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妹妹邢旗合著了《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此书约75万字，田野考察的图片百幅，图表70余幅，此书进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成果文库。
我们都是在北京长大的蒙古族，我们上汉族的学校，衣食住行与汉族没有什麽差别，但是在户籍上填的是蒙古族。我们与汉族有什麽不同？在上个世纪50年代，在十世班禅大师来到北京雍和宫，很多蒙古族和藏族要求接见，父亲去了雍和宫，给班禅大师磕头，回来把一条红色的丝绳系在我的脖子上，说这样一年不得病。这个时候，我明白我和我的同学不同，开始，有了蒙古族的初步的模糊的意识。
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高中的时候，父亲让我阅读了一本我们家存的《蒙古秘史》，我意识到，我的祖先是生活在蒙古高原、他们曾经叱咤风云，有一部与我读得历史书不一样的历史。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我来到中央民族大学任教师。这是我有幸结识了著名的元史专家翁独健先生，贾敬颜先生。我系统地听了贾敬颜先生的《蒙古史纲》，我了解了蒙古族的历史和与汉族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构成了马背上的民族的生活。
在中央民族大学的教学生涯中，我学习了人类学和民俗学，特别是听了费孝通先生的关于人类学的多次讲座。这启迪了我对研究游牧文化的兴趣。这时我看到了在美国任教的扎旗斯钦所著的《蒙古族文化概论》，我想我在国内，能否写出一部关于游牧文化的书呢？我的第一部专著就是《游牧文化》，是1995年出版的，实际上书稿已经于1992年完成，当时没有资金，当时出版学术著作非常困难。后来又应邀辽宁教育出版社《草原文化》，2002年又出版了《游牧中国》。
当时研究蒙古史的学者较多，研究成吉斯汗军事文化的较多，把蒙古族的生活提升到文化的角度去研究的专著，这恐怕是第一部。《草原文化》（与易华合作）与游牧文化不同，他是一个从历史的纵向研究蒙古高原文化的书。我认为从大小兴安岭以西，经过阴山山脉到新疆向南直到云南的中甸，存在着半月形的游牧文化圈。这两本书的写作，都对我后来的写作打下了基础。
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不断地回到草原，我看到草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比如说，承包草场、牧人的定居、现代机械的使用等等。这时候我就萌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我能不能把内蒙古区域蒙古民族的文化变迁重新书写一下？但是我觉得难度很大。但是我有一种使命感，我感觉应该写，应该回应时代的声音。2004年我申报了国家基金，得到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的批准，我开始进行写作。
我这本书想解决几个问题，第一是蒙古族原文化生态到底是什么样的，它是迁徙的，是游牧的。第二个问题，我想谈一下在游牧文化现在的文化结构是什么，它经过了怎样的转型；第三，它转型以后呈现了什么样的文化结构形态，我认为现在内蒙古区域存在四个文化圈，当然也有前人做过总结，比如农业文化圈、牧业文化圈，半农半牧文化圈、城市崛起的文化圈，我还要说它变迁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是什么样的文化碰撞、文化交融、文化冲突，使致于游牧文化在近三百年之间发生了这样一种变化，我觉得这个变化对于蒙古族来说是亘古未有的、是惊天动地的。
下面我想说一下这本书的特点。
1，这本书确实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思考的，特别是今天在座的，我就不一一点名了，很多专家学者，我都不止一次地览阅了你们的著作。我的这本书是想把三百年来游牧文化变化的过程梳理清楚，从清代民国时期一直到解放以后、现在草场承包、大部分牧人实现了定居的过程说清楚。
2，这个过程是一个大的动态的过程，我觉是两个族群——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互动的、不断撞击的过程，也是蒙古族内部的一种变迁和外面的撞击相汇合、相交融的过程，它还是一个大传统的制度文化，比如清代的，开始不许移民，后来又许可移民，这样的一个大传统的文化和小传统文化的一个互动过程，它也是自然的、生态的环境和人文文化不断地适应的过程。所以，我认为经过了文化传统、含化、冲突、调适、融合，我把这一系列的动态过程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3，这本书是立足于交叉学科的研究，刚才黄司长和曹副主编都说了，另外还有一位作者是邢旗，邢旗是做草业工作的一个科学家者，上世纪90年代，内蒙古草原勘察规划院利用卫星遥感技术进行了草原的勘查和草原的治理工作，利于卫星遥感技术对于草原荒漠化的勘查他们是在全国第一个做的。
我想把这个学科说清楚，就觉得学科必须得交叉，通过我写这书的实践，我认为学科是应该交叉的，因为我们想把这件事说清楚，我们就要用各个学科的材料，包括人口学、生态学、草业学、人口学等等学科的知识。我觉得学科实际上是人为的划分的，而科学是为人的，我要科学的论述，我要为人把这件事说清楚。
4，我用了实证的方法，除了大量的历史文献之外，还包括相当量的田野考察，还包括图表、田野照片等等，这样的叙述、书写结合起来，才有利于我阐释这个问题。
我谈一下这本书的意义。
其一，通过内蒙古区域蒙古族游牧文化的变迁透视社会的变迁。“文化变迁与社会变迁密切相关。社会变迁指社会各方面现象的变化，或更确切地说指社会制度的结构或功能发生的变化。而文化变迁总是与之相伴随，所以有的人类学索性用社会文化变迁一词。”[1] 作者力图通过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透视社会的巨大变迁。
其二，自1992年联合国制定《21世纪议程》以来，世界各国都在采取行动，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国家之一。我国制定了《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明确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主线，以经济发展为核心，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为根本出发点，以科技和体制创新为突破口，坚持不懈地全面推进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协调，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竞争力”的指导思想以及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与原则。移民的开垦和对草原的掠夺性使用破坏了草原的生态环境。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进行历史的反思，在对历史的反思中树立保护草原，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维护生态平衡，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核心理念。这样才能推动内蒙古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其三，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促进对于中国境内的游牧与农耕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的了解有所裨益。费孝通先生说：“不要动不动就搞汉族中心主义。”他引导人们在研究中华文化的时候，或以外国文化为参照体系，或以本土的少数民族文化为参照体系。[2]我们希望把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建立在在生态文明的理念下，建立在情境化的与反思性的历史上，在“多元一体’的语境中对两种文化模式以及两个族群的互动过程，有一种新的思考，使得我们能够在对人类生态与长期历史的了解中,进一步建立两个族群和谐共处的关系。“建立一种华夏与其边缘，也就是炎黄子孙与其兄弟民族----之反思性的历史新知。”[3]
[1] 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页。
[2] 转引自方李莉：《“文化自觉”与“全球化”发展》，载《民族艺术》2007年第1期。
[3]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联经.2009年（民98）（中央研究院丛书），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