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交融中的云南通海县
兴蒙乡蒙古族妇女服饰
常雯婕
（玉溪师范学院教育学院，云南 玉溪 653100）
摘要：云南省通海县兴蒙乡蒙古族置身于云南大杂居、小聚居的多民族交错居住的特殊地理环境中，与汉族、彝族、回族、哈尼族等民族不断交流融合，其民族文化形态呈现多样化特征。这一特征也体现在兴蒙乡蒙古族妇女服饰上。
关键词：云南；民族交融；兴蒙乡；蒙古族；服饰；文化特征
分类号： K89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9838（2012）01-0044-7
蒙古族在中国的分布，除了东北的黑龙江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西北的新疆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东北的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还有云南的通海县兴蒙乡。兴蒙乡的位于云南玉溪市通海县杞麓湖西，是云南省唯一的蒙古族自治乡。
根据史料记载，兴蒙乡的蒙古族是1253年忽必烈率大军平定云南大理国后，镇守曲陀关而落籍通海的蒙古族后裔。元朝在云南的统治结束以后，落籍在当地的蒙古族无力回到北方蒙古草原，从此失去了与北方蒙古族同胞的联系，一些蒙古族逐渐改变族称，杂居于其他民族之中。这样，这些蒙古族也就与当地其他民族互相交流融合，逐渐生存发展下来，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一体”。[1](7)可以说，这是云南各少数民族居住的广泛模式，这种模式的特征即是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整个民族聚居在一个地方的现象是不存在的。一个地区往往居住着若干个不同的民族，这些不同的民族又根据各自不同的民族特点聚居在一个地点。这样交错杂居的格局必然带来邻近民族在文化交流中审美情趣互相渗透的现象。美国人类学家莫非说过：“一个文化项目是外来渗透的结果，还是自然独立发明的产物，这个问题对于那些注重历史遗产的人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对于那些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的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在所有文化中90%以上的内容最先都是以文化渗透的形式出现的”。[2](155)於贤德也认为“……每个民族的审美心理必定存在着一个纵向延伸的轨迹；二是民族与民族的交往，必然产生文化交流，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民族之间的审美活动必然会出现一种互相渗透的情形。”[3](176)服饰作为一种外显的民族文化，在互渗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从而产生一定程度的吸收与变异。兴蒙乡蒙古族也不例外，置身于云南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格局的多民族特殊地理环境中，长期脱离了蒙古草原文化的影响，其聚居地周围生活着汉族、彝族、回族、哈尼族等民族，他们之间和睦相处，取长补短，不断交流与融合，其民族文化形态呈现出多样性。这一文化形态在兴蒙乡蒙古族妇女的服饰上得到了体现。
一、兴蒙乡蒙古族妇女服饰特征
兴蒙乡现代妇女服饰，主要以年龄为限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发展状况，并且在日益交织、发展变化。青壮年妇女穿着基本汉化、西化， 50岁以上的妇女则更多的穿着本民族的服饰。其中最有特色的要数头饰和上装。兴蒙乡蒙古族妇女的头饰根据年龄、身份等变化分为五种。第一种，在青少年时期会戴一顶黑色的“凤冠帽”，将头发梳成两根辫子并将辫尾用红线扎紧，再把两根辫子分别从后脑勺沿着帽边绕到额头正上方，并交叉固定在凤冠帽上，辫尾的发丝顺着脸部两侧自然垂下，像两只角，再在帽尾系两朵红丝线扎成的红樱，称为“喜毕”（音译，也有的译为“新苾”）。
