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鹏飞、赵琴：中国当代服饰审美风尚与主体身份认同关系的嬗变

中国当代服饰审美风尚与主体身份认同关系的嬗变

谷鹏飞 赵琴

（西北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7《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 陕西西安 710069）

摘要：服饰作为一种审美风尚，从古至今一直是中国民族国家、社会族群与文化群体进行身份认同的基本方式。然而，现代社会的差异政治文化剪断了前现代社会以“观念-政治-文化-身体-身份”为线索的对位认同逻辑，而衍变出更为复杂的身份认同方式与认同逻辑：共和国建立至今，教化实用主义的服饰审美风尚、个性化的服饰审美风尚、世俗化的服饰审美风尚、多样化的服饰审美风尚成为主流的审美风尚渐次登场并分别践履了规训的理性主体身份认同、启蒙的理性主体身份认同、感性化的主体身份认同与多元化的主体身份认同功能。古代服饰审美文化所承担的直接身份认同/区隔的功能，遂演变为现代性条件下多元认同主体的合力建构与秘密争夺。

关键词：当代审美风尚，身份认同，认同类型

作为一种“礼”的表征，服饰原本是一种超文化的载体，具有源发性的自然身份认同功能。《礼记·王制》：“东方曰‘夷’，披发文身；南方曰‘蛮’，雕题交趾；西方曰‘戎’，披发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然而，素有“礼仪之大”与“服饰之美”的华夏民族显然不满足于这种过于直白的自然主义身份认同方式，而将之溯及更为深潜的宇宙论根据。《周易·系辞》记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唐代孔颖达疏云：“垂衣裳者，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丝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长大，故云垂衣裳也。取诸乾坤者，衣裳辨贵贱，乾坤则上下殊体，故云取诸乾坤也。”即言，服饰形制取诸乾坤天地，天地无形而服饰有形，通过天地乾坤的尊卑有序，可以区别出穿衣者的高低贵贱：“黄帝有熊氏，始制冕服以别贵贱之等”，[①]“贵贱有级，服位有等，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汉贾谊《新书·服疑》），“非其人不得服其服”（《后汉书·舆服制》）；可以区别出穿衣者所代表的民族与不穿衣者所代表的民族的高低贵贱：“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②]“礼仪之大”和“服章之美”作为华夏民族身份符号，其所宣示的，是华夏民族的礼仪制度、思想文化、衣冠服饰的同构性与一体性。“衣冠上国”与“礼仪之邦”因此也就与“披发左衽”与“蛮貊夷狄”相对应，服饰因此也就超越自然主义的身份体认而成为华夏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标志而存在。古代服饰的这种文化政治学认同努力至今痕迹凿凿，在现代多元社会中清晰可见。

本文拟选取当代大众最为通行的身份认同方式——服饰认同，分析处于当代大众审美风尚中的不同主体如何利用服饰媒介来实现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揭示不同身份主体在争夺服饰媒介过程中对审美风尚本身所产生的积极与消极影响，最后将在一种多元现代性视野内揭示主体援引服饰审美风尚进行身份认同所可能产生的积极价值与潜在风险。

一、1949至1970年代末：教化实用主义的服饰审美风尚与规训的理性主体身份认同

1949年共和国建立。革命政权的草根性决定了它对精致符号和高雅美学的本能性反感。作为无产阶级利益的具身体现，服饰既要保持革命年代简朴实用的服饰传统，又要与资产阶级布尔乔亚的服饰风尚保持距离，同时还要对已有的服饰传统进行适当提升，以显示本阶级服饰风尚的正统性与威权性。如同中国古代“家”“国”同构、“礼”“法”一体的社会结构下服饰承担着昭名分、序等威、疏贵贱、别亲疏的身份认同功能一样，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与集体主义制度在初创时期由于存留了过多的前现代因子而使其难以急遽实现对旧式身份认同的跨越，“老三件”（列宁装、中山装、军便装）、“老三色”（灰、绿、蓝）服饰遂代表了政权的正统性与生活的实用性而履行着类同于古代身份认同的功能，成为革命的象征、道德的外化、思想的统一与行为的约束的具象符号。

