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淑云：萨满面具的功能与特征

萨满面具的功能与特征

长春师范学院萨满文化与东北民族研究中心 郭淑云

面具是一种遍及全球、横贯古今的文化现象，以其历史悠久、分布广泛、形态丰富、内涵深邃在原始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又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奇特的魅力融会于现代民俗文化之中。作为思维观念的物化形态和具有特殊表意性质的象征符号，面具是特定民族信仰观念、禁忌观念、心理意识、审美意识的积淀和反映。同时，面具又以其丰富的造型手段、独特的表现形式成为原始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

面具曾为北方信仰萨满教的诸民族所普遍使用和崇奉，只是由于社会发展诸方面因素，各民族面具文化遗存情况、传承走势及历史命运各不相同而已。我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及与之有着深厚历史文化渊源的西伯利亚诸民族均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面具文化。这些面具在其发轫之初，无疑是萨满教观念的产物。只是随着历史的变迁，一部分面具文化发生了嬗变，成为以娱人为主的民俗面具和歌舞面具。尽管如此，面具仍被视为神品，有着严格的禁忌，丝毫不得亵渎。另一部分面具则仍然在萨满教仪式中使用，并通过萨满教得以传承下来，成为萨满教造型艺术的组成部分。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将萨满面具分为四种，即狩猎祭神面具与狩猎巫术面具、跳神面具（包括祭祀面具、治病与追魂面具、驱邪逐鬼面具和求子面具）、供奉面具和丧葬面具。此外，还有一些面具渊源于萨满教观念或仪式，后演变为一种民俗面具和歌舞戏剧面具，但其宗教意蕴依稀可见。笔者试就萨满面具的功能与特征以及萨满面具衰亡的原因略抒管见，以期对萨满文化及面具文化研究有所裨益。

一、萨满面具功能

萨满面具有着多重功能，并具体反映着萨满教的思想观念和思维心理特征，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神祇象征

美国文化人类学大师克利福德·格尔兹曾经指出：“一系列的神圣象征，组合成某种有序整体，形成了宗教体系。”[1]萨满教正是这样一个由一系列神圣象征组成的原始宗教体系。面具作为其象征体系的组成部分，以其特定的形态再现着萨满教的神灵世界及其信仰观念。应该说，在萨满教万神殿中，面具神系并不占主导地位，是林林总总、形态各异的神偶、神像直观地再现着萨满教万神之英姿，是传承悠久、底蕴深邃的萨满教神话，形象地传承着诸神的由来与品格。尽管如此，面具所表现的部分萨满教神祇仍以其独具的特色不失其应有的价值。作为神灵的象征物，萨满面具表现的对象与一般神偶有所不同，相当一部分神偶为集合型，反映了萨满教神灵具有集体性的特质。面具则多有独立的神格，只有少数供奉面具神为集合型。当然，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仪式中，面具的内涵均各不相同，其所表现之神的神性主要通过面具的使用显示出来。面具作为象征符号，其所代表的神系包括氏族或家族祖先神，如额鲁特人供奉的木瓢面具即为祖先神。据《龙江县志》载，“额鲁特种族有祭祖者，先以木瓢挂墙上，画耳目口鼻状如人面，时以牲酒涂其所画之口，口边油脂积愈高，以为祖宗享食者多，必将赐福，否则不祥。”鄂温克人供奉的用铁片剪成的人面型面具神“毛木铁”是家族“毛哄”的祖神。每个大家族只有最古老的一家才有资格供奉面具，其他各家不另设

毛木铁神位，如要祭拜毛木铁神，必到这家来上供。满族佛多妈妈原初神格是母系氏族社会的始母神，后演化为子孙保护神。佛多妈妈面具也兼具这两种神格。祖先神面具多具有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重要地位。萨满神，在萨满教世界中，每一位萨满领有自己的神，萨满施术时，充当萨满的保护者和随时准备接受萨满差遣的侍从。鄂温克族祭礼中萨满所用面具和达斡尔族的青铜萨满面具“阿巴嘎尔迪”皆为萨满神的象征和载体。满族古代大祭中的“巴柱”神，则是萨满的辅助神。此外，满族徐姓的星神面具和印第安人的狩猎面具，则分别属于自然神面具和守护神面具。

