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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东:艺术人类学视野中的文身文化

[日期:2009-06-27] 来源:本站  作者:王晓东 [字体: ]

艺术人类学视野中的文身文化

鲁东大学外国语学院 王晓东

摘要:文身是一种古老的文化符号,其内涵丰富、社会意义重大,是无文字时代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的研究表明,文身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现象,其传承特征突出表现在历史长久、分布广泛、象征·功能意义丰富等几个方面。文身所具有的一旦刻画于某人的身体上就会终生伴随的特点倍受无文字时代人们的青睐,以至世界上的许多民族在历史上都曾有过文身的经历,并曾赋予文身以年龄、奖惩、图腾等多重象征意义。人们不但通过这种艺术形式来展现个人的心愿、渴望,而且通过文身来达到确定成年、婚姻、财富、族群、信仰、维护群体秩序等目的。同时,文身也具有向其他族群昭示本族群独特的图腾、宗教信仰等功能。透过文身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给文身以人类学的解释,就是艺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身艺术观。

关键词:文身;艺术;象征;功能;人类学。

引言

现代社会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明显,使得许多异质文化要素的融合、重组、再生不再是什么新鲜事,特别是网络技术所带来的信息传输手段的革命,更把世界变成了一个村落。美国人的流行不须时日,就会成为全世界的流行,而“文身”就是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近一个时期以来,人体彩绘、个性文身、水晶文身贴等像一股浪潮席卷东西方世界。如果您留心一下电视、电影、体育节目、演艺圈等就会注意到,许多NBA明星、乡村乐队、歌星、影星等身上雕画着骷髅、蝎子、老虎、鲜花、人物、文字等纹样。面对这股来势猛烈的文化风潮,许多人都投以很大的关注。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现象作了解释。或言复古、或言新潮,不一而足。

历史文献告诉我们,文身并非现代人的发明,而是有着千万年悠久历史的古老文化现象。研究表明,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在历史上都曾有过文身的经历。那么,为什么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文身这种古老的文化现象,又会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且大有流行之趋势呢?

毋庸置疑,文身是痛苦的,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民族追逐它?又为什么历经千万年而不衰?对于这些问题,有学者认为:“原始民族的画身,主要目的是为美观;它是一种装饰,并非象有些人所说的,是一种原始的衣著。所以我们先从美学的观点去研究画身是完全合理的。”[1]那么,这种观点能解释清楚吗?

本文拟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通过对文身的历史、种类、纹样、象征、功能等要素的浅析,解读这一古老文化现象所蕴含的深刻社会根源。

一.文身概说

(一)文身之名

英文称“文身”为“tattoo”,是从太平洋的塔希提岛的土语“tatau”演化而来的。中国文献关于文身的称呼有多种:黥、刺、雕、剺、镂、绣、扎、刻等。日本文献称文身为“黥”、“入墨”、“刺青”、“彫物”、“文身”等,北海道的阿伊奴人称文身为“希奴叶”(给我刻划、为我染画),南岛人则称文身为“针突”[2]等等。

关于文身的定义很多,但似乎都不是很确切。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笔者下了个权宜的定义:文身(Tattoo),人类历史上的古老习俗,大约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初期,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曾存在过文身习俗。文身有绘、刺、剺三种类型。文身具有族群识别、地位象征、成人标志、防灾祛病、婚姻、装饰等或为个人性或为群体性的象征意义及功能。

(二)文身的历史和分布

文身的历史非常悠久。无论是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都表明了文身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悠久历史。在中国、日本、欧洲都可以找到几千年前的文身证据。如中国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

日本出土的绳文时代土偶、埃及的木乃伊,考古学的材料可以证明的文身的最早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而文献资料中有关文身的记载更多。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手记中写道,“没有文身的人就不是好出身。”可知在两干多年前的古希腊就流行文身;在南太平洋素有“火山群岛”之称的西萨摩亚,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就已普遍流行文身习俗,那时萨摩亚人妇女与男子都常常全身绘刺花纹图案,他们把文身称为“塔图”。中国有关文身的文献资料也很多,从《山海经·海内南经》所载的“雕题国”,《礼记·王制篇》中的 “东方曰夷,被发文身”、“南方曰蛮,雕题交趾。”到后来的《史记》、《汉书》、《淮南子》、《太平御览》以至明代的《海搓余录》、清代徐珂的《清稗类钞》等,都有关于文身的记载。海南的黎族、台湾的高山族等少数民族至今仍保留着文身的习俗。

文身不但历史悠久,分布也极为广泛。从东南亚、印度尼西亚群岛一直到大洋洲、菲律宾、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岛;从西伯利亚各民族、加拿大爱斯基摩人、美国印第安人、墨西哥人到亚马逊河流域的土著;从印度到中东、北非等地的民族中,无不存在文身的现象。

(三)文身的种类特征

从整体上看,文身的方式主要有绘身、文刺、剺痕三种类型,简单地说就是:绘、刺、剺。

1.绘身

所谓“绘”,指用各种染料(油脂、泥土等)在皮肤上涂抹或描绘图案。如澳洲人、塔斯马尼亚人、明科比人、布须曼人、翡及安人、菩托库多人等中间流行绘身。今天的绘身称作“人体彩绘”,而且,人体彩绘被当作“艺术”搬上了人类生活的舞台,彩绘“艺术家”们,用现代工艺制作的一种特殊的植物染料,在皮肤上描绘出各种形象逼真、纹样丰富的山水、花草、毒蛇猛兽等图画。

