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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彬华:文以载道:一位“他者”音乐体验的人文阐释

[日期:2013-02-24] 来源:作者惠赐  作者:田彬华 [字体: ]

文以载道:一位“他者”音乐体验的人文阐释

——《音乐的极境——萨义德音乐评论集》书评

田彬华

论文摘要:《音乐的极境——萨义德音乐评论集》是萨义德跨越30年的乐评合集,他的评论结合了对音乐的深入感悟与独特文化视角的深刻审视,具有一般音乐评论所不具备的厚重历史感和浓重的现实社会政治的积极参与意识。萨义德,一个音乐内行的学者,站在“他者”的独特视角对歌剧制作与演出、钢琴演奏等进行了具有历史感和现实性的深度文化考量。他对古尔德知识分子身份的认定是他理想的知识分子在音乐界的体现,而巴伦博伊姆则和他一起成为文化的连接者。

关键词:萨义德 音乐评论 他者 知识分子 对位

作为一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著名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萨义德所提出的“东方学”对整个二十世纪后半页整个社会思潮的重要影响为世人所熟知。也许是他其他方面的成就太过耀眼,以至于他在音乐评论领域的广泛涉猎和影响被淹没在众多的光环之中。当笔者读到由台湾翻译家彭淮栋翻译的《音乐的极境——萨义德音乐评论集》(出版社: 太阳社,2009-12-19)[1]时,萨义德深入而精彩的评论深深的吸引了笔者,颇有相见恨晚之感。

书中所收集的文章大多是萨义德担任《国家》(The Nation)专栏乐评人期间所写的文章,其他文章来自于《伦敦书评》、《纽约客》、《浮华世界》、《纽约时报》等报刊杂志。全书按照文章撰写时间分期,分为1980年代、1990年代和2000年以后,时间跨度从1983年至2003年正好30年,总体而言1980年代主要以演奏家和歌剧评论为主(16篇),1990年代数量最多,主要以歌剧和书评为主(23篇),2000年以后是音乐家评论和书评(5篇)。萨义德的评论结合了对音乐的深入感悟与独特文化视角的深刻思想,具有一般音乐评论所不具备的厚重历史感和浓重的现实社会政治的积极参与意识。全书内容涵盖极广,既有对音乐会曲目安排、音乐节设置等音乐事项的深入思考和犀利剖析,又有对演奏家演奏风格的深入到位阐释和文化意义的深度解读,同时又有对歌剧名作上演、改编等的言辞激烈的评论,同时还有对所罗门、罗森等人著作的精彩书评——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几乎涵盖音乐评论的各个方面。而文集中见解之独到、言辞之犀利、评价之内行、胸怀之开阔、文笔之优美皆令人叹服,实为难得一见之音乐评论之典范。

一、文化定位:“我们”抑或“他者”?

1、我们:音乐的“局内人”

作为一位世界级的作家、影响广泛的思想家,他的文笔和思维深度无可争议,令人吃惊的是萨义德专业的音乐表述和评价,处处显示出他在音乐领域的驾轻就熟。在本书中,他对钢琴的音色、演奏家的特点、某作品某处的具体技法等等各个音乐事项的细节如数家珍,委实让人刮目相看。而在音乐体悟上,更是细腻之极。如他论及巴赫的《耶稣,世人渴望的喜悦》几位钢琴家演奏比较时说:“巴赫此作在静穆中阐释圣咏曲旋律,配上波状三连音伴奏,李帕第使用圆滑奏,其中蕴含了完美发抒的内声部……”[2]等等细节描述。在洞察入微的细节关注的同时,也有宏观全局的概括宏论。如在《追忆钢琴家的台风和艺术》中他几乎对当时所有的著名钢琴家如波利尼、古尔德、布伦德尔、里赫特、肯普夫等的演奏特点进行了既有见地的评论,同时涉及曲目安排等,有个例、有分析、更有旁涉多方的真知灼见。

而1989年5月他在加州进行关于音乐的演讲时,现场演奏钢琴进行讲述,演讲集后结集出版《音乐的阐释》(Musical Elaborations,1991),如此种种,绝非一般的音乐爱好者水平所能达到的。也就是说在音乐意义上,他是“我们”,完全是一个音乐“局内人”。