清代加入满族八旗体制的汉族，被称为“汉军”。汉军面具所表现的对象与萨满面具的主体形态不同，面具所代表的不是神，而是各种厉鬼。萨满教原始观念中本无“鬼”之概念，视宇宙中的邪恶势力为“魔”，“鬼”是后世衍生的观念。汉军旗香是满、汉祭祀文化互渗与融合的产物，其主体来自满族的萨满教。但祭奠亡魂和撵班仪式（驱鬼）则与汉文化有深厚的渊源。

2.通灵媒介

面具的通灵功能是由其工具属性决定的。克萨波洛西克曾根据他对萨莫耶德人的考察，为面具的起源提供了一种解释：萨莫耶德人中的Tadibey (萨满)以面具代替手帕把眼睛遮住，这样他就可以通过一种内视象进入到灵魂世界。朱狄先生认为：“这个对面具起源的解释可能仅对于萨莫耶德人才有效……”[2]事实上，凭借面具以通灵，在萨满教世界中并非个别现象。萨满在与神、魂、魔、鬼等超自然力打交道时佩戴面具，既具遮蔽功能，又起着通灵媒介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又具有双重意义。对于萨满来说，戴上面具便隔绝了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与交流，便失去了自我，精神和意识被面具所具有的强大的魔力所威慑，从而进入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使萨满自感已与超自然力建立了联系，甚至融为一体。鄂温克族萨满治病时，穿上法衣，戴上面具，便自感已看到崇鬼的面目，并藉此与之交涉，治病仪式上该人要对用苇子扎成的作为崇鬼替身的草人说：“我们已经杀了羊，把你当成了我们的伯父、伯母一样，请吃吧。我们的萨满已经穿上法衣，戴上了铜面，他已经看到你的脸，你吃的差不多了，快离开吧!”[3]对参祭者来说，萨满戴上面具使他们看到的不再是萨满本人的面目，而是具有特定神格的神面，从而确信萨满已进入了神灵世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具为表演者和观看者双方营造了共同的精神心理意境。

3.隐己屏障

面具具有的隐蔽自我的功能具有普遍性，萨满面具亦如是。凡在狩猎、治病、驱邪、追魂等活动中使用面具，均具此种功能。将自我的本来面目遮隐起来，反映着人们复杂的心理和思维意识。对动物灵魂和鬼魂等超自然力的恐惧，担心自己的本来面目被认出并遭报复，是上述面具产生和使用的主要心理根源。萨满和狩猎者希图藉面具以隐蔽自己的真实面目和身份，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萨满们确信，戴上假面，可使该精灵不能识别萨满的真面目。此外，萨满佩戴面具还具有遮隐萨满性别的作用。据鄂伦春族学者白兰女士的调查，鄂伦春族男萨满举行跳神仪式时也常戴面具，以遮隐萨满的男性身份。考古学、民族学资料表明，萨满教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最早的萨满是女萨满，女萨满在氏族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父系社会以来，男性萨满的数量和地位逐渐提高，但仍保留某些女萨满的痕迹。萨满服即明显地带有女服的特色。有些男萨满的歌舞表演也颇具女性风格。如在吉林省九台市满族罗关祭祀中，主坛的是两位男性老萨满，降神后却手摆双袖，脚迈环步，跳起“姑娘”舞。[4]鄂伦春族男萨满戴面具以掩盖男性身份或模糊性别特征的寓意，也曲折地折射出萨满教演变的历史轨迹，昭示着女萨满曾经有过的辉煌时代。