2.文刺

文刺形式恐怕是原始文身世界中最常见的,不但分布广泛,而且文样种类极为丰富。无论是在有着绘身习俗的布须曼人、明科彼人中间,还是在爱斯基摩人、阿伊努人、印第安人、印度人、中国人等群体中,都曾流行过这种文身方式。

3.剺痕

剺痕是比较简单的文身方式,即用碎石片、水晶片、刀等尖利器物划割所剺部位填入墨汁等颜料。诸如澳洲人、明科彼人、阿伊奴人、阿萨姆的纳格人、所罗门岛民、新西兰的马里奥人等则采用此文身方式。

(四)文身的纹样

从世界各文身民族的纹样来看,绘身型的文身纹样多以直、斜线条为主,就其纹样而言,大概人们是在模仿自然界中的山川、动植物的线条;文刺、剺痕的纹样则比较复杂,如托累斯海峡的居民的纹样为“马蹄形”,昆斯兰德人的纹样为“半月形的线条”,塔斯马尼亚人的纹样为“星形”,安达曼岛人的纹样为“锯齿形的曲线”,黎族人的“蛙形”,高山族人的“蛇形”,独龙人的“蝶形”,壮族人的“符文”等。但无论多么复杂,我们都能在当地人的现实生活和自然界中找到他们的物象源。简单地说,文身的纹样来源于自然、来源于生活。

二.文身的象征意义

“象征”一词,英文为“symbol”。关于“象征”的定义,说法不一。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sord Geertz)把“意义”与“象征”紧密的结合起来,认为“象征符号是指作为观念载体的物、行为、性质或关系——观念是象征的‘意义’”[3]研究表明,文身与许多文化现象一样,具有丰富的内涵,呈现出多重的象征意义,这是文身得以长期在原始群体内维系传承的深层原因。

1.族群的标志

不少学者认为,早期的文身纹样与族群标志不可分,而文身一般又是在成年仪式上举行,因此,文身既是族群的标志,同时也成年的标志。已经文身的人通常是成年人,从文身纹样来看,可以判别他是哪个族群的成员。

据调查,班达人男女在胸部、腹部、背部和双臂皮肤上,刺以布局调和的花纹。潘格威人用煤油把所想要的图案画在皮肤上,用刀子刺后再用烧过的树胶搽伤处,这样其全身便布满“可爱的”疤痕。苏丹客土穆的土著民以文身作为部落的标志,在婴孩们颊部刺上相同的花纹,伤处搽上硝、灰和经过选择的药草的混合物,几天后刺纹便肿大成圆圈形,并留下宽的疤痕。[4]这正说明了班达人、苏丹客土穆人的文身的氏族标志的象征意义。在澳大利亚人中,“文身要算作是一种永久性的装饰,它多布满在胸部、背部、肩部和手上……这些斑纹通常是在举行成丁礼或献身仪式时刻划在身上的,作为已是成年男子和属于某一特定部落的标记。”[5]

格罗塞也认为,文身与氏族部落标志密切相关。他引用盖尔兰德的话说:劙痕“往往是部落或家族的标记”[6]。其实,类似的例子有很多,诸如特令吉特人的文身,除了整体绘制鲸、海豹、海脉等崇拜物之外,还绘制动物象形,如乌鸦的翅膀、熊的脚爪和足迹,鲸的聘和尾巴,以及鹅头、狼嘴、鼠脚等等,以此代表整体的象征;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乌美达人来说,他们深信自已是森林中一种叫檄食火鸡的骨和肉变的,因此他们把食火鸡作为图腾祖先来供奉,每到吉日良时族中受尊敬助长辈和村落首领使用木炭在皮肤上绘成食火鸡模样;海达印第安人用红、黑、绿及青色来绘制自己的图腾标志,如鱼就用红黑两色绘制,鱼的头部直向额间,尾端分开,伸于两颊,其余部分画于鼻眉之间,也有在右眉画一黑色鲸鱼,左眉画一红色慈鱼的[7];巴西的巴凯里部落的印第安人,在他们儿女的皮肤上画一些黑点和黑圈,使他很像豹皮,因为他们认为豹子使自己部落的始祖。[8]弗雷泽指出:“北美洲的一些部落用刺文的方法在自己皮肤上画了一些他们认为是他们部落的始祖的动物。[9]

有关学者的调查显示,中国黎族的文身也有族群标志的象征意义。诸如 “黎人祖先概行文身之俗,子孙守祖宗遗制,依样葫芦,若生时不文身绣面,取具本支本族或本家支特种标识,则异日死后,祖先因子孙太多,难以遍观尽识,倘不幸祖先不认为嗣孙,则将无所归属永为野鬼。”[10]台湾高山族的文身族群象征意义十分明确,诸如泰雅人的额纹能识别族群,赛夏人的文身避免被别族人所误杀等[11]。阿伊奴人的文身有区别于其他民族身份的功能。[12]海顿说:“在美起屋区的威畈,我作了两个在躯干上刺花刺得很多的妇人的略图,并且我在印脑华看到过相类的刺花的妇女。基士神父说:每个部落有它的个别样本,而且任何版权的侵害,将成为战争的正当理由。”[13]

