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明：中国北方草原的青铜器艺术与文化交流

中国北方草原的青铜器艺术与文化交流

大连大学美术学院 张景明

摘要：考古学资料表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青铜器出现的历史比较早，与中原地区几乎同期产生，有自己发展的渊源，由于独特的自然环境，造就了特征鲜明的游牧民族文化，并在青铜器的艺术风格中表现出来。同时，随着北方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西方国家的文化交往，草原青铜器又呈现出这些地区的文化特征，与亚欧草原的青铜器艺术在风格上达到一致性并有创新，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艺术相互影响，加强了双方间的文化交流与交融。

关键词：北方草原 青铜艺术 文化交流

在北方草原地区，青铜器出现的历史比较悠久，几乎与中原地区同期产生。由于特定的草原环境，形成了独具特征的游牧文化，青铜器的造型艺术也别具风格，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器物造型的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古人类遍布整个北方大草原，人类烧制陶器，磨制石器、玉器、骨器，工艺非常精湛，火候较高，为后来的青铜冶炼和铸造及打磨工艺奠定了基础。1987年，内蒙古敖汉旗西台红山文化遗址的房址中发现了多块陶范，内有类似鱼钩状的空隙，为铸铜的范［1］。辽宁省牛河梁红山文化第二地点第四积石冢顶部附葬小墓［2］中，随葬1件铜环饰，经鉴定为红铜质，为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铜标本之一，证明北方草原地区的冶铜史可追溯到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

一

在夏至商晚期，生活在北方草原地区的古人类不仅掌握了冶炼技术，而且能铸造多类器物。分布于内蒙古东南部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除发现有小型青铜饰件外，还发现了大型青铜器，这几乎与中原地区同时出现了青铜器。

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群［3］，时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代晚期，出土26件铜耳环，25件铜指环，2件铜斧帽饰，1件铜镦，1件铜杖首。铜耳环、铜指环系合范铸造，耳环有一段宽扁处，在此锉断开口，环表面有锉磨痕。铜斧帽饰的接口两端有范缝的痕迹，系用外范两块、范芯一块铸成。铜杖首采用两块外范、一块范芯铸造。可知当时已经掌握了使用合范和内范的铸造技术。内蒙古赤峰市四分地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夏代中期)遗址的窖穴［4］，发现1件陶范，为合范中的一扇，在铸面上部喇叭形铸口下有联珠状铸体，范的顶面和两侧都有对范的刻划符号，尤其是铸面的右下侧还作出一规整的小圆窝，这是合范子母榫扣合的母榫，说明当时使用合范已达到了相当规范的水平。在辽宁省锦县水手营子夏家店下层文化晚期（商早期）的墓葬［5］中，发现1件铜柄戈，铜柄与戈体连铸为一体，柄两面满饰花纹，为菱格纹内填联珠纹，戈体重量超过1000克，证实当时已能一次熔炼和浇铸上千克的铜液，同时铸出比较复杂的花纹。

到商代中晚期，青铜铸造技术又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出现了大型青铜器。内蒙古翁牛特旗解放营子乡头牌子村敖包山前出土一甗、二鼎［6］，赤峰市西牛波罗出土一甗，克什克腾旗天宝同出土一甗［7］，这些大型青铜器采用分范合铸的技术，甗耳、鼎耳于器身铸成后在其上安模、翻范、浇铸成型。甗腹外表饰简单的弦纹和符号，鼎上腹饰卷云纹。造型粗犷，纹饰简单，反映了早期青铜器铸造的特征。在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境内，北洞1号坑出土5罍1瓿，为商代晚期。另外几处窖藏出土有数量不等的青铜器，类别有鼎、甗、鬲、簋、罍、壶、盂、尊、卣、盘等，有部分是商代的器物，但也有周初器物伴生，有的窖藏出现青铜器与魏营子类型的陶器共出的现象［8］。由此可知，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出土的几批商末周初的青铜器，与同处大凌河上游的地方性文化有关。