4.赐福灵物

萨满面具还具有消灾祛邪、赐福纳吉的功能，反映着人类求吉躲灾的普遍心态和生生不息的生命意识。求吉的心理是共同的，但求吉的方式则千差万别。面具是神灵的化身，戴上面具即获得神佑，并能得到吉祥和幸福。正是这种观念赋予面具禳灾、祛邪、除病的功效，并使之成为吉利和幸福的灵物，给人们带来好运。萨满面具中用于狩猎、祭祀、求子、治病、驱邪等方面的面具都表现出或兼具这方面的功能。蒙古族萨满为不育者求嗣时，要表演一种名叫“额尔伯里”（意为蝴蝶）的舞蹈。由6个或8个儿童戴着憨态可掬的面具，在头戴面具的白老人带领下嬉戏舞蹈。戴上面具的白老人象征着保护儿童的萨满神祇，[5]人们相信通过表演面具舞，能为求子者带来福祺。北美印第安人每年冬季要举行祭神仪式，以求来年的康宁吉祥和本季的猎物丰收。在典礼中舞蹈者佩戴着形态各异的面具，以求得到超自然力的庇佑，并获狩猎成功。在这些仪式上，面具作为某种超自然神的象征，具有为人赐福的功能。事实上，在上述仪式上，萨满面具及其相关表演使求愿者和患者精神获得解脱，增强了生活信心，这无疑是人们获得幸福生活的保障。可见，萨满面具及其表演对于调整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本身的精神状态都有一定的作用。

5.护魂盔甲

萨满面具还具有护魂的作用，这主要针对丧葬面具而言。在北方民族的丧葬习俗中，覆面和死面（遮盖死者面部的面具）并存，覆面之风至今在民间仍沿袭不衰。这种风俗必然与萨满教观念发生关联，并有着特定的表现形式和意义。

北方丧葬覆面与死面的出现是萨满教灵魂观念的产物。这种对亡人的安葬方式，体现着保护死者亡魂的含意。萨满教灵魂观认为，人死后亡魂各有归宿。然而，不论魂归何处，都非坦途，既漫长，又布满恶灵。给死者覆面或戴面具，目的是使各种恶鬼认不出死者的面目，以保护死者免受恶灵的伤害。同时，也使亡魂有所依附，使之贴着覆面物或面具尽快到达彼岸世界，得其归宿，而不至于到处胡走乱游。至于契丹、蒙古等族在使用死面和覆面的同时，还配以网络覆尸、白布缠尸，则不仅起着保护尸体，聚拢骨骸的作用，还蕴含着形不散则魂不散的深层意义。

至于作为人神中介的萨满，其特殊的身份使其具有很强的抵御超自然力侵害的意识。萨满生前所用神帽、神服即具有通神和卫体作用，死后则以面具为护魂法器，以保护萨满亡魂免受厉鬼伤害，顺利抵达神界。

总之，萨满面具所具有的上述功能是面具最基本的功能。由于特定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宗教组织结构，北方萨满教没有在祭祀面具的基础上衍生出戏剧形态，这就大大限制了萨满面具功能的拓展，也使萨满面具必然不具有傩面所有的诸多社会功能。

二、萨满面具特征

萨满面具作为面具文化的组成部分，既彰显了面具的共性特征，又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

。当然，个性特征的显示是以其他文化体系为参照系统的。近年来，随着傩文化和萨满文化

研究的深入开展，对这两种流布于中国南北两大区域原始宗教文化的比较研究，日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这里仅以傩面具为比较研究对象，试就萨满面具的基本特征条陈数端：

1.萨满面具属于北方民族原始宗教巫师面具

面具是萨满从事神事活动时的法器之一，又是萨满祖神、氏族祖先神等神祇的化身和载体，被赋予神奇的超自然力。因而，宗教性是萨满面具的本质，并由此决定着萨满面具必然具有封闭性、原始性和神圣性等特征。与傩面具的开放性及表现出的包融了原始巫教、道教、佛教和民间信仰诸神系的庞杂的神灵体系相反，萨满面具所表现的神祇主要为萨满神、祖先神、守护神、自然神、萨满助神等，皆源自萨满教神系，尚未见外来的神祇氏面具，反映了萨满教神系的相对单纯性，并由此构成了萨满面具原始性的要素之一。至于萨满面具的神圣性则是不言而喻的。在信仰萨满教的北方民众的观念中，面具即神祇，故称“面具神”，信众对其尊崇有加，平时将其装于特制的神匣中，恭放高处，祭祀时请出，受香享供，用后妥善保管。如系驱邪躲灾面具，用后则焚毁或深埋，须恪守禁忌。萨满佩戴的面具，其他人不得随便触摸，如被萨满邀请为之佩戴面具，也须谨遵戒规。面具的制作由族中专人承担。

