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人类学家与后浪艺术家的深度对话
文|李心峰
最近，学者、好友、同事方李莉研究员通过微信发给我一部书稿。这就是她与朱阳的对话录《成长的艺术·艺术的成长》。这部书稿还有一个副标题——“人类学者与青年艺术家的对话”。这一正一副两个标题吊足了读者的胃口，引起了我极大的阅读期待。
作为国内著名的文化学者、艺术人类学家，方李莉研究员勤奋而多产。她作为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原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现在是东南大学艺术学院首席教授、东南大学艺术学院艺术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其科研教学任务繁多， 学术成果不断，每每拿出一两部厚重且新见迭出的学术著作献之于学界同仁，令吾辈同侪惊艳不已。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几乎是超负荷劳作的学者，却还能够挤出时间，写出一些能够走出学者枯燥书斋、引起读者普遍阅读兴趣的非学术类的书来。比如，去年暑假即将结束的时候，她就送给了我一本她新出的图书——《最后的乡绅家族》， 让我甫一拿到便爱不释手，沉浸其中。此书有一种不同于一般家史类图书的鲜明特点，这就是作者作为一位人类学家、文化学者，她把有关中国乡绅阶层、家族文化与文脉传承、中国现当代历史等许多新鲜的、有意义的感悟与思考，融汇到她的叙述文字之中，使该书体现了一种夹叙夹议、客观冷静又饱含深情的叙述风格，让我读起来兴味盎然、获益良多。
《最后的乡绅家族》
现在，方李莉研究员又把她的这部具有全新内容与叙述形式的书稿送到了我的面前，应该说，由于本书的两位对话者同时也是两位主人公独特而丰富的人生经历，复杂而多样的社会人身份、多层而立体的人际关系，不禁让我对这本书充满了更多的想象空间与阅读期待。本书的两位对话者或两位主人公方李莉与朱阳二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再简单不过：就是存在于万千家庭中的亲子关系，方李莉是朱阳的母亲，朱阳是方李莉的儿子。
以我对方李莉研究员的了解，即使是在与儿子的对话中，她也不会忘记自己立身于当下社会的最主要的角色与身份，即她首先是一位成果累累、不懈思索的人类学者、艺术人类学家。而每一位真正的人类学家，都似乎肩负着一种天赋使命：他们似乎要把自己全部所见所闻所遇都变成他们从事人类学考察与思索的肥沃田野。对于他们而言，真可以说是无处不田野、无时不田野。不止她身居其中的村庄、社区、朋友圈、社会交际网，甚至她的家族、家庭、家人……都有可能成为她的人文与社会研究的“田野”。在这部对话录中，她的儿子朱阳，也毫不意外地“被田野”、被作为人类学考察的对象了。而且，她在这里，似乎发现了人类学研究的一种新的、今后需要认真面对的对象形态与课题类型——这就是对个体的人的研究。
劳动的长角苗妇女，2005年，朱阳摄
有了这种人类学者的身份自觉，她与朱阳的对话便具有了非同寻常的目标设定、叙述结构、对话范围、思索深度，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了一位母亲和她的儿子之间的日常对话，而成为了解朱阳所代表的后浪艺术家——一种新新人类青年艺术家群体的人类学文本。因此，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她是在有意识地去设计、组织、引导她与朱阳之间的对话，试图通过这种对话，深入挖掘、全面了解朱阳对当前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与艺术中种种复杂的、前沿的、焦点的、热门的话题的观察、思考与见解，并试图从一位人类学者的视角对其加以观察、分析和阐释。
当然，她在把朱阳作为人类学考察的田野、科学研究的对象的同时，她自己也不可避免地“被田野”、被“对象”化了，尽管她自己可能并不自觉。但对读者而言，这是阅读此书的又一大收获。
方李莉研究员虽然是一位人类学者，但在与朱阳的对话中，她毕竟还是一位母亲，她的这样一层特殊角色与身份，在本书中将会以怎样的面貌出现？读完书稿，我们在这部对话录中，还是看到了她作为一位慈母的清晰的一面。她对儿子朱阳的那种唯有母亲才会有的细心呵护、关心关爱，洋溢在全书的字里行间，浓得化不开。她想通过这部对话，记述儿子“成长的艺术”的历史，为儿子在艺术与学问上的求索心迹、“艺术的成长”立传，让朱阳那些正在形成中的有关艺术与文化或深邃、或惊世、或具体、或超然的思考， 予以表达、赋形，形成话语与观念，赋予逻辑与理论形态……有时， 她还试图表达自己曾经因为求学，在儿子少时对他关爱不够而心心念念的自责与愧疚；绘声绘色地描述她与儿子在一起的那些温馨幸福、充实甜蜜的时光；甚至刻意强调她从儿子那里所获得的丰富的启迪、灵感的激发。总之，她也在与儿子共同成长。