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朱开沟文化第五阶段遗存［9］，相当于早商时期，出土有铜爵、铜鏊、铜短剑、铜刀、铜戈、铜镞，既有中原地区的器物，也有北方草原特征的典型器。刀、剑、戈、镞采用两块外范的铸造技法，爵、鏊采用分范合铸的技术，使其工艺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陶鬶和陶爵，与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同类器形制接近，这种器物的流口间和腹身接合处常见有成排泥质铆钉装饰，与中原地区商代青铜器上的铆钉装饰手法非常相似，可能来源于同类的青铜器上。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彩绘陶器是其文化内涵的主要特点，彩绘纹饰中的饕餮纹、带目夔纹、云雷纹等以及纹饰在器物上的位置，都与中原地区商代青铜器有着内在的联系。由于没有发现更多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铜器，其青铜器的发展程度还需以后的考古学发掘资料来左证。但可以肯定，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青铜器不是处于原始的制作阶段，当时已经具备了较高的冶炼和铸造技术，进入青铜器发展的早期阶段。

从考古学资料表明，中国北方草原的青铜器大约在夏代早期（公元前21世纪）出现，以夏家店下层文化为代表，其文化内涵显示出有大量的陶器彩绘纹饰与中原地区青铜礼器极为相似，广为流行的占卜巫术，象征父权制军事组织权力的青铜杖首，反映社会等级分化的墓葬制度，以大型聚落为中心的酋邦制社会结构，以及作为文明进程标志的青铜器。在所发现的青铜器中，皆为扁喇叭口形耳环、指环、小刀、镞等小型器物，并对东北地区凌河流域的青铜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如辽宁省新民县发现的高台山文化遗址［10］中，也有扁喇叭口形耳环、小刀、饰件等。其中，扁喇叭口形耳环在北京市发现的商代墓葬［11］中出土了类似的器物。这种金属制作的喇叭口形耳环，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寇泽尔布拉克一、二号墓葬中都有发现，既有扁喇叭口形耳环，又有圆喇叭口形耳环。而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却发现的是扁喇叭形耳环，在草原东部一直延续到西周早期，与哈萨克斯坦境内发现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圆喇叭口形耳环存在截然不同的形制。但总体上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喇叭形口耳环，与哈斯克斯坦境内的同类器有着相同之处，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明朗。有的学者推断：“相距如此遥远的定居族团之间会发生这种交流”，“其间必有流动性强的人群作媒介”［12］。当时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主要为农业群体，能把这种文化传播进来，必然是欧亚草原以游牧为主的非东亚人种的人群，从哈斯克斯坦经新疆传到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东部，对当地的青铜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西周至春秋时期，北方草原地区的青铜文明逐渐走向繁盛时期，这主要表现在分布于内蒙古东南部地区、辽宁省西部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该遗址中普遍发现了青铜器，从用途上分装饰品、车马具、兵器、礼器及容器，铸造技术可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青铜器相提并论。

1985年，内蒙古宁城县小黑石沟墓葬［13］发现青铜礼器20件，生产生活工具36件，车马具70余件，装饰品200余件，生活用器34件，杂器4件。类型有鼎、簋、甗、鬲、壶、罍、尊、匜、豆、斧、锛、凿、锥、当卢、衔、轭、马冠、蟠首、车穿、短剑、鞘、盔、戈、镞、扣饰、饰牌、铃、罐、勺、杖首、刀等。青铜礼器和容器，多数纹饰繁缛，并有许多附件，采用分范合铸技术，附件（耳、兽等）先用范铸出，然后接铸在器体上。如刖人守门纹方鼎，敞口，弧腹，方形底座，四兽足，腹部接铸两个对称的方形竖耳，四角分别接铸翘角、露齿、怒目的立兽；腹部饰回纹和夔龙纹，底座左右两侧开小方窗，背面镂空，正面设可以启合的两扇小门，一门上饰一兽钮，另一门侧坐一守门刖人，底部镂五个方形孔；四兽足也为接铸，兽两耳竖起，怒目张嘴。这件器物采用了分范合铸、接铸、镂空等技法。兵器、车马具、生产生活工具等，多采用二块范铸造，也有单范和内芯。有的器物表面有砂粒和修磨痕迹，可能使用了失蜡法，使铸造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虽然有部分礼器是从中原地区传入，但先进的铸造技术也是无可非议的。1992年、1996年，在小黑石沟发现的青铜器有“师道”簋、豆、鼓形器、刀等。1998年在小黑石沟进行了新的发掘工作，出土的青铜器有鼎、饰牌、饰件、刀、短剑、镜等。这些青铜器与1985年出土的青铜器同样具有较高的铸造技术。

