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欣：《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以徽州传统村落为个案》
书名：《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以徽州传统村落为个案》
作者：汪欣
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6月第1版
ISBN：978-7-5130-1656-7
字数：261千字
定价：49.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综述国内外各学科领域对传统村落的研究现状，以及国内外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实践，介绍关于传统村落保护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以文化生态学为理论基础，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视角，探讨徽州传统村落的历史发展、存在现状以及文化生态变迁；通过考察徽州传统村落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情况，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村落的关系，探索徽州传统村落保护的途径；最后，作为全书总结，探索以村落为单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模式。
目录
第一章研究述评
第一节关于村落的研究现状
第二节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村落保护的研究现状
第三节关于徽州村落及其保护与发展的研究现状
第二章理论基础
第一节文化生态学理论
第二节研究方法
第三章传统村落的界定与保护
第一节传统村落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传统村落的保护案例
第三节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第四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
第一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第二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原则
第三节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第五章徽州传统村落及其文化生态
第一节徽州传统村落
第二节徽州传统村落的文化生态及其变迁
第六章徽州传统村落保护的历史与现状
第一节徽州传统村落保护的历史
第二节徽州传统村落保护与乡村旅游
第七章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村落
第一节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
第二节徽州传统村落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八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徽州传统村落保护
第一节徽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第二节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第三节对徽州传统村落保护的思考
结语以传统村落为单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文化生态
参考文献
后记
附录：1.《徽州传统村落调查提纲》
2.《徽州传统村落调查报告》
3.《田野随笔：寻访皖南古村落》
前言
现代化的中国以城镇化为发展的楷模和目标。城镇化的中国，迎来了村落时代的终结。乡土中国正在被城镇化改造。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制度和中华传统文明载体的传统村落，在一轮又一轮的城镇化改造中，从衰败走向消亡。在现代化的今天，这些传统村落将何去何从？这是农业中国向工业中国转型过程中面对的时代命题。
在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下，文化遗产保护的领域也不断拓展——从单体文物到建筑群、历史街区，再到一个村庄、一个城镇、一个城市；从物质文化遗产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我们认定了历史街区和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旨在实现物质遗产与历史环境的整体保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我们通过生态博物馆、民族文化生态村和文化生态保护区，探索了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置于文化生态环境之中进行整体保护的模式。无论哪种模式，都旨在完整地保存承载中华传统文明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举措的提出和实施，都是在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思潮下，人们为尽可能地保留传统文化基因而做的努力。
人们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发现问题并努力去解决问题。传统村落的消逝是近年来被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冯骥才先生一直在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古村落的保护奔走呼号，并倡导建立了“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他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最濒危的是三个方面：一、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二、文化传承人；三、古村落。”“古村落是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体。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上在农村，文化的多样性在农村，民族之根深深地扎在农村里。”可见，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我们可以认为，传统村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土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环境。在深入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今天，将其与传统村落的保护相结合，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思路，又开启了传统村落保护的大门。
