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宫博物院于2009年举办了“蓬莱宿约——故宫藏黄易小蓬莱阁汉魏碑刻特展”和“黄易与金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结集出版之际，我受命撰序。由于我在西方学术界工作多年，就借此机会来介绍一下近一二十年来西方学界和黄易以及清代金石学相关的研究动态，并试图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黄易和清代的金石学会成为在西方工作或学习过的学者的关注点？
西方对黄易的关注首先是因为他发现并重修了武氏祠。巫鸿先生在其《武梁祠》一书中，有详细介绍。上世纪九十年代，庄申先生曾撰写过一篇英文论文，谈清代绘画中所表现的考古题材，黄易的访碑图不但在讨论范围内，而且是一个重点。庄先生所讲的考古，和现代考古学虽不完全相同，两者还是有很大的关联。2005年5月，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举办了题为“重塑中国的往昔：‘武氏祠’的艺术、考古与建筑”（RecarvingChina'sPast:Art,ArchaeologyandArchitectureofthe“WuFamilyShrines”）的展览，并出版了厚达六百多页的研究图录。与以往的学者对黄易发现并重修武氏祠皆采取肯定的态度截然不同，这一展览挑战以往学界的共识，把山东嘉祥的武氏祠堂说成是汉代以后的作品甚至伪物。黄易和武氏祠相关的种种活动也受到了质疑。由于这一翻案之作漏洞百出，很快就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黄易是乾嘉时期一位重要的艺术家，他在书法、篆刻和绘画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但对于后世来说，使他的影响超出了艺术圈并在学术界受到重视的，还是他的访碑、拓碑活动以及他收藏的拓片。访碑活动虽不始于黄易，却在黄易的足下达到了高峰。黄易访碑的地点多在汉魏碑刻聚集的地点，无论是嵩洛还是泰岱，历史文化积淀十分深厚，个人的活动也因此和集体记忆联系在一起。黄易在访碑时，拓碑、写日记。日后把所得拓片寄赠友人，并绘访碑图，请当代贤达题跋。文人的题咏使得他的访碑活动成为文化界的一段佳话，“小松司马”也在后世逐渐成为文化偶像。
黄易的文化声誉是紧紧地和拓片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他收藏的宋代旧拓，还是他访碑时所监制的精拓，都备受当代和后世金石学家的推崇。近些年来，拓片引起了海外学者的重视。2008年，曾任Field博物馆亚洲部主任的KennethStarr先生，在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黑老虎：中国拓片入门》（BlackTiger：AGrammarofChineseRubbings），此书是西文中第一本专门讨论中国拓片的书籍。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尽管一千五百年来，拓片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是西方人对此却一直没有予以重视。”Starr先生对拓片的重视固然和他的工作有关（Field博物馆在美国收藏中国拓片最富），他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就经常访问中国大陆和台湾，收集和拓片相关的历史资料。不过，海外学者对拓片的关注，更多的是受到了西方知识界对复制手段研究的影响。
在黄易去世的前六年，西方发明了石印技术，鸦片战争前夕传入中国。差不多同时，照相术发明，鸦片战争后传入中国。此后又有珂罗版印刷术的引进。到了二十世纪，人类的复制手段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反思艺术在这个时代的遭际，德国思想家本雅明（WalterBenjamin）写下了他的经典之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本雅明所关注的问题，看来和黄易无关。但是，本雅明提出的问题却启发着研究中国艺术的学者，在比较人类文明的各种复制手段的同时，返观中国传拓的技术特点、历史渊源和成果，及其与中国学术思想史和艺术史的关系。1999年，笔者曾为Orientations撰写过一篇短文，介绍纽约收藏家安思远先生（RobertEllesworth）所藏中国碑帖，简略地提到了中国椎拓作为复制手段的特殊性。2003年，巫鸿先生发表了长文《论拓片》，更从物质文化的角度细致地分析了拓片的物质属性、拓片和原刻的关系、拓片作为文献的独立性。正是由于拓本制作过程及其材料的特点，中国人在把椎拓作为一种“复制”手段的同时，又把“复制”的结果——拓片，作为艺术品原作。“蓬莱宿约”展览的主体，就是黄易曾经收藏和制作的拓片，展览期间举办的观众拓碑活动，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黄易和清代金石学受到重视的另一个原因，是近年来在西方工作的学者对古董主义和文化遗产的关注。所谓“古董主义”（antiquarianism）在西方本指对古代文化、特别是希腊罗马文化的兴趣。学者在将这一概念运用于研究中国文化时，多指宋代以来的金石学传统。近年来，欧美与此相关的学术项目至少有四个，一个是美国Bard学院的PeterMiller教授和FrankgoisLouis教授组织的“欧洲和中国的古董主义与知识生活，1500-1800”（AntiquarianismandIntellectualLifeinEuropeandChina,1500-1800），一个是上面提到的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的“重塑中国的往昔”展览，一个是巫鸿先生在芝加哥大学主持的“往昔的再创造：中国艺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复古主义与古董主义”（ReinventingthePast:ArchaismandAntiquarianisminChineseArtandVisualCulture），一个是由法国科学和人文基金会与美国盖梯基金会联合赞助、法国巴黎大学的AlainSchnapp教授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泰教授（LotharVonFalkenhausen）主持的学术项目“痕迹、收藏、废墟：古董学史的比较研究”（Traces,Collections,Ruins:TowardsaComparativeHistoryofAntiquarianism）。