第二种，婚后的少妇不再戴“凤冠帽”，改用一块长约1.6米的黑布折成5厘米宽的包头巾围在头上，称为“聪兀丝”(音译，也有的译为“撮务施”、“聪兀思”)。发辫绕在“聪兀丝”外，发辫后依然可以系“喜毕”。第三种，生过小孩后的妇女，头发全部盘绕到头顶，用黑色包头巾包严头发，头发不能露在外面，也不能再系“喜毕”。第四种，青壮年妇女在劳动的时候，为了遮太阳、避风雨，常常将一块长约1.6米的黑色围腰布折成约10厘米宽的布带围绕在聪兀丝上。第五种，中老年妇女在劳动的时候把围腰布顶在头上，再用围腰带绕在头顶，有的是在聪兀丝上戴一顶白色的布制凉帽或草帽遮蔽阳光。
兴蒙乡蒙古族妇女的上装由三件组成一套，三件衣服颜色不同，长短相间，称为“三叠水”（也称“三件衬”或“三滴水”)。第一件是贴身衬衣，颜色有白、杏黄、浅蓝、玫红等，冬季采用较厚的面料缝制，夏季则采用薄，透的面料缝制。第一件衬衣是高领的，衣服长至臀部，袖长至手腕，领口和袖口均镶（绣）有以桃红色为主色的花边图案，图案的样式有锁边花边、鱼网式花边、狗牙花边、龙鳞花边、行节花边等。第二件衣服穿在中间，称为内衣，是圆领面襟长袍，颜色多为大红、天蓝、绿色等，面料多采用京绒、丝绒，夏天则用较薄的面料制作。第二件衣服的衣长、袖长与第一件衣服相同，袖口内部镶有宽12厘米左右的龙鳞花边图案，颜色多为天蓝、黄色、桃红、粉绿、黑色等，穿衣服的时候将第二件衣服的衣袖向上反卷至肘关节，露出内部的花边图案，恰好与第一件衬衣袖口的花边图案相衔接。反卷起的袖口除了美观之外，还兼有口袋的功能，可以在外出的时候装钱。据白阁村专门做本民族服装的奎云仙介绍：“有一年上北京，（我们）就在衣袖里装了几千块钱，玩了一圈回来，一点问题也没有，安全得很。”①第二件衣服的面襟胸部右边，镶有一道弓形带状弯尖图案。第三件是衣长及腰，无领无袖的对襟式夹布坎肩（兴蒙乡妇女称之为“小褂”)，小褂的面子颜色有天蓝、白、浅黄、青、黑等，里子一般是蓝色、白色等颜色，小褂正反两面都能穿。夏天则是单层的，颜色与冬天夹衣面子的颜色一致。第三件小褂在穿着时，只扣领口处第一颗纽扣。“三叠水”领口和袖口的花边在刺绣的时候都要加入金线亮片装饰，格外华丽。
兴蒙乡蒙古族妇女下装穿西裤，裤子的颜色通常是黑、青、白、蓝等颜色。腰间扎一条宽约10厘米的布腰带，腰带两端各绣有长约20厘米，宽约10厘米的花边图案，花边图案的颜色以桃红色为主，有金线亮片装饰。腰带图案的样式有鱼网式花边、狗牙花边、龙鳞花边等。腰带图案除了与第一件贴身衬衣袖口的图案基本一致外，还与上衣“三叠水”的领口、袖口图案一致。腰带两端均系有十余朵用毛线或是丝绒线编扎的红樱，红樱的颜色有大红、桃红、黄色、绿色、白色等。腰带扎在腰间时，两端的花边图案和红樱从第二件内衣衣角下坠至臀部，整套服饰层次分明，色彩艳丽。兴蒙乡蒙古族妇女日常穿的鞋子与汉族一样，劳动时穿布鞋，早晚及休闲时穿高跟鞋、凉鞋、皮鞋等。
由现今兴蒙乡蒙古族妇女的服饰中，我们可以看出，现今的兴蒙乡蒙古族妇女服饰既承袭了北方蒙古族传统服饰高领、右衽的典型特点，同时也明显地受到了兴蒙乡周边地区生活的各民族的影响。
二、多民族交流融合影响下的兴蒙乡蒙古族妇女服饰
1．与汉族的交流融合——日常服饰日渐汉化
“无论人们怎样不改祖制、图腾永存，但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4](472)而服饰的变化和文化环境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兴蒙乡蒙古族自元朝时期就与汉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交流与融合，他们吸取了比较先进的汉族封建文化，学会了作为汉族文化表现形式的汉语、汉文。根据史料记载，镇守曲陀关的蒙古元帅阿喇帖木耳及其儿子旃檀，会作汉文诗词，蒙古贵族妇女也学会了汉文、汉语，还会作汉文诗。他们在吸取汉文化精华、受汉文化影响的同时，也进行着一种文化的双向交流。通海秀山的一块元碑《普光山智照兰若记》中，有“西至完者卜花”等字样，由此可见，蒙古语称呼的地名、人名，在当时已经为当地各族人民所熟悉。同时，兴蒙乡蒙古族还创造了部分有汉族文化色彩、又有浓厚的蒙古族民族特色的节日，同时也吸收、引进了许多当地各民族的重大节日。其中“那达慕”“忆祖节”“鲁班节”是兴蒙乡蒙古族独特的民族节日，而汉族及通海当地的传统节日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冬至、中元节、春节、粉蒸节、白糖节等节日习俗也基本与汉族相似。
