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萍：配祀戏场正祀化倾向考察——以明清甘肃配祀戏场为讨论对象

配祀戏场正祀化倾向考察※

——以明清甘肃配祀戏场为讨论对象

王萍

（兰州城市学院文学院古代小说戏剧研究所甘肃兰州730070）

中文摘要：明清时期是甘肃神庙及其配祀戏场建设发展的重要阶段，关帝庙、城隍庙、龙神庙等正祀神庙配祀戏场大量涌现，这一方面表现了民间信仰多元化、普及性的社会基础，一方面体现了官方以配祀戏场为媒介对民间实施教化的文化策略。因此，通过对明清甘肃神庙配祀戏场正祀化时空状态的展示，反映官方意志对配祀戏场的控制和影响，由此进一步认识神庙配祀戏场作为公众化社会空间在民间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配祀戏场正祀化时空分布明清甘肃

中国古代民间崇祀神祇之多在世界少有，然而，并不是所有神祇都能获得同等的奉祀。诚如有学者所认为的：“某一尊神明是否受到民众的隆情盛礼，只要看看庙宇的普及程度、档次以及香火的盛衰,就可以有大致的了解。”[1]（P195）其实，考察民间神祇崇祀程度的另一重要标志，就是看其是否享有戏场配祀，一般来说获得配祀戏场的神祇在地方社会中都享有较高的地位，对民众日常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我们在对明清甘肃神庙戏场相关资料统计时发现：明清时期甘肃的“城隍庙”、“关帝庙”、“文昌庙”、“龙王庙”、“马神庙”、“东岳庙”等配祀戏场情况比较普遍，而这些神祇崇祀在地方志书的“寺观”中也都能见到，而且多为国家正祀神祇。表面上看，无论地方志书的神祇崇祀还是民间配祀戏场的广泛普及，都反映了民间信仰多元化的状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正统观念主导、控制下，民间配祀戏场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神道设教思想的规范，尤其官方意志对民间配祀戏场正祀化倾向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

学界一般对神庙戏场的研究从民间力量及其文化的稳定性上考量较多，其实，配祀戏场在官方主导、认同下的生存状态也非常值得关注。甚至可以说，这是民间配祀戏场合法性存在较为常态的一种表征。下面本文以《中国戏曲志×甘肃卷》相关资料为讨论中心，通过对明清甘肃神庙配祀戏场正祀化空间状态的展示，反映官方意志对配祀戏场的控制和影响，从而进一步认识神庙配祀戏场作为公众化社会空间在民间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这里尚需说明的是，民间神庙祀神可以是一个神祇，也可以是几个神祇合祀在一起。同样，民间配祀戏场不分崇祀对象在同一空间酬神演出的情况也十分普遍。总之，民间神庙崇祀及其演出情况比较复杂，有待进一步考证。但为论述方便，本文以神祇命名明确的配祀戏场为主要讨论对象进行分析，命名不确切的配祀戏场不在本文论述之内。

一

据《中国戏曲志•甘肃卷》资料统计显示，明清甘肃有神庙戏场603座[2]（P49），而以城隍庙、关帝庙、文昌阁、龙王庙、马神庙、东岳庙等正祀神祇命名的戏场就多达120座，在整个明清戏场中占了相当比例。这些戏场不仅数量上突出可观，分布上也十分广泛。列表1如下：

表1明代神庙配祀戏场统计

由表1可以看出，甘肃明代配祀戏场数量不多，发展相对缓慢。有清一代配祀戏场迅速发展，几乎是明代近3倍之多。其中关帝庙、城隍庙配祀戏场由明代13、12座增至27、21座，不仅数量相对较多，而且覆盖甘肃四大区域。龙王庙配祀戏场由明代的3座增至10座，玉皇庙戏场由原来2座增加到7座，东岳庙、马王庙由原来1座分别增至11、7座。文昌神庙相对迟缓一些。最为明显的是，关帝庙戏场、城隍庙戏场数量在明清时期都排在前列。鉴于明清甘肃各地区配祀戏场情况差异比较大，下面具体进一步详细分析。

（一）明清甘肃关帝庙配祀戏场有40个，分布情况列表2如下：

表2：明清关帝庙配祀戏场统计

据表2看，明代甘肃陇南、河西关帝庙配祀戏场较多，清代则在陇南、陇东两地区。虽然明代陇中关帝庙戏场只有2座，但却是配祀戏场较早的地区。“静宁县城关帝庙乐楼”建于明洪武七年（1374）。万历年间再建“景泰永泰城关帝庙戏台”。陇南有关帝庙戏场5座，基本都建于明中叶以后，即“文县城关关帝庙戏台”、“宕昌县理川乡关帝庙戏台”、“礼县关帝庙戏楼”、“礼县城关镇关帝庙戏台”、“武都县城关帝庙戏楼”。河西关帝庙配祀戏场有5座，其中“高台县关帝庙大西楼戏楼”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嘉峪关城外关帝庙戏台”建于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民勤县大关庙戏台”建于明崇祯元年（1628），“嘉峪关关帝庙戏台”、“武威市城内关帝庙戏台”大约建于明中叶以后。明代陇东关帝庙配祀戏场相当沉寂，只有“庆阳县西道坡关帝庙台”1座，具体修建时间不详。

