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李莉：遗产·实践与经验

出版社：云南教育出版社

版次：2008年12月第1版

内容摘要

本书强调田野工作，所侧重的是本土化的经验与社会事实。因此，中国经验是本书的特色与切入点。书中许多论述都是来自田野的第一手资料，所使用的材料大部分是作者十几年来所做的一些具体个案研究，其中主要是作者所承担的两个大型国家重点课题—“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和“西部人文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里的一些个案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我们能感受到中国政府及不同地域的民间社会，包括不同专业领域的学者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中对遗产保护所持的各种不同态度及认识，这一切形成了种种“权威”与“力”，它们在合力重新建构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新的中国民间文化和民间社会。从某种程度来说本书就是在剖析和展示这种重新建构的过程。

目　　录

引言/001

一、 研究的缘起/002

二、 主要关注点与研究方法/004

三、 由时间尺度形成的“异文化”经验/007

第1章

不同语境中遗产的概念/011

一、 有关遗产的概念/012

二、 中国语境中遗产的概念/013

三、 欧美语境中遗产的概念/017

四、 日本、韩国语境中遗产的概念/020

五、 不同语境中遗产概念理解的偏差/023

第2章

欧洲经验在中国的实践/025

一、 生态博物錧模式的建立/026

二、 谁能拥有文化解释的权利/029

三、 警惕潜藏的文化殖民/035

第3章

全球一体化与文化边缘人/037

一、 文化遗产传承主体的集体出走/038

二、 面对外来文化的长角苗人/040

三、 寨子里出外打工的群体/042

四、 传统文化的边缘化/045

五、 年轻人的向往/048

六、 自主权与生存权孰重孰轻/051

第4章

文化变迁的两种不同模式/053

一、 关于建立文化生态区的思考/054

二、 不断变革中的长角苗文化/055

三、 文化地图的断裂与重构/066

四、 文化变迁的不同模式/067

五、 西方理论与具体实践之间的距离/068

第5章

遗产语境中的民族艺术/073

一、 将民族艺术还原到其所属的文化系统中/074

二、 长角苗的艺术与文化符号/076

三、 长角苗艺术的表达方式与文化类型/078

四、 长角苗的图像艺术与装饰主体/079

五、 长角苗服饰纹样的象征意义/083

六、 长角苗的声音艺术与政治权利/087

七、 长角苗人声音艺术伯表达场所/091

八、 长角苗人的艺术与历史记忆/093

九、 长角苗人艺术形式的文化表达/097

第6章

民间艺术与民间原生文化之间的断裂/101

一、 陕北的民间艺术/102

二、 洛川的面花与刺绣/103

三、 安塞的农民剪纸/109

四、 农民艺术家的审美困境/121

五、 农民画的创作训练/124

六、 农民画的创作危机/128

第7章

边缘化了的乡村手艺与手艺人/131

一、 关注乡村手艺及手艺人/132

二、 过时的农家器具/132

三、 村子里工匠的命运/135

四、 陕北窑洞与箍窑人/137

五、 已经萧条的陈炉镇窑火/145

六、 罐罐窑村不再烧罐罐/152

第8章

人文资源与民间文化的再生产/155

一、 来自西方后现代思想的启示/156

二、 从文化遗产到人文资源/158

三、 西部民间文化再生产的基本概念/160

四、 作用于民间文化再生产的各种“力”的构成/163

五、 传统文化的流变与再生/177

六、 民间文化再生产中的空洞化/184

第9章

遗产保护与道德文化的重建/189

一、 全球一体化中的“文化自觉”意识/190

二、 来自生物入侵的思考/192

三、 文化发展整体观的提出/194

四、 关注农民心灵的绿洲/197

五、 道德文化也是一种社会资本/202

第10章

遗产保护中的生态压力/207

一、 中国西部文化中的生态压力/208

二、 遗产保护中的生态概念/213

三、 人类所面临的文化反思/217

四、 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与人类未来的生态观/223

结束语/227

保护、创造与未来/228

后记/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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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一、研究的缘起>

