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萨满造型艺术的田野调查报告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 李宏复
摘要：萨满教的造型艺术，是指与萨满巫仪过程中有关的各种形象艺术，包括萨满佩带的面具、身着的服饰、供奉的神偶、使用的乐器、法器以及祭祀方式中的祭坛、祭品、祭器和所应用的符号文字。这些造型艺术，是以物质文化为载体而上升到精神文化领域的艺术形式，是艺术化的物态符号。萨满教造型艺术中的这些符号充满了萨满诗性的智慧，萨满把这些诗性的符号在有限的人间，扩展到无限的神的世界，是萨满沟通“人”与“神”之间的工具，萨满是这些意志作用的创造者。
关键词：造型艺术 萨满 艺术人类学 象征符号
萨满教造型艺术的宗教性决定着其必然具有特殊的象征文化。象征文化是萨满教造型艺术的重要特征。其实，象征作为一种意指现象及所体现的思维方式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就萨满教而言，其造型艺术是以诸多的物象展示着独特的艺术魅力。萨满教造型艺术是萨满教信仰观念的物化形态和表现形式，它服务于萨满教观念，其创作目的和功能都表明了萨满教祭祀的需要，都是萨满教观念的产物，决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作品和消遣之作。宗教性是萨满教造型艺术的本质属性。正因如此，萨满教造型艺术有着与一般造型艺术不同的特征。
在萨满教造型艺术与象征文化的研究方法上，运用艺术人类学、历史文化学、宗教现象学、考古学、美学等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特别是依靠民族学的“参与观察法”，深入到还保留有萨满教信仰的民族中做田野调查和到博物馆观察萨满教的实物，亲自感悟了萨满教造型艺术的魅力，从其象征意义的过去和现实的文化内涵得到了启发。
萨满教造型艺术中的一些符号充满了萨满诗性的智慧，这些诗性符号是开放的系统，是萨满沟通“人”与“神”之间的工具，萨满是这些意志作用的创造者。但是，这些新的符号很快就被萨满教系统加以编码和吸收。由于萨满教实践的发展，萨满在使用这些造型符号过程中，新的动机不断从原来的约定中解放符号，从而使原先的共同约定不断扩大，扩大了的约定又可以随之自行编码，成为造型的新内涵。于是，造型符号系统“根据人们是历时地看待它们（即从历史和起源看问题），还是共时地看待它们（即从它们在一种已知文化中发挥作用的情况看问题），而分属两种问题。”萨满思维却正是将这两种问题融合在一起的，“野性思维的特征是它的非时间性；它想把握既作为同时性又作为历时性整体的世界”。我们必须依据萨满的思维特点去研究萨满教造型艺术与象征文化，而不能用我们现代人总是追求一个概念的确定性的把握的眼光（即只注意到概念的同时性）去强加于萨满。我们的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之一是同一律，它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每个概念、判断必须具有确定的同一内容。但问题是萨满不按照我们的思维规律去思维。如果我们只注意到某一个阶段的同时性的意义而不注意到意义的历时性发展变化，就不能准确把握造型这个符号的无限丰富的内涵。造型研究者对于意义看法的分歧，正是由于他们只是共时性的看待这个符号的意义，而没有用历时性的眼光去看。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注意到造型是一个开放性的符号系统。
