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人类学及其影片性质述论
原载：民族研究(京)1994年06期,第30-39页
张江华
一、学科名称和发展简况
影视人类学，英文为Visual Anthropology，意为“可视的人类学”，我国不少学者也称之为影视民族学。它是通过影视手段将人类的文化纪录下来，并对影片内容和拍摄规律加以理论研究的一门人类学分支学科。①在国外，影视人类学作为学科名称，早已被学者们普遍采用。而对于用这门学科的理论指导拍摄的影片，在称呼上则有一些差异。有的学者称这种影片为民族志影片(Ethnographical Film)，因为在他们所拍或搜集的影片中，多以单个纪录各民族特别是土著民族的文化现象为重点，片中少有甚至没有作者的评论和解释。也有学者把这种影片分别称作人类学影片(Anthropological Film)或民族学影片(Ethnological Film).②后两种称呼从语源学的角度看，所指这类影片内容似要更宽泛一些，片中多有作者评论和解释，有的片子还有不同民族的比较研究。我国50-60年代所拍的这类影片称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同样能为国内外学者所理解。因此，以何种名称称呼这类影片，可视影片的具体情况和作者的习惯而定，不必强求一律。笔者主张这类影片应该有作者的观点，即对影片内容的评论和解释，犹如一篇论文，若没有作者的观点就不成其为论文了。对影片的称呼，为求与学科名称相一致，本文除引文外，皆以人类学影片称之。从国内学术研究部门拍摄的人类学影片内容看，由于这些影片大多与文化人类学(即民族学)家的学术思想指导和影响分不开，因此影片内容与他们的研究范围大体一致，因此，狭义的影视人类学，仅指以影视为表现形式的文化人类学。我国也有一些人类学家主张全面理解人类学，认为泛称的人类学比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范围要大，这是指人类学研究对象不但包括具有社会属性的人类文化，也包括具有自然属性的人类体质。③在国外的人类学影片中，不但有反映民族文化内容的，这是大量的，也有介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边缘的跨学科影片，例如有一部从文化和医学的角度去研究预防艾滋病的片子《艾滋病－－一个广泛传播的词》。④因此，以影视人类学作为人类学中这一分支学科的名称，无疑有更大的适应性，不但能与国际学术研究接轨，更重要的是对我国影视人类学的发展可以拓宽更广阔的领域。
人类学影片有纪录、保存和交流民族文化的作用。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古代社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可以从文字的记载和考古发掘的实物知道一个大概，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绘画中得到一些形象的认识，但它们都不是直接的活动形象的记录。而自从人类学影片问世以来，纪录的形式发生了飞跃，影片可以把人类在不同的环境中如何与大自然斗争，如何去适应环境和用何种方式生存的信息，通过活动的形象让人们了解得更真切。通过人类学影片的传播，以提高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和历史发展的了解，以便在自然和社会的变化进程中，有更高的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能力和创造精神。
人类学影片有很高的科研价值，那些符合影视人类学理论拍摄的影片“是一种科学文献，是可以和社会科学家们的研究报告相提并论的科研成果。如果说书本是文字写成的专著，那么电影则是以具体的形象来表达的综合性著作”。⑤
人类学影片的拍摄和理论研究，构成了影视人类学这门学科的整体。只有从确定题材、撰写提纲、现场拍摄和编辑制作的实践中，才能总结出经验，上升为理论。拍摄和理论研究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它们的关系，犹如我们在说人类学时，既指对具体民族或居民社区的调查研究，也包括对人类学学科理论的研究一样。
在这里还须对人类学研究与影视拍摄的关系进行分析。人类学研究是本质，影视拍摄是研究的手段和工具，“影视手段可以成为表达民族学研究内容的一个重要媒体”，“在影视民族学中，影片只是工具，民族学研究才是目的”。⑥这里说影视是手段，影片是工具，指的都是“物”，并非贬低拍摄人员在影视人类学科中的作用。如果没有摄影人员的创造性劳动，也就没有这门学科的存在。摄影人员按照人类学家的意图，将文字的描述和对影片内容的构想变成活动的形象，这是摄影者对人类学家学术思想表达方式的再创作。因此，这种影片必然是人类学家的学术思想与摄影家拍摄艺术和制作技术相结合的产物。人类学家经过训练和实践可以兼摄影于一身；摄影家通过拍摄实践和人类学理论、民族知识的学习，也可以起人类学家在人类学影片拍摄中的作用。但就一般情况而论，无论国内国外，双方合作者多，合一者少。正因为有二者结合的特殊性和摄、编技巧的复杂性，在人类学中才分离出一个分支学科来。