以上的例子足以清晰地证明,文身无疑是具有氏族标识的象征意义的,而且究其起源,这些文身又都是为了满足区别部落、氏族、敌我等需要。

2.成年与婚姻的标志

许多民族的文身的象征意义与成人礼密切相关,例如澳洲土著民族少年,在举行他成年的庆祝宴上,第一次接受红色或白色的画身时,就算是被他同部落的人欢迎到成人社会里去了。也就是说,第一次文身具有成年的象征意义。安达曼人劙痕的施行,是表示进入成年的仪式的一部分。……在安达曼人间也流行着一种关于劙痕原始的神话。在苏丹努尔人中,青年在前额客商恒疤痕表示成年,以次说明可以向姑娘求爱。[14]日本阿伊奴人的女子一文身即表明成年,可以结婚了;阿萨姆地区的阿奥纳格人一般从十岁到十四岁文身,不文身不能证明成年,也就不能期待顺利结婚[15]。而在“波利尼西亚青年男女一般在青春期文身,文身后才能成亲。”[16]乔治·彼得·穆达克写道:“当一个孩子达到青春期以后,他就要经历一次成丁礼。在举行典礼时,他的肩、大腿、胸部都要被划破,搽以炭末,当伤口愈合之后,便留下了成排的凸起的疤痕。同时被授予一个秘密的名字。”[17]

生活在海南岛的黎族人,女孩一般来说是从6岁至20岁开始的,多数是由10岁至15岁开始都要进行文身,她们各按祖传的样式,依样葫芦,而且各支系不能借用图式随意乱文。文身的完成一方面象征着成年,另一方面也是婚嫁的标志,即有了文身就获得了婚姻的权利;傣族的文身习俗也十分普遍,根据江应梁的调查,傣族人的文身年龄是在十一到二十岁之间,文身部位遍及全身,文身不但有作为成人礼的用意,而且与婚姻直接相关,不文身是不能结婚的;基诺族的文身可能是受傣族文身习俗影响的结果,施术年龄是十五、六岁,也具有成人标志的效果;独龙族妇女于十二三岁时文面也是成人的象征;台湾高山族的文身依各支族不同而存在差异,高山族青年人文身的成人礼意味也很浓厚。泰雅人男子的施术年龄一般在十五岁至二十岁之间,女子则是十五、六岁左右施术。男性的颐纹,女性的脸纹均表示通过考验,经此考验后的男女就证明有资格成为真正的族人;赛夏人男性在十四、五岁至二十岁左右文身,经过文身的考验后成年的青年男子就是一个成年人了;排湾人,女性于十三岁至十八岁之间文身,完成后设酒宴时,腕上初次带琉璃珠饰,为成年的标志;鲁凯人,男子的文身年龄为二十岁左右,女性为十六、七岁,且须在婚前完成等。

3.等级、身份和财富的标志

文身作为文身民族雕刻在身体上的文化,在有些民族那里还是等级、身份和财富的标志。不过,从文身的发展过程来看,文身作为等级和财富的标志是较晚时候产生的,这些象征意义存在于许多民族之中。结构人类学的创始人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也曾研究过文身,他分析新西兰毛利人的文身,认为毛利人的文身与身份和等级有关,他说:“文身不仅是装饰,不仅是贵族的象征和社会等级地位中的地位标志。”[18]文献中所记载的黎族、高山族、琉球人的文身情况,反映了文身象征着财富、贫贱、等级、地位等文化内涵。近现代的研究也证明,我国台湾高山族中的排湾人、鲁凯人、卑南人的文身是贵族的标志,鲁凯人的文身还有富裕的象征意义。[19]

4.宗教职业的标志

在文身文化现象中,有一种文身的职业象征性极强,那就是宗教徒的文身。宗教徒的文身是职业化标志的先导。伏尔泰说:“我所知道的是,古代(埃及)的祭司把他们接受圣职的标记印在身上,就像以后用洛铁印罗马士兵的手一样。有些地方的祭司自己划破皮肤,像以后贝洛纳女神(罗马神话中司战争的女神)的祭司那样。”[20]西非的达荷美人,他们也实行瘢身和梳特殊的发式,但这是与宗教仪式相连的。[21]

不仅佛教徒,在基督教和犹太教中也有行文身标志的。马可波罗在其游记的第三十五章《阿比西尼亚或中印度大省》中写道:“有人告诉我,这些地方的基督教徒,为了标明自己的教徒身份,特用烙铁在前额和双颊烙上三个印记。这可以说是用水洗礼后的第二次用火洗礼。撒拉逊人只有一个印记,即从前额到鼻子的中间。这里同样有很多犹太人,他们有两个印记,这两个印记都烙在双颊上面。”[22]据此可知,基督教、犹太教以及非洲宗教团体的文身性印记,无疑都在用文身来昭示自己的宗教性团体特征,这也证明了文身的象征性意义。