2002年7月12日至8月17日，笔者就我国东北地区诸民族萨满造型艺术的问题，前往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海拉尔区、满洲里市、新巴尔虎左旗、鄂温克族自治旗、根河市、鄂伦春族自治旗、莫力达瓦达尔斡族自治旗、通辽市、哈尔滨市、吉林市等地进行实地调查。调查的民族有蒙古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赫哲族，调查的重点地区为鄂温克族自治旗、鄂伦春族自治旗、通辽市。
一、概况
从萨满的起源看，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产生。这时的社会生产力非常低下，人类的生存完全依赖于自然界，对很多的自然现象无法理解和解释，就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一种超人间的力量在支配着人们的生活，对此原始人类寄托于这种超人间的力量，便产生了最初的原始信仰，从而就有了代表神灵的萨满。
萨满，即巫。在中国北方游牧和游猎民族中，巫通过击鼓、唱词、跳舞，象征鬼神附体，或者经过昏迷状态，能唤神驱鬼，以过阴方式与鬼魂往来，以驱鬼治病，保佑人畜平安。由于萨满被认为能沟通人与鬼神关系，又称为巫媒，即沟通鬼神的人。不是任何人都能成为萨满，往往是某人患有大病，或者突然胡言乱语，四处奔跑，扬言有鬼神附体，后来又经过拜师学法，才逐渐成为萨满的。因此，通常认为萨满是神授的，不行世袭，但萨满是要通过学习才能掌握占卜、驱鬼之术。
萨满教，英文为Shamanism，即萨满教或萨满主义。其中有两种定义：一种是狭义的萨满教，指以西伯里亚为中心的东北亚各民族的民间信仰；另一种为广义的萨满教，指世界范围内的各民族的萨满信仰。
古籍中称萨满为巫。最早的巫为女性，《说文》曰：“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女巫的产生起源于母系氏族时代，与女氏族长有密切关系。我国有不少民族都有女巫，具有悠久的历史。父权制崛起之后，出现了男性主持人觋。《说文》曰：“觋，能斋肃，事神命者也。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徐锴注：“巫觋能见鬼神。”所谓“事无形”，指看不见、摸不着的鬼神，“事无形”与“事鬼神”是同义而语。在原始宗教中，鬼神同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就是说鬼神也要吃穿，而且喜欢吃好的、穿漂亮的。祭神通鬼时，务必供奉牺牲，还要以歌舞取悦于神。《书·伊训》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疏曰：“以歌舞事神，故歌舞为巫觋之风俗也。”巫觋既为神职人员，又是歌舞能手，掌握较多的历史、文化、科学知识。
巫觋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是普通人，是社会的一员，从事生产劳动，与其家庭成员共同消费；另一方面又事鬼神，神附体后即为神，亦人亦神，一身二任。民间有“又做师娘又做鬼”之谚，就是指萨满。所以，巫觋被认为具有上达民意、下传神旨功能的代言人。
我国东北地区的蒙古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赫哲族等民族，在历史上就信仰萨满教，并流传至今。此次调查，就以这些民族为对象，追寻原始信仰的足迹和现代存在的状况。
二、调查内容
（一）萨满的用具
萨满的用具包括法衣、乐器、法器，法衣有冠、面具、上衣、围巾、裙子、手套、鞋袜，乐器有鼓、铃、响板，法器有刀、花棍等。