与共和国同时诞生的，还有作为绝对偶像的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毛泽东以其长期的革命领袖风范和杰出人格榜样，成为民众自觉遵从、学习和模仿的对象。[③]对于长期遭受外侮内欺与战乱饥馑的中国民众来说，在翻身做主后对领袖萌生感戴之情，原本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作家胡风当时曾用长诗的形式《时间开始了》表达了一个时代的声音：新的领袖、新的国家、新的生活、新的愿望，追随以拯救者形象出现的毛泽东，成为时代最强音。在这个声音的感召下，毛泽东铜像、塑像、纪念章、挂画，连同毛泽东思想本身，[④]在全国各单位、社区与家庭中广为流行。作为新中国的主人，民众舍弃理性皈依信仰，自愿信仰毛泽东，追随毛泽东，这不是主体性的刻意放逐，恰恰相反，它是主体在新政权体制下主动进行国家-政治与群体-阶级身份认同以夸示政权属己身份（“人民”、“群众”）的心理需要，这种心理需要如同一个“克里斯马”（charisma）一样具有无穷的魅惑力，它给民众带来了“共同体”的体验与身份归属感，并成为“文革”结束前支配中国社会民众的基本审美风尚与身份认同取向。

正是由于对毛泽东及其所代表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加上国民经济极端落后导致的生产资料的匮乏，衍生出民众对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的简朴实用服饰观念的自觉认同，执政党惯用的服装款式由此成为建国后民众自觉模仿的对象。以文人知识分子的服饰为例，在1949年建国前夕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与会代表的服饰类型分为两种：解放区代表穿黄军装或灰制服，国统区代表则风格各异。在1953年举行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时，与会代表则是清一色的灰制服装扮。服饰跨越地域并与政治取得高度一致，继而通过对西方社会审美风尚的极端排斥和对传统社会服饰审美风尚的选择承继，构成了建国初期中国服饰审美风尚现代性变革的独特取向。

而1950年代大众流行的男性黄色粗布军便装、灰色干部装（中山装）、女性蓝色列宁装与布拉吉裙装，除了它们所共有的政治含义外，理性、简洁、规整、实用是其共同的美学特点。而源于苏联的布拉吉裙装之所以受到女性的青睐，盖因其因其具有鲜明的审美与政治意涵——宽松的碎花短袖、条纹格子褶皱裙、简单的束腰带的美学符号，与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羊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榜样，其革命与进步意涵自当不言而喻——成为新中国女性追求时尚与进步的符号象征。身份与服装必须是统一的，服装与观念应该是统一的，既是这一时期服饰政治学的基本运作逻辑，也是民众服饰装扮的基本审美想象逻辑。这一时期列宁装的流行同样得益于其鲜明的审美政治学意涵：简洁、挺括、严肃，这种亦军亦民的服饰风格，非常适合1950、1960年代民众高昂的现代化建设热情与火热的生产革命斗争图景。

1960年代至1970年代中期，受极左思潮和“文革”影响，中山装、青年装、军便装，以及带有鲜明“革命”色彩的红卫兵装（其基本美学形象是：头戴绿军帽、腰系宽皮带、肩配毛泽东像章、手持红色语录本、斜跨帆布包）裹挟政治意识形态淫威覆盖了一切带有世俗性的审美风尚，使教化现实主义的服饰审美风尚遍被全国。这种带有集权主义与暴力革命意识形态色彩的审美风尚，虽不能视为满清时期发冠苛政的当代翻版，但其所产生的巨大规训与教化力量，却不容小觑。[⑤]借用福柯的说法，在集权主义时代，“肉体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利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⑥] 这样，权力通过对肉体的规训（特定服饰化）而与政治取得了一一对应关系：中山装、青年装、军便装，红卫兵装象征革命和进步，而连衣裙、高跟鞋、西服、旗袍、烫发、首饰等则象征小资产阶级文化和旧文化代表了反动和落后。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就这样通过服饰符号的象征对立而沉潜为普遍的审美文化心理。