更为重要的是在萨义德其他著述中,我们可以常常看到他灵活运用音乐的思维来阐释其观点的精彩语句:“大多数人只知道一个文化、一个环境、一个家,流亡者至少知道两个,这个多重视野产生一种觉知:觉知同时并存的面向,而这种觉知——借用音乐的术语来说,是“对位”的”[3]。音乐的思维已经渗透到了萨义德的整个学术思想之中,他的音乐观念和他整个的思想体系是一致的、相互作用的,并不是仅仅用他在文学批评、社会评论领域的思想或方法来对音乐事项进行方法迁移——在萨义德整个后殖民思想体系中,他试图超越那种二元对立的东西方文化冲突模式,强调非此即彼的东西方对垒的传统观念应该让位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对位”道路,似乎正是这一来自于音乐的“对位”的思想,合理的解释了在对立的二元文化冲突中如何自处的重大问题,而这,恰恰正是萨义德整个思想的精髓所在。

2、“他者”何在?

那么笔者为何说萨义德为“他者”?萨义德在思想界最大的影响莫过于“东方主义”的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处于文化多重“对位”状态的萨义德,极为深刻的指出在长期以来形成的“西方”的知识、制度和政治/经济政策中,将“东方”假设并建构为异质的、分裂的和“他者化”的凝固幻像,东方甚至被认为是西方的对立面。在他的文学评论中,显著的“他者”特性是其文化标签之一。而对于音乐界来说,萨义德本质上也是一个“他者”,尽管“他对作曲和管弦乐法的艺术有精纯的知识”,也是一位钢琴家、一位深度乐评家,但是对于音乐学界来说,一个主要作为作家、批评家的伟大学者,他在行文走笔中不时流露出他的“他者”身份,多重文化身份带来的批判性在文中亦是时有显露。

但是本文所指“他者”的意义,和他文学社会评论中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在其他评论中他是一个在美国的巴勒斯坦人、一个处于西方文化环境的东方人、一个有勇气、有智慧的知识分子,但是本文是指他在音乐评论的立场、方法、眼界等方面,是一个来自音乐界外部的、眼光独到的“他者”。 正是站在一个“他者”的角度,他尖锐的指出:“和文学批评或艺术批评相形之下,音乐批评不太关切社会脉络,即使谈起音乐的社会脉络问题,也往往不够精细,只是初级谈法”[4]。

在具体的实践中,萨义德“他带着开放的耳朵和深厚的音乐知识聆听,因而听到并尝试理解演出者的用意,和他处理音乐的取径”[5],试图从音乐和其他事物的关联中解读音乐,与音乐相关而又超越音乐,在对这一个个音乐的作品、音乐家的演奏、歌剧制作与演出、音乐论著等进行深入评论之时,萨义德带着我们走入他思想的深度漩涡,时有令人感叹的发现。作为一位人文学者而不是一位普通的音乐学者,萨义德在该书中的洞见远远超出了音乐的范畴。萨义德透过音乐事项的纷杂繁复,由乐及他、触类旁通,揭示其中的社会风潮、思想变迁,每每有新论。他似乎有一种能力,从具体的微观分析、阐述中逐渐揭示宏观的深刻。“演奏者的任务是使音乐说话,但音乐说话的方式隐奥而难解,并非你我大多数人所能掌控”[6],而作为一个评论者,就是要将这演奏者传达的“隐奥而难解”音乐寓意向世人揭示,并作出审美价值判断,更是难上加难。萨义德在书中评论音乐时举重若轻,在多个学科领域间的纵横开阖,信笔拈来之处有如神来之笔。处处皆是。

二、聚焦歌剧:超越“音乐”之文化思考与现实考量

对歌剧的评论是该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书中直接涉及歌剧的文章有13篇之多,是本书的最集中论述的体裁。既涉及音乐历史上重要的歌剧作曲家如亨德尔、莫扎特、瓦格纳、威尔第、施特劳斯、巴托克等,又论及有许多当代的作曲家所创作的歌剧作品,如戴维斯的《X》,克利里亚诺的《凡尔赛的幽灵》、亚当斯作曲的《克林霍夫之死》……歌剧用音乐承载了太多的社会历史内涵,对这一综合性体裁的分析把握恰恰是萨义德的长项,评论内容涉及剧本内容、音乐创作、舞台、导演、演出、指挥、歌手等几乎歌剧的各个方面。可谓事无巨细,均在其关注视野之内。而在这繁复当中,他又能恰到好处的在其他学科中汲取力量来审视歌剧,正如巴伦博伊姆在前言中所言:“他精研音乐、文学、哲学,以及深明政治,而且,在各有差别、看来遥不相属的学门之间寻求并找到关联的人十分难得,他是其中一位”[7]