鹿角冠指在萨满神冠上安装有一定形式的鹿角，这种冠在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等民族中流行。在鄂温克族地区，无论是驯鹿者还是放牧者，他们的萨满都戴鹿角冠。如鄂温克族现有萨满头戴的鹿角冠，用铜制作成冠箍和梁架，顶部有一对鹿式角，每角上有4个叉，冠后下垂彩色飘带。赫哲族的角形冠比较复杂，一般为布制，其上安鹿式角，鹿角叉多，代表派别和等级。鄂伦春族角形冠也为布制，前有流苏下垂，上有一对鹿式角。角形冠是狩猎经济的产物。在北方民族的狩猎活动中，鹿是最重要的猎取对象，必然反映到萨满信仰中来。公鹿在交尾期会剧烈争夺母鹿，拼死相争，其争斗的方式就是以鹿角相拼搏。萨满们的拼搏也是经常的，主要是代表神灵与鬼相斗，必然从鹿的角斗中得到启发。萨满戴鹿角冠，也有公鹿一样的利角，去驱鬼、打鬼，使萨满永远克敌制胜
在巴尔虎地区的鄂温克族中还有一种尖顶萨满帽，后下垂三四条布带，中间一条上有几何纹，其它各条为蛇的造型。这种尖顶萨满帽，在蒙古族、朝鲜族萨满中也较流行，前者仿自头盔，后者来自斗笠。
面具是萨满作法时戴的一种法具，在东北地区诸民族中颇为流行。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萨满的面具用松木、桦木和树叶制作。巴尔虎蒙古族萨满的面具用铜制作，为怪异型，面目狰狞，给人以恐惧感和神秘感，更加突出神的形象，可以震撼人们的心灵，从而取得巫仪的效果，使人们对巫术的力量确信无疑。
萨满的神衣包括上衣、围巾、裙子、手套、鞋袜等，是举行巫仪时的必备之物。诸民族的萨满神衣的造型和装饰图案，由于其所处的环境有差，文化背景有异，各自显示出不同的特征和风格。
巴尔虎蒙古族萨满的神衣是用鹿皮缝制的对襟上衣，两肩至袖口及衣襟缝缀各色绸布飘带，带上缀挂小铜铃和彩穗，前胸和后背挂大小不等的铜镜。
鄂温克族除驯鹿人的萨满长袍较原始外，牧区萨满的长袍已有不少变化，但有区域性的差别。如陈巴尔虎旗鄂温克族的萨满长袍多飘带，带上以蛇纹为主要图案，有些长袍上拴不少皮人。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鄂温克族的萨满穿双层、十二条裙子。鄂温克族萨满除饰以蛇纹外，也以黑带象征鹿的四肢八节，与头戴的鹿角冠浑然一体，说明鹿在其心目中的地位。
鄂伦春族的萨满长袍为鹿皮缝制，圆领，正面对开襟，上边两侧挂4至8个铜镜，有的在正中挂一大铜镜，其下为小铜喇叭和铜铃，还有布兜，下边为皮条；背面上方挂有7至10个铜镜，中间有两块布兜，其上有各种动物图案，兜下为飘带，上刺绣有太阳、月亮、星星、山、河、云等。鄂温克族萨满的飘带上则喜欢装饰蛇及其变形图案。
鄂伦春族萨满普遍使用披肩，每件飘带上都有装饰图案，还有铜镜、念珠。鄂温克族萨满则穿坎肩，上刺绣动物和植物图案，还有用贝壳组成四瓣花形图案。
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和达斡尔族萨满的后腰上有围巾，装饰有太阳、飞鸟、鹿、人、马、狗、丛林等纹样，多数为这些民族所崇拜的原始神灵，可以帮助萨满作法时法力的增加。
鄂伦春族的神裙有较宽的裙腰，其上绣有世界树，树下为萨满跳神形象。裙腰下有十多条飘带，带上有花卉图案。赫哲族的神裙与鄂伦春族神裙相近，裙腰上有太阳、熊、鹿、山等刺绣纹样，飘带上多花卉，下端有十二生肖图案，或饰以鹿和花草图案。鄂温克族萨满的神裙分裙腰和飘带两部分，裙腰上有世界树，树下有一对相向的神兽。
萨满的手套，一般是平常人的手套，没有什么特殊性，如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萨满的手套就是这样。黑龙江北岸的一些萨满有自己特制的手套，皮制，其上多有神秘图案。鼓纹手套，在手套上绘一个萨满鼓。有的手套还绘有动物，如蜥蜴、蛇等。