可以说，象征革命建设本质的“老三色”，与象征革命正统身份的“老三件”，一起构成了1950至1970年代中国服饰审美风尚的主潮。服饰的个性化、多样化审美风尚虽在1950年代中后期有过短暂的繁荣，[⑦]但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观念与教化现实主义的审美观念始终牢牢控制着人们，政治意识形态裹挟经济意识形态与文化意识形态，用“必须”的威权命令形式，消解了身体伦理学的“正当”与服饰审美学的“自愿”，使身体、身份、阶级、国家等原本分属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东西始终保持了高度一致。这种状况在“文革”期间达到极致。“文革”时期官方通过同一化的服饰风格对个体进行思想与肉体的双重导引与强制规训，以及由之所建立的服装秩序和着装政治，是统治者赖以统一思想、规范社会、教化人心，保持社会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相吻合的一项重要手段。服饰因其具有审美形式的天然正当性而成为论证政治形式后天合法性的最佳手段。这样，通过革命现实主义的同一化与革命浪漫主义的想象化，服饰就以审美共同体的角色成为个体建构集体记忆、祛除污名形象、确立身份认同的重要工具，它反过来支援了集权主义的政治共同体并成为其有力帮凶。

二、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个性化的服饰审美风尚与启蒙的理性主体身份认同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文革”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揭开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序幕，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期间以头戴白色牛仔帽的形象出现在公众场合是一种颇富象征意义的政治宣言：牛仔帽作为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符号，终于被中国最高领导人认同接纳。同年，上海电视台播出了一条“苹果牌牛仔裤”广告，可口可乐在时隔30年后重返中国。这些代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东西，曾经作为“社会主义的毒草”而受到全民的批判，但现在，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却为它们在社会主义国度的重生觅得了土壤。

思想文化领域的松动带动了经济社会生活的活泛。1979年3月，世界著名时装皮尔·卡丹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时装表演，表演服装款式新颖独特，色彩绚丽多彩，唤醒了人们对美和多样化风格的本能性向往，也刺激了以蓝灰色为标准服色、以中山装为标准款式的中国服装缓慢的改革步伐。1979年除夕夜，被“文革”期间污名化为“封资修”的交谊舞重新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高跟鞋、喇叭裤、蝙蝠纱、烫发头，与《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喜洋洋》、《步步高》一起，在优美的华尔兹舞步旋转中尝试了中西方思想与艺术的对话。同年，修葺一新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一号候机大厅墙壁上赫然出现表现傣族妇女裸体沐浴的大型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袁运生）。在这样一个对外形象窗口展示裸体艺术，其政治含义不言而喻。这一年，作为大众文化读物《大众电影》，在复刊不久后的第5期封底，刊登了英国电影《水金鞋和玫瑰花》的接吻剧照；作为高雅文化代表的《读书》创刊，首篇即刊发了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

不光在公共领域展示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决心，官方还利用服饰惯有的“自上而下”传播习染特性，[⑧]向全世界传达中国“新民”“新政”的决心。1983年，时任中国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带头穿上了西装。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记者招待会上，五位国家领导人以西装革履的全新形象再次宣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这种企图通过服饰的变革来彰显改革的决心和推进改革顺利进行的努力，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并非先例。早在19世纪末叶，维新变法人士就将服饰的变革提升到“改民视听”、“新民耳目”、“振国民精神”的高度，认为，“今则万国交通，一切趋于尚同，而吾以一国，衣服独异，则情意不亲，邦交不结矣！”[⑨]尽管二者都将服饰与政治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都有着“西风东渐”的大背景，都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器物”与“知识”双重现代化的心理刺激，但不同在于后者同时强调了服饰的美学功能，拥有较为广泛的民众心理认同基础。正因为有此历史基础，所以当代表西方资产阶级的高度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时隔近一个世纪后经由官方上层的积极提倡时，就迅速无障碍地蔓延至全国，并再次成为举国钦慕的对象。西方现代文明的高度发达，使现代化即西方化的观念逻辑浸染人心。学习西方、追随西方、赶超西方，曾在百余年前被悬为中国现代化的宏大鹄的与价值取向，而今，它仍然是追求文明与进步的中国所不能越过的逻辑环节。求新、求变、求真、求美，用百姓日用而知的服饰来标明自己作为现代中国人的姿态与身份，遂成为新时期以来从主流意识形态到民间民众的一致身份认同取向。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中，喇叭裤、迷你裙于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首先登场，成为人们身体解放的急先锋。