本研究以徽州传统村落保护为个案，探讨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书的第一章综述关于村落、村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主题的研究现状，分析传统村落在各学科研究中的价值；第二章分析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即文化生态学的产生、发展、基本内涵、方法论意义，以及村落研究与文化生态学的关系；第三章介绍传统村落的基本概念和特征，分析国外对文化遗产历史环境保护和国内对传统村落保护的案例，以及传统村落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第四章分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探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原则，以及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的过程和经验；第五章分析徽州传统村落的历史发展、基本特征和存在现状，探讨徽州传统村落的文化生态及其变迁；第六章以黟县西递村和宏村为案例，分析徽州传统村落保护的历史和现状，总结其经验和问题，并探讨乡村旅游对徽州传统村落发展的影响；第七章通过分析徽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现状，探讨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村落的关系；第八章通过分析徽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情况，并重点分析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设情况，探讨徽州传统村落的保护问题。文章结语部分，综述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文化生态的关系，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保护实践——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中的现实困境，探析以传统村落为单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文化生态的可行性。
后记
传统村落保护是近几年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关注的热点社会话题，在社会引起了广泛影响。关于传统村落的保护，由我国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共同启动和介入，可谓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一大创新举措，为我国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保护实践开辟了新思路。
笔者自2006年开始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亲历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机构设立、名录体系构建、传承人认定以及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等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盛事。其中，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保护和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一直是笔者最为关注并致力研究的专题。2010年，笔者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线工作者转为专职研究者，开始专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同文化人类学理论相结合，试图以文化人类学理论为基础，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2012年，我国启动传统村落的调研和保护工作，开始以设立“名录”的形式实施传统村落的登录和抢救。笔者通过查阅、整理文献，对中国传统村落的存在和研究现状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初步了解了传统村落的存在现状，并结合我国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文化生态保护实践，试图搭建起它们之间的联系。这便是笔者开始“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题研究的初衷。