萨义德常常将音乐事项置于当今时代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进行拷问,即当代语境中的审视,“歌剧的制作应该应该强调歌剧作品与背景的关连,并且努力使一部比较老的作品和二十世纪末期的观众发生关连”[8],认为每一次的歌剧制作,都应该是对舞台、剧场和音乐作一次全新的诠释。这是萨义德对歌剧制作演出的基本评判标准因此他对彼得·塞拉斯制作的莫扎特三部歌剧的美国现代版持支持的态度。在歌剧内容上,虽然长期浸淫于文化理论和批判的萨义德对瓦格纳歌剧的庞大哲理式神话结构、亚纳切克歌剧的哲理(《死屋》),以及莫扎特、理查·施特劳斯和罗西尼歌剧等的独特性极为推崇,认为《指环》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歌剧构想,试图从历史和神话的角度解释现代文化等等,但是他关注心力最多的莫过于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歌剧题材。如以1985年巴解组织劫船事件为内容的歌剧《克林霍夫之死》。

萨义德对歌剧音乐发展线条有着极为清晰的思路,“从《特》剧中的热狂,有一条直线连到莎乐美的堕落、爱莱克特拉弑母的执着、茱蒂丝不幸的固执,和《期待》里未有姓名女子的歇斯底里:这是一条愈来愈无调性……终于结束这种音乐对古典调性正常规范的忠心”[9],因此他常常站在历史的高度去评价歌剧的音乐创作。同时萨义德非常注重音乐家的人文修养,推崇具有人文内涵的演奏家和演出。在萨义德看出今天的职业音乐家“欠缺探掘、悟解并表达音乐本质的根本能力”[10]。在他的评论中,对指挥家、演奏家、歌唱家的评价中时时都以此作为评价高下之标准。

三、作为知识分子的“音乐家”:古尔德的对位人生

古尔德是萨义德本书中多次提到的钢琴家,全书中竟然有五篇文章完全是在论述这位钢琴怪杰。第一篇《古尔德的对位法慧见》和《古尔德在大都会博物馆》、《古尔德的三十二个极短篇》、《那张椅子里的古尔德:评欧斯华<古尔德和天才的悲剧>》、《古尔德:作为知识分子的炫技家》,其中80年代、90年代各两篇、2000年后一篇,在本书中所有的音乐家中独此一人受到如此之厚爱,真可谓是情有独钟[11]。

在第一篇文章一开始,他就称赞古尔德“他是才华横溢而技巧精熟的钢琴家,他独一无二的声音、惹眼的风格、节奏上的创意,以及最重要的专注的特质,整个境界似乎远远超过表演的举动”[12],谈论古尔德,必然绕不开巴赫,萨义德在论述古尔德炫技的意义时认为,如同固执的巴赫一样,古尔德的演奏“他的演奏风格、以及他选择演奏什么,都是自我创造的,也是时代倒错的[13]”。在最后一篇文章的结尾,他为古尔德的演奏及文化意义定义是:“他的演奏从不尝试讨好听众,也不尝试化解她们孤独的狂喜和日常世界的混乱之间的距离”,“他们有意识的尝试为一种艺术提呈一个关键性的范型,这种艺术是理性而兼愉悦的,而且其构成过程还在演奏之中进行”[14]。历数这几篇文章的前后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萨义德评论的角度不断转移、深度不断加深、意象逐渐明确,从一般性的将他作为一位杰出的钢琴家、机械时代的科技人,最终将其定位为一位带有典型文化意义的知识分子,将其演奏看作是远远超过音乐演奏本身的一种文化行为。这说明,萨义德对古尔德的偏爱恰恰是因为他就是萨义德理想中的“音乐家”的形象,古尔德是音乐家,但又不仅仅是音乐家。