　　1998年在北京大学大学百年校庆举办的“文化自觉与跨文化研究”国际研讨会上，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萨林斯的发言引起了笔者的思考。他认为，“世界文化的同质化和多元化是同时出现的，伴随着全球化的开始，80年代许多第三世界出国生活的移民们又回到自己的国家来创建新的生活，也就是本土文化的一种复兴。他们的变化是在技术和生活方式上继续学习西方，但一些已经失去了的传统观念和文化正在恢复，如传统的庆典活动、传统的公众仪式、传统的亲属网络等。他认为，这种传统的恢复是创新的一种手段，世界文化的一体性和差异性是同时发展的，保护自己的文化传统已经在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形成一个普遍的现象，这些非西方的人创造他们文化观的斗争已摧毁了传统与变迁的对立、一体化和多样化、西方化和本土化的对立[1]。”他的这些观点笔者后来在他的《甜蜜的悲哀》一书中也读到过。他的有些理论笔者是非常赞成的，他是当今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类学家。但笔者认为，他所说的这些文化的恢复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恢复，因为，作为文化来讲，那些与人类生计有关的文化，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文化的内核部分，而其它的则属于外围部分，如果内核已经改变了，它的外围部分还能存在吗？因此，当时笔者认为有关文化多样性的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讨论，并不是像他所认为的那样已经结束，而是刚刚开始，或者还未完全开始。

　　在那次会议上，美国的人类学家桑格瑞认为，过度的强调本土化就会产生极端的民族主义、关门主义，甚至民族冲突乃至战争[2]。笔者认为，这也不是没有道理，但造成这种原因的，正是文化生态遭到了破坏的结果。因此要避免这种后果，首先就是要要求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互相尊重彼此的历史、彼此的文化，而对个人来讲则要求尊重对方人格上的独立。在本世纪，人们关注的焦点可能不再仅仅是自然生态的问题，更重要的还有一个文化生态的问题。这个问题必然要涉及到民族与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身心理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种种关系，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将牵涉到整个人类未来的命运和前途。我们要在处理好这些关系的基础上，重新恢复人类早期的那种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在重返大自然的同时，重返我们的精神家园，重建我们新的文化观念。

　　于是，笔者撰写了一篇题为《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的论文，在论文中写道：“据统计，随着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每天都有100种左右的物种在消失，这么多物种在短时期内的消失，会使得地球上错综复杂的生命之网的完整机体，遭到致命的伤害。但是，却从来没有人统计过，随着工业文明的浸染，每年有多少地方性的传统文化在消失，而这种消失也会对人类的文化生态带来伤害吗[3]？”“在现代化文明迅速席卷全球的今天，每时每刻都不知道有多少传统的土生土长的文化在消失。一种落后的传统地方文化的消失，谁也不会注意、谁也不会感到惋惜，但当成批的这样的文化群都在消失的时候，人们有没有想到过，这是不是一种文化的生态在遭到破坏？也就是说，以人为中心的观念正使得生物圈内的生物在急剧的递减，同样，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观念也正使得文化圈内的文化种类在急剧递减。同时，也是不是可以说，人类现代的物质文明是以生物的多样性减少为代价的，而人类现代的精神文明却是以文化的多样性减少为代价的。我们现在感到的是自然生态的被破坏，自然资源的在减少，但同样我们将面临的还有一个文化生态的被破坏和文化资源在减少的问题[4]。”

　　论文思考的时间很长，从1998年开始，几易其稿，到2001年才最后完成。论文写完后，被刊登在北京大学学报上。该文章刊登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当时《南方周末》的一位记者采访笔者问道：“许多地方性的文化一旦消失，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面对这些文化多样性的消失，我们应该有些什么样的保护措施？”笔者当时的回答是不确切的，因为觉得，自己当时的一些提法更多的是一种直觉，但要提升到一种理论的高度来认识，还需要有更多的研究，需要有大量的实例来说明。当时我们国家正在进行西部大开发，为了保护西部的人文资源和文化生态，2001年，笔者承担了国家重点课题“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及“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的研究。于是笔者回答记者说，我会用五年的时间和我们课题组的学者们一起来对西部不同类型的文化进行考察，最后通过实际认识来回答这一问题。时间很快，转眼7年时间都到了，课题也结题了，到了该交卷的时间了，这本书可以说这是这一思考的一份答卷。