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以文化生态学为理论基础，运用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选取徽州地区（主要为黄山市）为田野工作地点，以徽州地区的传统村落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调查研究对象，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探讨我国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笔者于2013年7月暑期在徽州地区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蹲点调查，调查对象为徽州地区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和“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录的传统村落及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过程中，在案头文献的基础上，通过走访政府文化遗产保护机构、民间组织、地方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和学者以及村落中的商铺、居民等机构和个人，实地了解传统村落及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现状。在走访过程中，笔者避开研究者的角色，以游人和观察者的身份，介入到对当地本土文化的认识和学习中，使笔者得以更为轻松地融入到当地的社会生活，也更为深入地了解到当地的社会文化。本书的个案研究便是在此次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完成。
本书全稿完成于2013年11月底，经过三个月的修改，最终成型。在本书的修改过程中，得到了中国文联研究员刘锡诚先生、民俗学家乌丙安先生的悉心指导，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方李莉研究员提出了修改意见并为本书作序，我的同事杨秀博士和李修建博士也为本书提出了宝贵修改意见。在调研过程中，笔者还得到了安徽省文化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黄山市文化局以及屯溪区、徽州区、歙县、祁门县、黟县、休宁县文化部门同仁的热心帮助和支持。在此，笔者一并谢忱。
汪欣
2014年3月12日于北京
序 言
方李莉
当我收到汪欣的这本名为《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以徽州传统村落为个案》的专著时，真为她感到高兴。汪欣和我是同事，都就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但我和她的认识早于她到我们所工作的时间。最初她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工作，而我当时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的成员，经常参加中心举办的各种评审和调研活动。在我的印象中，汪欣是一个非常爱学习和爱动脑筋的年轻人，她很早就对文化生态及村落文化的整体保护感兴趣，还经常和专家们讨论这一问题。由于曾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沿工作，和许多的专家有交流和讨论，她调到我们所工作以后，自然就一如既往地把研究重心放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村落保护方面。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一部专著，这是她多年研究积累下来的成果。
汪欣所著的这部专著，一方面是顺应了自己的专长，另一方面又是选择了自己比较熟悉的研究地域。她本身就是安徽人，以徽州的农村作为研究对象，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汪欣希望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能为该书作序言。谢谢她的信任，我也非常认真的读了这本书。每一次读书对我来说都是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同时，我也将我读这本书的体会写出来与读者们分享，也权当为汪欣的这本专著作序。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和作者做一些交流和互动。
一、在乡土中国即将消失的今天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业文明的古老国家之一，在这片土地上所发现的最早制作的陶器长达一万年之久，众所周知，陶器的出现意味着定居农业生活的开始。也就是说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出现定居耕种的农民也许有一万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农业定居生活中，中国人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宇宙观和人生的价值观。也正因为如此，土地成为中国人世世代代依存，世世代代寄予希冀的命根子。同时，又因为农业定居生活是以村落为单位的，村落的血缘和地缘的关系构成了中国基本的社会结构，也由此形成了乡土中国的特征。即使在清末至民国初年，中国就一直致力于向工业化迈进，但可以说，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大多数人口都还是生活在乡下的村落里。所以，中国最大的问题一直是农民的问题。
时至今日，随着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城镇化的猛烈推进，广大的农民离开了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进入了城市生活。而那些曾养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乡村正在凋零，有的即使被保留下来了，也只是因为其可以成为人们的旅游之地，而真正的乡村文化正消失在我们前进道路的后面。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家政府都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试图在改变乡村结构的同时还能保护其中珍贵的文化遗产，但历史的脚步是无法停留的。面对这样的时代，这样的情境，我们学者应该做些什么？应该有些什么样的思考？我想，汪欣的这部专著回答的正是这一问题。
二、乡土中国与古村镇的传统生活
