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族服饰与早期满族服饰的形成
刘菲
（山东大学，山东济南250014）
摘要：满族崛起于辽东之前，其传统服饰为上下联署的盘领紧身箭袖长袍，男子剃额前发，编辫垂后，女子辫发盘发髻。服饰面料朴素、少华饰。自努尔哈赤崛起之时，满族服饰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服饰发展的成果，为入关后的满清服饰奠定了坚实的形式基础。本文选择满族服饰形成初期这一时段，具体分析在帽子、朝服等方面，满族如何逐步将蒙古族的服饰形式和装饰方法运用到本民族的服饰中并自成体系的。
关键词：蒙族；服饰；菊花顶；披肩领；质孙服
满族并不是自古就有的民族称呼，在皇太极宣布建立满洲国以前，其前身是女真族。女真在南宋时期灭辽建立金朝，当时居住在中原的女真称为熟女真；居住在北方未入中原的女真称为生女真，生活在当时的混同江①、长白山。熟女真在金亡时，没有回到北方，而是留在中原逐渐融于汉族社会；北方的女真族则一直保持着传统渔猎的生活习惯。实际上，直到努尔哈赤时期，女真还是一个部落为主要组织方式的部落联盟的统称，生产力低下，以传统的渔猎、采集为主。在这样的生产力基础上，女真族的服饰并没有过多的装饰，“妇人辫发盘髻,男子辫发垂后,耳垂金银,留颅后发,以色丝系之。”[1](43)中原的封建王朝往往被称为“衣冠治国”，服饰是礼制、伦理、政治形态的体现，同时也帮助统治者维护传统的社会秩序。满族的首领们在与中原持续的贸易往来和军事对抗的过程中，接受了中原的服饰制度。伴随着努尔哈赤及其子逐渐兼并周围的部落，发展民族经济的同时，社会的政治形态逐渐呈现封建等级社会的特点，他们对服饰形式等级化的需要越来越强烈，以“昭等级、别贵贱”。但是女真社会长久以来一直处在部落联盟的状态，服饰物资匮乏的现象严重，“部落男女殆无以掩体……战场僵尸无不赤脱，其贵衣服可知。”[1](43)早期华丽的服饰大多来自贸易交换获得，这就导致了“衣服杂乱无章，虽至下贱，亦有着龙蟒之绣者。[1](43)汉族的纺织纹饰成为区分服饰等级的主要标志。在这样的现实下，女真族的首领们一方面在服饰制度的制定和执行逐渐加大力度，另一方面，则寻找可以借鉴并且容易执行的服饰形式来弥补满族服饰样式的单一。一般我们往往关注入关后满族服饰受到汉族服饰的影响，将满洲贵族在清代的普遍穿戴的服饰特点定义为满族的服饰特点。实际上，满洲典型的服饰如披肩领、顶戴制度、甚至箭袖，都主要建立在蒙古族服饰形态的基础之上。尤其是崇德年以前的服饰对蒙古族服饰的借鉴最为广泛和频繁，这无疑是建立在满蒙之间天然的民族联系基础之上的。
一、满蒙的天然联系
蒙古族勇士自古骁勇善战，自古与东北女真就有着天然的联系。“13世纪以前，匈奴、鲜卑、柔然、高车、突厥、回纥等民族先后是漠北高原的主人。北方诸族的血缘和语言在这片‘匈奴故地’上不断地融合，因此没有人会以为‘蒙古民族’、契丹民族、乃至他们的祖先‘东胡——鲜卑——室韦系民族’都是纯之又纯的人类集团。”[2](12)据资料记载，在女真各部的首领中，叶赫部的始祖是来自土默特蒙古人，后来才改成纳喇氏；[3](3)乌拉部的首领布占泰是“蒙古苗裔；”[4](21)建洲女真首领努尔哈赤是“蒙古遗种，”[5](60)他的身上也有半个蒙古血统。“元末明初，海西地区的统治者均为蒙古贵族”。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明初与朝鲜交往的女真各部头目，如阿哈出、猛哥贴木儿和叶赫部的一些首领仍使用着元朝的万户、千户、百户等官号。蒙古语言中含有大量通古斯语言的成分，尤其是东蒙古地区各部落中，通古斯语的音译很多。洪武二十八年，明军在松花江北岸遇到许多蒙古山寨，说明当时很多地方是蒙古、女真杂居的。
由于蒙古和女真在血缘、地缘上有着天然的联系，蒙古女真两族在文化上也有着紧密的关系。他们有相同的宗教文化——萨满教和佛教。15世纪初黄教在西藏、青海、蒙古等北部少数民族中广泛流行。女真与满族交往密切，明代女真自明初迄至努尔哈赤时代逐渐崇佛致深，以至“奴酋常坐，手持念珠而数。”[1](4)蒙古语女真还有着相同的风俗习惯。骑马、摔跤、射箭自然是作为游牧民族的蒙古族自古就有的传统竞技，而“国语骑射”一直是满族统治者反复强调要保持的民族传统。