19世纪中叶，人类学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是影视人类学产生的先决条件。19世纪末，电影摄影机的发明，成为影视人类学产生的物质前提。影视手段应用于人类文化的纪录就从这时开始。1898年，英国学者哈登在对托雷斯海峡居民的人类学调查中，拍摄了土著人的社会组织、宗教活动、日常生活和生产技术，这是电影摄影机发明以后，首开用这种先进工具记录人类学形象资料的先河。⑦1901年，以研究澳大利亚土著居民而闻名的人类学家鲍得温·斯宾塞，拍摄了袋鼠舞和祭雨仪式等影片，奠定了澳大利亚影视人类学的基础。此后有汉堡南海考察队于1908-1910年在密克罗尼西亚和美拉尼西亚拍摄了土著居民的舞蹈等影片；加斯顿·梅里斯于1912年拍摄了塔西提岛和新西兰岛上居民生活的影片；爱德华·柯蒂斯于1914年拍摄了印第安人社会的影片；1917-1918年，马丁和奥萨约翰逊在所罗门群岛等地拍摄了反映当地原始部落居民食人遗俗的影片……。所有这些拍摄实践都成为影视人类学产生的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弗莱厄蒂从1910年开始，长期生活在爱斯基摩人中，1922年拍摄完成了一部名为《北方的纳努克》的人类学电影，在纽约放映时获得成功，该片以后成为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最早的教学片之一，至今仍不失其教材作用。以此片的成功为标志，影视人类学开始得到了美国社会的承认。据有关资料介绍，弗莱厄蒂并不是科班出身的人类学家，但他全身心地深入到爱斯基摩人的文化研究之中，深入生活达11年之久。这是他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此后他又在太平洋一些岛屿、印度和美国本土拍摄了多部影片，为美国影视人类学的奠基起了重要作用。1954年，以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加德纳为主任，建立了该校的人类学电影研究中心，组织研究人员到非洲等地拍摄了一大批影片，南加州大学人类学系以其先进的摄录设备开展人类学影片的拍摄、研究和教学工作。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推动着美国影视人类学的发展。据美国人类学学会1972年发行的人类学影片目录统计，在册的人类学影片当时已达500部，还创办了《影视人类学》杂志。从1966年开始，影视人类学的理论探讨、影片放映已成为美国人类学会年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后又建立了美国人类学影视中心。一些大学的教学大纲中，列有影视人类学的教学内容。⑧此外，在德国、加拿大、法国、奥地利、丹麦，意大利、英国、日本及其他许多国家，影视人类学也有很大发展。
影视人类学的发展促进了国际间学者的联系和学术机构的建立。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ciences)之下有18个专业委员会，其中之一就是“影视人类学委员会”(Commission on Visual Anthropology)。从1934年首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伦敦)召开算起，至1993年第13届大会(墨西哥)的召开，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影视人类学有了较大的影响，人类学影片在大会上播映和学术交流，占有重要地位。在1964年第7届大会(莫斯科)上，放映了研究世界各地民族文化的影片80部。⑨在1973年第9届大会(芝加哥)上，与会人类学家通过了《关于影视人类学的决议》，决议写道:“电影、录音带和录像带在今天已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科学资料的源泉。它们提供有关人类行为的可靠资料，……它们能将我们正在变化着的生活方式的种种特征保存下来，留传给后世。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只是一个变化的时代，而且是同一性增强而文化大量消失的时代。为了纠正这一过程可能导致的人类的短视行为，按现存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记录人类遗产就非常必要。”⑩这已成为许多国家影视人类学家们的共识。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的影视人类学并不是一片空白。