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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红丽:在可持续发展中树立生态文明理念

[日期:2013-05-23] 来源:  作者: [字体: ]

在可持续发展中树立生态文明理念

唐红丽

(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11。28)

在祖国的北疆,历史上存在着一种与农耕文化迥然而异的文化,那就是以蒙古包、大轱辘车、牧马放羊、蒙古长调等文化符号为代表的蒙古族的游牧文化。何谓游牧文化?游牧文化从历史到如今发生了怎样的历史变迁?

最近由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邢莉和内蒙古草原勘测设计院研究员邢旗历时6年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在2011年7月结项时被5位匿名评审专家评为“优秀”。今年9月该课题成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专家意见认为,该成果在同类著作中处于前沿水平,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

内蒙古游牧文化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嬗变

文化变迁是人类学和民俗学主要研究的课题之一。专著研究的是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学术界通常把创新、传播、进化、涵化、冲突、调适、融合等纳入这一动态的过程中予以分析和研究。专著延续了这样的清晰思路。本书呈现的是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变迁的整体框架。著作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着重于自清代以来内蒙古区域蒙古族游牧文化变迁的演变历程,下篇通过个案研究蒙古族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在现代语境下的重构与转型,探讨蒙古族群传统的民俗文化符号在新的情境中的呈现。专著60万字,随文所述图表80余个,图片百幅。

专著认为,内蒙古区域蒙古族游牧文化的变迁是自清代至民国伴随着长时期的大量的汉族移民的开垦而发生的。此后内蒙古区域的游牧文化演变为四个文化圈,即牧业文化圈、农业文化圈、半农半牧文化圈、城镇文化圈。这是一个游牧文化圈逐渐缩小的过程,也是牧人的生活方式从游牧到半定居的过程。1947年以后,(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是1947年5月1日)随着国家的新建设,在原来演变的基础上,牧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迅速演变,由游牧演变为半定居或者定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后的游牧民完全实现了定居。大型的游牧的生计方式已经衰微和转型。这是一个文化变迁的过程、一个历史渐替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变迁的过程。

邢莉告诉记者,内蒙古游牧文化符号变迁主要包括物质文化符号和精神文化符号。维系传统游牧文化的物质文化符号,例如勒勒车、蒙古包等已经濒临消失。勒勒车被被摩托车、汽车等代替,当前城镇文化的兴起与马文化的急速衰微与转型是游牧文化衰微和转型的重要标志。蒙古包和马已失去传统的使用价值,转变为旅游开发中的经济手段。随着游牧生计方式和生活模式的变迁,与其相关的民俗文化符号诸如语言、民间信仰、节日与祭祀以及衣食住行、婚丧娶嫁等诸方面也相应地发生了系列变迁。“新中国成立50多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草原畜牧业经济类型在内蒙古发生了重大变迁。其主要标识就是已经实现和正在实现的三个历史性过渡,即已经实现了从游牧畜牧业向定居畜牧业的过渡、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正在实现由靠天养畜向建设养畜的过渡。”邢莉告诉记者,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文化的变迁是整体性的,全方位的,深层次的,是亘古未有的。

文化变迁是多种因素互动碰撞的结果

这部专著在对于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动态变迁的研究阐释过程中,是游牧民与农耕民近距离接触,游牧文化圈与农耕文化圈互相碰撞、长期互动的结果。而这种变迁也透视着社会的巨大变化。

专著把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置于时代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阐释了上层制度文化的诱导,蒙古族内部的变革需求,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各自的优势与不足等诸种因素。在游牧民与农耕民互动的关系中,在“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互动中,内蒙古区域的游牧文化发生了涵化。学术界在研究文化变迁的动力机制的时候,认为内部发展的变迁通常源自发现或发明,而外部发展或接触的变迁,一般源自借用或传播。作者认为这样的分类未免有些简单化。邢莉告诉记者,推动文化变迁的的动力机制应该是内部的与外部的、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人文环境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错综复杂的交叉。这个过程中必定有很多因素参与推动,例如自然生态环境与人口的变迁(如民族比例的变化)、经济的变迁(地区经济的发展要求)、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科学技术的进步等。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变迁的动力机制不是单线的、单项的,而是多种因素的互动、纽结、碰撞的结果。研究汉族移民与开垦是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的一个重要视角,但是不是唯一的视角。