5.战争、勇敢和功绩的标志

在一些原始氏族部落,文身习俗还表现出对建立过功勋的人或英雄的赞美和祟敬。众所周知,狩猎和战争是原始氏族部落中的男性最重要的工作,因此对于狩猎和战争中具有勇敢行为并建立业绩者,则以文身加以记载和表彰。普列汉诺夫援引拉特采尔的话说:“事实上,我们知道,一些野蛮的部落在打猎成功之后,总要用被打死的动物献血来涂抹身体。”[23]例如巴莱姆的开阳人,开阳男人在前臂和股上有图样的刺花;他们的肩上有一种蔷薇形的或圆圈形的图案,是很常见的。手臂和指头是当男人猎得一个人头的时候才刺花的。[24]托列斯海峡岛民,索古与干尸,“一次打仗以后,若干男人就带着弓箭和石棒——尤其是要带弓箭——来到这里。男人们围成一个圆圈,并且用适当的射击姿势舞蹈。涂着红色和穿着舞裙的两个人,在中央作蹲伏姿势的舞蹈,而且大家都唱着一种怪异的歌。这两个人当中的一人戴着假面,右手拿着一条石棒,左手提了一个血淋淋的斩下的人头。另一个人则拖着系有人的下颚骨的那条绳。”[25]阿伊奴人的男子在捕获熊等猎物时要文身以表彰其勇猛。

台湾高山族的文身象征意义中有关于为表彰猎头的文身内容。泰雅人最早规定,男子只有猎得人头后才有资格在额处文刺,猎头多次者有资格文刺胸、手。赛夏人规定,男性只有在猎头后才能文刺额部,多次猎头后才能文刺胸纹。鲁凯人的下三社群规定猎头一次刺右胸,猎头二次刺左胸。卑男人规定猎头多次的平民男性也可文身[26]。

6.吉礼和丧礼的标志

研究表明,文身还有一个较为突出的象征性意义,就是表达喜庆和哀悼等人类的情感。在一些民族中,文身又是吉礼和丧礼的象征。诸如澳洲人和欧洲人所用的丧色,和他们肌色一样分歧。白色的欧洲人用黑衣作丧服,而黑色的澳洲人则用白土作丧装。……照叔耳曼(schuermann)的记述,在许多区域中,白色是为血族见背而用的,黑色是为姻亲死亡而用的。……“明科彼人对于他们身体的涂彩,共有三种颜色,他们使用的方法,是要叫别人一看就明白他们是在生病或在服丧,或是要到宴会去。”……安达曼人所用的三色中的第一色,就是一种青白色泥土,将这泥土和上了水,很厚地涂满全身,是表示对死者哀悼的。……澳洲既用红色涂身来表示进入生命,他们也用这颜色来表示退出生命。那林伊犁人 (Narrinyeri)用红色矿土来装饰死尸,”而且这种风俗流行很广,因为迈尔(H.E.Meyer)在思康脱(Encouoter)海湾的诸部落间也曾看见过。在北澳洲,至少腐尸骨路是要涂彩的,涂彩之后就可保留很久作为纪念品。”[27]普列汉诺夫也说:“一些澳洲部落用白色粘土涂抹身体来表示对死者的哀悼。”[28]

《新唐书·回鹘传上》记载:帝以幼女宁国公主下嫁,即册磨延啜为英武威远毗伽可汗,诏汉中郡王瑀摄御史大夫为册命使,以宗子右司郎中巽兼御史中丞为礼会使,并以副瑀,尚书右仆射裴冕送诸境。……俄而可汗死,国人欲以公主殉,主曰:“中国人婿死,朝夕临,丧期三年,此终礼也。回纥万里结昏,本慕中国,吾不可以殉。”乃止,然剺面哭,亦从其俗云。后以无子,得还。[29]

另外,文身在离开原始部落进入世俗社会以后其象征性意义也发生了变异,又生发出诸如岳飞的“精忠报国”等表达个人意愿和个性的标志、刑罚的标志——黥刑等象征意义来,使得文身越来越丰满了。

文身的象征意义是文身民族给文身这种人类自己所创造的文化符号赋予的实用性意义,人们依照这些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来安排日常的生产生活活动。换言之,当人类创造出文身这种刻画于人身体上的象征符号之后,这些符号就参与到了人类的社会活动之中,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文身的功能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或文化元素都具有功能,不具有功能的文化是不会存在的。同时,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功能也不是单一的和固定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功能也不断变化或逐步增多。文身作为具有丰富内涵和外延的人类古老文化现象,其功能也是十分复杂的。