新中国建立后，大陆的少数民族地区经历着巨大的历史性变革，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正在迅速变化乃至消失，毛泽东以锐敏的洞察力指示有关领导，要“抢救”这些正在消失的社会历史资料。于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和原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即今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抽调了为数众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开展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拍摄了一批人类学影片，这成为新中国影视人类学的最初实践。在完成了《苦聪人》、《独龙族》、《佤族》、《黎族》、《额尔古纳河畔的鄂温克人》、《凉山彝族奴隶制》和《西藏农奴制度》等片之后，于1961年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等部门有关领导主持下，由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民族研究所具体组织了审片会议。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国家民委副主任萨空了(蒙古族)、文化部少数民族文化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齐燕铭(蒙古族)，他们既是党政领导，也是民族理论或民族文化研究的专家，对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的拍摄有许多重要指示和精辟见解。诸如拍片的目的、意义和方法，研究与拍摄的关系，队伍的建设等都有明确、具体的指示。(11)从而奠定了新中国影视人类学的理论基础。此后又有一些学者撰写了多篇影视人类学论文。这些理论都是在人类学影片拍摄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学术片的拍摄方面，与国外的交流还是一个空白，学术信息的隔膜不可能了解国外的影视人类学理论。因此，这些完全从我国民族研究的实践中独立总结出来的理论，更显其珍贵，更具有中国特色。即使将这些理论与今天的国外影视人类学理论相较，在一些根本规律上，可以说毫不逊色。这些理论至今仍具有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
二、影片的性质
如前所述，影视在人类学研究中是手段、媒介和工具。就如人类学家田野调查时，除文字记录外，还要绘画、照像，通过形象帮助读者理解文字的记述。有了摄影机以后，照像成了连续的和动态的，所拍影片就成人类学家学术内容的载体，其作用就不是几幅画或像片能比拟的。
但是，由于影视设备的昂贵，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人类学家很难人人都去亲自使用摄影(像)机，一般只能与摄影家们合作去完成人类学影片的拍摄。由于人类学家和电影摄影家各自工作在完全不同的专业领域和部门，在五、六十年代我国第一批人类学影片的拍摄过程中，对学术和艺术怎样统一的问题，有不同看法，曾有“学术第一还是艺术第一”的争论。尽管如此，那批人类学影片大多有人类学家的直接参与、指导、顾问和审片，当时一些年轻摄影人员又能向老一辈的人类学家学习，又有本民族的干部不同形式的参与，因此所拍人类学影片的学术价值是得到保证的。“文革”期间，我国人类学影片的拍摄工作完全停顿。自八十年代以来，有学者估计，全国影视部门、科研单位和民族院校拍摄了“民族学影片……按最保守的估计至少有五六百部”。(12)对于这个估计，是否失之过宽？诚如这位学者自1己的分析，他说，这些影片中，多数“缺乏民族学专业人员参与，不少片子由影视工作者或宣传工作者单独完成，使得有的片子对宣传效果和艺术魅力的关心甚至超过对民族学价值的追求，偏离了民族学影视片制作原则。当然，有的片子本来就是以宣传为目的，或为提供欣赏拍摄的，当作别论，……即使是这类片子，如果制作者有民族学素养，不仅所拍片子的学术价值有保证，而且宣传效果和感染力量也会因为有民族学价值作为基础而得到加强。”“有的片子在手法上更接近于艺术片、距民族学影视片的要求较远”。(13)笔者认为，这些影片中，除了一些由民族研究部门、民族院校和与民族研究部门合作的地方电影制片厂所拍的大部分影片可以说是人类学影片外，其余的严格说来，不能称作人类学影片，而是有少数民族内容的其它影片。由此可见，分清什么是人类学影片和不是人类学影片，弄清人类学影片的性质，是十分必要的，也是统一人类学家和摄影家视点的一把钥匙。