萨满的服饰，是一种特殊的造型和装饰艺术，在巫仪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具有多种基本功能，主要表现于护身祛邪、强化法力、文化象征、装饰表现等几个方面，以前两项功能为主，装饰艺术只是起了抛砖引玉的作用，并赋予其深层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
萨满的乐器主要有鼓、铃、角号、响板，每一种乐器都分小的类型。萨满有乐器，就会有相应的音乐和舞蹈，使物化的器物上升到精神文化的领域。
鄂温克族萨满的鼓为单面鼓，用狍皮蒙面，鼓槌包狍皮，柄上包红布，有彩色飘带。巴尔虎蒙古族萨满的鼓也为单面鼓，蒙牛皮，背有皮绳穿连的金属环抓柄，鼓框周边三处各缀喇叭状长铃；鼓槌用一根扁藤条制成，外裹兽腿皮，柄端缀长条彩穗。
鄂伦春族、达斡尔族的腰铃用铜、铁制成，形如喇叭，缀缝于皮带上。萨满跳神时，必佩戴腰铃，并与其它乐器配合使用，以甩、摆、顿、颤、晃、摇等动作，使铜铃互相撞击发声，这是萨满跳神、跳舞的乐器，也是一种舞蹈道具。
鄂伦春族有一种长方形桦皮盒或木盒，盛神偶之用。赫哲族萨满经常使用椭圆形桦皮盒，存放萨满用品，桶外有蛇、蛙、蜻蜓、虎、蝴蝶以及萨满形象的图案。
总之，萨满的神衣、乐器、法器和其它用具，都是巫仪过程中帮助萨满增加法力的工具，其装饰图案也是各种神灵的表现。这种有形的器物造型艺术，既可驱魔祛邪，又可烘托巫仪的神秘气氛，它展现的美是为了神灵，并显示了人为支配事物所具有的智慧、信心和能力。
（二）萨满作法仪式
在中国北方游牧和游猎民族中，萨满通过击鼓、唱词、跳舞，象征鬼神附体，或者经过昏迷状态，能唤神驱鬼，以过阴方式与鬼魂往来。蒙古族称萨满舞为“博舞”。萨满作法时，主萨满手持单面鼓，另有一二名萨满为之击鼓伴奏，舞蹈多模仿鸟兽和各种精灵的动作。巫仪进行到最后，技艺高超者手持单面鼓作各种姿态的连续旋转。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自治旗进行民族学田野调查时，适逢当地最后一位萨满为祭祖而举行的一场作法仪式。作法也称为跳神，在北方游牧、游猎民族遇到天灾人祸时，都要请萨满跳神，以祈求平安。因为萨满作为神灵的代言人，在作法过程中口中念念有词，手里执鼓，击鼓跳舞，甚至近似疯狂，以驱逐魔鬼，充满了神秘的色彩。作为民族学工作者，深感“活”资料的重要性，便参加了这一难得的作法仪式，并目睹了整个仪式过程。
作法的前一天，萨满便把法衣放在桌上供奉，在前面摆放酒、食物和香，以示对法衣的敬奉。作法这一天早晨，萨满在前往仪式场地之前，再一次对法衣敬香叩拜，然后收拾法衣和准备作法的必需品。作法用品包括法衣、法鼓、鼓槌、酒、奶茶、食物、哈达、柳树枝、香、活羊、锅等，每一件物品都有它的用途。作法场地在旗政府所在地南屯西3.5公里处的浩定脑鲁（鄂温克语“碱滩”之意），南距碱池300米，为地势平坦的草地。这里有两个用石块垒砌石堆，西边的石碓为敖包，东边的石碓是萨满师傅的坟墓，两堆相距近10米。祭祖仪式就在敖包和萨满坟前进行。
作法仪式开始前，萨满、亲属以及已故萨满的亲属在萨满坟东向前摆放供品，有白酒、爽口酒、罐头、蛋糕、牛奶、奶酪等，并敬香、献哈达，同时有几位参加者在东北50米处设两处锅灶。此后，萨满穿法衣，先绑裹腿，用白布包脚，穿靴，靴面、靴靿绣黑、白二色勾云纹，再穿白色内衣，颈挂一面穿绳的铜镜，肩斜挎一串佛珠，上有彩带，然后把师傅的照片放在坟前。
祭祖仪式开始，萨满洒酒祭师傅，跪拜，敬香。与此同时，参加者在敖包中央插新砍的柳树枝，上拴各色哈达以示避邪。再选两根柳树枝削光根部，各折成两段，插于萨满坟东40米处，两两成排，架横梁，形成平面为长方形的木架，其西铺一布垫。此后，在萨满坟前点燃一小堆火，往火里加香豆，散发出清香的气味，以消除邪气。接着就是杀牲仪式，拉一只肥羊到萨满坟前，用牛奶洒洗羊的双耳、头顶、脊背、尾巴，萨满右手执白色旗，口中唱祭词，几位年长者在旁边跟着唱词，跪拜，持续五六分钟后，拉羊到木架前，四周洒酒，继续唱词，敬酒。然后在灶前杀羊，羊皮放在木架上，意为把羊送给了祖先和神灵。
