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前沿成果——读周星主编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基础读本》
李修建
近几年来，艺术人类学在国内学界备受瞩目，发展势头迅猛。可以从两个方面探其根源，就国外学术界来说，艺术人类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这与人类学和艺术史的研究转向与学科突破密切相关。此一时期，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亲属关系、经济制度、宗教、婚姻等问题，开始将象征、符号、情感等问题纳入视野，艺术从而成为人类学界势在必然的关注对象。同时，艺术史家也以更为广阔的视野看待艺术，竞相叠出的哲学思潮，如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文化研究、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等，为艺术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让他们获益良多。由此，人类学和艺术史携手走在了一起。国内对艺术人类学的关注稍晚于西方学界， 20世纪80年代虽然就有以“艺术人类学”为名的学术著作，但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却出现于近几年。这又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国内非遗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促动，自2003年以来，中国从国家层面强力地推动了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非遗诸多项目实际上是以艺术的形式存在，对它们的研究自然就需要田野，需要人类学的介入。由此，大量各艺术门类的研究人员跨进了艺术人类学的领域。二是2006年成立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推进。学者群体、学术机构、学术会议、学术出版物等要素组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一个学科的存活与发展有赖于学术共同体的良性互动。作为社团组织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在成立之后，积极进展学术活动，有效地聚笼了国内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力量，推动了艺术人类学的进展。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艺术人类学的论著还不算多，在西方学界，专著已有数部，如罗伯特·莱顿的《艺术人类学》、哈彻尔的《作为文化的艺术：艺术人类学导论》、盖尔的《艺术与能动性》等，但更多是论文集，如奥登主编的《人类学与艺术：跨文化美学读本》、杰里米·库特和安东尼·谢尔顿主编的《人类学，艺术和美学》、马利特·韦斯特曼主编的《艺术人类学》、霍华德·墨菲和摩根·珀金斯主编的《艺术人类学读本》等。国内的相关著作更显其少，虽然目前已有三四本以“艺术人类学”为名的著作，但作者多从业于美学文艺学领域，常以哲学视角介入，与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研究区别较大。在此种情况下，由日本爱知大学的<?周星教授主编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基础读本》便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周星教授先后修习过考古学、民俗学与人类学，于北京大学人类学社会学所从教多年，成果颇丰，在国内学界享有盛誉。他自2000年进入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交流学部，工作阵地虽转至海外，研究重心仍在中国。周星教授与方李莉研究员、廖明君研究员、麻国庆教授等人一起积极地推动了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成立，现为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自2006年12月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之后，他一直密切参与相关活动，并写出了多篇高质量的研究论文。可以说，周星教授是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先行者和推动者。基于对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状况的谙熟，周星教授编选了《中国艺术人类学基础读本》（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
周星教授秉持兼顾多样性、基础性、学术性和普及性的原则，在书中共收论文43篇，分成三编，第一编为“学术史、学科建构与研究方法”，第二编为“专题性研究与论述”，第三编为“田野调查与个案分析”。除四篇文章的作者来自国外，其余诸篇皆为中国学者所写。四篇外国学者的论文之中，有两位日本学者研究的是中国的传统手工艺（剪纸和根艺）。这些论文绝大部分写于2006年之后，选目精当，作者皆为近年来活跃于艺术人类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可以说，该书代表了中国艺术人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最高研究水平。周星教授在书中写了一篇很长的“导言”，对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情况、艺术人类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精彩地分析，并就每篇文章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摘要式的概述。此处就这些论文的研究路径、关注问题、思考取向等略作评述。