喇叭裤上细下宽，低腰短裆，下摆宽近一尺，臀部曲线勾勒有致，拉链不分男女一律开在正前方。这种淡化性别、突出人体自然线条的服饰设计，对于长期以来惯于用服饰来区分性别的中国传统服饰观念，构成了强烈的冲击。而对于女性来说，小小的一道开口的改变，却打开了女性身体解放的一大豁口。由此也预示着，一个通过服饰来展示个性自由与审美喜好的新启蒙时代，正在到来。同期流行的“迷你裙”（Miniskirt）——一种最早由法国设计师安德烈·库雷热于20世纪50年代设计、风靡欧洲50至70年代的裙装，以其遮臀露腿、下摆宽松、用料随意、方便简洁的风格，同样成为80年代初期急于摆脱服装陈规、追求新颖个性的中国女性的普遍爱好。但这种原本旨在展示性感与青春活力的欧洲流行服饰，本并不适合用来展示亚洲女性（蒙古人种普遍性的腰长腿短身材特点）的身材美，但它在80年代初登陆中国并获得流行，应该说是反叛姿态大于审美展示。

这一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倡导、外来服饰文化潮流的浸染、影视文化服饰形象塑造、时代社会变迁本身所引发的人们观念与心境的改变，构成了服饰身份认同的基本动力。

首先，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倡导为人们通过服饰审美风尚进行身份认同提供了底线规约。1981年的“五讲四美三热爱”运动及其国策宣示为当代中国人感受、体验、理解、想象现实人生提供了一个基本的价值框架和审美的精神共同体，由此开启了能够适应时代审美风尚和意识形态需要、兼具社会理性与情感自由性的主体身份建构的新时期。[⑩]文学、艺术的现代主义实验与“喇叭裤”、“烫卷发”、流行音乐、迪斯科等共同造就了一种高歌猛进、意气风发的大众审美风尚。日常大众在服饰审美风尚中找到了感性生命的最好表达。因而不同于共和国建立初期的那种在民族国家框架内以阶级利益（“人民”权益）为核心的身份认同，80年代后身份认同的典型特征在于各种分散的利益和文化群体决意越过既定的社会框架和教化主义的平面身份认同模式，而去重新规定自己的生活筹划并寻找一种深度的自我认同模式。牛仔服、喇叭裤、卷烫发、太阳镜等个性化审美风尚只是作为教化现实主义审美风尚的反面而为人们进行深度身份认同提供了最便捷的通道。

其次，外来服饰文化潮流的浸染为人们通过服饰审美风尚进行身份认同提供了美学参照。<?1981年2月9日，新中国第一场时装表演经官方同意后在上海友谊会堂（今上海展览中心）上演，露膀服饰作为演出亮点成为此后服饰解放的先声。1983年4月29日，该服装表演队应邀走进中南海，表明官方决意利用服装催化改革开放和观念解放的步伐。从1982年起，牛仔服开始流行。牛仔服作为一种美国文化的舶来品，以其结实耐磨的实用功能、充满青春活力的自然风格和中性化、平民化的身份色彩，给刚刚从“文革”中苏醒过来的人们带来了新鲜的视觉冲击。而牛仔服背后所潜藏的西方现代文化逻辑（“西方性=现代性=进步性”），打消了急于改革、追求进步的国人接受陌生东西的心理顾虑。1983年底，中国彻底取消了沿用了三十余年的布票，服装进入市场成为大势所趋，服装改革提上日程。1984年，在上海首先兴起了“西装热”。西装象征着改革开放和观念解放，象征着中国社会走出过去、走向未来的决心。中装西装不再被拔高到姓资姓社问题，而是成了人们的个性自由选择。