邢莉告诉记者,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整体裂变和调试,是从表层到深层的变迁,是从文化模式到文化心理的变迁。其实,在内蒙古区域的游牧文化自清代以来至于近现代变迁的过程中,在汉族移民及其后裔与原住民的频繁交往、共生共存几百年的生活中,早已打破了各自民俗文化结构上的封闭和文化上的守恒,民俗文化的融合呈现出普遍性、持久性和空前的深度。

内蒙古区域族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互相碰撞、互相融合的结果并非是一种文化为另一种文化所代替。邢莉告诉记者,作为一名蒙古族学者,她希望建立在情境化的与反思性的历史与人类生态知识基础上的两种文化模式以及两个族群,充分认识彼此在“多元一体’的语境中的互动关系,使得人们能够在对人类生态与长期历史的了解中反思蒙古族的游牧文化,并进一步建立两个族群和谐共处的关系。

作者还希望通过这项研究在可持续发展中树立生态文明的理念。”邢莉说,提出并完成这一课题的目的,还在于希望通过探究,来纠正人类长期以来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存在的价值缺失状态,对草原存在的生态价值予以科学的评估,对已经衰微的游牧文化以客观的历史评估。推动内蒙古区域的草原文化在与世界接轨的“开展生态建设,改善环境,保护生态”的理念下实现可持续发展。

 

研究成果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邢莉和邢旗的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内蒙古大学著名教授兼副校长齐木德。道尔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内蒙古草原游牧的变迁,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已经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但是用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以及草原生态学等多学科互动研究方法,综合研究草原游牧文化的变迁、衰微和转型的成果并不多见。这部专著材料丰富、扎实,充分利用历史文献、民族史志以及大量田野调查资料,梳理出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转型的脉络,对于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机制、变迁动因、变迁结构、变迁形态的深入阐述,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增添了厚重的基石。专著对于游牧文化的历史评估;对于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四个历史时期的划分;对于当今的内蒙古区域文化已经形成了城镇工业商贸文化圈、农业文化圈、半农半牧文化圈、现代家庭牧业文化圈四种类型的划分,蒙古族对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对于转型是在与世界接轨的理念下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及草原文化符号在新时期不仅成为历史积淀,还可为现代化服务等阐释,这些均具有开拓和创新的意义。

就研究方法来说,这是立足于交叉学科科基础上的一项研究,因为“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将会成为21世纪文化发展的动力。”(费孝通语)齐木德。道尔吉说,历史学的基本的学科规范是“无徵不立”,邢莉和邢旗除了利用历史文献资料外,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考察,进行个案研究,使得历史文献与田野考察的有机结合。据我了解,课题的作者之一邢旗亲自参与了对于当前农业部规划的重大项目,对于草原生态环境退化状况的考察、草原监测、规划设计治理工程。所列的部分图表是作者主持项目的重要成果之一,具有科学性和价值。齐木德。道尔吉教授认为,邢莉邢旗两位作者励志践行,学风端正,这部专著走出了自己的学术道路,展现了独到的研究创意和学理追求,代表了目前这个研究领域的较高水平。

齐木德。道尔吉教授说,当今的内蒙古面临发展的关键时期。工业化带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的畜牧业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内蒙古草原游牧文化面临新的挑战与现代化转型的机遇。在步入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并非消失殆尽,而是被重新复制和建构。传统在新的语境中被传承和享用。传统的民俗文化符号显示出新的生机。正确认识草原游牧文化,正确处理发展与变迁的关系,正是内蒙古党政致力解决的问题。为此,该书能够提供较为全面和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为自治区的决策提供很好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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