萨满穿外层法衣，上悬挂十几面大小不等的铜镜，还有几十个铜铃和百余枚贝壳，衣袖代表太阳，彩条代表彩虹，皮条代表神灵通道，衣服上的蛇图象征氏族来源，鱼图象征人口繁盛。萨满穿好法衣后，坐在小凳上，一边击鼓，一边唱词，旁人跟唱、敬香。30分钟后，萨满站起向敖包跳去，边跳边唱，旁人跟在后面唱词，绕敖包一圈，回到萨满坟前继续唱词、跳舞。随着节奏的加快，萨满渐入忘我的境界，到了狂癫地步，这也是整个仪式的高潮。只见萨满脱下负重的坎肩，原地转圈，向后倾倒，左右摆手，在别人的帮助下连转三圈，重复两次，说明神已附体。坐下后继续唱词，手里紧握衣服下垂的皮条左右摆动，抖臂，振背，法衣上的铜镜随之发出阵阵响声。持续几分钟后，穿上坎肩，坐下唱词，击鼓，情绪逐渐平稳，把请来的各方神灵送走，表示已驱逐魔鬼。最后，所有参加者都要分食供品，还可以带走一部分供品，回去后让未能参加的家人分享，以保佑平安。大家分男女围坐在一起，一边轮流喝酒，一边吃刚煮熟的手扒羊肉，相互之间共叙家事。这样，整个祭祖仪式结束。
在萨满祭祀活动中，请神驱鬼时，必须有一定场所，该地起初是随意的，并没有固定的地方，或者在室内，或者在户外，这一点在我国许多流行萨满教的地区都是这样。后来才出现了一些简单的、比较固定的祭神场所。北方一些民族的本氏族或家族的长辈死后，一般都入墓地，亡灵成为祖先，人们不仅在祭祖时怀念祖先，有时也赴墓地祭祖。同时，人们要给祭祀的对象供奉各种祭祀品，包括活牲、食物、器皿等，在信仰者看来，神鬼与人一样，也有各种欲望，鬼神也要吃东西，而且要吃最好的东西，因此在请神、敬神和送神时必供献食物、酒，甚至杀牲。这场鄂温克族萨满祭祖仪式就属于上述的情况。
萨满祭祀仪式有其悠久的历史，北方古代民族几乎都有类似的活动。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中记述了突厥萨满教的仪式。在公元六世纪中，室点密可汗在位时期，东罗马使臣蔡马库斯出使西突厥，在抵达中亚索格底亚境时，有突厥人“来言，能驱逐魔鬼，预阻不详之兆。围绕蔡马库斯及从人，取其行李置众人之中，摇铃击鼓于其上，又有手持香者，火势熊熊，来往绕走，状类疯狂，指天画地，几若魔鬼诚被其驱逐者。咒既读毕，乃请蔡马库斯经过两火间，其人亦自皆陆续走过两火间。谓如是，则妖魔悉可洗净也。”从这条史料看，突厥萨满祭祀仪式和我们亲身经历的鄂温克族萨满祭祖仪式的内容基本相同，可见其延续的历史非常久远。
（三）萨满教与草原生态
古代蒙古族普遍信仰萨满教，元代时藏传佛教开始传入内蒙古地区，明代时格鲁派（黄教）居于主导地位，从阿拉坦汗以后在内蒙古地区逐渐兴盛，到清代信仰的程度很普遍，这就是所说的喇嘛教。
在传统的萨满教中，表达了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以及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萨满教的祈祷大都是急功近利，人们祈求各种神灵赐予食物、长寿、幸福、儿孙、和平，人们还祈求他们的保护以对付痛苦、疾病、瘟疫、毒蛇、魔鬼、敌人、灾难等。那些形形色色的保护神、天神，都有着各不相同且与人类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职能。蒙古族、鄂温克族等民族对各有其真实价值的生命形式都赋予了神性（如牲畜之神、狩猎之神、丰收之神等）人们充满了敬畏之心，虔诚地对其加以崇拜，祈求它们赐福于人。