二、主要关注点与研究方法>

从2001年到现在的7年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我们刚开始做西部课题[5]研究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还是一个冷门。但到2003年以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成为了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不仅是学者关注，各级的政府乃至民众都很关注。笔者所在的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成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学术研究中心，笔者也由于长期关注文化多样性发展的问题，被吸纳进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成为其中的一位成员，参与国家一系列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的制定、学术的研究、名录的评审、传承人的认定等等工作。也由此，笔者最初关注的是文化生态，文化多样性发展，人文资源的保护，到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由于出发点不一样，笔者虽然近来写了不少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文章，但在骨子里并不仅仅是把它作为一种遗产来研究，而是把它作为一个文化的整体来看待。因此，在笔者的研究中，作为文化遗产无论其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它们都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这里面所涉及的问题不仅是文化遗产，还应该是文化生态和文化资源；另外作为遗产，不仅只有文化遗产，而还应该包含有自然遗产。也应该包含自然生态和自然资源。笔者希望自己的研究有一个开阔的视野，在这一视野中，不仅有文化遗产的保护，自然遗产的保护，还应该有它们之间所形成的一种互动关系。也就是说，将文化遗产、文化生态、文化资源与自然遗产、自然生态、自然资源联系起来，寻找我们当今社会所遇到的问题，同时在问题中寻找未来社会发展的路。因此，在笔者的研究中，遗产不仅仅是过去的遗留物，也是可以用于我们当今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是建造未来新的文化的起点与基础。因此，它连接着过去、现在与未来，不仅与人类过去的生活，也与人类现在的生活和未来的生活息息相关。

在目前中国人文学界的研究中，更关注的是文化遗产，对自然遗产关注得还不够，或者关注了，但很少将其与文化遗产联系在一起论述。但在本文中它们是一体的，是互为联系又互为制约的。另外，有关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们当前的研究中也往往是分离的，当人们讲到物质文化遗产时，往往将其与博物馆或考古学中的文物研究联系在一起。所谓的文物，大都是古代皇宫贵族的遗物和奢侈品，而那些与普通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生活器具、劳动工具，交通工具包括建筑等，它们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更迭而完全消失，有的还广泛的存在于中国的民间。当然在社会发生剧烈变迁的今天，它们正在迅速的消失之中。它们虽然没有宫廷器物的金碧辉煌，却代表了中国农业文明时期整体的文化形式，它们是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设备，因此，在笔者的研究中，它们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可分离，而同时存在的。

另外，本文还要关注的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口传的宇宙知识，仪式表演、手工技艺等，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要素相互关联，有机地存活于共同的社区或群体之中构成非物质的生命环链；在历时向度，则包括它由生成、传承到创新的全部过程。”因此，虽然我们将其定义为遗产，事实上其并未逝去或消失，其还在存活，我们保护它的目的里面含有传承与创新。而在传承与创新里面必然包含有人，这些人就是尚还生活在农业文明中的广大农民，或城镇里的手艺人。

在这里要提示的是“遗产”这两个字，它让我们想到的是过去的、已经在现今时代失去了作用的东西。叫它“遗产”，实际上就是已经将它定义为必将要过去的，或者已经过去了的，将要消亡的东西。这是一个静态的、固化的、不可逆转的状况。因此它尽管存在，我们的学者往往是把它当成一种传统留存下来的“活化石”，或设博物馆、设民族文化生态园、“原生态文化保护区”，将其保护起来。但事实上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是可以保护的吗？要保护，如何保护？毕竟它和人有关系，只有人才是这些文化的载体。如果将其定义为遗产，那么承载着这些遗产而生活的人是不是也成为了过去的人，过时的人，即将被淘汰的人？他们愿意当过去的人，过时的人，即将被淘汰的人吗？如果不愿意，他们会选择什么样的生活？他们还会愿意继承他们的传统吗？保护他们的文化遗产吗[6]？这是笔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因此，那些尚活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个人或群体是本文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本文关注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行动，他们对遗产的态度等等。

以上是笔者的研究视野与角度，至于研究方法，笔者希望在本书中所阐述的不仅仅是抽象的理论，而是社会生活中一个个活生生事例的解剖。这种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强调文化的整体性。在论文或专著的写作时，往往有很清晰的专业领域与角度，但当我们接触到许多的社会事实时，我们会发现生活是一个很难分割的整体。工业文明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专业化的分工，工具理性的使用。正因为如此，对遗产保护的研究也被分割成无数的板块，被不同专业的学者来将其划归到自己专业的领域中，强调了与自己专业有关的一面，而遮蔽了与自己专业无关的一面。这样的研究操作起来固然方便，也使得“遗产”失去了其原有的整体性，失去了其本该有的生命力，成为了一种死去的“物”或标本。这是在本文的研究中希望能极力避免的，也正因为如此，笔者在论述问题时，尽量还原生活中的本来面目，强调田野现场的考察与感受。