如果说前文所述是他对古尔德的褒奖和认可,代表了他心目中知识分子的形象,那么萨义德的“知识分子”概念是怎样的呢?在萨义德重要的著作《知识分子论》中,他深入的阐述了他的“知识分子”观念。在书中,他赋予了知识分子神性的光辉,一种独立的超然存在——这恰恰也是他终身所努力的方向,“在我看来知识分子的主要责任就是从这些压力中寻求相对的独立。因而我把知识分子刻画成流亡者和边缘人,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15]用该书观念来对照,古尔德,作为钢琴界的知识分子,在音乐领域恰恰也具有类似的超越和坚守,正是萨义德所言的自我放逐、流浪而不肯屈服的音乐界知识分子的代表。惺惺相惜,这可能才是古尔德受到萨义德如此偏爱的真正原因。

四、独特身份的世界胸怀:跨文化链接

与马勒有点类似,萨义德称自己是三重归属(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美国人,知识分子),而作为一个巴勒斯坦人,一个长期以来为自己民族争取世界认同的斗士,在自己的音乐论中出现相关的论题是非常正常的,在本文集中有多篇文章涉及到了这一敏感的议题。如评论简约主义作曲家约翰·亚当斯作曲、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1985年劫船并杀死一名犹太裔美国乘客事件为主题创作的《克林霍夫之死》,萨义德一方面指出“暴力行为不容辩解,也无可原谅,这部歌剧也没有尝试原谅”,同时也对事件原委进行理性分析,对制作这部歌剧对进行肯定,批评所谓的音乐和文化形态无意识形态的人们对于以色列的偏袒,深刻的揭露出:“绝大多数主流艺术演出都充满那刻板的伪善,而且由于一大批政治正确的现状维持者为之饰词圆说”[16]。但是,文章的结尾萨义德又指出“在对犹太/巴勒斯坦对抗的体会上,这部作品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层次”,“这部歌剧的的主导情绪并不是政治,而是美学上的情绪”[17]——这看似前后矛盾的论述,恰恰是萨义德自身文化认同和理性冲突的结果。在情绪上,巴勒斯坦人的身份占据了上风,而在理性上,他又极具智慧的体悟到塞拉斯导演的处理的微妙之处,“就历史暴力提供一场令人着迷的形式沉思”。[18]

巴伦博伊姆与本书关系特殊,他本人既是萨义德的好友[19],又是本书序言的作者和论述对象之一,在书中有专文论述巴伦博伊姆,阐述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和共同的努力。他们二人,作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两个灾难深重的冤家在世界上的文化代表,二人身份之特殊、关系之融洽、理念之道同与两个国家多年来的恩怨对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与马友友在德国魏玛举行的“西东集工作坊”使以色列与阿拉伯青年音乐家有机会跨越种族藩篱,相互切磋,共同演奏。而萨义德则在工作坊期间主持晚间的音乐、文化与政治讨论——这一开创性的举动表达了二人在复杂的种族隔阂面前的追求和平、消除隔阂的共同追求和努力。

而在本书《巴伦博伊姆和瓦格纳禁忌》这篇极为敏感的文章中,萨义德为巴伦博伊姆在以色列演奏瓦格纳的音乐这一极富争议的行为进行辩护,“巴伦博伊姆明显是一位推倒障碍、穿越禁忌界限、进入禁忌或禁域的艺术家”[20],萨义德在这里将以色列人对待瓦格纳的音乐的敌视态度和巴勒斯坦人对对待犹太人在二战中受到的大屠杀的否定态度进行比较,进而联系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交流问题,指出:“我们必须使用我们用的上的一切手段来穿透以色列人的意识,对以色列观众说话,写信给他们,能打破他们对我们的禁忌”。萨义德最终指出,巴演出瓦格纳的音乐尽管对以色列人有痛苦,但是却有个有益的结果:“使哀悼往一个新阶段前进,走向生命,生命必须往前推移,不能冻结在过去里[21]”。这对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是一个挑战,同样适用。