再次，影视文化服饰形象塑造为人们通过服饰审美风尚进行身份认同提供了理想标准。随着大众传媒技术的引进与影视文化的普及，影视明星的服饰装扮成为激发中国当代服饰审美风格的灵感源泉和引领中国当代服饰审美风尚的风向标。1984年，电影《红衣少女》的热播引发了人们模仿时尚的潮流，片中主人公的红裙子装扮成为时尚符号席卷到女性服饰装扮的方方面面。红色引来了人们热烈情感的联想，服饰再次牵动了人们爱美的本能性神经。穿喇叭裤、戴蛤蟆镜、蹬懒汉鞋、着碎花衫、跳迪斯科，手提录音机播放《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成为1980年代初期时尚青年的身份标识。

当然，1980年代前期个性化的服饰审美风尚与启蒙的理性主体身份认同的同构远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只是一种短暂的开启。尽管1978年就官方放弃了“两个凡是”而开展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但意识形态领域的解禁往往与生活实践并不同步。主流意识形态小心翼翼，社会生活领域乍暖还寒，个性化的身份认同还没有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启蒙的理性主体还是一个未竟的事业。1980年6月起，官方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取缔了公共场所跳舞的权利，《泼水节》被用油布遮盖，刊登接吻剧照的《大众电影》受到读者批判。审美风尚领域的陡然回转以1983年西安“马燕秦聚众跳舞事件”达到高潮。本来，马燕秦选择在私人领域（家里）举行舞会，不管其选择的何种舞蹈类型、何种审美格调的舞蹈，都是一种典型的私人事务，没有公共意义。但官方部门通过动用公权力对其加以公共审判，就使其进入公众领域并实现公共化。这再一次表明，对于向有着模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传统的中国来讲，区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使处于私人领域中的个体获得主体性，是一件何其艰难的事情。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马燕秦事件意味着中国当代较早时期的公共领域的私人化事件，它与后来私人领域的公共化构成对照。现代社会用大量私人事件充斥公共领域，使公共领域徒有“公共性”之名而无公共性之实。阿伦特与哈贝马斯都曾指出，与公众利益相关、且在公共领域公开谈论使其获得可见性，是公共领域构成的两个基本条件，因而私人领域的公共化本质上是伪公共事件，它会直接妨碍启蒙理性主体的塑造。

三、1980年代中期1990年代中期：世俗化的服饰审美风尚与感性化的主体身份认同

8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化，服饰流行加快，服饰由原本注重张扬个性转向突出感性世俗，逐渐形成一种世俗化的审美风尚。世俗化的审美风尚与感性化的主体性身份认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互为表里，其萌生有着共同的时代社会原因。早在1980年7月，“文革”后首部以恋爱为题材电影《庐山恋》上演，电影中女主角张瑜带有“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频繁换装，短短一秒钟的“轻轻一吻”，打开了观众尘封已久的情感闸门和爱美本能。1985年张贤亮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对一再遭到禁锢的人性原始本能进行了夸张式的描写。1986年，交谊舞在官方解禁后，复又蔓延至全国。1988年张艺谋电影《红高粱》对性进行了意象性的再现。1993年《废都》对性爱进行了赤裸裸的诉求……这一切为服饰走向世俗化作了心理铺垫。当然，服饰之所以成为时代焦点，亦得益于它与身体的天然亲和关系。服饰的个性化使得主体从千人一面、万众同衣的集体“大我”中去发现并感受“小我”的个性自由与独特价值，服饰风格的流转变迁实际上是对人们感官需要和消费欲望的积极肯定。如流行于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健美裤就代表了女性身体解放的呼声。健美裤在外形上类似于舞蹈裤，上宽下窄，紧身贴腿，臀部浑圆，富有弹性，能衬托出苗条的身材和腿部的线条美。作为当时流行与时髦的象征，几乎所有女性，无论年龄、身材，无论时间、场合，几乎人人都穿的事实，表明中国女性衣着的世俗化审美倾向与感性化的身份意识的觉醒。