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动物纹具有明显的地域和民族特征，可以分为鸟禽类、兽类、其它类三大类别。鸟禽类包括鸭、天鹅、鹰鹫。鸭纹的代表器物有鸭纹青铜扣饰、鸭纹圆形饰牌，分单体和群体两种表现形式，群体鸭纹装饰的规划整齐。天鹅纹的代表器物有天鹅形青铜饰件，天鹅呈飞翔状。鹰鹫纹在一件青铜罐上表现，圆眼、勾喙、利爪，线条简练，形象生动。兽类包括虎、豹、马、牛、羊、鹿、獐、兔、鼠等，在造型上分蹲踞式、贮立式、奔跑式、卷曲式，也有只表现动物的首部。其它类包括怪兽、蛇、蛙等，怪兽的嘴似牛，有须，圆眼，头上长双螺髻形角。蛇呈纠结式。在表现手法上，多为写实性。这种写实性不是对动物外表僵死的描绘，而是形神兼备，力求用准确的形态表现出动物的神韵。如贮立的马，尖耳，细腰，圆臀，宽胸，呈昂首挺胸的矫健姿态；奔跑的兔，昂首翘尾，四肢用力，腰身拉长，一幅疲于奔命的状态；飞翔的鸟，双翅平展，双爪后曳，显示出悠然自得之态。当时人们通过对现实动物的观察，细致刻画动物的形与神，使其整体造型栩栩如生。在塑造静卧动物时，既要表现动物的静，又不使动物处于呆板状态。还有一种表现形式是在写实性基础上，采用了象征性的手法，在主体动物中辅以人为的纹样，具有写意的韵味。

在西周至春秋时期，分布于努鲁儿虎山以西老哈河流域和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依其地域分龙头山类型和南山根类型。北部的龙头山类型的文化内涵比较单纯；南部的南山根类型以内蒙古宁城县小黑石沟石椁墓为代表，随葬的青铜器内涵复杂，种类繁多，既有草原风格的兵器、工具和动物纹饰牌，又有地域特征明显的仿陶铜容器，还有成套的中原特点的青铜礼器。如“许季姜”青铜簋，在造型上为标准的中原礼器，内底铸铭文，为“许季姜作尊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铭文中的姜是姓氏，许为春秋时期的许国，其活动地域在今河南省许昌、南阳一带。季姜，为姜姓女子嫁与许国者。最后因为政治上或其它某种原因，由中原地区传入北方草原地区。刖人守门纹方鼎中的刖人，失右足，与陕西省岐山县周原庄白微氏家族窖藏出土的同类器极为相似，只是刖人失左足，二者应为一对。在文献记载中，也能看到山戎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史记》卷110《匈奴列传》载：“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是后六十有五年，山戎越燕而伐齐，齐厘公与战于齐郊。其后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春秋谷梁传》庄公三十一年（公元前663年）曰：“桓外无诸侯之变，内无国事，越千里之险，北伐山戎，为燕辟地。”山戎与齐国、燕国、郑国等发生战争，必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在俄罗斯叶尼塞河中游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克拉苏克文化，在年代上从公元前13世纪延续到公元前8世纪。在该文化遗存出土的青铜短剑中，剑首是蘑菇形、环形和铃形的短剑，大多有凸齿状剑格，有的柄部装饰弦纹、锯齿纹或凹槽。这种类型的短剑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常见的器种，而卡拉苏克文化却没有这种器型。如内蒙古宁城县南山根101号墓、南山根东区石椁墓、辽宁省建平县烧锅营子1号墓［14］等墓葬出土的青铜短剑，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器物。追溯其渊源，可以在早商时期的朱开沟文化、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李家崖文化遗存中找到，说明这种类型的短剑不是卡拉苏克文化的原生器类，而是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传入。前苏联著名的考古学家C.B.吉谢列夫认为，分布于伏尔加地区的塞伊马文化的铜矛、銎斧、刀向东传播，一直影响到安阳商文化青铜器的改变，公元前13世纪之后商文化又反过来向北传播，其影响直至叶尼塞河中游的卡拉苏克文化［15］。但这种銎斧早在商代的遗址中就已经发现，北方草原地区发现的同类器应该是从中原地区传入，并非是受塞伊马文化和卡拉苏克文化的影响。