一般来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的民族文化会影响或改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民族文化，汉族服饰文化对兴蒙乡蒙古族服饰文化的影响就体现了这一规律。兴蒙乡蒙古族居住地处于云南通海县平坝区，交通便利，气候温和，服饰受汉族影响，基本属于轻便实用型。在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尤其是网络、电子信息的快捷传播缩小了彼此的距离，在文化方面，民族与民族之间，甚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异正在变得越来越小。外来多元文化正在冲击着兴蒙乡蒙古族原有的文化，其青少年渴望缩小本民族文化和全球文化差距的心理日趋强烈，表现在服饰上，除中、老年妇女以外，青少年平时都穿汉族服装，目前较为流行的韩版、欧美风格、OL通勤服饰、牛仔服、板鞋、旅游鞋等，这些在兴蒙乡蒙古族青年妇女的身上都可以看到。她们只有在参加重大节庆活动或重要的文化活动时才会换上本民族的服装，以表示对节庆活动的重视。除此之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穿较为简便且实用性较强的汉族服装。
2．与彝族的交流融合——服装形制重上轻下及“尚黑”
从西北迁徙进入南方彝族文化圈的蒙古族，在生产生活方式、审美心理、民族文化等方面，均受到了彝族的影响和渗透。彝族是云南省内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居住地点较广、历史悠久的一个世居民族，通海县也不例外。
彝族在汉晋时称为叟人，唐宋时称为爨人，元、明时期称为“倮倮”。[5](600)通海的彝族自称为聂苏婆，属于藏缅语族氐羌族系的彝族聂苏支系。自元朝大军进入通海并在通海屯垦起，彝族和汉族、蒙古族的融合现象大量出现，从兴蒙乡蒙古族的语言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兴蒙乡蒙古族是一种混合性语言，其中彝语占30%，蒙古古语占10%，哈尼语占10%，傈僳语占10%，白语占10%，普米语占10%。[6](131)其中彝语占的比重最大。语言的构成比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兴蒙乡蒙古族受彝族影响较大。彝族除了对兴蒙乡蒙古族语言的较大影响之外，还通过彝族妇女与蒙古族军士的通婚带来了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舞蹈、音乐、服饰、社会组织的变化。随着族外婚姻的逐渐增多，蒙古族的生活及其习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例如在其传统观念中，母亲是维持家庭大计的人，嫁入兴蒙乡的外族妇女也内外操持着一个家庭，兴蒙乡蒙古族服饰很自然的融入了彝族、汉族服饰的元素。
兴蒙乡蒙古族妇女的服饰形制与彝族一样为重上轻下，上身的服饰“三叠水”与通海县水塘、改沟村、清水河一带的彝族妇女较为接近。这一带的彝族妇女内穿粉红色的短袖衫，外罩翠蓝色开襟褂子，有半截手袖接在短袖下，短袖衫的领口有小荷叶边，袖口绣三道花纹，胸前戴精工刺绣的圆头围腰并配以银币相间的三根腰链，围腰一般只在节庆活动及走亲访友时才佩戴，姑娘们还戴有一条精工刺绣的花腰带。下身穿镶花宽裤脚扭裆裤。[5](602)兴蒙乡蒙古族妇女服饰除了吸取彝族妇女的服饰元素外，在彝族男子的服饰上也可以找到类似的地方，体现在为小褂的装饰和腰带上。通海彝族男子内穿白色衬衣，外罩一件黑色京绒小褂，小褂左右襟各有一排银纽扣作为扣子，腰系绣花腰带，丝绒绦带外露于臀部。还有是对颜色的崇尚。兴蒙乡蒙古族崇尚青色和黑色，青色源于萨满教中列首位的天神“长生天”的颜色，而黑色明显是受到彝族的影响所致。因为彝族是尚黑的民族，滇黔彝族中自称“诺苏”、“纳苏”、“聂苏”、“糯苏”的支系，其含义均为黑人或黑族，彝族的传统服饰均以黑色为色调，兼及与黑色接近的青、蓝等颜色。