与健美裤同期流行的还有文化衫。“文化衫”（即T-shirt，汉译“T恤”）作为一种舶来品，其显著的美学特征是：一些名言警句、谚语格言、时风时尚以书写文字的形式被绘在衣衫上，借以表达衣者的文化观念、社会情绪、审美品味或生活信仰，从而使服装成为一种有别于“正史”的民间书写，使衣者成为时代的现场观察者、社会的忠实记录者与文化的直接批判者。[11]从身份认同的角度看，“文化衫”是以书写文字的形式，通过服饰文化的载体，来记录改革开放后中国底层民众的基本生存状态与心理感受，是底层民众在由前现代集权主义社会向现代自由公义社会转型过程中观念碰撞、价值分离、身体悸动、身份迷惘的真实记录与书写。因此，尽管时代在变，但掩藏在文化衫后面的身份认同指向却始终未变。从80、90年代文化衫的个体身份认同（“我是流氓我怕谁”、“跟着感觉走”、“我是一颗小草”等），到2000年后的集体主义身份认同（“中国加油”、“汶川加油”、“I+红心+CHINA”等），文化衫显然都是自我身份认同的便宜载体，是自我以边缘文化的姿态寻找自我身份的形象记录。

进入90年代后，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正式确立，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快速提高。商品的生产、流通、消费打破了区域限制和文化壁垒而逐步融入世界市场当中。商品生产与消费的逻辑开始取代意识形态和文化政治的逻辑而成为支配社会的主导力量。因为资本的逐利本质决定了其必然会抹除意识形态的迷障而在全球蔓延，服装的国际化潮流遂锐不可当。1992年，LV中国旗舰店在北京王府饭店开张，紧接着，Armarni、Channel、Gucci、Dior等国外著名奢侈品牌陆续抢滩大陆市场，加上信息时代全球流通的加快，中国人急于实现现代化、国际化，并努力融入全球性的消费社会。

而服饰时尚成为塑造个体-自我身份认同的机制正以消费社会的到来为条件。消费社会摆脱了物质匮乏时代的消费禁忌，服饰的政治意识形态禁忌让位于实际的经济支付能力，使消费逐渐成为个体的自主、自愿、自由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消费社会解构了前现代社会“先赋角色”（出身、血统、地域印记等）对于身份的直接指认体系，引发了消费的民主化、大众化潮流，从而直接冲击了前现代社会政治与文化意识形态对消费的规约力，使消费成为基于个人支付能力之上的私人事务。后者正是个体通过服饰消费（即进入服饰时尚体制）来进行身份认同的先决条件。然而，消费社会的到来虽可抹除服饰的政治文化功能，但并不能祛除服饰的天然区隔功能。那些原本具有文化区隔功能的中、西服饰，在消费社会就被刻意修改为名贵与大众的身份符号，后者直接履行着身份尊荣与卑微的区隔功能。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服饰成为一种现代性时尚同时也意味着服饰与身份发生矛盾的到来。一方面，作为一种最便宜的身份认同方式，通过服饰可以辨别人的身份；另一方面，现代性时尚的复杂机制又使得服饰与身份经常呈现出较大程度的错位。现代性到来所产生的个体身份的复杂性（如对通过服饰表达本真的自我身份的疑问，公共领域身份与私人领域身份的分立等），后现代性对自我身份同一性的彻底解构（如身份的可调侃性、娱乐性、表面性等），都使服饰与身份认同之间关系渐渐模糊起来。特别是当服饰以全球流行时尚的方式而出现时，情况就更是如此。因为消费时代服饰时尚的多变性与主体选择的多元化，必然带来身份认同的多元化。消费时代的时尚起于创造者而终于追随者，它总是在开始时缔造身份的等级序列，又在终结时解构身份的等级序列，由此造成时尚的差异性身份认同的绝对性与平等性身份认同的相对性。这就是时尚鼓歇不止的动力，也是其诱惑人所在。1990年代后中国社会民众中广为流行的染发与1980年代的烫发一样，都是以时尚外衣和个性审美的公共形式解除中国文化种族身份的泛西方化身份诉求的心理负担。而那种打领带、穿西服上衣、套牛仔裤、蹬运动鞋，流行于1980、1990年代之际的“混搭”装扮，同样暗示了中、西服饰在新时期再次遭遇时的喜剧式的身份尴尬——长期以来，民族自大症、文化自卑感与追赶西方的焦虑心理的复杂混体所造就的中国服饰的西化情结，如影相随，一直困扰着处于现代性浪潮中的中国民族文化与民族大众。然而，经身体与身体符号的自我矮化、自我亵渎而将自我存在的价值完全铆钉为他者凝视的对象，将一切文化失语与身份焦虑归罪于西方的东方主义并以受害者身份自居，同样犯了自我异化的错误：自我主动迎合东方主义的强权思维而将自身定义为处于弱势地位的他者，从而软化并麻痹了自身的自我抗争与自我创造能力。这种服饰审美风尚同样难以成为理想的身份认同方式。