我们要从学科的科学性出发，研究人类学影片自身的特点。在这里，毛泽东关于矛盾论在学科领域的应用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他说:“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学科的对象”。(14)可见每一学科有它自己的任务。因此，人类学影片从拍摄内容到拍摄原则都要有自己的特点。在拍摄素材时，要用人类学家的眼光，去选择、捕捉那些能体现人类学这门学科揭示事物客观规律、探求真理的内容，使这种影片能区别于其它影片，成为具有人类学学科特征的科学影片。在指导思想上，要明确人类学研究与拍摄之间，研究是出发点，研究指导拍摄；学术与艺术之间，学术是出发点，艺术服务于学术。为此，应该分清学术片与非学术片的界限。具体地说，人类学影片必须与故事片、电视剧和舞台纪录片区分开来:前者影片的内容属于人类学的范畴，是社会科学，后者属于电影艺术的范畴；前者是如实纪录人类的社会生活，后者是由演员在导演指导下表演人类社会生活；前者拍片的目的是为了学术研究，后者拍片的目的是为了对电影表演艺术的欣赏；在结构上，前者注重科学内容的准确表达，后者注重故事情节的构思。总之，它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以上两类影片的区别，一般容易为人们所理解，有一定社会科学知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影片。而人类学影片与新闻片、民族风情片、电视纪录片等，则容易混淆或部分混淆。由于弄清楚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是把握好人类学影片性质的重要一环，笔者就此谈点自己的看法。
新闻片与民族学影片的异同。新闻片是由新闻机构、电视台派出摄影记者，及时地将国内外的政治、社会、军事和文化动态现场拍摄、纪录回来，快速编辑成片播放给观众。新闻片突出一个“新”字，有很强的时效性。新闻消息是新闻片中最通常的一个片种，它只报导何时何地发生了何事，简短、客观，不加评论。新闻片是有政治性的，通过事实本身和措辞来体现新闻机构和作者的政治倾向性。新闻片中还有专题新闻和新闻评论，摄制者支持什么、反对什么的政治观点就更为明显了。人类学影片是由民族研究机构组织人类学家和摄影人员深入少数民族地区拍摄的。所拍内容多为具有民族特色或地区特色的人们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它们有的正在发生变化，有的行将消失。它们多是“旧闻”，不需像有时效性的新闻那样去抢拍，但对于它们的变化和逐渐消失则需“抢救”。中国50-60年代对部分少数民族的原始社会残余、奴隶社会和封建农奴社会的调查和拍摄，就是一种“抢救”。在欧洲，有一类纪录传统生产活动的影片，诸如冰上手工打洞捕鱼、古老的水动榨油机的操作以及茅草屋的修建过程等，(15)这些都是它们在消失过程中，被人类学家们“抢救”下来的。人类学影片一般不具有或不完全具有政治性。但由于它本身具有的科学内容，人类学影片也像考古文物一样，有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爱国主义和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作用。例如纪录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人类学影片，是学习和研究社会发展史的形象教材和资料，同时也阐明了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必要性。又如，人类学家们以科学研究为目的在藏族地区所拍的反映传统文化现状的影片，特别是信徒们进行各种形式的宗教活动的影片，既是对藏传佛教本身的调查研究，而这一现状的存在，又客观上说明了我国在“文革”结束后，藏族地区的宗教政策得到了落实，信徒们正当的宗教活动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和尊重。可见人类学影片无论在过去的民主改革时期和今天的经济建设和国际斗争中，都起到了并将继续起到积极的作用。此外，在拍摄内容的深度方面，人类学影片不宜像新闻消息那样片段拍摄，要求对所拍内容深入、细致、全面。
新闻片与人类学影片也有共同点，即各自所拍内容是完全客观的，记者和人类学家都不得干预所拍对象的活动和事件过程。犹如人类学家在田野调查时用笔实录访问对象的谈话不能歪曲一样。
民族风情片与人类学影片的异同。民族风情片是由影视艺术家摄制的艺术性很强的影片。它多以优美的山水风光为背景，穿插介绍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习俗和歌舞片段。为追求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影片经过导演的精心安排，配以优美的音乐，给人以美的享受。有的片子甚至动员被摄对象为拍摄而穿上新衣去歌舞或劳动。当然也有艺术节时纪实拍摄的风情片。而人类学影片追求的是影片内容的学术价值，国外有的人类学家“拍摄的镜头都是对人类学研究有用的影视资料……极少关注(如果不是毫不考虑的话)影片的美学和艺术价值。”(16)那种动员拍摄对象穿上新衣劳动并加以拍摄的作法，不但与人类学影片格格不入，也为艺术修养高的摄影家们所摒弃。总之，人类学影片纪录的是人们的自发行为、自然状态的面貌。
