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徐新建 著 张弘 编
定 价:62
出 版 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年06月01日
页 数:496
目录
苗族祭祖：月亮山牯脏节考察1
一、引言1
二、相关背景2
三、日期、人物与程序7
布依"砍牛"：罗吏目丧葬民俗21
一、实地考察经过22
二、"砍牛"缘起25
三、"砍牛"过程27
传统的困境33
穿青庆坛：以那民间还愿36
上篇 1988年37
一、设坛还愿37
二、相关背景41
三、法事剖析46
下篇 1998年52
一、女主人与新故事52
二、年轻辈和老传统57
三、吡喇城与织金洞63
侗族歌节：小黄民歌习俗73
一、关于节日74
二、关于小黄83
……
内容简介
本书为人文社科重点基地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建设项目成果，以中国多元一体的多民族格局为背景，考察中国西南的民俗文化。本书立足人类学理论和方法，通过田野实证方式，记录、描述西南地区丰富的民俗个案，对中国俗文化的多民族特征作了深入阐述和比较。
作者简介：
徐新建，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文学人类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会长、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出版学术著作《西南研究论》《民歌与国学》《多民族国家的文学与文化》等。
前言：俗文化与人类学——呼唤“民俗人类学”
人类学的民俗研究由来已久。在关注文化源起与根基的意义上，甚至可把人类学视为研究民俗的学问。
不过结合中西对照的学术史变迁来看，问题还值得细说。
汉语表述中的“俗”，既意味着“雅”的对立面，代表底层百姓、引车卖浆之流；同时也象征与“礼”互补的“野”，标志文明未开时的质朴、率性和本真。华夏先圣倡导“礼失求诸野”，亦即呼吁在礼乐失落的时候返璞归真，回到文明的起点去找回源头活水，重植复兴基因。这样的主张说时容易做却难，而之所以还有望达成，全在于对彼此关系的一种认知和信念，那就是礼缘起于野——野在礼先，礼来源于野，反哺于野。这就相当于从知识和本体论上把俗放到了最根本的位置：面对“俗文化”即面对“源文化”，亦即文化之根和文化之本了。
到了西方式的人类学演进中，由最早“文明与野蛮”的种群对举开始，到将同一社会内分为“大小传统”的两个层面，民俗的事物差不多充当着兼具落后与活力的矛盾镜像，成为上流高雅或发展弊端的补充印证。时至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今日，这些被长期排斥在正统之外、主流边缘的俗文化才又逐渐转成了需受保护的人类濒危遗产。
经过欧洲浪漫主义的“狂飙突进”和日本“和魂洋才”式的东亚转写，此种二元对举的民俗研究与表述话语传入中国，不但促使知识界“到民间去”、引发“眼光向下的革命”，并开启刘半农、周氏兄弟及胡适、朱自清等为领袖的“歌谣运动”，更进一步催生了民歌与国学的位置倒转和知识更新。
于是，近世以来的百余年间，在学科联盟与谱系演变的多重影响下，现代中国的学术系列里陆续呈现出一批批俗文化与人类学的结合之作。其中的经典包括郑振铎、顾颉刚及凌纯声等分别代表俗文学、新史学与民族志的若干名著。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对这一学科交叉现象作过总结，认为人类学的介入促成了中国现代民俗研究的两种规范渊源，“其一是研究神话、传说、故事的人文学科,其二就是把民俗作为古代‘遗留物’来研究的早期人类学。”在我看来，这两种分别关注神话故事或古代遗存的民俗研究，其实都已是人类学的一种体现或分支。就以当时呈现的学术取向及突出成果将它们称为“民俗人类学”的雏形也不为过，都标志了人类学家的民俗研究或俗文化的人类学视野。
不过，伴随人类学的参与介入和民俗研究的知识更新，即便同意了将俗文化视为文明之源，却不意味着话语权的反攻倒算——颠覆并取代以往的“雅文化”，变为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的新霸主。相反，人类学更新后的俗文化研究应有胸怀更广的目标，那就是摒弃单一进化论与社会等级观，将人类的文化创造视为一体，重新领会礼野相通，体认雅俗互补。
在庄子看来，面对“牛马四足谓之天”的自然本貌，一切类似“落马首、穿牛鼻”的行为就叫文化。文化之间，无所区别；都属后起，均是人为。以饮食为例，西方俗话称we are what we eat。译成汉语即“食俗成人”。在一个风俗共享的群体或时代中，这样的特征与作用没有差别，效果一样，不分男女贵贱抑或文盲与书生。
可见，民俗的含义其实比想象的更为丰厚：非但代表底层民众的观念言行，同时又何尝不指向社会精英们潜藏其内的天然野性？
顺此推言，人类学的俗文化研究就不单指采集边缘、书写弱者的补充映照，而也是对文明社会的深层揭示和自我反省了。
20世纪抗日战争爆发，闻一多为联大学生的俗文化考察报告《西南采风录》作序，对蛮夷民歌体现的野性活力作了高度评价。他说：
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
能够拿出最后的神圣之牌意味着什么呢？闻一多的总结是对过度文人化的反思和警醒。用他的原话说，便是“还好，还好，四千年的文化，没有把我们都变成‘白脸斯文人’！”
如果说闻一多面对西南多民族“原始”歌唱发出的激昂感慨，体现了文化对比中的学科自觉与人文反思的话，西方当代人类学界通过对若干“高贵野蛮人”的对比和民族志书写，则标志着后殖民与后现代浪潮及文化多元主义等所催生的思想革命与范式转型。
彭兆荣教授认为在人类学的历史中，“高贵的野蛮人”不啻为社会进化论的一个“缩影”。其一方面仍潜藏着西方式的傲慢与偏见，另方面亦体现了对原始魅力的由衷赞许。例如在萨林斯的笔下，原始的“野蛮人”不仅物质丰富，而且“生活在快乐中”。与此相反，西方社会的现代“文明人”却表现为困境重重，因为对他们而言，自然被遮蔽了，非但支离破碎，甚至连言说都成问题，不得不表述为：“它（自然）只有作为对有缺陷的经验事物之不恰当的感觉印象才能被认知。”
如今岁月逝去，人类社会的境遇趋近，主体与对象间的结构相同。流传久远的民俗文化仍有待人类学的不断更新和继续参与。为此，更需回到民俗研究的本土之根及其现代支点，既让生活世界的俗文化之源充实近代引入的外来学科，同时又使逐渐落地生根了的人类学理论方法能像关注跨学科整合的学者们期待的那样，继续“成为中国民俗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取向”，而后展现为“中国民俗学最有效的生长点。”照着这样的趋向继续发展，是否就当将已在本土生长出来、与注重史料文本的民俗文献学相联系又区别的民俗人类学这一交叉学科之路拓展开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