本书强调田野工作，书中的许多论述都是来自田野的第一手资料，所侧重的是本土化的经验与本土化的社会事实。因此，中国经验是本书的一个特色与切入点。其中所使用的材料大部分是十几年来笔者所做的一些具体的个案研究，包括笔者所承担的两个大型国家重点课题——《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和《西部人文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里的一些个案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我们能感受到中国政府及不同地域的民间社会，包括不同专业领域中的学者们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中，对遗产保护所持的各种不同的态度及不同认识，这一切形成了种种“权威”与“力”，它们在合力重新建构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新的中国民间文化和民间社会，而本书的写作，从某种程度来说就是在不断地剖析和展示着这种的重新建构的过程。

三、由时间尺度形成的“异文化”经验>

在本文的研究中，笔者还想强调的就是由时间尺度所形成的“异文化”经验。笔者曾于1993年至2001年期间研究景德镇民间陶瓷工匠的文化。在研究中，笔者发现人类学中“异文化”的概念可以由地理空间的尺度来划分，同样也可以时间历史的尺度来划分。在历史上，时间历史的尺度是很长的，甚至在短时间内社会的流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在当今，社会的流速越来越快，也越来越迅速的缩短了时间划分的尺度。其不仅不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义素，而且成为文化研究中最需要关注的因素之一。

有关这一认识，笔者是在景德镇做考察时体会到的，笔者曾在《景德镇民窑》一书中写道：“我所研究的景德镇民窑从其地理空间位置来说，它是我的故乡，并且，我对现代陶瓷艺术及陶瓷历史有着相当程度的熟悉和了解。我熟知陶瓷的原料和技术流程中的每一个标准的世界通用的科学名称，这是在学陶瓷工艺学时书上写的和老师教给的。因此，研究传统的景德镇民窑文化对于我来说应该是属于一种本土文化甚至是一种本行业文化。但我发现当地老一辈陶工们告诉我的各种传统的有关陶瓷原料和制瓷技艺方面的名词，都是我完全不懂和不熟悉的。比如我知道做瓷器的瓷土叫高岭土，但却不知道什么叫泥古，什么叫货角子、捡渣、脚板屎、料板屎等这些在不同工序下和不同场合下的不同瓷土的称呼。再如，我只知道瓷器的成品可分为一、二、三级和等外品，但却不知道它们在传统的民窑业中并不是这样简单而缺少特点和层次的分法。它们根据在烧窑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不同部位上的不同缺陷，被分为青、正色、次色、正脚、下脚、炭山。而这些等级又是按照其缺点如慢跷、落渣、压釉、猪毛孔、窑嫩、夹蚤屎、水边泡、毛料、硫磺点、折底、阴脚嘴、釉惊、虚泡、折底不漏水、阴色、窑阴、泥土色、糠头、灰点、射火等的多少、轻重来划分的。以上这些丰富的、细致的、生动形象的行业用语，对于我来说都是完全陌生的，是在一些正规的具有科学性的陶瓷工艺学的书本上查不到的。因此，对于一个只受过正规的现代陶瓷知识方面教育的我来说，这些传统的民窑业中的文化和知识完全是属于一种我难以理解的“异文化”。这种“异文化”的形成并不是由于空间地理位置或是行业的不同所造成的，而是由于时间，是时间的差距和时代的维度使我们的祖辈们完全生活在与我们不同的经验世界里。难怪有人感慨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发达，使人类越来越强化了横的联系，越来越加速了文化更新的进程，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基本上铲除和融化文化的地域差别，倒是可能扩大和加剧时代的差别。地球村的同代人吃着同样的食品，穿着同样的衣服，住着同样的房子，流行着同样的观念，甚至说着同样的语言，但到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50年代的人要了解二十一世纪30年代的人，2020年出生的人要了解2010年出生的人，有可能就像现在湖南人要了解海南文化，中国人要了解英国文化一样困难[7]。也许有人会觉得这种看法未免会有点夸张，但我深有体会的是，我在书中所介绍的有关景德镇民窑中的一些习俗、行业语言、行业的分工与组织，还包括各行各业各工种的名称，这些一直延续到了1949年前夕，甚至是五十年代的事情，到现在如果你拿着这里面的一些名词去景德镇的陶瓷厂，问一些中、青年工人，他们一定会感到很茫然，不知你在说什么。比如你即使去问一个年青的烧窑工，什么叫驮坯工、什么叫加表工、小伙手、推窑弄、挖兜脚，尽管这些都是属于一直到1949年前夕还存在的烧窑工的工种名称，但他也一定会听不懂答不上来的。因为随着生产技术的改变，各种专业名称进入国际流通渠道中的规范化、统一化、标准化以后，那种传统的、曾代表了景德镇陶工们祖祖辈辈所建立起来的经验世界中的行业语言便彻底地、一点不留地消失了。