整个文章由音乐事件而入,但是所论内容却远远超过了音乐的范畴,萨义德作为一个巴勒斯坦的文化代言人的学者角色,其显示的广阔胸怀和追求和平、着眼未来的眼界令人敬佩。

五、斗士风采:犀利的语言和独到的观点

言他人所不敢言、不能言或无能言是萨义德的一贯作风,也是他理想中的“知识分子”的应有品格,在该书中这个特点也是极为突出。对照众多不痛不痒的音乐评论而言,萨义德的评论显得火药味十足,痛快淋漓的笔锋所指,酣畅之极,其犀利的语言和锋芒毕露的观点令人大呼过瘾。精彩之处不吝赞誉之词,而不足之处亦是毫不留情,痛下杀手。

如论及“大歌剧基本上是十九世纪的形式,今天我们的歌剧院有如博物馆,典藏着瓦格纳、威尔第的作品,供二十世纪人观赏”[22],直言歌剧之现状,一针见血;“夏季音乐节大多起源于庆祝和纪念活动,后来僵化成例行节目和恬不知耻的观光促销计划”[23],对音乐节之蜕变一语中的;再如提到钢琴独奏音乐会的曲目安排时,“依我之见,安可曲挺可怕,像帅气西装上的食物污渍”[24],将装模作样的返场曲目喻为画蛇添足的“污渍”,令人忍俊不禁而又回味无穷;在评价波利尼一场音乐会演奏时说:“其中每首曲子都被无情的戳刺、捶打、踩跺。几乎一切都太大声并且太快;忽而阵阵慌乱的含糊乐句,忽而爆发不可理喻、专断、构思拙劣的华彩乐段”……

上述刺目、尖锐之评价在多篇文中皆有出现,但萨义德并不是那种盛气凌人、高高在上的蛮横批评,对于每一个批评观点,他都非常有说服力的进行分析、试图找出原因所在,而对于同时存在的优点,也是丝毫不吝啬自己的赞美之词。如同样是波利尼的另一次演出,他评论道:“波利尼是当今钢琴家第一人,原因是他自信、准确和直接、诠释严谨,以及毫不花哨的力量”。

即使是对于罗斯这样集演奏家和音乐学家一身的杰出学者他也是不轻易放过,萨义德对其著作《浪漫主义风格》的不足与优点剖析极为到位和精彩:“罗斯分析一个文化时期,其手法可能太欠缺思考,太喜欢做天马行空的类推,以及得意的对号入座,而对于素材太少做大规模而且非常有用的学术处理,不过,他的手法用来观察浪漫主义钢琴和声乐文献的一些层面,却效用惊人”[25]。

本书中文版封面以“帕瓦罗蒂是索价过高的最高分贝噪音?霍洛维兹是尖锐刺耳风格的代表?……”等尖锐的批评言论作为显眼处的字眼,并称萨义德“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也是令人跌破眼镜的乐评家”,虽然作为书的营销策略吸人眼球尚可,但是作为整体文集的内容而言,这并不能代表萨义德音乐评论的精髓,以此似有哗众取宠、误导读者之嫌。

六、以书评审视

作为一名大师级的评论者,他本书中的书评可谓是精彩之极,足以作为音乐书评的范文。在众多的书评中,他总能敏锐的抓住作者的写作思路和行文风格,并将其进行智性的分析概括,有细致微观的事例、观点的阐述或辨正,更有宏观全书的总括评价,最为重要的是,萨义德以其丰厚的学养和深刻的思维,从中能发见他人所未见,有褒有贬,令人信服。

如对罗森的著作《浪漫主义世代》的深度书评,他既极为肯定罗森精彩的技术分析和叹为观止的对音乐历史的和作曲家风格的把握,又毫不客气的指出他著作中明显的有所偏颇、引文的啰嗦和忽视社会文化语境的重大缺陷:“罗森不想涉入浪漫主义所处的社会,也不想涉入文化理论,这可以理解,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论证本来可以获益于某些洞识和观念的时候,他却坐失这些洞识和观念。”[26]