正因为中国是乡土中国，所以，在中国向工业文明迈进之初，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所想到的首先就是从乡村建设开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梁漱溟先生所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他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形态，必须以农立国，从农村入手，以教育为手段，以改良主义的方法来建设乡村，改造社会。而费孝通先生则是以乡村为研究对象，以此来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征，以对症下药的方式来改造中国。前辈学者告诉我们的是，中国文化的本质和特征就是由中国的农村所养育的。
古代年轻人有出息了，要荣归故里，要耀宗扬祖；官员老了，要告老还乡；商人们富了，要回乡建屋，惠及父老乡亲，还要叶落归根。当官了要回故乡，富了挣钱了也要回故乡，所以中国的乡村是聚人才、聚财富的地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深厚的地方。要了解乡土中国，首先要从研究中国的乡村开始。
在本书的梳理中我们看到，中国的乡村是一片文化的沃土，不同专业的学者都从自己的角度在关注着其变化和发展，有的从社会学、人类学视角，有的从建筑学视角，有的从文化生态学视角，来研究中国的乡村文化。尤其是在中国乡村迅速在凋零的背景下，各个学科更加大了其关注度。
汪欣根据她多年的研究基础与兴趣，将其关注点放到了乡村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面。这种视角比较新颖，在时下也非常必要。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几乎是传统农业文明的产物，没有了乡村文化生活，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失去了附着物。从这一点上来讲，汪欣的这一研究选题是非常重要的。她选择了自己家乡作为研究的对象，那是一块她所熟悉的地域，也是一块非常有特色的传统农耕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我比较欣赏这部专著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尤其是第五章“徽州传统村落及其文化生态”。在这一章中，作者介绍，徽州村落，或坐落于山坞、山麓、隘口、交通要道旁，为山地村落；或坐落于河曲凹岸、河口、渡口、河流冲击扇地等，为河岸村落。山地村落以分散为特点，多与交通关系密切，特别是交通要道和交汇点，易于发展成为较大的聚落，而山坞和山麓，因便于灌溉和排涝，有利于农业生产而成为村落据点。河岸村落因离水源近，有利于农业生产，所以更易于发展成为集镇或区域性经济中心。
这和我的故乡景德镇何其相似，景德镇最早就是一个坐落在河岸边的一座小镇，或许在许多年前只是一个村庄，这里的人最初亦农亦陶，后来成为一个陶瓷生产和贸易的集散地，再后来成为一座专门生产瓷器的手工业城市。
作者还在书中告诉我们，徽州的村庄如此壮丽辉煌，完全是因为徽商挣了钱回到家乡买地盖房子。在古代的中国几乎所有的钱和人才最终都积累到了乡村。做官的要衣锦还乡，经商的要荣归故里，到最后都要叶落归根，将自己的钱和才能造福于家乡的父老乡亲。所以，古代的中国农村是繁荣的，是文化之乡，礼仪之乡。
中国的乡村变化，不仅是在今天，而是自清末以后就开始了。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工业化的冲击，最重要的还是来自全球商业文化的冲击。作者在书中写道，“徽商崛起于明成化、弘治时期，直至清道光年间，徽商逐渐衰落。”我写过中国陶瓷史，研究过景德镇，对世界与中国的贸易略知一二，还尤其了解徽商和景德镇的关系。景德镇是世界著名的瓷都，从宋代就开始向国外输出瓷器，当时的徽商对景德镇的发展至关重要。
作者在书中写道，当时人们移民至徽州西路有两条路线，一是由江西浮梁县，逆阊江而上，进入祁门县；二是由江西乐平县，经婺源县，过白际山，进入休宁县。这两处路线是由江西、两湖、福建来的移民所取的主要通道。阊江是景德镇穿城而过的主要河流，徽州在景德镇的上游，祁门出产瓷土等陶瓷原料，还有徽州的木刻版画，这些对景德镇瓷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资源都是经过徽商贩运到景德镇。不仅如此，记得小的时候，景德镇的布店、酱货店、百货店等店里的店员都是徽州人。景德镇康熙时期就有陶工十余万，这十余万人不仅要业陶还要生活，而徽商不仅为景德镇提供陶瓷原料，木刻版画的画谱，还要通过经商提供生活用品。景德镇陶瓷业最昌盛的时候大概也就是从明成化、弘治时期开始，到明嘉靖、万历、清初至清中期达到高峰，因为这一时期是欧洲地理大发现，到中国进口大量手工艺品，尤其是瓷器、丝绸、家具等的最重要的时期。当年费孝通先生考察的江村，也曾以养蚕剿丝出口为业，此时的中国农村，一方面种植农田，另一方面还生产一些手工艺品，不仅供内销，也供出口。可见，当时中国的农村还是很富庶的，农田、加上手工艺品的生产，还有经商挣的钱也返回到农村置田盖房，那是中国农村的黄金时节。
作者在书中写道徽商的衰败是在道光年以后，和景德镇几乎是同步的。十八世纪末开始，西方的工业文明大幅度的发展，其不仅不再向中国进口手工艺品，还想将他们的工业产品销往中国。手工不敌机器，不仅体现在中国的城市，乡村也一样。没有自己的民族工业，没有自己强大的商业发展，乡村也陷于贫困之中。贫困带来的不仅是物质生活上的贫乏，同样也是文化和精神生活上的贫乏。自那时起，乡下人开始成为没有文化的、土气的、被嘲弄的对象。所以，乡村文化的被边缘化，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从十九世纪末就开始了。农村的习俗和乡规民约不是今天才开始消失的，而是已经被淡化很长时间了，只是今天濒于灭绝，才开始受到了大家的关注。
三、古村落保护现状的梳理与思考
汪欣正是从这样的角度切入，关注作为当年文化厚土的中国农村典范之一的徽州古村落及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我觉得非常有价值。我尤其关心她的第六章“徽州传统村落保护的历史与现状”的写作。通过这一章节，我们看到，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安徽省和黄山市便制定徽州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规划，制定了“以保护为主，以旅游带动保护和发展”的思路，并开始了古村落的保护管理。这些管理的经验是否成功，目前还面临哪些问题？这是大家所关注的，也是汪欣在此要回答的问题。