方李莉在伦敦参观博物馆 朱阳摄
毋庸置疑，这部书稿更为核心的主角是朱阳，一位典型的后浪艺术家。作为一位“85 后”，他有一个非同一般的家庭背景：1985 年，他出生在江西景德镇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一个艺术世家。他的母亲方李莉既是一位出色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艺术家（她本科阶段学的是绘画，她在年轻时的绘画作品，曾经获得过规格较高的奖项）。如果提及他的父亲，其名字或许更加响亮——朱乐耕，一位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陶瓷艺术家。而朱阳的祖父也曾是一位颇有成就的书画家。朱阳就诞生于这样一个具有多代传承的艺术世家，我认为这是从他呱呱坠地到从小开始学习艺术，直至今日成长为一位有想法、有追求的青年艺术家的最初的教育温床，这种潜移默化的家庭环境、艺术生态给予了他难以估量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出生于这样一个充满艺术气息与学问氛围的家庭，这对小小的朱阳的艺术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他在幼时即开始了系统专业的绘画学习与练习，以至于他在彼时的一些绘画习作，能够屡屡获得一些奖项；他能够任由自己的天性与想象，去画他心目中的“大将军”，等等。尽管如此，父亲与母亲彼时还都是有追求、有想法，以事业为重的青年艺术家与年轻学子，儿时的朱阳就不得不面对一个不同于一般家庭的挑战，即父母长期在外打拼，从事艺术的创作，去外地求学深造，而无法一直把他带在身边。因此朱阳只能长时段地与父母聚少离多，而与自己的外公、外婆一起生活， 在他们的呵护、关照、哺育之下一点点地长大。而这样一种独特的成长经历，从小即培养了朱阳独立自主、独立思考、特立独行的性格，也培养了他远远超出一般同龄人的坚韧的意志力与行动力。正因如此，我们在本书中能够看到，他在中学时，即独自去英伦读书；然后，一个人在英国考上大学。我们还看到，他在大学学习期间， 利用寒暑假，独自一人，骑行英伦三岛，又从中国首都北京一路骑行来到沪上；甚至在条件异常艰苦的中国西部，完成五省的骑行考察。而他完成西藏的骑行，无异于一次壮举！更主要的是，通过这种骑行，他实现了对自我的超越，而体验了一种时尚、超前、现代、运动的生活方式，并在这种骑行中，及时融入当时刚刚兴起的网络生活，一时竟成为骑行领域为人羡慕、效仿的“骑行侠”。
骑行风光 禹门口黄河大桥（2008年）
骑行风光 途径长武县亭口黑河大桥（2008年）
骑行的经历与体验，其实远超出了一项体育运动的意义，它催化了朱阳由一位在海外求学的学子蜕变为一位能够独立思考、自主行动、设计并实践自我人生计划的现代青年的“成人”过程。
于是，我们不仅看到了朱阳生理年龄、社会性格的成长，更看到了他对于社会、人生、历史、文化认知上的成长；看到了他艺术的成长，思想、观念上的成长。这种成长对于我们这一代而言，已具有显著的后浪特质。
比如，对于当代艺术，我们这一代人往往会觉得彷徨犹豫、手足无措，然而，朱阳作为年轻一代的艺术家，在海外当代艺术的氛围中浸染既久，他就完全没有了我们这一代所常有的那种犹疑迷茫、进退失据。他会让我们大感意外地直言自己并不喜欢当代艺术的表达方式，但他紧接着又会说：“虽然我不喜欢它，但我能够理解它。” 于是，他对当代艺术行云流水般地放谈了一套让前浪学者不得不予以珍视与深思的独到见解。
朱阳还有不少令我们耳目一新的有关当代艺术的判断。比如， 他说：“当代艺术也是一门现代学科，在这个学科里最核心的一样是‘探索’，艺术探索的方法也有很多，包括了如同数学一样的演算。”他还说：“从功能上来说，当代艺术最终服务于一个社会的未来。在工业化的时代，全世界所有城市的未来都是一样的，这点在今天已经基本实现了。但是今天，每个社会都渴望自己有一个独特的未来，这是和过去不一样的。这种诉求已经在影响着当代艺术的转型。所以当代艺术已经朝着更加多元的方向进行探索，也能解释现在当代艺术的评判标准缺失的原因了。”他在这里既解释了当代艺术已丧失了客观的、可以普遍认同的评判标准这一现象——正像他在英国高校有关当代艺术的课堂上遇到连在场的师生们都难以辨别何为当代艺术、何为可以随手扔掉的垃圾那样，他也似乎对当代艺术的未来走向做出了自己的预判。而且，他还谈及“简单地把当代艺术归结为西方艺术也并不是特别合理”，从而寄希望于中国的艺术家们也能够走出低层次的模仿而参与整个人类的当代艺术对未来的探索之中去，等等。后浪艺术家的这番解释，作为前浪的我们，还能够简单化地把他们定格为总是需要我们去加以教育和引导的“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吗？
