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美学研究与经典人类学研究有着各自清晰的学科范畴，20世纪以来，随着跨学科研究日益普遍，对于旧有的问题，学科间互渗不仅催生了许多新的学科意识，也产生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美学研究的人类学方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并应用的。美学与人类学的学科互渗早在20世纪以前就已开始，但在学术史上却往往被认为是比较晚近的事。荷兰学者范丹姆所著《审美人类学：视野与方法》不仅明确将审美人类学的诞生追溯到1891年前后格罗塞的相关研究著述，而且将“研究人类审美现象的学问”的审美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突出其跨文化、跨学科和语境性等的研究方法。
人类审美具有普遍性
范丹姆关注人类的审美普遍性问题，他明确说明自己的人类学研究范围：“对于人类学，我在两个意义上使用它，既指无所不包的人类学研究，亦指作为民族志的经验性研究。”他提出生物进化论的视角及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认为神经系统层面是多种审美经验的基础，即“任何更高级或更复杂的事物，都要建基于相对低级或基础的事物之上”。在这种观念下，人类的审美不仅与神经元一样，而且也将这种审美能力的获得追溯到人类的诞生之初。这种以神经生物学为基础的美学、艺术研究思想在西方由来已久且几乎未中断过，甚至从亚里士多德就已开始。随着近代科技的进步，我们对人类神经生物学有了越来越多具体的了解与实验，神经元美学研究与神经元艺术研究等领域将大有可为，传统的艺术问题与美学问题将会在神经学视角下得到一个全新的甚至是颠覆性的答案。这种研究方法之所以能够可行，是因为“无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中，生产和使用艺术的个人和群体在社会和文化上有多少差异，他们都有，且始终拥有相同的生物属性”。
日常经验是获得审美的重要基础，可以说，审美就来自于对日常经验的感性把握，因此，范丹姆非常重视对“日常之美”的把握与研究，试图建立一种包括“日常之丑”的“日常美学”。
审美与经验、感性确实存在着重要的关系，我们很难从概念本身来把握美感。虽然哲学美学带有康德哲学反思的形而上学意味，但是，我们仍可去体会1750年前后鲍姆嘉通创立美学时对这个领域的基本认识。鲍姆嘉通将“美学”理解为一种“感性学”，认为，感性的完善是美的，感性的不完善将会是丑的。由此可见，经验性与感性构成了审美的基本要素，人类通过日常的经验与感性，可以成为范丹姆所谓的“审美的人”。由此，范丹姆认为，审美领域必须扩展，必须走出哲学审美观影响下的审美偏见。这种偏见的具体表现是，以视觉等直接感官作为艺术分级的重要依据，同时将审美与艺术建立最直接的联系，这样不仅将审美局限于艺术领域，而且更多地忽视了多种感官甚至是多重感官对于审美的重要性。所以，民族志的发现将审美扩展到更加广泛的审美领域。
所以，学者以人类审美具有普遍性为逻辑起点，从生物进化的神经元视角出发，重视人类的日常经验感性，以人类学民族志发现为重要依据，将人类学的经验性立场、跨文化视角及对社会文化语境的强调融合在美学研究之中，拓展了审美领域。
人类审美也具有偏好性
人类的审美同样也具有偏好性，这种审美偏好可以用言语表达出来，也就是说，我们对审美进行具体表达的时候，表达方式与表达言语就包含了对于审美的偏好。范丹姆以艺术研究为例，认为在任何具体的艺术研究中，都要将艺术批评、艺术家及审美词汇结合起来。
首先，对于艺术批评的研究，有观察式的审美判断与实验式的审美评价两种。范丹姆认为，观察式的审美判断更加关注非正式的批评，努力挖掘其背后的动机；实验式的审美评价关注一定信息下的审美排名，并以其作为起点进行更广泛的审美考察，在类似评奖等机制下深入考察进行排名的依据及依据背后深层的动机。
其次，“除了评价自己或同行的作品，艺术家还是能够指导或训诫学徒的教师”。被作为批评家的艺术家往往对艺术品的审美批评具有无法替代的重要影响，与此同时，艺术家对学徒所提供的艺术指导也存在美学信息源，也是获取审美信息的重要途径，此外，参与艺术家创作过程也可获得审美研究的重要信息。范丹姆旨在强调考察艺术家的训练及艺术创作活动，能够成为获取审美信息、传递审美信息的有效方式。
最后，本土学者对审美词汇的考察使审美偏好的经验性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这些审美词汇或隐或显地存在于当地各类文学特别是不同形式的口头文学传统中。审美词汇要根据不同的场合及不同的资料来考察评价审美对象的术语及措辞，这种审美词汇的研究与比较以多种角度展开，例如不同地区如何用当地语言表达同一个审美范畴，面对同一现象不同身份的人进行讨论与评价时所使用词汇的异同等。这些具体的语言数据及语言材料需要进行相关的田野调查，审美词汇作为这样的调查结果成为艺术活动中审美概念表达的起点。对这种具体的审美词汇的关注有效地解构了西方中心式的审美话语权威，对于地方性审美活动，不必再尊崇西方言语来描述与表达自身切实的审美感觉。
以艺术活动为例，范丹姆试图为审美偏好的经验性研究架构起一个逻辑清晰的方法论体系，从艺术批评研究到艺术家研究，从审美词汇作为审美偏好的记录到通过审美词汇考察而体现的审美意识的研究。他将这些方法综合运用，将研究对象与社会文化深入地融合起来，突出了经验性、语境性及跨文化等方法立场对于具体的审美活动的视野拓展与方法更新。
“世界美学”概念的提出
对于人类审美的普遍性与偏好性的理解涉及美学的普遍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用一种“全球视角”对美学进行研究，我们“首先想到的第一个学科便是人类学”， “世界美学”概念的提出，便将美学研究纳入了全球性视角。人类学对全球性视角美学研究提供了从审美理论建构到文化范围拓展及独特的研究方法等多种贡献。其中，在方法层面，范丹姆提出人类学方法的三个标志：以经验归纳为立场、对语境的注重以及全球性跨文化比较的视野。
与此同时，范丹姆关注到人类学家虽赞同审美偏好受文化限制，但几乎不阐明美学中的文化相对主义。对此，他认为，“美学中的文化相对主义可以表述为，不同的社会文化理想导致了不同的审美偏好”。引起美感的刺激物随文化差异而有不同，从某种意义上，审美经验本身也具有变异性，所以在不同的文化传统语境中会产生多种审美经验。人类学家通过记录审美偏好数据而常常强调美学中的文化相对主义，但是随着记录“扩展到考察当地的审美概念，分析审美背后的系统的文化观念，他们的研究就变成了跨文化美学研究者优先考虑的对象”。
所以，审美人类学将考察领域扩展为全球性的人类普遍审美经验与审美现象，在这种美学中的普遍主义观念下，考察人类共通的审美特征；与此同时，也要以美学中的文化相对主义为重要依据，考察审美的文化相对性及语境性。正是将这两个层面的审美研究有效地融合在一起，审美人类学研究的视野才得以确立，经验性、语境性及跨文化的核心方法应用于美学研究的可能得以实现。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3月24日
http://www.cssn.cn/zhx/201603/t20160324_2935708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