诚然，巫傩面具也带有鲜明的宗教色彩，在一些民族中仍然保留着以面具代神灵的遗俗

。面具的制作、使用和收藏常伴有特定的仪式，并有种种禁忌。[6]但是，傩面具是一个庞杂的体系，其所依托的傩戏虽附属于傩仪或脱胎于傩仪，但相当一部分已具有世俗化倾向，其面具的神圣程度也不尽相同。如在正戏演出中常插进一些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世俗戏、历史戏、公案戏……。与正戏相比，这类插戏宗教色彩较少，民族特色、乡土气习、生活情趣较浓。[7]与之相适应，插戏面具也与正戏的专用面具不同，可通用、代用，面具不够也可以涂面化装。[8]其世俗化色彩已相当浓厚。因此，与傩面具相比，萨满面具更具神圣性

2.萨满面具与巫傩面具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萨满面具更具原始性

萨满面具当属于面具的原始形态。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萨满面具和傩面具均孕育于原始宗教这一母体之中。尽管傩面具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相当一部分傩戏面具已从母体中脱胎而出，并获得了独立的品格。然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萨满面具始终没有完成与其母体的裂变，始终依附于萨满教而存在。

萨满面具既依附、服务于萨满教，必然具有原始宗教所固有的封闭性、排它性和相对稳定性。直至近代，萨满面具的形制、造型均变化很小，很少经过艺术加工，基本保持原始面貌和历史的真实存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萨满面具传递着更多的原始文化信息，对于原始文化研究也更具资料与研究价值。

从造型艺术的角度看，萨满面具尚处于比较原始的发展阶段，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小。面具的选材多为当地俯拾即是的兽皮、桦皮、木、石、兽毛羽革、纸、龟板等，后期才用金属制作。面具的形制较为简单，多为人形面具，仅具口、眼、鼻等形，少数用兽毛羽革等装饰成须眉。面具风格简拙、质朴、粗放、自然，无雕琢的痕迹，体现出原始艺术的风格和特色，国内外萨满面具资料均显露出此特征。这与由专门的艺人制作，运用多种造型手段，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的傩戏面具显然不在同一艺术层面上。

3.萨满面具使用的不够普遍，其使用和功能及其在祭祀中的地位均逊于傩面具

面具是傩文化的典型特征。对于内涵丰富、形态各异的傩文化而言，面具的意义和功能又是多方面的。面具既是傩坛众神的象征物、符号甚至神本身，又是人、神、鬼之间沟通的媒介；既是傩戏实现从演员到角色转换的重要途径，又是完成角色扮妆的显著标志。面具在傩祭、傩舞和傩戏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

面具在萨满祭仪中的地位则远不及傩面具。首先，面具的使用并不具有普遍性。萨满并

非逢祭必戴面具，只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为了完成某种神事祈愿，萨满才使用面具。由于社

会发展诸因素和文化传统的差异，萨满面具的使用和传承情况在北方各民族中均呈不平衡之

态势。相形之下，鄂温克族萨满面具形态较为丰富；汉军烧香驱鬼面具得到较完整的传承。

在东北汉军聚居区，逢龙虎年常有全族的“烧官香”和各户的“烧太平香”仪式举行，每次

都要重新制作用于“撵班”仪式的鬼面。其次，萨满面具在祭仪中的地位不及傩面具重要，

其功能尚欠发达。一方面，萨满面具尚停留在巫师法器这一面具原初形态之层面上，不具有傩戏面具的“艺术代言体”的功能和更多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萨满面具所具有的功能，在萨满的神事活动中不是惟一的，有的功能也不是主要的。与以面具表现傩仪傩戏的主体神系不同，萨满教神系主要以神偶为表象，质地不同、形态各异、功能有别、种类繁多的神偶和神像构成了萨满教万神的象征体系和物化形态。此外，萨满服、萨满神器上的一些饰物、图案，也是作为神灵的标志而出现的。萨满面具神系只是萨满神系的一小部分。