在叶尼塞河中游的米努辛斯克盆地，继卡拉苏克文化之后又出现了塔加尔文化，年代为公元前7世纪至前1世纪。与卡拉苏克文化相比，开始出现了“野兽纹”，但最初阶段的“野兽纹”并不发达，主要有圆雕野猪、山羊、马、鸟首等。到公元前5世纪，塔加尔文化中的“野兽纹”艺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出现的纹饰来自阿尔泰的某些艺术形象，最具代表的是屈足鹿、卷曲成环的猛兽、虚幻的动物、口衔动物的伫立状猛兽等。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出土的动物纹器物看，屈足鹿、环状猛兽的年代要早于塔加尔文化。如内蒙古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16］出土的屈足鹿形青铜饰牌、宁城县那四台出土的屈足马形金饰牌、小黑石沟出土的环形豹纹青铜马衔、环形虎纹青铜饰牌、环形豹纹金泡饰等，这些标本都比塔加尔文化的年代早，很难说北方草原地区的这类动物纹就是受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的影响，应该有自己的渊源。伫立状动物、口衔弱小动物的猛兽、群兽等，在塔加尔文化中多有发现，这类纹饰也见于夏家店上层文化中。由此推断，塔加尔文化的某些“野兽纹”受到了来自东方草原地区动物纹的影响。虚幻动物的形象，在后来的匈奴文化中比较多见。

在黑海北岸、北高加索地区，公元前7世纪后半叶形成了斯基泰文化，以兵器、马具和“野兽纹”艺术为特征。兵器有短剑、剑、弓、镞等，马具主要是衔、镳、笼头部件，其种类远不及夏家店上层文化发达。斯基泰文化早期的装饰品只有金铜耳环、螺旋饰、饰牌等，并没有很多的动物纹装饰，与夏家店上层文化丰富的动物纹装饰艺术更无法相比。在咸海沿岸、谢米列奇耶和天山地区，是早期萨基人的活动地域，目前所发现的文化遗存的数量不多，兵器有带銎镞和柳叶形短剑，装饰品有不同类型的青铜耳环，文化内涵比较单纯，也无法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去作对比。公元前7世纪以后，这一地域虽然遗留下丰富的文化遗存，但其时代已经晚于夏家店上层文化，从而不能直接去比较研究。图瓦地区公元前9至前8世纪的文化遗存以阿尔然王陵为代表，出土了青铜短剑、啄锤、衔、镳、卷曲成环的虎纹饰牌、圆雕绵羊顶饰等［17］，这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繁荣期时代接近，但文化内涵还是比不上夏家店上层文化。因此，夏家店上层文化已经拥有了斯基泰文化的三要素，兵器、马具和动物纹艺术的种类和制作技术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那种认为中国北方草原的青铜文化源于欧亚草原西部的说法值得怀疑。