四、1990年代中后期至新世纪：多样化的服饰审美风尚与多元化的主体身份认同

经过二十余年的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作为独立、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逐渐确立了自主和自信，中国的大国形象逐渐获得世界的认可。1990年，中国第一次举办了亚洲运动会。1993年中国举办第一届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12]1995年，包括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在内的“与国际接轨”，成为全民口号，这一年，双休日休假制度的实施给民众带来了更多的闲暇。1997年，执政党以最高规格会议的形式确认了要建设现代性、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为取向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把“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文化目标；同年，中国在世纪金融危机中以大国身份勇力担当。1998年，中国第一次举办大型区域性艺术活动第一届亚洲艺术节，并在享有“世界音乐圣殿”美誉的维也纳金色大厅上演了由中国民族乐队演奏的中国民族音乐。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所带来的全球一体化。……如此众多的将中华民族特殊性提升到普世性的做法，都奠定了中国的亚洲身份和世界大国地位，改变了长期以来被西方霸权文化所污名化的“他者”形象，提升了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与身份尊严感。

社会的繁荣稳定带来服饰风格的沉稳自信，1980至1990年代服饰的浮动不安让位于世纪初的理性乐观。加上社会阶层的分化日趋剧烈，多元文化交流愈益频繁，不同的身份认同主体争夺审美风尚也愈演愈烈，服饰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审美风格。到了1990年代中期，作为流行时尚的松糕鞋与迷你裙率先流行，它们分别以其高度和短度记录了那个时代女性对身体进行社会化改造的美学渴求，从未与1990年代的西方社会服饰追求节俭与回归自然形成鲜明对照。这一时期，海外影视剧中的偶像人物对国内服饰风尚的引领作用仍然明显。与韩剧在大陆主流媒体的热播相伴的，是吊裆阔裤、松垮上衣、头染金发，表情耍酷的“韩流”在国内形成席卷之势。这种“哈韩”的风潮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末，继而辗转衍生出“女性男性化”、“男性女性化”的中性化服饰审美风尚。2004年，“超级女声”大众明星李宇春的中性化装扮，强化提升了服饰的中性化潮流。[13]在传统社会而，服装的身体性别（是男是女）与社会性别（男装女装）是一体两面的存在，前者作为根基规约并范导着后者，后者作为权利强化并提升前者。但是，现代社会解开了这一身份缝合，而使通过服装的社会性别来进行身体的自然性别认同成为一个问题。

与此同时，1990年代后期，受西方服饰符号霸权的刺激与亚洲时装界对中国元素装饰化运用的启发，作为民族服饰的中山装与旗袍再度流行，中国服饰体现出了民族化与国际化的双重身份诉求。作为“国服”的中山装，其蕴涵的政治理念与服装款式具有一一对应关系：前身的四个口袋代表国之四维（礼、义、廉、耻），而袋盖为倒笔架则代表重视知识分子，寓意为以文治国；门襟五粒纽扣代表五权（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分立；左右袖口的三个纽扣分别代表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和共和的理念（平等、自由、博爱）；衣领定为翻领封闭式，则代表严谨治国的理念；后背不破缝是表现国家和平统一的大意。这样，中山装实际上就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在身体空间中的符号表征。后世中国民族服装，除了文革期间流行的“红卫兵”装外，尚无此政治观念。