由于萨满和巫傩与神灵的结合形态不同，面具在两种原始宗教体系中的用途及其功能也不同。巫傩与神灵的结合形态是从装扮神灵到扮演神灵，[9]面具是必不可少的，且成为傩仪降神的标志。萨满与神灵结合主要有两种形式，即脱魂（萨满灵魂去彼岸旅游）和凭灵（神灵附体），具体表现萨满在祭祀过程中的出神特征。然而，二者均不以面具为其主要标志和主要通神媒介。当萨满为失魂者追魂时，萨满要凭借昏迷术使灵魂离体外游，当时萨满手脚冰凉，毫无知觉，有时长达数日。期间萨满通过神服上的铜铃、铜镜沟通人神。神器响，便预告病人的灵魂已被取回。神器、神服常常在萨满施术时成为萨满的通灵媒介。鼓和鼓鞭即是乘载萨满灵魂上天入地的交通工具。萨满服也是萨满通神时凭借的媒介之一。波兰学者尼斡拉兹曾指出：“萨满一披上外衣，彼立即假得衣上所画各种精灵之权势与威力，具备一种超自然的性格，藉之可与精灵交涉。某种场合需要与精灵争斗时，并可上天入地，举行宗教仪式时，尚有飞翔之能力。”[10]满族萨满教族传史料《吴氏我射库祭谱》载：“萨满降神，肩鸟知信。抖疾失魂，搀持宜紧。狂喜狂怒，查帘观情。礼供合度，百事平宁。”[11]可见，在萨满的神事活动中，面具并非主要的通灵媒介，某些神器所起的作用似乎更重要。正如庹修明先生所指出：“萨满重神饰，傩坛重面具。”[12]萨满神附体则主要表现为特殊的痴迷形态，以及在这种特殊的状态下萨满所具有的超人技能，如超常的神技表演、疯狂旋转的舞蹈表演和喝血、吸烟等特异形态。萨满助手和族人只要根据萨满降神后的情态、舞蹈动作、手持何种神器等，即可知道哪位神祇临坛，不同于傩坛必以面具的形态来区分众多的神灵和角色。

萨满面具的遮避功能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除用面具外，萨满还常用涂面化装来改变自己的面目。而用神帽前的流苏遮掩自己的本来面目，在北方民族中更具普遍性。流苏，即萨满神帽前的罩面垂帘，民间多称帽帘，俗称“神眼”，与神帽相配共同组成完整的形体，“帽如兜鍪，缘檐垂五色缯条，长蔽面，缯外悬二小镱如两目状”[13]流苏的早期形态并非彩穗状，多用身边的实物如树皮、骨片加工制成。据满族吴姓大萨满伯通老人介绍：该姓神帽前帽帘最早用鱼骨片磨成棱形，用丝筋连成9排，长到心口窝。民国后才改用细矮齐眉彩穗[14]满族赵姓大萨满赵兴亚也介绍，赵氏家族萨满神帽前帘穗子是用五彩珠子并排串成的，很密，到下颏，外边看不到萨满脸。而早在前清时，该族神帽前帘则是用黄柏树里头薄如纸的嫩黄亮皮一条条地好粘厚，钉在帽遮上，过下颏到心窝。萨满神帽前的流苏形态丰富，当为各族大萨满匠心创定，后世承袭并不断丰富，极富原始艺术特征。据目前所知，萨满面饰有以下几种：即皮结流苏、骨串流苏、翎羽流苏、鬃辫流苏、珠帘流苏、珠网流苏、花结流苏、额眉流苏、彩布流苏和绒绳流苏等。流苏主要起着遮面的作用。其并非装饰之物，而是护己卫神的掩面用具。满族著名文化人吴纪贤曾对满族萨满面帘形态与功能作了精辟的概括：“击鼓掩面，男女遵法。袒颜伤神，盛邪难伐。长帘护己，彩帘唬吓，声帘动魂，板帘难挟。美具年工，沽拾金匣。”[15]流苏的形制、颜色、声音均具象征意义，有着遮面护己、惊吓鬼魂的功能。这一点与面具的隐蔽功能有异曲同工之处。流苏既具有面具的某些功能，又具有制作简单、使用方便等特点，而这些又不为面具所备，故流苏远比面具更实用。这正是其被普遍使用，并留存至今，而面具则渐被舍弃的因素之一。