1.区分和识别群体的功能

研究表明,不同的氏族、部落、族群其文身的方法、纹样等是有着很大的区别。安达曼人在他们的背上、肩上、胸部、腹部、大腿等部位所剺割的线条,其排列组合的顺序及数目的多寡以部落的不同而又很大区别,于是文身成为证明他们从属不同部落的标志。澳大利亚南部斯宾塞湾一带的伯尼凯亚部落袋鼠氏族的人,在举行成人礼时要在背上绘上三个圆圈即为袋鼠的象征同时也是氏族的标志。托列斯海峡美彪安岛人的氏族标志,是从鼻尖到前额在沿背脊而下到腰部所绘出的一条红线。希卢克人的部落标志是两耳之间额部上的一串串形状特别的小肉瘤。在苏丹一些土著人那里,虽每个部落都有共同的面纹,但即使在同一个部落内,各个家族、家庭的面纹也稍有不同,根据各人的脸型特征而略有差异。非洲西部利比里亚的土著青少年都必须接受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名为“波罗会”和“桑德会”的训练才能成为部落成员。训练中要打“族印”,即由土著医药师用尖钩钩住皮肤,留下伤疤。各部落打族印的部位不同,有的在前额,有的在颈部,有的在胸部、背部或肚脐上。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独特的文身纹样,如果有别族错文了本族纹样的现象,就认为对方侵犯了本族权益,或会引起争斗。[30]阿伊奴人的文身有区别于其他民族身份的功能。[31]

海南黎族各支系的文身纹样是有区别的,孝黎的面纹与生铁黎不同,水满峒黎与番阳黎不同,而水满峒黎的各种剃头黎所文面纹都有区别。台湾高山族各族文身的族群性标志也很突出,各支系纹样有很大差别。诸如泰雅人和赛夏人的为了在猎头时不伤及族人的文身等。[32]甘洛和冕宁的彝族姑娘把文身作为与汉族相区别的符号,有文身的为彝族,没有的就是汉族。彝族人还认为,文身能帮助人死后与亲人团聚,同时文身也成为彝族人家庭的标志。

2.图腾崇拜的功能

原始人认为自己的氏族或部落全体成员都起源于某种动物、植物或其它物体,相信自己和赖以生存的、与之关系最密切的某种动物,植物或其它物体具有特殊的亲缘关系,于是他们把某种动物,植物或其它物体视为自己的祖先、亲族或保护神,虔诚顶礼膜拜。文身通过人工刻画到人体上去后便能时刻伴随着人的特点,恰好能够在人与“神”之间建立起联系。或者可以说文身自然地就成为文身民族得到神——图腾护佑的媒介。

民族学家杨堃在《原始社会发展史》中说:图腾“是一种动物,或植物或无生物”,部落内各群体把“图腾作为自己的祖先”。岑家梧在《图腾艺术史》中认为,通常所说的图腾,就是人们相信某种动植物为“集团之祖先,或与之有血缘关系”。[33]

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认为,文身与图腾崇拜和氏族标志密切相关。他说:“图腾氏族的成员,为使其自身受到图腾的保护,就有同化自己于图腾的习惯,或穿着图腾动物的皮毛或其他部分,或辫结毛发,割伤身体,使其类似图腾,或取切痕、黥纹、涂色的方法,描写图腾于身体之上。”[34]

博厄斯在《原始艺术》中谈了文身与图腾的关系,他指出:“根据我们的观察,似乎应该认为,如果没有图腾观念,就不会有具体的象征艺术的发展;同时应该认为,艺术首先具有了一定的传统形式,然后逐步发展到越来越完善的动物形态。另一方面似乎应该肯定,图腾形象地丰富和完美,其动力来自艺术形象的价值。在所有部落里都可以看到,等级高贵的首领有权使用特定的艺术形象,而这些形象就雕刻在普遍使用的图腾柱背景之上。在美洲南部可以找到充足的证据,说明用图腾——更确切地说,用一定的动物形象——表现阶层的观念又有所发展,这是因为人们都力图取得某些动物形象以便提高自己所属的社会团体的地位。”[35]

3.婚姻的功能

格罗赛在《艺术的起源》中引述克朗兹(Cranz)在“格陵兰(Greenland)历史”中的话说:母亲在女儿年纪少小的时候就为她们刺纹,“怕不这样,她们或许会得不到丈夫。”[36]不文身就有可能不能结婚,这说明文身在爱斯基摩人的婚姻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太平洋西南的美拉尼西亚群岛上,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土著居民各部落都有独特的传统文身花纹图案。妇女的文身是分阶段进行的:成人时在胳臂和服上绘刺上第一套花纹;订婚时绘刺第二套花纹;结婚时绘刺第三套花纹;生育时给刺最后一套花纹。在印度尼西亚的达雅克人中间,姑娘婚前的文身是成人的标志,博茨瓦纳布希族女子在初潮后必须在脸上文刺花纹,否则就不能结婚;在波利尼西亚,到达一定年龄而未文身,则不得结婚。达雅克人要求姑娘在婚前必须文身;阿萨姆地区的阿奥纳格人一般从十岁到十四岁文身,不文身不能证明成年,也就不能期待顺利结婚;日本阿伊奴人的女子一文身即表明成年,可以结婚了[37]等等。

中国的黎族、独龙族、高山族、傣族等文身民族都给文身赋予婚姻的功能,未文身者不得嫁娶。这种只有达到成熟期举行文身礼才可嫁娶的禁制,对于女子来说,是社会在其未达到性成熟之前予以强制性的保护。