清代甘肃关帝庙配祀戏场27座，清初有4座，主要分布在陇东、陇中和陇南三地区。陇东“华亭关帝庙戏楼”建于顺治元年（1644）。陇中“天水西关帝庙戏台”、“天水东关帝庙戏楼”，陇南“礼县城关镇关岳庙戏台”大约建于康熙以前。河西在清初没有关帝庙配祀戏场。清中叶甘肃关帝庙配祀戏场发展至5座，分布比较均衡，陇中、陇南、陇东及河西四区域都有，但数量不多。其中陇中1座：“天水北道东岔乡东岔村关帝庙戏台”建于嘉庆十五年（1810），陇东2座：“合水县唐堡村关帝庙戏台”建于咸丰三年（1853）“崇信县铜城关帝庙戏楼”建于同治末年。陇南1座：“两当县城关镇关帝庙戏台”建于嘉庆年间。河西1座：“张掖关帝庙戏楼”建于乾隆三十四年（1770）。晚清关帝庙配祀戏场发展较快，达到18座。最突出的是陇东。陇东在明代只有1座关帝庙戏场，清初至清中叶也只有3座，但是，光绪后连续建设戏场6座。即：“灵台县吊街乡关帝庙戏楼”、“灵台县什子乡关帝庙戏楼”、“灵台县西屯乡关帝庙戏楼”、“灵台县梁原乡关帝庙戏楼”、“泾川县城关帝庙戏台”、“合水县柳沟乡唐家堡关帝庙戏楼”。此外，晚清陇中有3座：“会宁县四十里铺关帝庙戏楼”、“榆中县清水驿关帝庙戏楼”、“通渭关圣帝君庙戏楼”。陇南有5座：“康县云台镇关帝庙戏楼”、“康县平洛乡关帝庙戏楼”、“康县岸门口关圣庙戏楼”、“文县上丹堡乡关爷庙戏台”、“宕昌县哈达铺关帝庙戏台”。河西有4座：“高台县大寨子关帝庙戏楼”、“金塔县金塔乡关帝庙戏楼”、“酒泉清水镇关帝庙戏楼”、“武威永昌镇关帝庙戏台”。

（二）明清甘肃城隍庙配祀戏场有33个，仅次于关帝庙配祀戏场。其分布列表3如下：

表3：明清甘肃城隍庙配祀戏场统计

明代城隍庙配祀戏场12座，重点在陇东、陇中两地区。陇东配祀戏场不仅数量较多，修建时间也比较早。陇东“泾川城隍庙戏楼”建于明洪武三年（1370），明万历十四年（1612）再建“灵台县城隍庙戏台”。陇中“静宁城隍庙乐楼”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景泰县芦阳城城隍庙戏台”建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此外，陇南“礼县城关镇城隍庙戏台”建于万历年间。而“文县城关城隍庙戏台”以及陇东“庆阳县城西街城隍庙戏台”、“庆阳县县城城隍庙戏台”，陇中“通渭县城隍庙戏台”、“通渭县马营乡城隍庙戏楼”、河西“张掖城隍庙戏台”、“民勤县城隍庙戏台”大约都建于明末，具体时间不详。

清代甘肃有城隍庙配祀戏场21座，修建较早在陇东、河西两地区。陇东“华亭城隍庙乐楼”建于顺治初年。河西“敦煌县城隍庙戏楼”建于清雍正三年（1725）。甘肃四大区域中，陇中以8座之多居先，陇东、河西分别以7座、5座次之，陇南沉寂，只有1座。实际上，清初陇中、陇南没有城隍庙配祀戏场。城隍庙配祀戏场主要发展在清中叶以后。清中叶城隍庙戏场7座，陇中3座，陇东2座，陇南、河西各1座，发展明显呆滞。晚清城隍庙配祀戏场发展至12座，覆盖陇中、陇东、河西三地区，而且基本都在3座以上。其中陇中有5座：“秦安县城隍庙戏楼”、“靖远县城隍庙戏台”、“天水城隍庙（纪信祠）城隍庙乐楼”、“武山城隍庙戏楼”、“甘谷隍庙戏楼”。陇东有4座：“泾川县党原乡街西口城隍庙戏台”、“灵台县邵寨乡城隍庙戏台”、“灵台县新开乡蛟城城隍庙戏台”、“泾川县城隍庙戏台”。河西有3座：“酒泉城隍庙戏楼”、“武威东关城隍庙行宫戏楼”、“武威城隍庙戏台”。陇南在清中叶及晚清都没有城隍庙配祀戏场的记载。