朱阳作品《森林》水性笔素描，2004年
朱阳作品 陶瓷灯光装置《永远的幸福》（2015年）
如果说朱阳上述有关当代艺术的见解，提供了后浪艺术家的一种有关当代艺术的新解释学的话，那么，他在自己的著作《三维文化：通向未来的文化模型》中力图从“根本原理”上，整体地、更深层次地对“文化”进行阐发，则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文化哲学”思考。这种思考，触及这样一些既宏大又与当下的我们很切近的问题，诸如：相对于既有的一维、二维文化而提出的“三维文化” 概念；低维文化与高维文化的复杂关系；太空时代观察文化所应有的“宇宙视点与视野”；有关人类文化以及民族文化的未来走向的思考；通向未来的文化模型的建构，等等。这些思考所达到的深度， 让我们一度不禁疑心它是否可能出自“85 后”这一年龄段。然而， 将全书完整地读下来，你会发现，他有关人类文化的一系列全新的解读，恐怕也只能出自他这一代新新人类超越常规的阅读视野与知识结构。
在我看来，朱阳在《三维文化：通向未来的文化模型》一书中对“文化哲学”的思考，无疑更为出彩，更有价值，在这本书中， 朱阳的“文化哲学”得到了更为系统而专门的论述。据了解，他的那本书，也将与目前这部对话录同期面世。我有幸第一时间读到那部书稿，当时内心产生的感受，只能用惊诧与震撼来表达。在我初次读完《三维文化：通向未来的文化模型》时，我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一位特立独行、耽于沉思、拥有国际视野的青年艺术家，试图从根本原理上阐释文化之奥秘，重新定义文化，努力超越以往的一维、二维文化，建构崭新的三维文化模型，勘测人类通往文化之未来的必由之路。这一“从太空看地球”所创获的文化图景，很值得我们一窥究竟！
那本文化哲学专著，以及现在这部对话录中概略谈及的文化原理，也让我们看到了朱阳这位后浪艺术家作为后浪学人、后浪理论家的另一侧面。不过，在目前这部对话录中，我们更多看到的还是作为青年艺术家朱阳的“成长的艺术”与“艺术的成长”。在这样一部亲子之间的对话录中，我们不仅读到了一位青年艺术家成长的历史，更看到了一位前浪学者与后浪艺术家的深度对话，让我们不禁羡慕乃至嫉妒起方李莉研究员作为母亲所赢得的一种特殊的成功：“母亲的成功在于孩子愿意向母亲述说他的想法，而母亲也能一直有能力去聆听，并与其对话，在对话中相互理解，并相互得到成长。还在成长中的人，就是还在进步的人，就是还能保持青春活力的人，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就是成功的人。能够成为这样一位与孩子共同成长的母亲，就是一位成功的母亲。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算成功，但我一直在这样努力地做，这样努力地去学习和聆听。” 她之所以能够赢得这样的成功，我想主要是由于她在与儿子的相处中，绝不仅仅是单纯的亲子关系。有时，他们还有一种“准导师” 与“编外学生”的关系；一位前浪学者与后浪艺术家的关系；一位前辈人类学者与后辈文化哲学思索者的关系……正是这种多层多维度的关系，才使这部对话录让我们读起来既兴味盎然又受益良多。
一般而言，在一个相对传统、封闭、保守的社会，往往都是以前浪为尊、为师、为效法对象；而在一个更加开放、进取、现代的社会，则常常是前浪要细心聆听后浪的声音，甚至要以他们为师、虚心向他们学习。这部对话录也不失为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田野记录文本。
另外，在我看来，方李莉研究员的《最后的乡绅家族》、她与朱阳的对话录《成长的艺术·艺术的成长》、朱阳的《三维文化：通向未来的文化模型》，恰好构成了首尾相连、前后呼应，在时间轴上连接着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三部曲”。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相互参照一起阅读，那将是非常有趣而有益的阅读体验。
想说的话还有很多，但为了不喧宾夺主，我还是就此打住。
庚子夏至，于深圳南山瞻云居
作者简介：
李心峰，艺术理论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深圳大学特聘教授，艺术学、文艺学博导、硕导，国务院第七届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理论学科评议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