另有一个精彩的书评是他对所罗门的著作《晚期贝多芬》的所作的书评,他对所罗门此著作推崇备至,指出“所罗门优游出入于文学、哲学、文学理论、社会史、音乐分析与言之有据的思想推测。所罗门文笔至为练达而精确,描述音乐——艺术中最玄墨、最像谜的一门——既能在历史脉络中呈现贝多芬这个不凡之至的人类心灵境界,兼使我们能在形式和作曲的层次上进入作曲本身”[27],如果如萨义德在评述所罗门“他提供最高水平的人文探讨,但是也从不淡化贝多芬十分复杂的音乐在技术上的要求”[28]的标准来看待萨义德此书中的评述,可以说萨义德通过对于各类音乐事项的评述解读,他提供了极高水平的人文探讨——罗森缺失的恰恰正是萨义德所擅长的方面,但是在对音乐解读的深度上,如果以挑剔眼光来看,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如果他能与罗森深度的技术历史语境解读相揉合,那将是批评的极境!另外在具体的论域,萨义德几乎只是集中在钢琴和歌剧两种体裁,令人稍感遗憾,当然,这也可能是他个人偏好所致。

音乐语言的特殊性质,使得音乐世界、包括音乐评论世界往往容易与现实世界脱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自说自话,自娱自乐。而音乐评论这一专业性极强的审美评价判断,更是具有其独有的排他性和特殊性。如萧伯纳所言,成为优秀的音乐评论家的三个必备条件:一是精深的音乐鉴赏力;二是熟练的写家;三是有经验的评论家。而本书中,萨义德以其音乐内行的身份,却又站在“他者”的距离对音乐的深度文字表达,给我们展示了一位理想乐评者的风范,值得学习者和研究者深入体味。

 

参考文献

1、萨义德,彭淮栋译,音乐的极境:萨义德音乐评论集(M),太阳社(台湾),2009-12,(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6)

2、萧伯纳,萧翁谈乐:萧伯纳音乐散文评论选(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3、萨义德,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M),三联书店,2002-4

4、约瑟夫·克尔曼,朱丹丹、汤亚汀译,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4



注释(序号统一不加圈)

[1] 该书以《音乐的极境——萨义德音乐评论集》在2009年12月由太阳社在台湾正式出版(繁体版),2012年6月,大陆江苏出版社出版简体版。书名改为《音乐的极境——萨义德音乐随笔》。本文中为便于查找,注释页码全部采用了简体版页码。

[2] 萨义德,彭淮栋译,《音乐的极境》,第24页

[3] 萨义德,《寒冬心灵》,1984,第55页

[4] 《音乐的极境》,第59页

[5] 《音乐的极境》,前言第2页

[6] 《音乐的极境》,第295页

[7] 《音乐的极境》前言第2页

[8]《音乐的极境》,第 134页

[9] 《音乐的极境》,第91页

[10] 《音乐的极境》,前言第1页

[11] 细究起来,萨义德从在自己著述中援引音乐转变到专门撰写音乐文章,古尔德是重要的催化剂:“我相信是1982年古尔德去世,促使爱德华认真为文谈音乐”(见本书中玛丽安·萨义德所作序)

[12] 《音乐的极境》,第3页

[13] 《音乐的极境》,第309页

[14] 《音乐的极境》,第310页。如果不计最后的三篇书评,那么萨义德对古尔德的评论刚好和古尔德的成就一致:以《哥德堡变奏曲》录音开始他的辉煌,最后生命的结束以此来结束,似乎冥冥之中确有安排,主题的对位最终回到了原点。

[15]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2002-4,前言

[16] 《音乐的极境》,第157页

[17] 《音乐的极境》,第158页

[18] 《音乐的极境》,第158页

[19] 1990年代初,二人邂逅于伦敦,对音乐的共同热爱和对文化的诸多相似看法使他们结为挚友,他们的对话以《在音乐和社会中探寻》(Parallels and Paradoxes:Explorations in Music and Society,New York:Pantheon Books,2002,国内已有中文版出版,三联书店2005年)为名出版,收集了他们二人从1990至2000年间有关音乐、社会与政治的六次对话。

[20] 《音乐的极境》,第328页

[21] 《音乐的极境》,第331页

[22] 《音乐的极境》,第41页

[23] 《音乐的极境》,第179页

[24] 《音乐的极境》,第19页

[25] 《音乐的极境》,第226页

[26] 《音乐的极境》,第230页

[27] 《音乐的极境》338页

[28] 《音乐的极境》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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