电视纪录片和人类学影片的异同。电视纪录片属于艺术片的范畴，在整体上有导演的艺术构思。纪录片中，对热点问题进行纪实抓拍，主题多选取能直接反映社会生活、重大事件的内容及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思想、观点和态度。似新闻片那样片断拍摄，但又不必像新闻那样快速编辑播放，其时效性较长些，例如对三峡工程的纪录采访，其时效就不是几天就失去的。而人类学影片不一定追求热点问题，由于它所拍影片多数都涉及传统文化，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说，追求的内容中，相当一部分往往是不为艺术家们注意的“冷门”。人类学影片选择的题材小，但专题性强。
电视纪录片与人类学影片的最大共同点就是纪实拍摄。
从以上不同性质影片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人类学影片的拍摄目的、内容决定了它的性质是科学研究片。为此，对拍摄对象不能“导演”，内容不能安排。由于这种影片是为人类学研究和教学服务的，因此播放面比较窄。但在国外，电视台也播放人类学影片。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往往作为“内部片”对待，这主要是一个认识问题。我国人类学影片已经走向世界，让国内更多的人了解人类学影片并在电视台播放，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三、拍摄原则和范围
纪实性、学术性和可视性是人类学影片的拍摄原则，三者是有机的统一，缺一不可。
纪实性。纪实就是要拍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真实镜头，“真”就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真”并不仅仅是人类学家要求的拍片原则，就是搞电影艺术的，也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要求“逼真”。有的故事片就有群众场面的原生形态，被誉为艺术的“原汁原味”。这些带有纪实形象的镜头，增强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艺术作品尚且如此，人类学影片则更务求真实。人类学影片的真实性是它的学术性和可视性的基础和前题，是影片的灵魂和生命。内容失真的人类学影片，其学术性和可视性就会受到损害。因此在拍片时，对拍摄对象的活动和事件的进程，拍摄者只能起“记者”的作用，而不能去“引导”拍摄对象按拍摄者的主观意志去表演一些并不真实的行为。很难想象，一个人类学家不是去熟悉和适应拍摄对象，而是去改变拍摄对象的自然状态，然后加以拍摄。这无异于人类学家在田野调查中歪曲纪录调查对象的谈话，这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大忌。为了获得真实的素材，在拍摄的具体运作上，先要了解、熟悉拍摄对象的活动，要善于抓拍，要同期录音。我国50-60年代的人类学影片，是委托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当时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人类学影片尚无借鉴之处，艺术家们不得不去借鉴故事片的拍法。仅就影片中的音乐来说，为了获得影片更强的艺术效果，有的影片配上了非本民族的音乐，现场同期音保留不够，或作为“杂音”不予录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影片的科学性。
在论述纪实原则的同时，还应把握好人类学影片拍摄中的“重建”与真实的关系问题。在拍摄过程中，对于某些文化现象因故未能拍到，在一定条件下，某些活动是允许“重建”(即复原)的。如在民族节日现场，在不违背拍摄对象意愿的前题下，请将一个已经跳过的民间舞蹈再跳一遍，某一游戏再作一遍，这样拍摄下来的镜头，仍然是真实的。因为地点、人物及活动内容都未变，拍摄者并没有去干预拍摄对象的具体行为，有的还是刚才活动的继续。另一些“重建”不一定是现场活动，例如民主改革时期，我国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和一系列制度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民主改革前那种原生的社会面貌已经部分地消失，特别是生产关系方面。完全纪实拍摄已经不可能，因此当时所拍影片中的一部分内容采取了“重建”的办法。