二、满族对蒙古族服饰的借鉴
当女真不断崛起于辽东之际，统治者急于建立一套服饰体系，与其他制度体系一同适应社会的发展，同时巩固其统治的时候，自然优先选择文化相近，服饰文化悠久、服饰形态丰富，并且容易与本民族服饰相融合的蒙古族服饰为借鉴。实际上，在天命年以前，两个民族的服饰就早已经有所融合了。比如箭袖，在女真先人的记载中，没有提及过，但在《清实录》的插图中，箭袖显然是这个时候本民族普遍穿着的服饰。箭袖在元代的服饰中几乎看不见，但在明前期修建的蒙古族藏传佛教寺庙美岱昭寺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壁画中的人物穿着与努尔哈赤朝服像中所绘的箭袖形式相同，不过图中的箭袖自袖口上挽而已(如图1②)。女真族的箭袖袖身更窄，袖口呈扇面向外展开。由于当时文献并没有确切关于箭袖的史料记载，所以很难确定传入时间。但鉴于此寺庙建造的时间早于努尔哈赤崛起的时间几十年，推论应该是在天命前传入东北女真各部的，至努尔哈赤时期已经与盘领、左衽一样成为平常服饰，故没有专门的文字记载。在美岱昭寺中的壁画人物的穿着上，我们可以看到帽子形状及上面的装饰方式与清代的帽子又异曲同工之制。并且，在更早的蒙古族服饰中这些服饰样式就已经广泛流行了。
（一）帽子及装饰
清代的男子以笠帽和皮毛翻边帽为主要的帽形，从《建州闻见录》中我们可以知道笠帽是其传统的帽形，与后世形状无差，不过檐边略小。而冬帽则不然。“冬则以皮毛为之，如我国胡耳掩之制，而缝合其顶，上皆加红毛一顶。”[1](43)文中所描述的冬帽的形状应该是今天在东北的冬天仍可以见到的掩耳式的帽子，与后世清代的冬帽形式不同。清代广泛流行的笠帽形态与呼和浩特市西北的美岱昭寺庙的壁画中人物中所戴帽子的形式一致。翻起的檐用皮毛覆在上面，顶上缀红缨菊花顶，帽顶上装饰珍珠，应该是后来自蒙古传入的帽形。而顺治初年开始出现的双檐帽，则可以从蒙古帝国时期的服饰中看到。（如图2③、图3④）。除了帽子的形状，清代帽顶上面的装饰物都来自蒙古族服饰。
清代流行的菊花顶形式的帽子最早出现在元代各种武士陶俑和绘画中。如陕西省博物馆藏德沁水县出土德元釉陶骑马俑、驿站武士图、《事林广记》中的《马射图》《步射图》中的人物笠帽上，都有绒线或丝线垂在帽顶（如图4⑤、图5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纬线垂于帽顶。在女真先人的文字记载中，同样没有发现菊花顶的记录。关于菊花顶最早的记录在天命七年四月“令所赐之明国人皆薙髮，冠以红菊花顶”。[6](226)此时，令汉族剃发易服的“服”以红菊花顶作为典型的象征服饰，可见此时，女真族已经将其视为自己传统服饰中有代表性的形式了。但在努尔哈赤的朝服像中（如图6⑦），其帽顶是一束红缨，与后来我们看到的菊花顶形式不同。这种成束的红缨在《清实录》的插图中看，是努尔哈赤时期汗、贝勒、士兵都使用的一种装饰。帽顶缀一束红缨在元朝也是常见的。在1969年辽宁省凌源县三家子乡老宫杖村发现的一座保存较好的元代壁画墓中，壁画中的男主人头上就戴有此形制的红缨帽（如图7⑧）。天聪六年十一月将帽上的红缨进行了规定：“钉菊花顶帽及杂色皮棉帽、概不许戴。”“国中蒙古诸贝勒之妻及蒙古妇女，冬夏俱服捏摺女朝褂及捏摺女朝衣。冬月戴钉菊花顶貂帽，夏月戴菊花顶凉帽。其缀缨皮帽、棉帽及缀缨矮凉帽，概不许戴。”[6](226)由于没有图像对应，我们很难搞清楚具体称谓与形式的对照。但其专门对“蒙古诸贝勒之妻及蒙古妇女”的帽顶的各种帽缨中缀缨、菊花顶、钉菊花顶进行了区分强调，表明在天聪六年的时候，菊花顶尚有很多形式，而且这种帽饰当时在蒙古族中比较盛行，所以我们推论满族菊花顶应该是蒙古族服饰的装饰元素。从皇太极的朝服画像看（如图8⑨），到天聪末年，统治者将散开平铺的红缨，也就是清朝流行的菊花顶作为主要的帽顶形式。