（三）明清甘肃龙神庙配祀戏场有13个，其分布列表4如下：

表4：明清甘肃龙神庙配祀戏场统计

由表4所见，明代甘肃龙神崇祀戏场并不发达，主要分布在陇中、河西两地区，数量不多，只有3座配祀戏场。陇中“榆中县青城乡龙王庙戏台”建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河西“张掖上龙王庙戏台”、“古浪县大靖镇龙王宫戏台”具体时间不详。

清代龙神配祀戏场猛增至10座，清初3座，陇南“宕昌县城关镇十二龙王庙戏台”、河西“张掖靖安乡龙王庙戏台”、“张掖县乌江乡龙王庙戏台”均建于康熙年间。清中叶2座，河西“酒泉中东乡龙王庙戏楼”建于乾隆三十六年（1772）、“民勤县龙王宫乐楼”建于道光二年（1822）。晚晴时期戏场配祀5座，即：河西“酒泉鼎新乡龙王庙戏楼”、“酒泉屯升乡龙王庙戏台”、“酒泉中东乡龙王庙戏楼”、“民勤大坝乡大坝龙王庙戏台”及陇中“天水左家场北龙王庙戏楼”。

（四）明清甘肃有东岳庙配祀戏场12座。东岳庙也叫泰山庙。据《中国戏曲志·甘肃卷》载，明代东岳庙配祀戏场只有1座，即建于明永乐七年（1409）的“张掖县东岳庙戏台”。清代东岳庙配祀戏场一下发展至11座，覆盖甘肃四个地区，陇东5座，河西2座，陇中、陇南各2座。较早建造的是陇南“徽县水阳乡泰山庙戏台”建于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其余均建于光绪以后。

（五）明清甘肃有马神庙配祀戏场8座。明代甘肃马神庙配祀戏场比较沉寂，只有“张掖县马神庙戏台”1座，而清代发展了7座，其中陇东2座、陇中1座，河西4座。陇中“通渭县马王庙乐楼”，建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河西“酒泉鼎新乡马王庙戏台”，建于同治十一年（1872）。其余5座具体时间不详。

（六）明清甘肃玉皇庙配祀戏场9座，主要分布在陇东、河西两地区。明代2座，即建于嘉靖年间的陇东“宁县玉皇大殿戏台”与河西“武威城内玉皇庙戏台”。清代戏场配祀有7座，陇东3座，河西4座。河西“张掖乌江乡玉皇庙戏台”建于清初。“张掖县玉皇庙戏台”建于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陇东“合水县肖咀翠峰山玉皇庙戏楼”建于清乾隆十六年（1745），陇中“通渭玉皇阁乐楼”建于清嘉庆二十一年（1815）。其他3座具体时间不详。

（七）明清甘肃文昌神庙配祀戏场有5座，其中明代2座，均在陇南地区，即建于嘉靖时期的“成县沙坝乡文庙戏楼”和“宕昌县沙湾乡文昌宫乐楼”。清代共计3座，河西2座均建于清中叶，即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的“敦煌县文昌庙戏台”和嘉庆八年（1803）的“武威城东文昌宫戏台”。陇中“静宁县威戍镇南关文昌宫戏楼”建于光绪年间。陇东没有文昌神祇寺庙。

二

一般来看，地方志书中的“寺观”“祠庙”分类及民间信仰记载比较复杂，正祀与淫祀界限划分并不分明，其中既有“载在祀典”之神庙，也有非“载在祀典”之神庙，本文所论“正祀”主要指“载在祀典”的崇祀神祇及其配祀戏场。

以上通过神庙配祀戏场分布及数量情况的呈现我们不难看出，明清时期甘肃与全国各地其他地方信仰大体相同，除了关帝、城隍、龙神信仰在民间较为发达外，正祀配享戏场多达120座的文化事实还体现了民间信仰多元化的特点。此外，还需注意的是，国家正祀观念的渗透和影响也是明清甘肃配祀戏场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

首先，配祀戏场神祇与国家祀典有关，而且地方社会以配祀戏场为媒介积极推广普及正统观念，以实施国家对地方教化的引导和控制。明洪武年间政府“诏天下府州县建城隍神庙”[3]（卷四十九P1285），万历时“关帝”被封为三界伏魔大帝。清朝基本延续明代在祀典方面的政策，多次对关羽加封进爵。顺治时纂《灵台县志》：“我圣祖祀典之制，有庙有坛，惟城隍与孔庙并建。”[4]（P45）可见城隍地位与孔庙相等。康熙年间纂《岷州志》：“每岁五月十三日，长官自备牲醴蔬果祀关帝庙，以庆神诞。”[5](P148)玉皇大帝进入国家祀典始于宋朝，其先后受到宋真宗、宋徽宗多次封赐，最终形成玉皇崇拜与国家最高祀典昊天上帝崇拜合为一体的神格，明清也没有改变。东岳庙自元始建以至明清，一直被列入国家祀典。