而这一历史性变化的本民族的亲历者和当事人，那时对旧的面貌还记忆犹新，请他们参与对旧社会面貌的“重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能不说是最佳的选择。又如，笔者曾观摩过一位德国学者拍摄的藏族气功师腹部鼓气置条石于其上，另一人以石击石将其断开的全过程，并有宗教仪式伴随前后。虽然全过程都是真实纪录，但并不是藏民的自发活动，而是为学者的考察而“重建”的。凡是“重建”的内容，应加以说明，以区别于纯纪录的影片。“重建”不能多用，是不得已而为之，更不能烂用。有个笑话说，一个蹩脚的摄影者去纪实拍摄一场婚礼，他不懂得“抓拍”的方法，婚礼的一道道程序都过去了，他却不断要求“重来”，甚至喧宾夺主去干预新娘的自然状态，按照摄影者的主观想法摆好姿势摄像，这种不是为婚礼主人公服务而是让婚礼为摄影者的拍摄“服务”而频繁的摆布，使新娘十分生气，喜庆的婚礼顿失喜庆气氛。这样的“重建”是不允许的。另外，有些活动在人类学影片中是完全不能“重建”的，如一次庄重的大会，一次沉痛的葬礼，岂容外来人去摆布！
学术性。在论述影片学术性的时候，先谈谈与学术性关系极为密切的科学性问题。科学性有两层含义:一是选题要有科研价值；二是所拍的片子要符合客观实际。若如此就可以说这部片子有了科学性。有科学性影片都有一定的学术性，而学术性的高低则有所差别。学术是一种系统的、较为专门的知识和学问。学术性是对科学性的深化，是对人类学影片素材研究价值的挖掘，影片内容愈深刻，学术价值就愈高，反之学术价值则愈低。
拍片前的题材选择，与完成片的科学性和学术性是有一定关系的，因此需要认真选择那些科研价值较高的题材来拍摄。但是我们也要明白，科研价值的大小也是相对的。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类学家对判定同一题材科研价值的大小，是否选取作为研究课题，往往是会有差异的。诚如一个外国影视人类学家的见解:人类学影片“拍摄人们在没有面对摄像机的情况下通常所做的事情，从而向属于一种文化的人们解释属于另一种文化的人们的行为”。(17)许多人类学家热心于选取别的民族、别的社区的文化进行研究，并将成果介绍给不熟悉这个民族或社区的人们，以体现其研究的价值。而对于自己周围司空见惯的文化现象则可能缺乏敏锐的眼光而忽略了研究。因此，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类学家有一个学术交流和互补的问题。
人类学影片表达作者的意图，一方面是靠图象，即所谓“形象语言”，让观众知道是什么，“形像语言”的目的就算达到了。国外有的影片不用解说词，如对某一葬礼的纪录，看完影片，其丧葬过程自然明白。但更深层次的人类学意义，光靠“形象语言”，是不能完全表达的。因此笔者认为，影片要从另一个方面，即文字语言上下功夫。对图象配以精心撰写的解说词或打上精练的字幕，以加强画面效果、理论深度和作者的意图，从而提高其学术性。
可视性。像书本和文章要提供给他人阅读一样，人类学影片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成果，也是要提供给他人观看的。书和文章要有可读性，这种影片则应该有可视性。人类学影片的可视性由两个方面决定:首先是由它的学术内容决定的。影视片若能从内容上较完整地展现有特色的民族文化、相关知识及作者对此的解释－－学术观点，能引起专业或非专业人员的兴趣，产生观看的愿望，那末，这个片子就有了可视的基础。其次，影片的可视性还要通过拍摄艺术和编辑、制作技巧来实现。片子要清晰，画面要稳定，内容要让人看得明白。那种不断闪现和转换镜头追求“纯艺术”的拍法和组接影片的方式，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是人类学影片不宜采用的。
要达到影片的纪实性、学术性和可视性的拍摄要求，需要人类学家对所拍内容有深入的研究，有长期的知识积累。若不能做到这一点时，至少要对拍摄内容作大量的熟悉材料的准备工作。人类学家要到现场作学术指导。摄影人员除了要有熟练的摄像、机房操作技巧外，还要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和较广泛的社会文化知识。在与人类学工作者的平等合作和拍摄实践中，互相切磋，取长补短，以保证和提高影片的科学性。
关于人类学影片的拍摄范围，应该说是十分广泛的。但就世界上一些国家所拍的人类学影片的内容看，大多是各民族、各地区的传统文化，特别是行将消失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个拍摄重点的形成背景，看来与这些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有关。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和高效率的现代化生产猛烈地冲击着传统的生产方式，人们的生活条件和观念形态也随之发生变化。传统文化在逐渐消失，将它们用摄影机纪录下来就成为人类学家关注的重点。