三、萨满面具衰亡因素

近世，萨满面具日渐衰微，在许多民族中已濒于绝迹。与之相反，在我国南方十几个民族中，巫师仍在巫傩活动中使用面具，傩面具仍以“活”的形态在傩戏、傩舞和民俗活动中存活着，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并以其丰富深邃的底蕴、深厚的文化积淀以及广泛涉及多学科的特点，而极具“活化石”价值。这是萨满面具与傩面具的重要区别，也是二者不同的历史命运。萨满面具则呈衰落态势，且具有普遍性，并非为中国北方民族所仅见。以研究西伯利亚各民族萨满教称著于世的波兰学者尼斡拉滋在其大作中述及僧正尼鲁·浑·雅罗斯罗夫在布里亚特人中发现的假面后指出：“此种假面在萨满之用品中已绝迹。”[16]曾多次考察过西利亚萨满教的霍帕尔先生也未曾见过在仪式中使用的萨满面具。他在画册中收入的面具图片，或是摄于20世纪初的“老照片”，或是来自博物馆的展品。我国北方民族萨满面具多已不复使用，或已失传，或如神偶被供奉只有个别民族仍在祭祀仪式中使用面具传承。中国北方民族萨满面具的衰微有着多重原因：

1.与萨满教渐趋衰落的总趋势相一致

萨满教赖以存在的基础是传统的渔猎、游牧经济和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氏族社会。随着经济形态的改变、社会结构的变化、现代文明的冲击以及由此带来的传统观念的变易，萨满教存在的基础受到动摇。近世以来，北方民族萨满教已发生了诸多演变，并呈衰落之势，萨满教仪式日趋简化，一些神秘色彩浓郁的部分内容或被弃之，或徒具形式。作为神灵载体的萨满面具，也必然随着萨满教的衰微和萨满仪式神圣性的弱化而失去其展现的舞台。

2.萨满教及其面具的渐趋衰落与历史上统治阶级的政策、外来文化的冲击不无关系

萨满教是北方民族固有的宗教信仰，为北方民族所世代崇奉。然而，这种信仰一旦与统治阶级的政策和利益相背，则会被统治阶级所屏弃和改造。正如霍尔巴赫所说：“专制君主觉得宗教是美妙的，那是当宗教向他保证他是地上的神，他的属下都是为了崇拜他和为了他的幻想而服务才降生于世的时候。一旦宗教叫他成为正直公正的人的时候，他就会否定这个宗教。

