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演唱与史诗理论>——从亚里士多德到洛德的史诗学简史》前言>
>傲东白力格
本书是以一可观察到的中国史诗演唱经验为基础，简要的讨论了从亚里士多德到洛德的史诗理论。这种史诗理论主要包括语文学史诗理论、结构主义史诗理论和口头程式史诗理论等三种理论范式或研究纲领。但是这些史诗理论都试图回答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史诗歌手们是如何完成自己的史诗演唱的。亚里士多德当年面对古希腊荷马史诗和悲剧的创作与表演时第一次完整的提出了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比较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著作和荷马史诗时发现，它们的创作遵循了两个不同的法则：一个是作者去表述已经完成的行为；另一个是歌手去摹仿可能出现的行为。于是他就提出了虚构作品的有名摹仿理论，这种摹仿理论即使今天研究艺术类口头作品时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亚里士多德开创的语文学史诗理论认为，歌手们是用某一虚构主人公之行动变化为单位进行构思史诗故事情节的。所以，史诗故事有开头、中间和结尾三部分组成。歌手们口头表演时，他们从而从头到尾的顺序构思和创造史诗作品的。目前，有很多史诗学专家是用这种理论范式来分析中国史诗作品或史诗演唱。
但是结构主义史诗理论认为，歌手们口头表演不同的史诗作品时，就重复使用相同的结构成分——母题要素或基本情节类型来生成无数个口头史诗。歌手们在每一次口头表演时，增减或改变行动变化的顺序等方法来创造和表演出不同的口头史诗，从而形成多样的口头史诗世界。这种结构主义史诗理论是从普洛普关于童话故事形态的研究理论中引进来的。有很多学者在研究蒙古史诗时都使用这种结构成分分析法，丰富和深化了蒙古史诗的研究，其中最著名的德国学者海西希和中国学者仁青道尔吉。目前在中国很多年轻学者开始使用这种结构成分分析方法来研究哈萨克史诗或南方的史诗，拓宽了中国史诗的研究领域。
口头程式史诗理论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最新的史诗研究范式。美国学者帕里研究荷马史诗的文本是遇到一种经常重复出现的程式。后来，他在南斯拉夫做田野调查时，在口头史诗表演本身中也发现了类似程式，于是称为“口头程式”。所以帕里和洛德认为，荷马史诗的表演者和南斯拉夫的歌手们都是使用已有口头程式来完成自己的史诗演唱，他们不是即兴表演来完成史诗演唱；也不是背诵文本来完成史诗演唱；而是使用已有的口头程式、主题和故事范型等口头传统来完成自己的史诗演唱。这样，史诗学研究不是史诗演唱活动，而是歌手的史诗演唱能力。这种史诗演唱能力是歌手在完成史诗演唱活动中才能充分体现和被观察到。
这些史诗理论都是关于歌手们如何完成史诗演唱的解释理论。我们把这些史诗理论放在一起时，我们几乎本能的发现，这些史诗理论范式或研究纲领之间有很强的竞争关系。那么，哪一种史诗理论或分析工具更具有解释力，这就看这些史诗理论更否清晰的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史诗演唱经验数据。所以我在大家可观察到的中国口头史诗经验为基础讨论和描述西方的三种史诗理论。书中详细的讨论了这些史诗理论的基本概念、主要观点和分析方法。
最近，口头程式理论经过洛德和弗里的研究和开拓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史诗理论。洛德和弗里都很重视口头表演和口头传统，但是他们的表演理论与鲍曼表演理论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我们引入鲍曼的表演理论时，明确的区别表述性表演与摹仿性表演，以此解释艺术类口头作品与非艺术类口头作品的区别，突出艺术类口头作品的虚构特点。这个虚构特点在鲍曼的表演理论中被忽略的，我们重新强调口头史诗的虚构特点。这正好符合弗里对口头传统研究的发展趋势的预期：“最后一个需要关注的现象，我们认为是对口头传统文本的审美方面的兴趣的增长。现在众多的学者已经开始意识到，在谈论程式和主题的结构时，不应排除谈论语言的艺术性。”这种观点又让我们回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摹仿理论。亚里士多德认为，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剧等都是通过描述主人公的行动变化来摹仿我们的可能存在。所以，我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讨论一种可检验的亚里士多德理论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能否用大家可观察到的西藏的格萨尔史诗与藏族戏剧本身的田野经验来检验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命题及其细节。这不仅符合帕里开创的通过口头史诗的田野调查来讨论“荷马问题”的科学研究方法，又突破了把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当成唯一教条的“亚里士多德主义”，重新呈现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本来面目。亚里士多德是根据当时可观察到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和悲剧为基础，讨论一种一般意义的诗学理论命题。经过几千年，我们又找到了这个科学研究方法。有了这种可观察到的史诗演唱经验来检验史诗理论的可检验的原则，世界各地的史诗专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熟悉的或调查到的口头史诗和口头戏剧材料来重新修正、丰富和发展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民俗学专业的几届硕士研究生，尤其是我第一次上史诗学概论课程的2003级的撒军等几位同学。从他们认真的听课笔记和充满求知的眼神中可以感觉到史诗学魅力。这里，我还要感谢美国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已故的弗里教授，我和他在2010年3月在西宁合作完成的关于神授歌手的田野调查丰富和深化了我的思考，同时也促成本书中的“可检验的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部分的写作工作，它是这次合作的直接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