笔者根据德国格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1983年编印的《民族学影片》(欧洲专册)所列的300多部影片目录统计，大约有70%的影片是欧洲各国残存而现在许多已消失的传统的物质生产活动，其余为具有民族和地区特色的民间宗教节日活动。诸如若干年前的刀耕火种、木耙制作、镰刀割黑麦、乡村烤面包、传统乳酪、土法烧碳、土法制革、土砖窑、土织机、染布作坊、水力锻造作坊，以及忏悔节、复活节和日尔曼人的遗俗－－小丑聚会……。又据该所1989年编印的《民族学影片》(美洲专册)的一部分目录载，在涉及巴西等10个国家的影片中，传统物质生产的占68%，其余为民间节日、宗教活动和其它内容。如纪录印第安人文化的各种专题片有:钻木取火、狩猎、麻醉药毒鱼、编棕榈叶筐和席、纺棉线、制野猎獠牙项链、织羽毛头饰、烹龟、驱鬼舞、燃烧仪式、磨牙习俗……。上述影片许多是从世界各地搜集来的，大体可以看出国外人类学影片拍摄的基本倾向。此外，也有以研究现实的伦理道德观念为内容的影片，如在上述的目录中，有关于不同文化历史背景的《四个家庭－－印度、日本、加拿大和法国农民家庭的比较研究》一片，就是这种内容。
我国50－60年代所拍的人类学影片，其重点也是属于传统文化范畴，尤其是当时正迅速消失的少数民族所处的前资本主义各社会形态。影片的拍摄，部分地将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历史形象地纪录了下来，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今天，我国已进入改革开放的深入时期，社会的发展比任何时期都要迅速，对传统文化中有可能很快消失或变化的部分，还要继续进行“抢救”。这不仅在人类学家中有这样的认识，就是艺术家们也有了强烈的“抢救”意识，他们认为“通过对某种封闭而保存着的古朴文明形态的纪录，通过对大一统国家的多民族文化的展示，表现出一种纯净质朴的生存方式”，“在历史遗迹的现实衍化中，在现实人生的表现方式中，寻觅民族化与民族性格”。(18)尽管人类学家与艺术家对“抢救”传统文化的视角不同，阐述方式不同，但主张“抢救”这一点是共同的。但是，今天人类学家主张的对传统文化的“抢救”，笔者认为应该与50-6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时代背景变化了，由当时的政治革命为主的社会制度的变革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时代，影视人类学也要有适应时代需要的发展，人类学影片的拍摄要有新思路、新内容、新手法，理论研究要有新视角、新观点。为此，在观念上应该有若干方面的更新:第一、要改变以拍社会形态为主的认识。50-60年代，由原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织拍摄的人类学影片是以三种形态(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农奴社会)为主要内容进行拍摄的。这是当时我国少数民族的现实状况。而现在和那个时候已大不相同，在社会形态的诸方面中旧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已经消失，今天再不可能“重建”。面对改革开放的大潮，拍摄的重点应转移到各民族今天的现实状况中来，特别是那些迅速变化的民族文化。与此相适应，要了解国内外影视人类学发展的状况，要追踪时代的步伐，接触新资料、新影片。借鉴对我们有用的学术成果，为我所用。第二、在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现状关系的认识上，要将它们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这个广阔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将传统文化与现状结合起来研究，要从传统文化的变迁中，寻找现代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事实上，现实中的传统文化，既是历史的延续，也是现状的一个组成部分。去年，笔者在西藏农区进行了一次生产力水平的考察，正值秋收、秋耕时节，藏族农民用镰刀收割、二牛抬杠翻地仍是主要的耕作方式，而拖拉机田间运输、机器脱粒亦较普遍。这就是拉萨郊县传统农业向现代化过渡的现状。又如被藏民世代视为“神泉”的地方，有的已成为矿泉水生产的水源。这种对同一天然泉水的宗教意识和科学观念的并存现象，也是一种现状。因此，人类学家要充分地认识这种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使所拍人类学影片既有时代精神，又有历史的深度。第三、在拍片思路和拍片前的准备工作上，要按民族研究的科研规律办。人类学家为拍片而写的文字材料，有的片子称“剧本”，多数片子称提纲，通称提纲为宜，例如《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等多部影片，就称的是“拍摄提纲”。