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进入青铜文化的早期阶段以后，欧亚草原通道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整个草原信道的文化呈现共同的特征，并随着游牧经济的产生逐渐向一致性发展，形成了介于游猎经济带和农业经济带之间的游牧经济带，由于自然生态环境和经济形态的接近，反映在文化形态上必然有其共性的一面。由此看出，在匈奴统一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和草原丝绸之路全面开通以前，草原信道就已经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载体，这种交流一方面是东西方游牧文化的交流，导致中国北方草原地区至黑海沿岸存在着文化的共同因素；另一方面是中原地区通过草原信道与西方进行文化交流，如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墓葬中，发现中国丝绸的碎片，年代约在公元前1700年至1500年之间［18］。因此，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早期青铜文化中的青铜器和中原地区商周青铜器的类型和纹饰，在某些方面与蒙古国、俄罗斯、中亚等地的相同性，充分证实了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通过草原信道发生的文化联系，是以诸多中间民族为媒介而进行的，并不是直接的交往，而是间接的影响。正如乌恩先生所言：“如果说商周之际中国北方的某些部族确实有向北的迁徙活动，那么这一活动地域也只限于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地区”［19］所以说，这一时期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是依靠那些游牧人作为中介来进行的。

三

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北方草原青铜文明达到了鼎盛时期，主要表现在以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为中心出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从用途上分容器、装饰品、车马具、兵器、生产生活工具等，铸造技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一文化系统的各种器物，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对周围地区诸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也吸收了周围地区诸文化的精髓，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北方系青铜文化。

在鄂尔多斯及周边地区，迄今发现几十批这一时期的遗址和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

以内蒙古杭锦旗桃红巴拉墓葬［20］、凉城县毛庆沟墓葬［21］、准格尔旗玉隆太墓葬［22］、速机沟墓葬［23］为代表，为前匈奴和匈奴的遗迹。桃红巴拉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是生产生活工具、兵器、车马具，类型有鹤嘴斧、锥、锤、斧、凿、刀、短剑、镞、马衔、刷柄等，采用分范合铸或单范铸造，有的有内芯。毛庆沟墓葬出土的青铜器有短剑、戈、矛、镞、刀、饰牌、带扣、环等，采用分范合铸或单范铸造。这两个遗迹出土的器物以短剑和刀为代表。短剑的首部以“触角式”或“变形触角式”的造型为主，还出现了环首；剑格由舌状突起变为椭圆形和翼状。铜刀主要为环首。剑、刀柄部开始出现了繁缛多变的装饰纹样。装饰品的种类繁多，由鸟形饰、环状带扣和环等组成的腰带饰，几乎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服饰品。说明青铜铸造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玉隆太墓出土的盘角羊形青铜饰和速机沟墓出土的鹿形青铜饰、长喙鹤形青铜饰，造型较为复杂，采用分范合铸技法；羊角、鹿角先用范铸好，然后焊接在羊首、鹿首上，已经掌握了焊接技术，使青铜铸造业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匈奴青铜器的造型艺术是从观察现实生活中产生的，器物上千姿百态的动物造型，是以形象的表现手法，对他们生活环境的描绘。战国晚期，正是匈奴势力开始强大的时期，出土器物的数量和动物装饰种类非常丰富，时代特征比较明显。所表现的动物种类分食草动物、食肉动物、想象中的动物和杂类动物。食草动物有马、牛、羊、鹿，食肉动物有虎、豹、狼，想象中的动物有龙、怪兽、狻猊，杂类动物有野猪、刺猬、鹤、鹰、天鹅、蛇等。其中，马、羊、牛、鹿、虎、豹、鸟是动物纹的主体。在装饰布局上，匈奴青铜器动物纹表现为单体动物和复合动物装饰。单体动物装饰有写实性和图案化两种，把动物的各种姿态塑造的生动、形象，静动各异。复合动物装饰多表现凶猛动物吞食温驯动物，也有凶猛动物之间的咬斗，还有同种动物相对或相背排列。另外，在匈奴的青铜器中，还有人物舞蹈纹装饰，如舞蹈纹青铜壶，在器型上为中原地区的风格，但装饰中却运用了少数民族舞蹈的艺术形式。