兴蒙乡蒙古族妇女的头饰根据年龄、身份等分为五种。其中一种为生过小孩后的兴蒙乡蒙古族妇女，头发全部盘绕到头顶，用黑色包头巾包严头发，不能露在外面，不能再戴“喜毕”。而通海四寨村彝族成年妇女的头饰标志就是“黑包头”，四寨村的彝族妇女结婚后生了小孩，头饰就由“喜鹊帽”改为“黑包头”，将发辫盘在头顶，外面罩一块黑色的纱帕，纱帕下沿脑门箍一条绣图案的丝带。[5](602)如昆明滇池附近的彝族姑娘，根据“鸡冠帽”的不同戴法便可以传递出不同的信息：未婚少女正戴，恋爱中的少女歪戴，已定婚的女子前后颠倒戴，结婚后就不再戴“鸡冠帽”。兴蒙乡蒙古族未婚少女头饰上的“凤冠帽”与彝族的“鸡冠帽”、白族的“凤凰帽”样式与功能接近，明显的表现出是受到了这两个民族的影响所致。
除了形制与头饰受到当地彝族的巨大影响之外，从兴蒙乡蒙古族妇女服饰的刺绣纹样也明显看出受到当地彝族的影响。身处平坝区的通海彝族是农业民族，他们擅长于各种精细的技巧，如绣花等。而彝族就是一个善于刺绣的民族，各种花卉纹样是彝族服饰上最常见、最主要的装饰图案。彝族妇女的服饰从包头、衣裤到围腰、褶裙，都绣满了各种艳丽缤纷的花卉纹样。有观赏性的马缨花、报春花、山茶花、大菊花、十姊妹花、鸡冠花、兰花、四瓣花、八瓣花……还有食用果蔬的石榴花、南瓜花、蕨菜花、豆花、茴香花、八角花等等。
兴蒙乡蒙古族妇女的香包和绣花鞋上也用五色花线绣满了玫瑰花、八角花、小细花、小骨朵等鲜花图案。服饰的装饰及图案也由北方蒙古族传统的 “盘肠”，“云益卷”图案或者虎、豹、水獭、貂鼠等毛皮装饰改变为以桃红色为主的花边图案，以及骏马、金凤凰等吉祥物。而腰带虽然也采用棉布制作，与蒙古族传统的棉布、绸缎接近，但腰带上以鱼网式花边、狗牙花边、龙鳞花边、金线亮片、红樱等进行装饰。而这些图案、装饰纹样和吉祥物，就明显受到周边汉、彝等民族的影响。
3．与白族的交流融合——饰物与水有关和“尚白”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大理是蒙古族进入云南的第一站，大理的白族也是蒙古族最先与之交流融合的民族。公元1252年12月15日，忽必烈率兵攻下大理城，结束了大理国的统治，大批蒙古族第一次进入云南。在进军过程中，忽必烈还一改变了蒙古军队“屠城”的政策，以争取民心。由此开始了蒙古族与大理白族的交流融合。白族从语言、婚俗、服饰等方面均对兴蒙乡蒙古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通海的白族订婚时，男方家要送猪肉、茶、糖、衣料、首饰和聘金给女家。送的物品在不同时期或不同地区都有区别，数量每个家庭也不相同，聘金的数字多带“6”数，如“360”“560”“860”不等，数字“6”字在白语中意为“够”或“是”。汉语中则与“禄”谐音。因此“6”被白族人认为是个吉利数字。云南兴蒙乡蒙古族的婚俗中礼银钱数也必须带“6”字，也要在婚前将糖烟酒送到女方家中等，这与白族婚俗也是相近的。
白族也是尚白的民族，服饰和房屋墙面都以白色为主。大理一带的白族姑娘，多穿黑色、红色丝绒或灯芯绒的小褂，白色衬衣，蓝色的宽裤子，腰间系有绣花飘带，上面用丝线绣上蝴蝶、蜜蜂等图案。楚雄地区的白族妇女服饰与兴蒙乡蒙古族妇女服饰有相同的名称，也叫做“三滴水”。不同之处在于，楚雄白族的“三滴水”是“假三件”，即用红、绿、蓝三种颜色的布贴在衣服的领、袖及衣服的底边上，每层布都露出一小部分，形成三层假衣。而兴蒙乡蒙古族妇女服饰则是真的三件衣服，在服饰的形式上，兴蒙乡蒙古族妇女很明显的受到白族的影响。
其实，兴蒙乡蒙古族妇女服饰中受白族影响最大的，还是各种与水有关的装饰物的出现。因为元朝灭亡而落籍云南通海兴蒙乡的蒙古族骑士，为了生存不得不经历艰难的文化变迁和文化适应，高原湖泊杞麓湖就是解救他们的危难并使其得以生息之地。可以说，大理白族和兴蒙乡蒙古族都是近水而居、善于渔业的民族，他们同样对湖神、鱼神以及龙有着一种敬畏及崇拜，对水则怀有一种深厚的情感。今天，迁居山上居住的白族，袖口和衣襟上依然缀着象征鱼鳞、鱼人的银泡，而兴蒙乡蒙古族妇女的小褂上也有银币、银花牌等装饰物，这些装饰同样象征了鱼鳞和鱼人。
兴蒙乡蒙古族儿童的帽子上的两个独特的圆形银饰纹样“鱼抬寺”和“坐犀牛皮的老仙家”也明晰地表现了其对湖神的敬畏和崇拜。兴蒙乡蒙古族妇女服饰中运用最广泛的鱼网花边和龙鳞花边以及莲花图案也是与水有关的。
4．与其他民族的交流融合