第一编的论文之中，洪颖的《19世纪中后期以来国外艺术人类学研究述评》、王建民的《艺术人类学理论范式的变换》和方李莉的《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沿革与本土价值》从不同的角度对西方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史进行了梳理。洪颖从其研究取向切入，将西方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归纳为艺术审美的、社会学的和文化学的三种基本类型。王建民以西方人类学史上的各理论流派为主线，概述了西方艺术人类学从文献到器物再到艺术文化意义研究的发展历程。方李莉以时间为线，将西方艺术人类学分为古典、现代、后现代三个时期，分别进行了论述，并强调了艺术人类学对理解中国本土艺术的重要价值。周星的《艺术人类学及其在中国的可能性》、何明的《艺术人类学的视野》、向丽的《艺术人类学如何可能？》、郑元者的《艺术人类学的生成及其基本含义》等文章探讨的是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设。虽然几位研究者有着不同的学科背景，像周星出身于民俗学和人类学，其他几位出身于文艺学或美学，不过他们皆从理论和现实层面强调了艺术人类学之于中国本土艺术和美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强调了在中国建构艺术人类学学科的重要性。何明与洪颖的《回到生活：关于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问题的反思》、吴晓的《艺术人类学的阐释路径》、洪颖的《行为：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可能的方法维度》和傅谨的《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等论文一皆突显了艺术人类学的方法论问题，论述了人类学田野工作与民族志写作的研究立场与实施原则等问题。
在第二编的专题性研究中，音乐人类学是一重头，有5篇文章。薛艺兵的《论音乐的二元结构》采用了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探讨了音乐中的二元结构模式及其与人类思维的互动关系。洛秦在《音乐人类学叙事诉求人文关怀》一文中，就他对美国街头音乐的田野研究及民族志书写进行了深入反思，涉及叙事对象、叙事方式、叙事身份和叙事关怀等问题。作者认为音乐人类学的终极关怀是人文精神的诉求。在《中国音乐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一文中，项阳借助雷德菲尔德提出的概念，对中国音乐文化的传统及其功能变迁进行了解析。项阳在另一篇文章《民间礼俗：传统音声技艺形式的文化生存空间》中，提到音声技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生存方式和各种民间礼俗的存续密不可分。周星在《作为民俗艺术遗产的中国传统吉祥图案》所研究的同样是一种民俗艺术——团花，作者详细考察了其源起流变、传承特点，分析了其意义内涵。王杰的《民歌与当代大众文化——全球化语境中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及其重构》以南宁国际民歌节为个案，分析了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音乐的价值变迁及民族认同问题。马佳的《政治与商业语境下的新年画》、陈景扬的《日本的民艺与都市消费》、吴晓的《民间艺术展演文本的后现代特质》都谈到了类似的问题，即在全球化消费语境下传统民间艺术的演化问题。李祥林在《戏剧和性别：中国艺术人类学的重要课题》中，论证了在戏剧研究中引入性别视角的重要学术意义。
田野调查被视为人类学研究的灵魂。第三编收录了12篇田野个案，从研究对象来看，这些论文涉及民间音乐组织、舞蹈仪式、少数民族服饰、传统手工艺（夹缬、潮绣、剪纸、陶艺、根艺）等。所用研究方法呈现出多样化态势，值得重视：如薛艺兵的《冀中乡村乐社的音乐祭礼》综合运用了结构功能主义、类型学、符号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冯莉的《纳西族东巴舞仪的文化阐释》对语言学和阐释人类学的方法多有采用；向丽的《审美认同与少数族裔传统艺术的传承保护——广西那坡县黑衣壮“以黑为美”之审美观念的嬗变》和日本学者菅丰的《中国的根艺创造运动——生成资源之“美”的本质与建构》两文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安丽哲的《艺术符号的生活化解读——黔西北长角苗人服饰纹样的艺术人类学个案研究》对长角苗的服饰进行了符号学的解读；日本学者丹羽朋子的《关于中国陕北剪纸的造型及言语的物质性》一文采用了物质文化研究的新思路；周星的《花馍：作为食品、祭品、礼品和艺术品》综合运用了民俗学和交换理论等研究方法；李宏复的《潮绣的传承与商品化》、方李莉的《本土性的现代化如何实践——以景德镇传统陶瓷手工技艺传承的研究为例》等文章皆突显了社会变迁理论。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作者的学科背景各异，但他们的研究多基于长时期的田野调查，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体现了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实践性与厚重性。
概而言之，从周星教授主编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基础读本》可以看到，中国的艺术人类学研究虽说起步不久，却取得了丰硕的成绩，体现出了旺盛的活力。中国学者在认真学习并吸收西方学界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积极地建构中国本土的艺术人类学，在大力地拓展研究对象的同时，努力寻求研究方法上的突破。我们有理由相信，该书对于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普及是一个有力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