”[17]这从满族、蒙古族萨满教演变史可见一斑。满族萨满教的重要特征是各姓氏自成神系，互不统属，这种局面在清朝建立后便与其一统天下的政治地位及治国应有的统一信仰相悖，因而从努尔哈赤始，满族最高统治者便对各姓野祭予以查禁、废黜。皇太极曾下令“永不许与人家跳神拿邪，妄言祸福，蛊惑人心，若不遵者杀之”[18]至乾隆朝制定并颁布《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对满族萨满教形态予以规范，致使以祖先崇拜为主的满族家祭得以发展，而各氏族个性鲜明的野祭形态则多被取缔。主要用于野神祭中的萨满面具自然也在查禁之列。据满族族传史料记载：满族及其先世盛行的面具舞，在清代曾遭到查禁：“传大辽王常召女真人入朝舞‘跳锥’，亦常召童男童女着皮装，罩神、鸟、虎、蛇、熊罴、人脸马虎（面具），作歌舞，有鼓乐和之，激情时如沙麻晃忽神降，四座迷醉焉。”[19]明季，面具舞依然沿袭不衰，“女真部族城寨中，常有高柱称望柱。柱头雕以怪兽、鬼面、怒人，奉为护地瞒尼。亦有依诸像以皮木绘雕面谱，跳马虎马克辛以娱。”“族中各有习传玛虎之师，歌技舞戏无所不能，苦肖百魔千怪，为族人寒，怠清季同大神同禁。朝官之舍如养有巫道查麻，迁罪难赦。”[20]蒙古族萨满教的衰落，主要缘于受到喇嘛教的强烈冲击以及蒙古族王公贵族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而采取的皈依喇嘛教，打击萨满教的政策。1640年颁布的《卫拉特法典》甚至明文规定博为非法，予以废除杀戮。即使在喇嘛教影响相对薄弱的东蒙地区，蒙古族萨满教也多次遭到皈依喇嘛教的蒙古王公贵族的打击，屡次发生烧博事件。博的神偶、法器、面具等多被烧毁。满、蒙两族是北方两个较大的民族，曾先后建立统一政权，对周边少数民族很有影响力。其统治者和民族上层对本民族萨满教采取的抑制、镇压政策，必然波及或影响到北方其他少数民族。可以说，萨满面具的兴衰是与该族萨满教的历史命运相一致的。

3.萨满面具的衰亡与其所具有的神圣性、神秘性与诸多的禁忌有关

面具是萨满神、氏族神的象征，只有个别大萨满才有资格佩戴和使用面具，一旦他们去世，其他萨满又不具备佩戴或使用面具的资格和神力，便只好在仪式中将其简化，久之即失传。有些面具虽在氏族中世代被使用，但因氏族分化、本部萨满的消亡等原因，萨满面具的使用后继乏人，便成为供奉面具。面具的神圣性决定着萨满面具有许多禁忌，人们对面具颇多恐惧感，恐其降灾，因而对某些治病、追魂、逐魔、躲灾方面的面具用后多焚毁或深埋。面具如已残破，亦作如此处理。此外，某些氏族神祇面具，也随着氏族的分化、消亡而随之消亡。4.萨满面具自身发育不良，形态尚不完备，面具的使用也不普遍北方诸族萨满多以歌与舞，特别是激烈旋转的舞蹈来表现神灵的形象。面具作为神灵载体在萨满教仪式中的作用并非非其莫属，不可替代。相反，萨满神器、神服、流苏等器物在沟通人神中发挥的作用更为重要。而面具制作、佩戴的种种不便，与萨满降神后情绪激昂、激烈旋转的舞蹈不相协调，这既限制了面具自身的发展，又为某些与其功能相近，却更方便实用的神器如流苏、神器、神偶等对它的取代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5.萨满教仪式虽蕴含着戏剧的因子，有的民族的祭祀仪式甚至形成了戏剧雏形，但最终没有衍生出戏剧形态。从戏剧发生学的角度看，戏剧起源于原始宗教仪式，这一点已为中外戏剧史所证实。希腊戏剧直接来源于酒神祭仪中的歌舞，傩戏艺术也孕育于傩祭仪式中。正如朱狄先生所指出：“祭祀仪式对戏剧的起源所提供的最重要的东西并不是构成戏剧形式的东西……而是它教给人创造‘角色’，一个和自己不同的人，并进入到角色的内心世界中去，用角色的言词代替自己的言词，用角色的行动代替自己的行动，而这一切都是在祭礼仪式中所要解决的心理要素。”[21]在实现戏剧发生的过程中，面具的作用十分重要，它解决了“角色矛盾”和“角色转换”的问题。当然，戏剧的产生，也为面具的存在、丰富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由于萨满教仪式结构、主祭者表现神灵形态的方式等因素，萨满教仪式最终没能衍生出戏剧形态。萨满祭祀和巫傩祭仪在戏剧发生方面的分野恰是造成南北两大原始文化系统面具兴衰迥然不同的历史命运的重要因素。萨满面具功能没有得到扩展，而是逐渐萎缩。可见，萨满面具的衰落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