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方李莉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创所所长，东南大学特聘首席教授、艺术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艺术与人类学研究，著述颇丰，是我国艺术人类学的重要奠基者，曾到中国的许多乡村及少数民族做田野考察，关注全球文化的差异性与互动性，重视不同文化的交流及考察，足迹遍及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等国家的博物馆及高校。
我是中国最早投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学者之一，我是从 2000 年开始关注这一问题的。在 1998 年北京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举办的“二十一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的国际学术论坛上， 我宣读了《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的论文提纲，第一次提出了文化多样性保护的重要理念，当时只是提出了一些看法和观点，并没有完成全文。后来我通过查找资料完成全文，2000 年参加了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举办的“21 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宣读后受到关注，并被评为优秀论文。这篇论文也引起了费孝通先生的关注，他阅读后就这篇文章和我进行了一次对话，并整理成题为《全球一体化发展中所遭遇的文化困境》的对话录，发表在 2001 年第 2 期的《民族艺术》杂志上，同年又由费孝通先生推荐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
当下，保护文化多样性的观点几乎成为共识，但当时大多数人关注社会发展的焦点主要还是在经济建设上，所以我的这些思考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正是因为超前得不到更多的呼应，所以写作和思考的时间很长。由于长时间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研究，确定了我后来的所有研究目标与方向。也由此，在 2000 年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时，我关注到了西部开发经济的同时不仅要保护自然生态和自然资源，也应该保护文化生态和文化资源，因为中国的西部不仅自然生态非常多样，文化生态也非常多样，大多数的少数民族都集中在那片土地上。我的想法不仅得到了费孝通先生的支持，他还亲自设计课题。他将“文化资源”改成“人文资源”并为其下定义，亲自确定课题研究的题目和内容，还带我去甘肃和陕西考察，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了《谈西部人文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问题》的学术报告。在费孝通先生的支持和指导下，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牵头，联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 40 多个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成功地申报了国家重点课题“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国家重大课题“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两个课题一班人马，由费孝通先生担任课题总指导，本人担任课题组组长。
课题的研究内容包括民俗、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戏曲等，共十项，组成了十个子课题组，由 170 多位课题组成员共同完成。课题组成员们深入到西部各个地方做田野考察，收集了大量民族民间文化和艺术资料，并不断发布录音录像及文字资料的阶段性成果，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另外，课题的构架和后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及项目基本一致，因此我也就成了当时最早的文化部参与论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专家，随后又成为我国最早的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2007 年，我被国家人事部、文化部授予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工作者， 由当时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刘延东亲自授奖。在所有的获奖者中，我是年纪最轻的一位，其他都是老先生。如今，当年同时获奖的资华筠先生、祁庆富先生、乌丙安先生均已去世。
之所以回忆这段历史，是觉得自己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经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没有离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实践前沿，目睹了：从民众层面上来说，大家从不知道“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何物，到不但有所认识，还积极投入其中并不断地推进，甚至无论是什么样的传统文化，只要打上“非遗”二字就能得到重视；从国家顶层设计的层面来说，不仅积极申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而且还设立了国家级、省级、市级保护项目名录，并在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中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从教育层面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进入了中小学课堂，还进入了高等院校，并有了培养这一专业人才的研究方向，面向社会招收研究生。因此，十几年来，在整个中国，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几乎所有的传统文化，包括现代文化，都接受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洗礼。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的，既然是活态的，就一定是运动和变化的， 这是其不同于静态文物的地方。