本书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保护还是卓有成效的。第一，由于坚持整体性保护原则，这些古村落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时代变迁和现代文明冲击，依然保存了完整的村落古貌。第二，将民生福祉纳入村落保护和发展的目标。经过一些人性化的修缮和改造，这些古老的村落留住了追求现代生活方式的村民，使村落保持了原有的生活气息和古老风情。第三，强调发展对于村落保护的重要性，实施保护与发展相互提携的积极保护措施。通过这些发展措施，一些在旅游业发展中获得成就的徽州传统村落，不仅保持了完好的村落面貌，村落的内部设施也经过改造而宜于现代生活，并且，村民从中获益，提高了经济收入，村落也因稳定持续的集体收益而得到良性的长期维护。
在看到成功的同时，汪欣同样指出了其所面临的问题，第一，以村落物质环境保护为主，对非物质文化缺乏实质保护途径。在保护实践中，无实际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措施，即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以后，村落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被抽离出村落环境，移至博览园、博物馆、陈列馆或艺人工作室实施“去乡土化”保护。第二，对村落实施整体性保护的过程中，没有脱离以单体文物保护为主的惯性思维。这种只注重单体文物保护的方式，破坏了村落的完整性，使整体性保护难以实现。第三，缺少综合的信息资料中心。被纳入保护名录的传统村落，虽然村中的古老景观都有标识牌和讲解文字，但缺少关于村落历史文化信息进行综合介绍解读的场所。第四，旅游开发带来的过度商业化。虽然旅游业拯救了徽州传统村落，但旅游业的失控，也给这些村落带来了难以修复的伤害。泛滥的商业活动依然是旅游业发展旺盛的村落的重要问题，鳞次栉比的店铺，使这些古老村落丧失了原有的宁静，也破坏了村落的传统格局和古建筑形态。
将这些问题归纳在一起，主要涉及到了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重物质环境的保护，重文物的保护，但在非物质文化方面的保护还远远不够。另一个方面，发展旅游业是双刃剑，它在加强了当地人的保护意识和保护的积极性的同时，对当地传统文化及自然生态的破坏也是显而易见的。
汪欣认为，徽州传统村落保护要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相结合，同时，要将村落保护同当地文化生态环境的修复和维护相结合。传统村落环境的保护还要同当地文化生态环境的修复和维护相结合。这种结合，在理论上，要认识到村落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生态子系统，不同的传统村落共同构成了徽州地区的文化生态系统；在实践中，要修复和维护传统村落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传统村落不仅是区域文化生态环境的组成部分，其本身也自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文化生态系统。以传统村落为单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置于其生存、发展的文化生态系统之中。任何文化仅仅有保护是不够的，它还必须有所发展，如何发展？这是接下来作者要思考的问题。
四、从遗产到资源的转化
这里涉及到的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是，一、如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文化生态；二、如何将这些文化遗产转化成今天我们可以利用的资源，为当代社会的发展服务。由此，我想到自己曾承接过一个大型的国家重点课题“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课题组成员们在西部用了八年的时间做田野调查，完成了70多个案例的研究，最后的总报告书的题目是“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报告”。其结论是文化遗产发展到今天，不再只是历史的遗留物，而是成为了重新模塑新的文化、政治、经济的资源。所谓的资源并不是完全客观存在，当其不与社会的发展发生联系时，其是远离社会的自然存在，当其和社会的发展发生关系，并能为社会的发展所利用，才可以称得上是资源。而当今社会已进入后现代时期。如果说，前现代时期，社会文化的生产主要是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现代时期则反映的是人和物的关系，到后现代时期，文化的再生产形式是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重构文化。因此，文化遗产成为了当今文化再生产的重要资源。
在这里，汪欣的观点和我们课题组的观点有一定的一致性，她认为，对于文化遗产，仅仅提供保护是不够的，关注遗产所在地的发展则更为重要。积极发展和给予管理是更为现实的保护途径。她在这里提到的积极发展和管理，就是将农业文化遗产转化为资源，进入市场成为旅游商品，从而为遗产所在地创造经济价值。由此，她认为，乡村旅游也是对乡村文化遗产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社会再生产，因此也被认为是乡村文化遗产旅游。
她认为，徽州传统村落不仅是历史遗存的文化遗产，更是民众生活的活态社区。因此，民生问题不仅是村落遗址保存的需要，更是村民生存的第一需求。在第一产业逐渐衰落、第二产业欠发达的徽州地区，要实现传统村落的复兴和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发展以乡村旅游为主导的第三产业、优化经济结构是最好的选择。
汪欣的这一研究可以说非常重要。她一方面在关注古村落的未来发展，另一方面也在关心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原产地的关系，尤其是关心原产地居民的民生发展如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生联系的问题。
当然，这里面也还是有许多让人感到迷茫的地方。旅游在带来乡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其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到现在都没能找到很好的答案。汪欣当然也没能找到。这一切都只能是靠历史的发展来见证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对错与否。
最后我衷心的祝贺汪欣！这是她的第一本专著，是一名年轻学者的第一块里程碑，应该是可恭可贺的！希望她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走得更远，飞得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