景德镇有着悠久的制瓷历史，在这里关于瓷器，从原料到制作成型，到烧炼、彩绘、成品的造型、纹饰等等各个品种、各个工序的每一个动作、步骤都有着各种特定的词语，都有着细致而准确的表达和描述，足可以编出一本厚厚的专业词典，但这些绝大部分都无法进入现代的陶瓷工艺学、陶瓷美术学的统一名词中去。因为它们所代表的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技术和传统的地方文化，因此，必然要被先进的、科学的、世界一体化的现代文化排除在其视野之外，排除在学者、专家们的研究之外，最令人婉惜的是它们在历史上也没有被纳入到正统的文化之中。中国封建的历史向来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历史，不仅工匠们没有位置，就连同他们所创造的，曾被当作中国最值得骄傲的陶瓷技术，在传统的重道不重技的思想指导下，也是受到忽视和缺少完整记录及研究的。虽然在《天工开物》、《景德镇陶录》、《陶冶图说》、《陶说》等古代工艺典籍中对景德镇陶瓷制作过程都有所记载，但那都是比较简单的、零星的和不够系统的。当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后，这种手工艺技术更是受到轻视和认为是不重要的。因而这种由陶工们长期在生产实践中积累下来的一种智慧和经验便逐渐地被隐藏到了现代人难以进入的语言屏障之后，隐藏到了现代标准化的科学语言无法照亮的黑夜之中，他们为了不接受这种黑夜，便力图忘记和抛弃那些传统的、不符合国际流通标准的行业语言。现在年轻的一代陶瓷工人，他们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终于抛弃了过去，走出了黑夜。我所了解的有关传统手工陶瓷业方面的所有行业语言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艺人们告诉我的，他们还和传统有着某种割不断的血缘般的联系，正是借着他们的这种联系才使我写出了这本书的中、下篇内容，也才使我在书中采用了大量的丰富的行业语言，并加以了适当的解释，在写这本书的某些部分时，我甚至觉得自己是在进行一项翻译工作。我在想，韩少功以一个村庄的俗语写了一本《马桥词典》，如果我要将民窑业中有关生产、劳动、生活中的许许多多的行话俗语收集起来，也一定能写出一本厚厚的，内容丰富的，并且非常有意思的景德镇传统民窑业词典[8]。”

笔者考察景德镇的时候，国家改革开放的时间还不长，大多数人都还沉浸在求新的变革中，还没有意识到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笔者虽然已感觉到了许多传统文化正在迅速的消逝，而随之许多民间智慧也在被淹没，但笔者还不能用一种理论来表述它，只是凭着直觉来记录这些民间即将消亡的知识。

笔者在这里重提这一研究，主要是强调文化划分的时间尺度问题，为的是告诉读者，这是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为了考察那些传统的文化，本书所关注的和所研究的对象大都是老人，年轻的一代对他们自身的地方性文化已经隔膜了，他们所熟悉的是现代的城市文化。时间的流动正在飞快的覆盖着那些过去的文化，它们在笔者的眼前一幕幕的过去，有许多当年笔者访谈过的老人，如今已经故去。而故去一些老人我们就会失去一些研究传统文化的资源，因此，到田野中去理解他们，记录他们的生活，研究他们的“思想”，也是我们今天要做的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急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之一。而本书就是在记录了大量的这些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老人们的生活和“思想”以后，所做的一些研究，所总结出的这些现象背后的一些文化规则与理论。

