品也就没人做了。如果人都消失了，留这个村子又有什么用处？”
因此，邹伟初认为这次广东古村落认定有很大的突破：“过去大家的认识是很孤立的。孤立地看待一个建筑、民间艺术，甚至孤立地看待一个村落或者城市，把它当作文物来加以保护。”不过，在这次广东古村落认定文件中就明确表示：“古村落如果离开了活态的文化，离开了人的生活事项，那么抢救、挖掘出来的是一座枯竭了的历史废墟，它只能消亡。”
“这是经过很多年实践，大家认识的结果。”邹伟初说。
三、把古村落打造成旅游区？专家均不赞成
如果修补一遍，起码要一千万
但怎么保护，拿什么来保护，又是一个让人头痛的问题。茶塘村的汤新苗仍然为钱烦恼。政府已经拨了不少钱给茶塘村，很支持他们修缮祠堂。但是，“光维修洪圣古庙和邻近的书堂，就花了一百多万。如果要把祠堂、私塾全部用同时代木料、材料整修一遍，起码要一千万。村子里没有这个钱。”
按照汤新苗的介绍，茶塘村集体目前主要收入是靠对外出租土地的租金，一年大概三百万左右。村里的青年大多去了广州一带打工。而汤永华老人已经61岁了，在附近的工厂做管理，“一个月能挣三千块”。几个儿子、女儿，也都在外面的工厂里工作。虽不贫困，但汤新苗所在的村委会只有一辆用于公务的丰田车，除此以外就是大小货车。村派出所大楼也已经很破旧了。
茶塘村正在等待政府进行下一步开发的规划。“省里说要在我们这里搞旅游开发，现在还在等。”汤新苗说。
其实，在第二次“广东省古村落”认证名单发布会上，广东省委领导的讲话里，除了“保护”，提得最多的就是“开发”和“利用”。这份讲话的结论都落在了“挖掘文化内涵、提炼特色”，还要“加强古村落的宣传推介，注重对古村落进行形象包装，善于根据每个村落特点设计一些广告词、宣传语进行广泛宣传，树立村落品牌形象。”在花都区政府门户网站一篇名为《广州再添4个省级古村落》的报道中，省委相关领导也发表了“将有关古村落串起来，搞古村落自驾游”的建议。
以保护为名，大拆大建是种贪婪
但广东省文联主席罗学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却强调，广东省古村落的认证和名单发布“并不是为了办起旅游项目”。
实际上，一直致力于“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的全国文联主席冯骥才也不赞成轻易对古村落进行开发。在今年11月底，冯骥才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的时候，说：“无度的旅游开发和金钱欲面前，原生态的东西正在退出我们的视野，幸而还有一些很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但这些古村落里，不少房子是空的，实际上是一个‘文化空巢’，没有了血肉和灵魂，只是一个旅游区，而不是一个生命。”
令冯骥才担心的是，一旦古村落被确定为名村名镇，就会产生经济附加值，商业化，面临千村一面的危险。在不少已经商业化的古村落，到处是新增加的旅游景点，各种民俗表演、民间歌舞项目繁多，小摊小贩们出售着进入产业化生产的民间手工艺品。
同济大学建筑学教授阮仪三教授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说80年代我是跟无知做斗争，那现在就是跟贪婪做斗争，比过去深刻得多，也难得多。因为贪婪的手法更为隐蔽，更难以说服，背后都有经济利益在驱动。”“贪婪的手法”里，在阮仪三看来，就包括以保护为名的大拆大建：“拆房子有G D P，盖房子有G D P，而保护古村落古建筑，虽然将来它会很值钱，但现在没有现成的G D P。”
阮仪三告诉本报记者：“对于历史街区、历史民居的保护，有三个原则：保持整体风貌的完整性、建筑的原真性，并且保持传统生活的延续性。”
这次广东古村落的评定专家并非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们不约而同地表示了在开发利用中，规划的重要性。“开发规划上最需要注意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保护是最主要的，对资源可以开放利用，但要因地制宜。重点是要保护好。”罗学光说。
而对于目前出现的将村民整体搬迁，把村落当做文物来保护，甚至要把古村落打造成“集旅游、商贸、饮食、娱乐为一体的旅游区”的办法，评定专家均表示不赞成。“开发一定要把文化内涵挖掘出来。我们这一代人对乡村还比较熟悉。但等我们城居化后，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就对村落文明完全陌生了。把村落文化里的内涵展现出来，才能体现出吸引力。”邹伟初说。
有了原住民，建筑才会鲜活起来
但最现实的问题是，广东省文联并没有能力负担起保护这些古村落的经费。也是因为如此，“古村落保护最终还是要由政府来做”。