结合前面的史料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两种形式的帽缨应该都是由蒙古族传入，并在女真社会中长期并存，早期成束的红缨在满族男子中比较流行，天聪六年后逐渐退出女真族的服饰舞台。除了红帽缨以外，清代最有特色的对帽顶装饰珠宝的方式，也可以从的蒙古族服饰中找到。在元武宗、元文宗、元宁宗的画像中（如图9⑩），帝王所戴帽子的顶端装饰都是金制，最顶端装饰有一颗大的珠宝，周围使用珍珠围绕装饰，这与皇太极画像中的帽顶极为相似，不过后者的帽顶多了两层而已。这显然是对蒙古族服饰的借鉴和改良，来适应服饰制度的建立。实际自努尔哈赤到崇德年的服饰制度的建立，主要是对帽顶和腰带的规定。对帽顶的规定则在顶质的区别上。如天命六年努尔哈赤曰“总兵官、副将，著尔等以所得赏赍之金，自制顶子。至於参将和游击、备御以上各官，各以纸包金并附文，送交各贝勒，由各贝勒之工匠制给。”[6](248)后则逐渐对帽顶的层数、装饰珠宝的数量和质料的不断系统化的完善。无论如何演变，蒙古族服饰对当时的满族服饰的影响都是不可忽略的。
“披肩领”形似披肩，也叫“大领”、“扇肩”，是加在本无领的朝衣上的一种衣领。天命初年赏戴“披肩领”是一种极高的礼遇，只有在战场上立下非常卓著的战功的人或极为重要的臣子才会被赏赐披肩领，但由于僭越情况严重，所以在早期的服饰制度的规定中，可以穿服的人群限制比较宽松。天命八年，无职巴牙喇之随侍及无职良民也可穿服。《满文老档》中有很多关于披领的记载,《满洲实录》的83幅白描插图中也有一些努尔哈赤着披领图（如图1011）。努尔哈赤所穿的团龙纹的朝服，纹样为前后各一团或前后两肩共四团的样式,马蹄袖，披肩领，缘有纹饰，与后世清朝朝服一致。通常人们都认为披领最初源于满族的自创。根据清人王侃的《皇朝冠服志》中描述，披领：“如片云之状,亦施衬,由领口扣合处左右圆转,披肩后两尖翘……”。实际上，披肩领这种形式的服饰在成吉思汗时期就是贵族中流行的服饰了。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的《成吉思行家族祭祀图》中（如图11），描绘了成吉思汗家族接受庆贺的场面。图中成吉思汗的三位妻子和四个儿子都穿着一字形硬披肩领。宋《夷俗考》记载：“位于肩背，名曰“贾哈”锐其两隅，其式如箕，左右垂于两肩，必以锦貂为之。”实际元代“贾哈”是肩部装饰的统称，一般指“云肩”。云肩，其最早或源于佛教发源地，我们可以从印度的佛像中发现这一服装形制。随佛教东传，云肩首先在北方民族中流行。自隋朝以来，渐渐在中原流行。但在汉族中，云肩只有女子穿着。到元代，男女皆穿着云肩。《元史·舆服志一》：“云肩，制如四垂云，青缘，黄罗五色，嵌金为之。”蒙古人称之“扎合”“贾哈”。在西班牙王宫的东方宫壁画中，描绘着一位元朝的皇后，她身穿宽袍大袖长至膝的长袍，着敝膝百褶裙，肩披云肩，异常华丽。
图11《成吉思汗家族祭祀图》
在1969年辽宁省凌源县三家子乡老宫杖村发现的一座保存较好的元代墓室壁画中，有一组游乐图。图中女子皆着云肩，而只有一衣着华丽坐姿男子，穿深色长袍，戴帽，披有一绿色云肩。可见男子只有身分特殊的人才可以使用云肩。在元敦煌壁画“行香人”中（如图1213），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当地贵族的穿着。其中一位女子头戴顾姑冠，身穿交领大袖长袍、右衽，袖口收紧，为典型的蒙古族妇女的服饰。其右侧两位戴笠帽的男子，着交领长袍，外套交领的半袖，肩披云肩。常见的云肩式样为四方均长，“制如四垂云”，领口为圆形。此时云肩却不同，半臂的交领似乎是缝合在一起的，领口与半臂交领相合。应该是披肩领的另一个改良的样式。