西汉时期，匈奴青铜器动物纹种类有马、羊、驼、鹿、虎、龙等。在装饰布局上，继承了战国的遗风，除单体动物和动物咬斗外，纹饰布局讲究图案对称，多以透雕手法表现，还出现了高浮雕的手法突出所表现的主体图案。还出现适宜匈奴民族游牧生活的器物造型，如四系青铜扁壶，便于马背上携带。东汉时期，鲜卑青铜器的纹饰仍以动物为主，种类有马、牛、羊、驼、鹿、神兽、野猪等，装饰布局为单体动物和复合动物，常使用透雕工艺，使器物具有图案化的效果。汉代以后，北方草原青铜器的造型艺术趋向衰落。究其原因，可能与铜已成为贵重金属有关，并被政府所控制，加之铸造钱币需要大量的铜源，影响了青铜器的继续发展。

北方草原地区，青铜器的动物纹最早流行于早商至西周前期，主要是装饰于青铜短剑和刀柄首的圆雕动物头像。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动物纹，与匈奴器物的动物纹相比，二者之间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某些区别。如单体动物纹饰牌、群兽纹饰牌等为其共同特点，而刀、剑柄上的群兽纹和双虺纠结、双蛇衔蛙、展翅飞鸟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特点。鸟头、兽面形饰、屈足鹿则是早期匈奴文化的风格。战国至西汉时期，匈奴青铜器的动物纹自成体系，多为牛、马、羊、驼、鹿、虎、豹、野猪、禽类等动物种类，表现形式分单体动物、复合动物、动物咬斗，采用模铸、模压、圆雕、浮雕、透雕等工艺。因此，匈奴青铜器的动物纹是一种源自草原的艺术形式，其渊源可追溯到早商时期的以朱开沟第五阶段文化遗址为代表的早期青铜文化。

动物纹装饰艺术分布的地域非常广泛，除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外，在蒙古、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哈萨克斯坦直至黑海沿岸都很盛行，国外学者称之为“野兽纹”。在学术界，有的学者把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动物纹纳入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的范畴，甚至认为是在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的影响下形成的，这显然有悖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动物纹的历史发展脉络。但是，由于亚欧大陆草原诸民族间的长期交往，必然产生文化间的相互影响。战国晚期，匈奴青铜器动物纹中出现的怪兽等艺术造型，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传统风格迥然不同，找不到它们的渊源，而在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和阿尔泰艺术中却广为流行，年代也早于匈奴的相关动物纹。匈奴的群兽纹长方形饰牌、卷曲成环形的虎形饰牌，以及其后的透雕动物纹饰牌，在蒙古国、外贝加尔、米努辛斯克盆地都有发现，而且出现的年代早于这些地区。可见，匈奴青铜器的动物纹与中国境外的“野兽纹”，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同时，在河北、江苏、广州、云南、陕西等地的西汉墓葬中都发现有动物纹的器物，与匈奴动物纹的装饰风格非常相似，说明其在我国的影响范围也很广泛。在北方草原地区，匈奴青铜器的造型艺术，直接影响了东汉至北朝时期鲜卑器物的装饰艺术。

北方草原青铜器的造型艺术丰富多彩，尤以动物题材最为突出，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草原游牧民族逐水草迁徙、食畜肉、衣皮革、住穹庐的生活场面。同时，也强烈地反映了游牧民族在青铜器艺术创作方面的不断探索和追求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青铜器造型艺术相继出现了崇拜天地神灵的文化含义，或表现出风土民情的内容。如今，青铜器的时代离我们远去甚久，但其灿烂的造型艺术却告诉人们：天地造化万物是艺术创作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源泉，让青铜器的造型艺术继续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