“每一个民族在地球上都不可能孤军奋战地去与自然打交道，任何一个民族随时都在与其他民族发生着直接或间接的社会联系，他们共同交织为一定的社会系统，相依并存，同时又互为背景。”[7](38)同样，随着元朝在云南统治的结束，落籍在当地的蒙古族无力回到北方蒙古草原，他们只能杂居于其他民族之中。这样，这些蒙古族也就与当地其他民族互相交流融合，逐渐生存发展下来。由此，他们对待周边各民族均采取一种亲和尊重的态度。特别是对待不同的文化方面，他们总是善于学习其不同之处，吸取其他民族的文化因子来丰富自己，发展自己的文化，真正做到了“和而不同” [8](133)。兴蒙乡蒙古族妇女服饰形成今天的样式，除了与汉族、彝族、白族在交流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变化之外，通海县的世居民族——回族、傣族、哈尼族等民族的服饰文化也对兴蒙乡蒙古族妇女服饰产生了影响。
例如其妇女服饰中出现层层叠叠的现象，这明显是在长期的交往中，受到了哈尼族服饰的影响所至。哈尼族同样以黑色为美、为庄重、为圣洁，他们将黑色视为吉祥色、生命色和保护色，所以，黑色是哈尼族服饰的主色调，也是彝族、兴蒙乡蒙古族的服饰主色调，兴蒙乡蒙古族同样采用各种银泡、银链、银坠对上衣进行装饰。再如，回族妇女视白色为最纯净的颜色，喜欢用绣花、嵌线、镶色、滚边对服装进行装饰。兴蒙乡蒙古族妇女服饰的颜色也喜爱用白色，也喜欢在服饰上刺绣纹样，而结婚生小孩后的妇女用黑布包头发这一点既与彝族相似，又与回族、傣族较为接近。通海的傣族妇女头饰也是将头发编成辫子绕在后脑，用黑色的纱帕包裹的。而兴蒙乡蒙古族妇女节日参加表演的蒙古族妇女还要戴上装饰华丽的“高台斗笠帽”。高台斗笠帽用篾片编制，款式接近云南元江、新平一带花腰傣“傣洒”的“鸡枞帽”。
除此之外，在历史的变革与发展中，异域民族的外来服饰文化也起着很大的影响作用。兴蒙乡蒙古族妇女服饰发展成今天的样式，也是基于不断与周围文化交汇融合的结果。
随着历史脚步的不断前行，时间的不断延伸，兴蒙乡蒙古族妇女服饰不可能停滞在一个模式上，总是要随着交流的不断扩大与深入，在稳定与变异的矛盾中发展。我们必须看到，兴蒙乡蒙古族的民族认同感也随着对外交流、融合的发展而日益强烈。表现在服饰上，兴蒙乡蒙古族尽管日益呈现汉化、西化趋势，但是其蒙古族的服饰文化也开始重新受到重视，特别是随着近年来政府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挖掘、保护和传承工作的日益重视，而在某种程度上，蒙古族的服饰文化也在强势地发展着。究竟如何使民族文化更好地融入当代社会，又保持其本质特征，尤其是如何使传统民族服饰文化得到更好的保护与传承，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做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注 释：
①奎云仙，云南省通海县兴蒙乡蒙古族民族服装制作人，蒙古族，45岁。采访时间、地点：2010年6月11日，通海县兴蒙乡，白阁村，奎云仙家。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2]（美国）莫非．文化和社会人类学[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3]於贤德．民族审美心理学[M]．北京：三环出版社，1989．
[4]邓启耀．民族服饰：一种文化符号——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5]通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通海县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1992．
[6]高发元主编．云南民族村寨调查蒙古族——通海兴蒙乡[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7]邓启耀.变迁中的高原蒙女[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5.
[8]方慧.蒙古族——通海兴蒙乡[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收稿日期： 2011-11-16
作者简介：常雯婕（1976-），女，云南省峨山县人，云南玉溪师范学院教育学院，讲师，硕士。
【责任编辑 徐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