《元史·后妃列传》记载：皇后喜欢改进服饰，在为皇帝改进了帽沿遮阳后“又制一衣，前有裳无衽，后长倍于前。亦无领袖，缀以两襻，名曰“比甲”，以便弓马，时皆仿之。”此处把这种装束的来源归结为一位爱好改良服饰结构的皇后的创新似值得考究。但云肩，或者说“扎合”“贾哈”，怎么就被叫成了“比甲”呢？我认为与前面的敦煌壁画进香人反映的穿着有关。其云肩与半袖几乎缝合在一起。而蒙古族所穿的半袖在宋代称作“比甲”类似。其最早是从魏、晋的上襦发展而出的一种无领或翻领的对襟短外衣。发展到唐代，当时的半袖多是女性穿着，对襟，袖长齐肘，身长及腰。史料记载男子也穿它，但唐代的图像资料显示，主要为女子穿着，上层男子很少配穿。至宋代，唐时的半袖通过袖、身加长变为“褙子”‘只加身长，而袖长变短，变为“比甲”，并且增加腋下开叉的结构，和各种的领式。所以，元代蒙古贵族的交领、腋下开叉的服制借用了宋时“比甲”的名称。元代皇后所称的“比甲”应该是将云肩与半袖缝合在一起的半袖，沿着半袖上缝合的云肩的边缘去掉身子，前面用两个扣子相联接的服饰。这种装束起初为皇帝，也就是男子而做。明代人萧大亨著的关于明代后期蒙古部落的记载中，仍出现了“贾哈”的记载，看来这种形式的服饰一直保留在蒙古族的民族服饰中。加之满蒙之间的亲密关系，完全可以断定，满足的披肩领来源于蒙古族的“贾哈”。
值得一提的是，到北元时期，蒙元时期的“比甲”前后都长至腰际，并使其扎入腰间革带内，后来发展为与袍成一体的一种裁剪方式。这种服饰形制强调了肩部的造型，强化了强壮的形体造型—宽肩窄腰，使轮廓更具运动感，具有典型游牧民族张扬的民族性格。满族的女子的朝衣，实际上就是借鉴了这种“比甲”的形式，外面再套一无肩比甲，领肩复穿一披肩领，使得肩部出现层叠的出肩结构。
女真主要生活于白山黑水之间，其旧俗穿袍，窄袖、盘领，左衽、腰束带。他整体的服饰轮廓倾向于直线H形或者宽A型，风格朴素，造型收敛。但此种张扬裁减方式却出现在了非常重要的满族后妃朝服中，应该来源于蒙古族妇女的服饰。
（三）质孙服
朝服中的朝衣，在《满文老档》中最早出现于天命三年十月初十，在赏赐呼尔哈部首领纳喀达的内容中记录“……及豹皮镶边蟒缎面皮袄，皮子、貂皮帽，皂靴，雕花腰带，春秋穿之蟒缎无扇肩朝衣，蟒缎褂子，四季衣衫裤子被褥等，一应物件至足。”在努尔哈赤及皇太极时期的记录中，朝服或朝衣是经常出现的赏赐清单上的。朝衣的形式与满族传统的上下联署的直身圆领袍的形式不同，为上下分裁，下有褶皱，如裙，其形式与元代流行的质孙服几乎完全一样。方以智在《通雅》中也写道：“质孙者,为五色团花,乃元服,今校尉服也。”质孙服是蒙元时期参加宫廷盛宴——质孙宴，也称作诈马宴时必须穿着的特定服饰。当时的质孙服最大的特点就是颜色的统一，因为“质孙”这个词在蒙语种意思为颜色。现在蒙古语颜色的发音仍然是济松。质孙服主要有直身袍和断腰袍。直身袍为上下通裁，交领，小袖，腰部比较和身，自腰部至下缘逐渐变宽大；而断腰袍则短袍、窄袖、断腰，下摆有竖褶或呈放摆结构。明朝将这种断腰袍服饰运用到本民族的服饰中，并有很多变形，刚开始称质孙，后曳撒成为对不同款式断腰有褶的最为广泛的一个称呼。元代的质孙服在当时的明朝也是日常流行的服饰款式。“永乐间，禁中凡端午、重九时节游赏如剪柳诸乐事，翰林儒臣皆小帽曳撒待以观，观毕，各献诗歌词，上亲第高下，赏黄封宝楮有差。至宣德间犹然。”[7]甚至在《明宪宗行乐图》中，上至皇帝，下至内官、艺人，都着断腰袍，可见元代的“质孙”服饰影响之深远。“质孙”为左右邻邦皆喜爱之服饰，满族将其作为朝衣就不足为怪了。不过满族人还是对其作了一些适当的修改的，主要体现在于领与袖的颜色和结构上。他们将领改为盘领方襟曲裾，在肘部加一接袖，袖端复连一箭袖。袖缘边与领皆往往采用与袍身不一样的颜色形成鲜明的撞色效果，而不是元代色彩划一的统一感。如皇太极及其父的朝服画像中的黄袍采用青色进行装饰，形成满族服饰特有的服饰风格。
三、结语
满族作为一个迅速从部落联盟到封建社会形态的民族，其服饰的发展和完善同样是非常迅速的，这无疑要感谢曾经入主中原的蒙古族服饰的丰富资源对其服饰制度建立的贡献，尤其在入关以前对满族服饰的影响最为巨大。当崇德年以后满族服饰风格样式逐渐成形后，皇太极明确了维护本民族服饰风格的思想。这一思想的确立，标志着满族服饰自成一体的开始。尤其是入关以后，伴随着满族统治民族身分的确立，满族的服饰开始以一种独立的服饰风格，将其早先借鉴自周边民族的服饰形态进行消化吸收，并作为主体向周边民族扩散。清代蒙古族的服饰制度是严格受到服饰制度的限制的，倒是汉族服饰作为一种强势的文化高地，对满族服饰日益加深的影响。
注释：
①混同江亦号黑龙江。混同江与长白山所谓白山、黑水也。
②图片来源于王瑜.《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服饰》［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123页。
③图片来源于王瑜.《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服饰》［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122页
④图片来源于王瑜.《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服饰》［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138页。
⑤图片来源于（宋）陈元靓.《事林广记·武艺类·射艺》卷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705-706页。
⑥图片来源于王瑜.《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服饰》［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108页。
⑦图片来源于故宫博物院.《清史图典·太祖、太宗朝》［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第171页。
⑧图片来源于冯永谦、韩宝兴.《凌源富家屯元墓》［J］.文物，北京：文物杂志社，1985年6月。
⑨图片来源于故宫博物院.《清史图典·太祖、太宗朝》［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第229页。
⑩图片来源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图片来源于《清实录》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9页。
图片来源于王瑜.《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服饰》［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55页。
图片来源于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531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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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一卷［M］.北京：北平故宫博物院印本，1932.
［4］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十五卷［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32.
［5］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二零八卷［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
［6］满文老档(上太祖)汉译［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7］（清）嵇璜、曹仁虎等.钦定续文献通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