政府主导的投资方案是否可以真正帮助古村落？这也是大家担忧的问题。“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必须考虑到是否能够合理利用古村落空间、物质资源，是否保存了人与村落的关系。”阮仪三对记者说：“一个城市的历史，都是靠人来传承的。对于历史建筑，一定要有它传承的本体，就是原住民。只有这样，建筑才会鲜活起来，环境也才变得有趣。”
“古村落各自有各自的情况。单是强调建筑本体的保护，把村落里原先的道路掀掉，铺上水泥乱拉电线，这也是破坏。”邹伟初甚至提议，在开发上应该尝试各种形式：“比如说采取股份制的形式，每个村民可以把自己拥有的建筑算作股份算进去，最后把旅游收益直接按照股份分红。这样，村民、村集体、国家就达成了共识。”
汤新苗现在就等着政府的设想落实了。不过，他也说不准这种机会在什么时候落下来。
四、保存一个村落，就是保存一种生活方式>
广东古村落有很强的认同感>
不过，这次古村落认定的专家组成员林济并不那么悲观。他认为，保护一个活的古村落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广东能够在现代取得今天成就，也与古村落时期的社会传承息息相关：“广东崛起就是因为小城镇发挥了很大作用。而小城镇的根基，很大程度依赖于古村落时期的社会机制。它有着商业的精神，又有合作的精神，最终从村落文明转向了城镇文明。这其实是广东成功很重要的内在条件。”林济说。
林济认为，活着的广东古村落是笔巨大的财富，而且这种财富可以凝聚出物质的力量。与目前需要保护的局面相反，历史上的古村落的生命力很强：“村落的集合会慢慢变成一个市镇。佛山、沙湾，原先都是小村落，后来成了连成一片的市镇。这完全是自发的。”
除此以外，广东地区的文化特点也是古村落重要的内容。“广府地区接受西方文化很早，很多华侨。这些第一批出国的人，对自己的文化有很强的凝聚力和认同感。而内地的村落，没有认识到自己文化的价值。经受过多次的战争、政治运动冲击，很多地方的文化最终都已经荡然无存了。”
一个村有七八十栋完好的祠堂
这种文化认同感的力量，在调查认定组的潮汕之行里，得到了验证。他们都觉得，这次去潮汕去对了。
陈益刚说：“我们从山头上一看，那下面连成片的古建筑，立即被震撼了”。
邹伟初尤其兴奋：“揭阳的泥沟村是一个古村，里面的祠堂建筑保存都非常好。木雕、石雕、装饰，都基本完好。”长久以来，他只能通过两座公祠对潮州的建筑工艺做大致的推断，认为一项潮州建筑工艺的年代是从清代晚期延续到民国初期。结果这次，意外地在泥沟村里发现了非常漂亮的实物，金碧辉煌，彩画异常精美，而且是在民国中后期修建的。
泥沟村位于揭阳市燎原镇。“我们泥沟村有两万人口，八万在海外的华侨”，张振卫说。他是泥沟村的村委主任。“潮汕人是在世界上走得比较早、比较远的人。清代末年、民国初年，就有很多在东南亚发财的农村商人带着资本回来，在旁边又修起来一个新村。”
另外一个关键之处，则在于潮汕地区的宗族观念、社会结构并没有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失灵。比如，他们的宗族观念就有很大的凝聚力和社会功能。张振卫表示，“每年回访的华侨都会投入五六百万元给泥沟村做修缮费、教育基金，村子里十几个姓氏的家族也都和谐相处。”据他回忆，从1983年至今，从东南亚和欧美回访的华侨，大概捐过1亿元给村里做建设。而迁居的历史，已经有两百年了。
这个村子目前仍然算不上富裕。但是靠华侨的捐助，他们做成了许多事情。“每年重阳节，华侨都要回乡祭祖。因为这是祭自己的祖宗嘛，他们不忘本。”
对于这样一个村落来说，虽然年轻人也都外出打工，但并不面临人口流失的危险。因为“他们都会回来的”。到今天，全村仍然留有七八十栋保存完好的祠堂，而并没申请过国家文物保护的资金帮助。
这些古村落，突破了宗族观念
顺着广府文化的特点，林济认为潮汕的文化认同力依然来自对异文化、对自我的辨识。他认为：“在潮汕地区，这样商业的网络仍然没有失效，它还在一直起作用。那么大的村落，可能就是一个商业网络聚集点，也是商品的集散地。所以它至今都有生命力。”
“广东的单姓村是比较少的。比如泥沟村里，往往有很多姓。大家突破了传统的宗族观念，互相协作，建设起公共设施。广东古村落的文明已经与宗法制度、血缘制度有所区别。它保证了不同血缘者的繁衍和共生，又在社会上保证了贫穷者和富裕者的共生。”
林济对这种村落文化有信心，是他发现，通过对村落文明的理解和研究，其实可以对今天的社会建设起到帮助。“村落里的建筑都有着宗族、家庭结构的观念在内。”
如今，林济认为，“保存一个村落，不仅仅是保护物质和非物质遗产，而实际上是保存一种社会结构、生活方式”。而保留古村落的核心，还是要靠当地居民对自己文化的热爱，靠民间自己的力量。
( 来源：南方都市报 撰文：本报记者 王晶 实习生 潘惠文 广东省文艺家协会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