后记>

本书中的所有案例几乎都来自中国的民间社会，这是构成中国文化的基石。书中所关注的人也基本是中国不同民间社会的农民和手艺人，他们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传承者。千百年来我们关注的文化都是精英文化，我们关注的历史，都是帝王将相的政治史。包括我们的历史博物馆，我们的故宫博物院，里面收藏的大多是皇宫贵族的奢侈品和玩物，如象牙雕、漆器、金银器、景泰蓝、陈设瓷等。那些反映民众生活和生产方式的生活器具与生产器具，里面包含有大量的民众智慧、传统知识。但由于平实朴素，竟然被认为不美，不能登大雅之堂。这不仅仅是对遗产价值观的判断问题，也是我们对文化的认识问题。
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纠正了这种偏见，让我们开始正视了普通民众的生活，开始以一种更加开阔和更加包容的眼光去注视、去阐述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空间、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这是人类学的观点。持有这样的观点，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非常重要。
我是从1993年开始关注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研究的，最早是从景德镇民间陶瓷手工艺开始，花了几乎九年的时间，完成了三本专著，共九十多万字。从2001年开始，牵头承担了两个国家重点课题—“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和“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这是两个大型的集体课题，有众多的学者参加，课题收集了一千多万字的文字资料，还有大师的音频和视频资料。并采用田野考察的方式，撰写了七十多份有关西部不同地区人文资源的个案研究报告，完成了《从文化遗产到人文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报告》的总报告书。
这么多年的研究为本书的写作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田野资料，也使本人对中国的民间社会及民间文化有了较深的理解，进而上升到对中国文化和人类文化的总体认识。本书的大量例证来自“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和“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这两个课题的田野考察资料，因此，这是一本实证性较强的论著。在这里我要感谢和我一起参与这两个西部课题研究的学者们，因为书中的许多案例除大部分来自我本人的田野研究外，还有小部分来自他们的田野研究。由于出版社限制了篇幅，还有许多精彩的案例没用上。但是在撰写课题总报告书时，课题组众多不同的案例研究给予我思想上的滋养，给予我学术视野上的开阔，使我要写作中能够站在一个较开阔的制高点上，不致于盲从和偏激，同时也能注意到从中国社会和民众的生活实况出发，谈一些自己的见解。
我要感谢费孝通先生，他是这两个课题的学术指导。他晚年提出来的“文化自觉”的思想一直影响着我，这本书中的许多观点都缘于他这一思想的启发。对于西部课题的研究，费孝通先生指导说：“围绕着西部的文化变迁和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这个主题提出问题，然后通过考察来认识问题和回答问题，这种做法是可行的。这种从实践中得来的认识往往比从书本上得来的认识具体得多、充实得多。因为它不是从概念中推论出来的，更不是凭主观臆想出来的，所以只要能自觉地、不留情面地把考察中一切不符合实际的成分筛选掉，它就会成为西部文化变迁历史轨迹的真实纪录，即便过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当人们来翻看时，仍然具有价值。这种价值就在于它是未来的起步，而今后的变化则是它的延续。我们的一生，人类的一代又一代，对事物的认识总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跟着往前走的。我们今天对西部文化变迁的认识，过些时候回头一看，这不是也很好么？社会总是在不断地在新的认识中发展的。包括我们的学术研究也一样，每一次的实地调查都会给我们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甚至是一种认识论的提高和一种新的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这么多年来，我就是记住费先生的这些教导，一直在西部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做考察。可以说，如果没有这几年的课题研究，没有这几年在西部所做的一些田野工作就不会有这本书的出现。因此，我深深地怀念费孝通先生，他是我心中永远鼓励我前行的人。
我要感谢彭兆荣教授，如果没有他也不会有这本书。这几年为了做课题我很忙，现存课题结束了，但还有很多后续的工作，很难抽出精力来写这本书。是彭兆荣教授多次鼓励我，鼓动我，使我将其承担了下来。而且作为本套书的主编，他对遗产保护的许多观点和反思，也给予我启示和灵感，许多想法是在与他的交流及碰撞中产生的。包括李春霞博士，她所收集的大量的国际相关研究及相关遗产的保护政策，都使我在写作中得到很多的启示。
我要感谢我所工作的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我的学术研究在这里得到了领导的大力支持与重视，这里具有良好的研究条件。而且这里已成为全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与资料。书中大部分照片是我自己在考察中拍摄的，少量照片来自和我一起考察的学生安丽哲、吴昶、孟凡行等。在此我要感谢他们。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我是在一个传统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家庭中长大的。从小只要是读书就能得到父母的大力支持。他们还帮我带孩子，照顾家。现在母亲已经去世了，父亲还在帮我管家，还在为我的著书立学做贡献。还有我的丈夫，他也一直是我事业上坚定的支持者，我常年在外面做田野，他不仅没有埋怨，还尽可能地帮助我，有时甚至与我一起同行。他的帮助不仅是精神的，也有物质的，因为在考察中，课题不足的费用，往往是由他来垫资。儿子是英国伦敦大学三年级的学生，近几年的暑假他都是与我一起在田野中度过的，他是我们课题组的义务摄影师。去年暑假他还和我们一起开车去西藏考察，他爱好野外工作，丰富的野外作业知识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
最后我还要感谢云南教育出版社，他们的工作效率及敬业精神在我接触过的出版社中是少见的。从书稿的策划、编辑到版式的设计、编排等，他们都非常严格认真。我之所以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这本书的写作，与出版社的工作也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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