西方学界对古董主义的关心有着多种历史文化背景。十九世纪以来，民族国家兴起，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成为与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相关的一个问题。现代化也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撕开当下的社会和往昔的联系，令人们带着怀旧的惆怅来返观自己的往昔，哪怕是残留的痕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趋同，也使各民族文化遗产的保存变得更为自觉和迫切。古代的人们如何收藏、保存和研究古物，也就日益受到重视。由于黄易的实地访碑和现在地面文物考古活动有相类之处，重修武氏祠又被认为是文物保护的重要举措，清代金石学者对收集研究古代文物乐此不疲，他们的文化活动也自然成了当代学者感兴趣的研究课题。
清代金石学受到西方学界重视的另一个原因，可以用夏威夷大学ShanaBrown教授在2011年出版的专著的书名来说明：《消遣：从艺术、金石学到中国现代史学》（Pastimes:FromArtandAntiquarianismtoModernChineseHistoriography）。如题所示，全书关心的就是传统古董主义（金石学）如何发展成现代历史学。此书只是非常简略地提到黄易，所讨论的主要人物是吴大澂、王懿荣、罗振玉、王国维，并由此来勾勒传统的金石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向。虽然今天的许多学者认为，吴大澂、王懿荣等晚清同光年间的金石学家开启了罗王之学，但吴王以及他们的前辈陈介祺等，直接承继了乾嘉时期的学术传统，这个学术谱系是非常清晰的。乾嘉时期的金石学和考据学，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整理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黄易是那个时代学术群体的一员。而黄易之所以在金石学史和艺术史上占有一席地位，不仅仅是因为他个人的才华，还因为他和一个辉煌的文化时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概言之，黄易和清代金石学正好处在了近年来西方几个学术议题的交汇点，所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西方学界通常会在某一时期围绕着某些议题展开研究，这和库恩所说的科学研究中的“范式”（paradigm）相通。这样的研究模式能使某个领域的学者在同一时期集中研究某些问题，把讨论引向深入，其研究的视角对中国学术也颇有可借鉴之处。只是在借鉴的过程中，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比如说，在观察传统金石学向现代史学转变时，似乎不宜过多地强调两者的区分，特别是这类讨论不宜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现代学术比传统学术更“先进”。以文本研究为中心的金石学固然有其局限性，但是，乾嘉诸子（包括那些金石学学者）在语文学方面的精深造诣和对古代名物制度的熟悉，都是当代学者所应该尊重和学习的，这在语文学的训练日趋薄弱的今天更是如此。因为，即使找到了研究某一问题不错的视角，如果不具备研究这一问题所需要的知识储备和专业技能，同样不能胜任工作。
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大陆，黄易的研究虽然没有围绕着几个宏观的议题展开，但却显现出它的全面性（这当然也和研究人员多有关）。仅从收在这本论文集的论文来看，研究面涉及黄易的书法、篆刻、绘画、访碑、拓片等等，学者多能从自己的专业特长出发，展开黄易生平和艺术的研究，具体而丰富。论文集中还收录了讨论黄易著作版本、黄易年表这些涉及研究基础工作的文章，这说明，对黄易的全面深入的研究还有许多基础工作要做。比如说，黄易是优秀的书法家，隶书的造诣尤深，他的书法作品还有待广泛的收集。黄易一生创作了很多的山水画，其中有不少和他的访碑活动有关，上海博物馆藏有《黄秋盦司马功德顶访碑图卷》（曾为吴湖帆收藏）和《黄小松访碑册页》，后者逸笔草草，比之北京故宫藏《嵩洛访碑图》《岱麓访碑图》和天津博物馆藏《得碑十二图》，更似是一个稿本，这些还没有被认真地研究过。黄易是西泠八家之一，篆刻成就很高，他刻的印章多有边款，是研究他的艺术、生平、交游的重要史料。黄易在拓片和所藏、所经眼的书画上的题跋还未经收集整理。散见于海内外公私收藏中的大量黄易致友朋的信札、友人致黄易的信札、黄易的友朋之间的信札，更是研究黄易的重要史料。如果若干年后能够出版《黄易书画篆刻作品集》《黄易文集》《黄易年谱》《黄易研究资料集》（包括友朋书札、题咏等），将会为研究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从这个角度来看“蓬莱宿约展”和“黄易与金石学研讨会”，它们既是阶段性的总结，也是新的出发点。
延伸阅读
●《黄易与金石学论集》
秦明主编，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