4.美饰的功能

文身是艺术品,自然就具有美饰功能。文身民族把文身作为装饰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新西兰的毛利人不论男女均喜欢在人体躯干和四肢部位刺上种种图纹。妇女在唇、颊、眼角胸部太腿甚至手指朋趾上刺花,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美女。非洲东部坦桑尼亚的玛孔德人,无论男女,都把文身看作是一种美丽的装饰,这种装饰是在脸上胸部、背部及身体的其他部位用刀绘刺而成的。居住在菲律宾北部吕末岛中部的中科迪耶拉山脉东麓的伊富高人。其审美观念也表现在文身上。图案的主要内容是一些具体事物,往往是鹿、鳄鱼、蜥蜴、蝎子等动物形象,还有几何图形、波浪形线条和“之”字形线条等。穆达克说:“塔斯马尼亚人虚荣的心理在人体装饰方面获得了充分的表现。脸是用炭末涂黑的,身体则擦以油脂、粘土和赭石,男人头发用油脂和红赭石涂抹,在编织好挂在肩上,脸上和颈上。”“男女最喜欢的装饰是瘢身,手、腿、肩和胸部的皮肤都被割成深口,搽以炭末,当伤口愈合之后,便留下了成排的突起的疤痕。”[38] “美起屋区郁尔岛的妇女从头到脚都有装束和刺花,其形状与摩图妇女十分相似;但在附近的部落当中,则其刺花是不完全的。”[39] “许多北美印第安部落也沉迷于文身的装饰艺术。有的部落仅限于妇女,如加利福尼亚州的托巴托拉贝尔和卡米亚;有的部落男女都流行文身,如在阿拉斯加东南部。”[40]

中国古代文献中也有关于文身美饰功能的记载,诸如《左传·哀公七年》中就说:“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赢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 陆客在《菽园杂记》中载言:元时豪侠子弟“两臂皆刺龙凤花草,以繁细者为胜。”

何廷瑞曾介绍过台湾高山各族文身的美饰功能:泰雅人认为,刺面为一种最讲究的装饰,其美观远胜自然。有刺纹的部位不长毛,不生皱纹,能保持年轻不老之相,同时,手脚刺自己设计的花纹,易引起异性的注目。而在排湾人那里,文身是特权阶级的装饰之一,籍此增加身体的美观。鲁凯人也认为文身可以增加美观,议婚时可提高身价。卑南人也认为文身可增加美观,提高身价,订婚时可多要聘礼。[41]

据马沙介绍,他们走访过的黎族文身妇女,当被问起为什么文身时,多答“为了美”、“好看”。[42]郑超雄在提到傣族姑娘的文身时说:“……当问及这些纹饰是什么意思时,许多人都回答不上来,仅仅说是为了好看才文刺的。”[43]

在有关文身美饰性功能的认识方面,格罗塞可说是最具代表性。他指出:“但是在大多数情形下,劙痕和刺纹却都为了装饰。没有什么可以指出装饰的标记比社会的标记来得不原始一些。如果我们一定要认定两种功能中哪一种居先的话,我们倒是不会不挑中装饰。欢喜装饰,是人类最早也最强烈的欲求,也许在结成部落的这意思产生之前,它已流行很久了。无论怎样,我们总觉得先有装饰标记再由摹仿而变成部落标记的说法,要比先有部落标记经过没落降为纯粹装饰标记的说法来得自然些。”他还引述布拉夫·斯迈斯(Brough Smyth) 的话说:“劙痕虽则也是部落的标记,他们的所以愿意忍受痛苦,倒大半是为了打扮的缘故。” 他还转述曼恩对明科彼人文身的评述:“劙痕的最大意义是装饰。”[44]

5.性吸引功能

普列汉诺夫说:“当我们的类人猿祖先连生产活动最小的萌芽也没有的时候,他们就有着性感的。两性间的相互关系正是由这种性感所决定的。”[45]费孝通说:“性的关系是一种很原始的关系,我们所谓的原始关系,就是先于文化的。”[46]

许多研究文身的人都认为文身最初是人类为了赢得异性的喜爱所作的美化装饰。格罗塞特别强调文身在吸引异性方面的重要作用,他说:“如果还有人怀疑原始人的装饰完全是为了性的吸引,他只要去问一问他们为什么要装饰就会明白。‘为要使我们的女人欢喜’,一个澳州人回答布尔默(Bulmer)说。在大林得斯岛当政府下令禁止他们用脂油和赭土涂身时,塔斯马尼亚族的遗民几乎要酿成反叛的举动,‘因为青年们都怕会因此失欢于他们的同乡妇女’”[47]

台湾高山族的泰雅人认为,手脚刺自己设计的花纹,易引起异性的注目。鲁凯人也认为文身可以增加美观,而且婚前能引诱异性,议婚时可提高身价。卑南人也认为文身可增加美观,女性文身可引诱异性,提高身价,订婚时可多要聘礼。在文身的婚姻功能中所提到的傣族姑娘鼓励小伙子文身的民歌,如果从性吸引的角度来看,傣族的文身也有性吸引的成分。黎族妇女若无文身,会被认为是不美而没人喜欢,因而难以找到婆家,这也说明其文身的性吸引功能。文身具有性爱的特别表达力。

文身之于婚姻与爱情的关系是建立在成年标志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文身就没有资格恋爱或结婚。就像普列汉诺夫说的:“在原始民族中间存在着一套决定两性间相互关系的复杂的规矩。要是破坏了这些规矩,就要进行严格的追究。为了避免可能的错误,就在达到性成熟时期的人的皮肤上作出相当的记号。凡是没有这种记号的女人生下的儿女,就被认为是私生子,在有些地方就给搞死了。”[48]这番话用在文身上也是比较切合的,只有你有了文身,才会有人看你,这就是文身性吸引功能的最简单理解。