至于“分镜头剧本”，是套用电影故事片的艺术创作方法。由艺术导演划定一个框框，到丰富多彩的人类社会生活中去寻找适合于这个框框的镜头(甚至请人表演)，这是不符合人类学影片拍摄原则的。拍摄人员应从“分镜头剧本”的限制中解放出来，根据拍摄提纲拍摄。具体拍摄时的镜头使用，应发挥拍摄人员的创造性，以适应丰富多彩的人类生活。第四、要改变以综合片为主，一部片子中面面俱到的拍法。应以拍专题片为主，综合片为辅，力求影片的深度。如《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赫哲族的渔猎生活》两片，就是主题突出，拍摄较深入的两个专题片。第五、要改变某些影片冗长、镜头重复过多的缺点。在当今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快节奏、高效率的信息时代，人们要求的是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更大的信息量，影片应该内容充实和精练。第六，要改变一种固定模式的表现手法。在过去反映社会形态影片中，有些是按照“旧的社会形态－红太阳－新面貌”的结构编排的，多看几部片子就感觉出表现形式的雷同和单调来了。可见人类学影片在结构和表现形式上也应该多样化。
我国影视人类学的发展已有初步基础，并愈来愈受到人类学家们的关注。在1993年10月四川乐山召开的“中国民族学学会第五届学术讨论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杜荣坤在讲话中说:要拓宽民族学研究的领域，要多方位、深层次地开展研究。提出了包括影视人类学在内的19个分支学科的分科研究和综合研究。也是在这个会上，中青年学者举行了座谈会，他们思想活跃，眼光敏锐，更多地了解运用现代化科研手段的重要性，提出了人类学田野调查应使用影视手段完成调查中的形象纪录，提出了要大力开展影视人类学等分支学科和专题学科的研究。(19)可见，影视人类学的发展已具有较广泛的思想基础，把我国50－60年代开创的影视人类学更进一步开展起来，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注释:
①文中所述影片，既指用电影摄影机所拍的电影片，也指用摄像机所摄的录像片。
②分别见国际影视人类学委员会编:《影视人类学通讯》1992年春季号第4页和《环地中海文化观念的对比》(94西班牙格林那达第二届国际民族学影视节资料)。
③参见中国人类学会编:《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版。
④澳大利亚土著医疗中心赠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录像带。由该所研究员詹承绪、夏之乾带回。
⑤［意］保罗基奥齐文，梦兰译:《民族志影片的功能和战略》，载《民族译丛》1994年第2期第51页。原载美国《影视人类学》1989年第2卷第1期。
⑥［美］卡尔·海德著，田广、王红译:《影视民族学》，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6、24页。以下简称《影视民族学》。
⑦［意］保罗·乔齐文，知寒译:《民族志电影的起源》，载《民族译丛》1991年第1期第42页。原载美国《影视人类学》1989年第2卷第1期。以下简称《民族志电影的起源》。
⑧参见《影视民族学》第47-88页。
⑨见王恩庆、李一夫编译《国外民族学概况》(中)，第207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0年铅印本。
⑩P·霍金斯编:《影视人类学原理》，海牙1975年版第483页。转引自《民族志电影的起源》，载《民族译丛》1991年第1期第43页。
(11)参见张江华:《我国影视人类学历史发展纪事》，载《民族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
(12)李德君:《中国影视民族学的发展历程及前景展望》，载《广西民族研究》1992年第4期第114页。以下简称《前景展望》。
(13)《前景展望》第115页。
(14)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384页。
(15)参见德国格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编:《民族学影片目录》(欧洲专册)，1983年。
(16)见《民族志电影的起源》第45页。
(17)见《民族志电影的起源》第45页。
(18)王纪言:《华语电视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选编》中《寻根与追梦》。载《中国电视》199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