也因此，任何以保护或传承为名的行为都是一种强加于它的“外力”，任何一种“外力”的刺激都会加速非遗的改变与重构，甚至加速其商业化的速度，这似乎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事实就是：经过十几年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后非遗’时代”，这个“‘后非遗’时代”就是无论你是否承认，都已经强烈地改变了中国被冠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名的“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在传统基础上进行的创造性转变，还是在践行所谓的“生产性保护”，都在迅速地改变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都是非遗保护带来的成果。但即使是这样，我们的非遗保护理论的变化并不大，因为理论总是滞后于社会实践。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我们必须要重新总结和不断研究，提出一些更新的、更有前瞻性的、更重要的新视野、新观点，以理论指导当下的中国文化实践，避免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不变的文物，以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观点去片面强调其所谓的原生态，从而忽略了其内在的创造性以及所具有的生命力，并因此进一步忽略了其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所呈现出的真正价值。这是我编这本论文集的最大愿望和初衷。
在这本论文集中，我选择了自己从 2001 年至今所写的一些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重要的论文，以近年最新的写作为主，其中有《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从遗产到资源”的理论阐释——以费孝通“人文资源”思想研究为起点》《有关“遗产资源论”观点的提出》《非遗保护 3.0 时代的到来》《本土性的现代化如何实践——以景德镇传统陶瓷手工技艺传承的研究为例》《中国乡村振兴的方向：从乡土中国迈向生态中国》等论文。在这些论文中，我关注“‘后非遗’时代”语境，也就是侧重关注保护与创新的社会现象，尤其关注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的非西方国家所出现的“民族文化”复兴的现象，并认为这也许是新的“文艺复兴”现象，其带来的也许是一场新的人类文明崛起， 将不亚于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的重要性。每次人类面临新的文明转折时都会面临一场思想变革，也就是所谓的“文艺复兴”，这场新的“文艺复兴”中心之地会在中国吗？其将会以什么样新的形式出现在当今社会？这是我在多篇论文中所提及的问题。我认为，如果说当年发生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主要体现的是人们对自身的重新认识，反抗的是宗教对人的束缚，那么今天的文艺复兴主要体现的是人们对自身文化的重新认识，所反思的是现代性给自然环境带来的破坏。而且我认为现代化以后，世界上的所有城市都走向了一体化，而多元文化只存在于广大的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大多保留在乡村，因此文艺复兴的爆发点也许是在乡村。
近些年我一直在关注乡村问题，尤其关注在当代艺术界出现的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现象，我认为这是当代中国文艺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代艺术正在以艺术激活传统乡村产业、传统乡村文化。我还由此关注到当代艺术返回生活现场等现象，关注到以艺术激活的手工艺复兴所带来“中国时尚”的潮流。中国的文艺复兴将会带来一场生活革命，最终会诞生一套“中国新的生活样态”的再建构。新的“生活样态”就是“新的文化”，其是老百姓的生活文化，也就是中国文化的底色，对于人类来讲，还有什么比生活更能养育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道德信条？
我认为每一次的文艺复兴都有其重要的指向性，发生在欧洲的文艺复兴返回到轴心时代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那是欧洲文化的精髓，体现的是城邦文化、商业文明，所以最终指向了以商业为中心的工业革命。其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就是通过科技的发展，为人类社会打下了丰厚的物质基础。但其弊病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那一套生产技术、方式包括价值体系难以让人类社会可持续地发展下去。因此，人类需要重新思考，找到一条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的和平之路，中国人是否可以参与寻找， 甚至带头寻找，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在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的历史转折点上，中国人是麻木的、被动的，甚至是被迫转型的，那么今天的中国人面临社会的再一次转型，我们是否能醒悟，不但做到自主转型，还能做到率先转型？我认为认识论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敏感度和一系列认识论的文章出现，我们还是有可能滞后。因此，需要有学者不断地去思考、去呼吁，去积极地参与当下的社会实践。同时还要认识到，所有的理论都不是学者发明创造的，而是在社会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如此的现象和潮流，学者的任务就是要去发现和总结，并将其呈现出来。这个工作也很重要，因为历史的潮流没有必然性，只有我们看到了、发现了其有可能走向对人类发展有利的方向，有意识地去引导、去产生共鸣，才有可能将人类社会发展的洪流导向更利于人类生存的方向去发展。
我花了 20 多年的时间一直坚持在田野中感受中国社会发展的脉搏， 希望中国能率先进入一场新的文明的建构，我认为这一新的文明的特征， 一定是建立在智能基础上的生态文明体系，而且中国有条件、有基础在这样的时代走向新的文明。因此，我在近期写了一系列《中国乡村振兴的方向：从乡土中国迈向生态中国》《手工艺的复兴与生态中国之路》《论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等论文。
希望我的这些论文能抛砖引玉，最好能引起一场广泛的讨论，如：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保护它？它与我们未来社会发展的关系是什么？如果人类社会有一场新的文艺复兴的出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其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人类社会的转型中， 我们对它的重新认识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有关这些问题在我的论文里都有所涉猎，但有时候我并未完全将其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是将其作为传统文化来讨论，但其终极指向是一致的。敬请读者们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