文身作为一种艺术,本身是不具备什么功能的,如此多的社会功能都是人类所赋予的。而正因为被赋予了这些功能,便成为一个社会群体维护其群体社会生产生活正常运转的手段。这也是文身伴随人类走过如此漫长历史的原因。

四.文身的艺术人类学思考

通过以上的探讨,我们基本上能够搞清几个问题:(1)文身是具有悠久历史传承的、世界性的文化现象;(2)文身纹样十分复杂,区域性、民族性特征明显;(3)文身是具有复杂的象征意义和功能的文化要素,在原始人群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4)文身是生活中的美术品、艺术品,当其实用性价值趋弱、虚用性价值趋强之后,其艺术性倾向越来越明显。人体彩绘、文眉等文身的各种现代形式就是最好的证明等。

黑格尔在《美学》中认为“每个民族文化的进展一般都要达到艺术指向它本身以外的一个时期。”[49] 发展到喜剧的发展阶段,也就达到了“美学这门科学研究的终结”,艺术则被宗教和哲学所取代。英国的阿瑟·丹托在《艺术的终结》中承继了黑格尔的观点,认为“艺术随着它本身哲学的出现而终结。”[50]

按照黑格尔等人的观点,人类文化从艺术的角度来看都会终结于哲学,也就是达到了最高点,没有发展了。那么,人类自古至今所创造的许多艺术形式诸如文身、绘画、雕刻、戏剧等到底终结了没有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人类所创造的那些艺术形式不但没有“终结”,反而是保留到了今天,且还会继续存在下去!那么黑格尔等人说错了吗?我想也不是。这是不同的艺术观所带来的巨大反差。

黑格尔是从哲学的角度看待艺术,而哲学在某一阶段是有尽头的,因此会有“终结”。相反,人类学的艺术观是生活的艺术观,只要有人类存在,生活就不会有尽头,艺术会依据不同的要求以不同的形式在生活中发挥作用,所以谈不到所谓的“终结”!文身就是这种艺术形式。但是道理何在呢?

首先,文身本身就是人类日常生产生活中的需求之产物。在原始时代,区分群体、图腾、婚姻等都是某一群体生存下去最重要的要素,而文身的永久性、便利性特征正好适应了这一要求,因此人们自然就选择了文身。正像结构人类学的创始人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在其著作《结构人类学——巫术·宗教·艺术·神话》中指出的:“毛利人的文身不仅旨在肉体上印下图样,还为了在精神上打下这个部族的所有传统与哲理的烙印”[51]。

其次,从艺术的角度来说,人们选定了文身这种群体性标志之后,在长期的审美实践中,不断地加以修饰,使其具备了很高的审美价值,美饰、性吸引等目的则是其价值的体现。关于文身的美饰功能,普列汉诺夫说:“无论如何,十分清楚的是我们关于文身所知道的一切完全证实了我所指出的这个原则的正确性:以功利观点对待事物是先于以审美观点对待事物的。”[52]普氏的观点告诉我们,文身的审美功能并不是文身民族最初文身时的直接动因,是在后来发现其具有美饰人体之功效之后才生发出来的。这个观点无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讲都是比较客观的,容易被人所接受。如果单纯为了美饰,那么多民族就会延续千万年甘愿忍受皮肉之苦文身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第三,文身具有多重的象征意义与功能,而长期以来,原始民族没有能够找到另一种可以不通过忍受皮肉之苦甚至付出生命代价就能够完全取代文身的手段,因此文身这种艺术形式得以保存至今。

但今天的“文身热”与原始人的“文身生活”则有着本质的区别,现代人完全可以不通过文身就能达到那些目的。之所以流行,既是现代人对文身“痛苦美”、“坚韧美”的借用,又是其“永久性”、“坚定性”内涵的再现,它是现代人的个体魅力得到了充分的张扬,因此倍受年轻人的青睐。当然,这其中也有许多人是在盲目模仿明星等,与当年日本人对《水浒传》中那些文身人物的模仿有相似之处。

另外,社会上许多人认为文身时坏的东西,文身的人不是好人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现代文身确有被坏人利用来充当帮会的标志现象,也确有些文身的人是违法犯罪分子,但也不能因此就否定文身。文身文化、文身艺术要走健康之路需要正确的引导。

第四,现代文明的产生,使得文身的实用性价值渐渐减弱,而其审美价值则逐渐增强了。尤其到了现代,人们借助现代科技、用文身的方法来给自己美容等,文身的形态发生了变异,出现了人体彩绘、文眉等许多新的形式。这些都说明文身这种艺术形式随着人类生产生活的发展,在不断以更新的面孔服务于人们的生活。

总之,当我们把文身当作纯艺术作品来看待时,它是美的象征;而当我们把文身当作文化来看待时,它是承载了无数文化信息的历史遗存;当我们生活地看待文身时,它是承担多种社会性功能的工具……。但实际上,我们在研究文身时,又不能单从其艺术品、生活等角度去分析,因为文身本来就是个文化综合体,是生活的产物、社会的产物。