萨满跳神是萨满教中的一项重要活动，借助神的力量进行医病、祭祀、保畜、求雨等。笔者在鄂温克族自治旗亲身经历一场萨满跳神，一位鄂温克族老萨满为了祭祀师傅而作法，通过神灵驱逐魔鬼，保佑人们的平安。在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的民族民俗文物展览中，见到了萨满教的保畜之神实物和求雨场面的照片，这与人们生存的自然环境有关。萨满教归根到底是对生命、对自然的一种看法，其中包括着人与自然相处的一种自律性的准则，诸如对代表不同自然物像的神灵崇拜、禁忌等。而这种自律则意味着对自然的尊重与敬畏，更意味着人与自然、生命与自然之间那种根深蒂固的一体性及相互依赖性。
蒙古族萨满教中的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人与草原生态（生存环境）的关系。崇拜的原型是大自然及赋予的一切现象，是人们身边的山川、草地、树木、动物、家畜，例如对地方神及鄂博的崇拜。蒙古人与大自然水乳交融、合为一体的这种关系，反映了对草原生态环境的爱护。蓝天、绿地、牧人、牲畜，这是我们对草原与牧人生活的最直观的认识，也是牧人们对自己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最直观认识。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对宗教的崇拜和认识已逐渐淡漠，信仰的人群越来越少，真正的萨满存世甚少，出现了断代现象。鄂温克族自治旗布里亚特蒙古族的居所中，供奉喇嘛教造像，信奉者日渐减少。从事牧业的部分鄂温克族老年人，还信仰萨满教，以祈求平安。新巴尔虎左旗的蒙古族已不再信仰各类宗教。这种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对大自然保护的意识，在宗教思想的文化内涵中无法寻觅。
三、问题讨论
萨满用品及祭祀活动，是我国古老的民族文化遗产。通过这次调查，不仅鄂温克族只有最后一位萨满，内蒙古境内的鄂伦春族已经没有萨满了，其他民族的萨满也寥寥无几，又缺乏后人继承。如何保护这一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成为当前一个迫切的问题。
这次调查的作法仪式的萨满名为涂明阳，10岁时就跟从其祖父学习萨满技艺，后师从敖平贵萨满（即祭祀的对象）学艺，不到30岁时已单独主持作法仪式，时年73岁，从事职业萨满40余年，作法达上百次，可谓经验丰富的老萨满。这是鄂温克族的最后一位萨满，后继无人。究其原因，现在的年轻人不喜欢这一职业，他们汉文化的程度较高，已不懂唱词。其实，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加之文化素质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已不信仰传统的原始宗教，信仰范围的缩小，单靠萨满职业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所以，无人再去从事萨满职业。就连涂明阳萨满在两年前因经济困难，把自己的萨满服买给了当地的博物馆收藏，这次作法是从博物馆暂借法衣，而且作法过程没有一点的表演成分。因此，机会难得。面对这种即将灭绝的民间宗教，我们应该加大保护的力度，采取一些正确而有效的措施。比如，政府可以出资赞助萨满的日常生活，让现存的萨满能后继有人，来保留这一传统的原始宗教。
宗教人类学的理论对宗教信仰的研究，从人类学的进化学派，到功能学派，再到象征学派，都在探讨对宗教现象的解释，特别是关注宗教的实践过程和参与实践活动的人群，更多的强调“参与观察”和比较研究方法。通过考察宗教本身及其作为信仰主体的人，将宗教与人的社会相联系，从而阐释宗教信仰发生的场所、过程和意义。这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同样适用于对萨满教的研究，也适用于对萨满教造型艺术的研究，因为许多的宗教现象就是通过各种造型来表现的。如萨满的乐器，可以烘托巫仪的神秘气氛，还可作为一种法器出现，以增加萨满的法力。