另一方面，感性化、世俗化仍然占据着这一时期服饰时尚的舞台。1990年代后期温柔妩媚的贝贝裙，性感风情的露背装，内衣外穿的吊带装，抹除性别的中性装，自由随意的休闲装，以及融入现代时尚元素的旗袍、唐装等民族服饰的卷土重来，沉稳而不失个性，端庄而不失妩媚，特别是世纪之交，以红色格调为主的唐装格外流行，表现了人们对人体自然美的本能性追求和通过服饰展示身体象征功能审美诉求。服饰以琳琅满目的多样化风格昭示着人们多元化的身份诉求。

进入新世纪，中国传统民族服饰经媒体宣传、官方提倡和市场驱动后再度复兴。2001年，伴随着电影《花样年华》女主人公张曼玉对旗袍如梦如幻的演绎，旗袍摆脱礼服、制服的圈子而成为讲究时尚优雅、性感端庄的中国女性普遍喜爱的对象。而真正代表中国民族服饰强势出场的是2001年在上海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议上，20名国家领导人身穿“唐装”的集体亮相，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中国高层对民族服饰的认同支持。2006年10月在上海举办的“锦绣文章华服霓裳——中国服饰文化展”，展览本着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展示中国传统服饰和织绣纹样的目的，将宽大飘逸的汉服、浓艳华贵唐装、端庄典雅的旗袍、挺括劲美的中山装，再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然而，对古代服装语言的错误死守、对服装符码的强烈民族文化操玩、无视现代服装最起码的日常生活装扮功能等，决定了唐装、汉服不可能成为百姓的服饰，更不可能由此实现中国民族服饰的当代复兴。正如“以洋唬土”的洋派做法不可能取得成功一样，“以土唬洋”的土派做法同样注定会失败。如果说流行服饰的西方化或他者化是犯了自我殖民的西方主义的错误，那么，民族服饰的原生态主义同样犯了东方主义的错误，二者都已成为一种心理痼疾而难以根除。说到底，对自我文化元素、文化精神的挖掘与体悟（非夸耀性的照搬复原），对他者文化元素、文化精神的理解与消化（非装饰性的拼贴挪用），是民族服饰当代化的必由之路。如同现代唐装经过了西服化的改装，现代旗袍经过了西式礼服化的改装一样，真正的民族服饰只有吸纳现代性才能获得生命力，才能具有国际性。那种无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下观念”，片面地以民族性来抵御西方性，对外来他者姑漫应之，并试图通过理正衣襟而重拾自尊的态度与做法，所消解的正是传统民族文化所秉有的普世价值。

概括起来看，中国当代服饰审美风尚经历了从1950至1970年代的机械遵从，到1980年代初的标新立异，再到1980年代中后期至1990年代初的盲目西化，最后到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自主选择与复归传统，先后表现为教化实用主义的服饰审美风尚、个性化的服饰审美风尚、世俗化的服饰审美风尚与多样化的服饰审美风尚。在这四类审美风尚的更迭反复中，主体的身份认同心理逐渐走向理性与成熟。从主体身份认同的角度看，当代中国服饰审美风尚在经历了前现代的政治-伦理与文化-民族身份认同之后，先后经历了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国家-政治身份认同与群体-阶级身份认同，1980年代初的个体-自我身份认同，1980年代中后期至1990年代前期的西方文化身份认同，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文化-民族身份为主的多元身份认同。在这四类身份认同的嬗变衍布中，主体性的身份认同呈现为规训的理性主体身份认同、启蒙的理性主体身份认同、感性化的主体身份认同、多元化的主体身份认同，从而使身份认同表现为一个不断弱化政治与伦理认同功能，而强化文化与审美认同功能的历史过程。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中国当代审美风尚与主体身份认同关系问题研究”（2011049164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中国现代美学体系中的古典美学范畴研究》（11YJC751024）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谷鹏飞，男，美学博士，文学博士后，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从事美学理论与文艺批评研究。

赵琴：女，《西北大学学报》编辑，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与编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