[1] 格罗塞:《艺术的起源》,蔡慕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7页。

[2] 高山纯:《绳文人的入墨》,讲谈社,1969年9月,第34—53页。

[3] 克利福德·格尔兹著:《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105页。

[4] JULIUS.E.利普斯:《事物的起源》,汪宁生译,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年7月,第45页。

[5] C·A·托卡列夫、C·П·托尔斯托夫主编:《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各族人民》,李毅夫等译,三联书店,1980年8月,第188—189页。

[6] 格罗塞:《艺术的起源》,蔡慕晖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10月,第56页。

[7] 陈华文:《文身:裸体的雕刻》,上海文化出版社,1997年9月第82--83页。

[8] 鲍·艾伦莱赫:《巴西辛古河第二次探险记》,《人种学杂志》,1890年,第22期。

[9]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曹葆华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416页。

[10] 刘咸:《海南黎人文身之研究》,《民族学研究集刊》,1936年,第一期。

[11] 何廷瑞:《台湾土著诸族文身习俗之研究》,《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第15、16期合刊,1960年11月出版。

[12] 吉冈郁夫:《文身人类学》,雄山阁,<?1996年9月20日,第111页。

[13] A·C·海顿著《南洋猎头民族考察记》,吕一舟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10月,第207页。

[14] 《苏丹努尔人的婚姻》,《环球》,1981年第9期。

[15] 高山纯:《绳文人的入墨》,讲谈社,1969年9月,第183页。

[16] 《文身趣谈》,《环球》,1981年第6期。

[17] 乔治·彼得·穆达克:《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童恩正译,四川民族研究所,1980年7月,第21页。

[18]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巫术·宗教·艺术·神话》陆晓禾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第98页

[19] 何廷瑞:《台湾土著诸族文身习俗之研究》,《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第15、16期合刊,1960年11月出版。

[20] 伏尔泰:《风俗论》(上),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1月,第89页。

[21] 乔治·彼得·穆达克:《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童恩正译,四川民族研究所,1980年7月,第359页。

[22] 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笔录:《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等译,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12月,第241页。

[23]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曹葆华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412页。

[24] A·C·海顿著《南洋猎头民族考察记》,吕一舟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10月,第248页。

[25] 同上,第79页。

[26] 何廷瑞:《台湾土著诸族文身习俗之研究》,《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第15、16期合刊,1960年11月出版。

[27] 格罗塞:《艺术的起源》,蔡慕晖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10月,第44、45、53、55页。

[28]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曹葆华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412页。

[29] 《新唐书》卷二一七上。

[30] 陈华文:《文身:裸体的雕刻》,上海文化出版社,1997年9月,第78--80页。

[31] 吉冈郁夫:《文身人类学》,雄山阁,1996年9月20日,第111页。

[32] 何廷瑞:《台湾土著诸族文身习俗之研究》,《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第15、16期,1960年11月。

[33] 参见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4月第2次印刷,第11页。

[34] 岑家梧:《图腾艺术史》,学林出版社,1986年,第44页。

[35] 弗朗兹·博厄斯:《原始艺术》,金辉译,刘乃元校,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8月,第260-261页。

[36] 格罗塞:《艺术的起源》,蔡慕晖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10月,第60页。

[37] 吉冈郁夫:《文身人类学》,雄山阁,1996年9月20日,第112页。

[38] 乔治·彼得·穆达克:《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童恩正译,四川民族研究所,1980年7月,第15页。

[39] A·C·海顿:《南洋猎头民族考察记》,吕一舟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10月,第207页。

[40] JULIUS.E.利普斯:《事物的起源》,汪宁生译,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年7月,第46页。

[41] 何廷瑞:《台湾土著诸族文身习俗之研究》,《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15、16期,1960年11月。

[42] 马沙:《黎族文身研究》,载于《民族·宗教·历史·文化》,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学习民族研究所编,中央

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8月。

[43] 郑超雄:《壮族审美意识探源》,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第152页。

[44] 格罗塞:《艺术的起源》,蔡慕晖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10月,第47、57、60页。

[45] 参见陈华文:《试论文身的起源文化功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

[46] 费孝通:《生育制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页。

[47] 格罗塞:《艺术的起源》,蔡慕晖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10月,第80--81页。

[48]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曹葆华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417页。

[49] 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32页。

[50] 阿瑟·丹托:《艺术的终结》,欧阳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8页。

[51]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巫术·宗教·艺术·神话》,陆晓禾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第98页

[52]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曹葆华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4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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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楼
* 匿名 发表于 2010/5/25 8:41:02
内蒙古发现自然文物{青铜石}


青铜石发现于2004年6月,是在无意采石中发现,搁置几年后,进入奇石界才知道其意义、内涵不同一般和寻常。
第 1 楼
* 匿名 发表于 2009/12/29 21:18:59
长见识
热门评论
* 匿名 发表于 2010/5/25 8:41:02
内蒙古发现自然文物{青铜石}


青铜石发现于2004年6月,是在无意采石中发现,搁置几年后,进入奇石界才知道其意义、内涵不同一般和寻常。
* 匿名 发表于 2009/12/29 21:18:59
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