人类学的功能学派认为，初民社会的每一种风俗和信仰都在社会生活中扮演某些决定性作用，它的社会功能是维系传统社会赖以生存的情感意向。没有仪式，那些情感就不会存在，没有这种情感，社会组织也就荡然无存。萨满教的造型艺术，几乎都是围绕巫仪而表现出来，具有相应的社会功能，在信仰萨满教的人群或社会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人们不敢去随意的触摸萨满的形象物（如服饰、法器等），生怕触怒神灵，给人间带来灾难。因此，萨满的物化造型，能维持一个群体的安定，也能带给一个群体的灾难。
萨满教是属于世界性的原始宗教，是一种通过巫仪控制超自然力量或通过与神灵的直接接触、对它加以控制来达到目的的宗教实践，是现代文化学、民族学、人类学、心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巫仪的主持人通常被称为“萨满”，他们是沟通神灵世界和人类世界的媒介，作为神灵的代言人为人间驱除鬼怪，医治疾病，祈求五谷丰登、牲畜兴旺，从而满足人们的各种心理愿望。
萨满教的造型艺术，是指与萨满巫仪过程中有关的各种形象艺术，包括萨满佩带的面具、身着的服饰、供奉的神偶、使用的乐器、法器以及祭祀方式中的祭坛、祭品、祭器和所应用的符号文字。这些造型艺术，是以物质文化为载体而上升到精神文化领域的艺术形式，是艺术化的物态形式。每一类萨满教的造型艺术，都有其深刻的文化含义，并且赋予文化的象征意义，几乎都与神灵世界有关，其目的是一致的，即借助神灵的力量为人间的平安而服务，这也是人类的思想观念在原始宗教中的具体表现。
本文以萨满教的造型艺术为调查对象，用以诠释萨满教造型艺术的象征文化内涵。黑格尔在《美学》中论述：“象征首先是一种符号。不过在单纯的符号里，意义和它的表现的联系是一种完全任意构成的拼凑。这里的表现，即感性事物或形象，很少让人只就它本身来看，而更多地使人想起一种本来外在于它的内容意义。”[1] 象征是萨满文化不可缺少的符号元素，它所表现的物化世界都离不开象征的形式。对萨满教造型艺术的研究，最重要的理论就是艺术人类学的象征理论。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怀特指出，象征符号是人类意识的主要功能，是我们创造和认识语言、科学、艺术、神话、历史、宗教的基础，是理解人类文化和各种行为的“秘诀”。
此外，考古学对印证萨满教造型艺术的历史和功能有着重要的作用，可以利用出土的实物来考证萨满教的物化形态，因为一切精神文化都是需要物态载体的。历史文献中关于萨满巫仪和形象物的记载，可以与现存的萨满巫仪和形象物作对比研究，为民族学中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综合研究方法提供便利的条件。
萨满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存在的特殊 “精神文化”，也是中国古代意识形态上的“存有的连续”形式。它在中华民族遗产文化空间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中国古代文明的主要特征与之有着的密切关联。没有过去和现在，就没有未来，文化遗产不仅是联系过去与未来的纽带，也是我们未来创新型社会的“基因”，“保护”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开创”。这是我们的深层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