马政在明清时期是国家非常重要的政务，明代洪武二年，太祖“命祭马祖、先牧、马社、马步之神，筑台后湖”。[6]（卷五十1303）洪武六年，设置太仆寺，专职马政。清代对马政也很重视：“马王者房星也，凡营伍中及蓄养车马人家均于六月二十三日祭之。”[7](P68)马神被纳入国家正祀，通常由官方主持祭祀。清代金县（今榆中县）每岁仲春、仲秋上丁前三日县官率僚属、执事人等沐浴斋戒，次日行祭祀各庙坛之礼。其中，“祭文昌宫、八蜡庙、金龙庙、马王庙、土地祠，俱行一行三献礼。”[8](卷上P43)《岷州志》亦载：“每岁六月二十四日，长官自备牲醴蔬果祀马王庙，以庆神诞。”[9](P148)

据清光绪十六年(1890)刻本《光绪重纂礼县新志》“卷四”记载，甘肃陇南地区早在东晋就有龙神庙崇祀：“晋雷王保，秦州城东人，……元兴三年三月八日功成上升。郡人思其德行立祠祀之，王之成圣后，禳疾病，祷雨旸，莫不灵应。”[10](P6)雷王保神后在唐代受到敕封。此外，陇南地区武都“保沙湫龙王”、成县“白马龙王”、“孚泽龙王”，文县“慈霈庙龙王”、“洋汤龙王”、徽县“父子龙王”在两宋时都先后受到敕封,而且在清代也受地方官的重视。[11]（P356-417）

文昌神、魁星神本来都是自然神，后来被人格化，“在周为张仲，在汉为张良，在晋为凉王吕光，五代为蜀王孟昶，姚秦之世又为越隽人张恶子。”[12]（P1720）等。文昌神被国家认可始于元代。元仁宗为启科举，认为“士大夫因谓科目之柄，实文昌司之”，故延佑三年下令“天下学校多立文昌祠矣。”[13](P1721)此后，元代大封文昌并将其祔祀于地方儒学。文昌神真正进入国家祀典大约在清嘉庆六年。清廷以文昌帝“主持文运，福国佑民，崇正教，闢邪教，灵迹最著，”[14](第五册P981)规定每年二月初三日文昌诞辰日由礼部主持大型祭祀活动。明清甘肃很多府州县都建造了文昌阁和魁星阁。清代几乎县县有文昌阁，有的府县还不止一处有文昌阁。从表5中亦能看出。

毋庸置疑，以上神祇均系带着国家正祀标识且为“载在祀典”的神灵。正祀神祇崇祀意味着国家祀神的合法性、权威性，隐含了国家政治伦理、制度规范、文化心理、精神价值等价值观念。因此，作为寄托、维系人们精神信仰的特殊建筑，“载在祀典”的神庙往往置于传统社会城市的城墙内外，并以“祭祀主敬”（《礼记·正义》）祈福酬神为叙事图景，为传统社会中的各个阶层构建了一个神圣空间，也是最公众化的社会空间。

明清甘肃“事神之礼”[15](P503)风气甚浓，在区域社会信仰空间范围内，被纳入国家祀典的城隍、关公、龙神等信仰十分兴盛，尤其与配祀戏场相关的诸多主祀神庙在志书“建置·寺观”或“坛庙”中数量十分可观。据《五凉全志》资料统计表明，与配祀戏场相关的主祀神庙多达98座。

表5《五凉全志》“建置志×寺观”

表5所列神庙分布凉州五个县，且以关帝庙、城隍庙、龙神庙、文昌阁为多。其中关帝庙23个，城隍庙10个，龙神庙14、雷祖13个、马神庙17个，文昌、魁星阁14个，东岳庙4个。一些神祇虽然名称不同但是仍属于一个功能系列，如水神系列的有“龙王庙、”“水神庙”“雷祖庙”等。主祀文运的有“文昌庙”、“魁星阁”等。镇番县12座神庙中仅关帝庙就有5座，水神功能的神庙崇祀有4座之多。

此外，清康熙四十一年纂《岷州志》载“坛壝×祠庙”共计17座，其中“城隍庙”、“关帝庙”、“马神庙”、“东岳行祠”及龙神相关祠庙有6座[16]（P113-114）。乾隆年间修《靖远县志》“寺观”，其中与配祀戏场相关的主祀神庙多达近30座，如“东岳庙”2座、“关帝庙”12座，“龙王庙”除城郭有2座外，“四乡各村庄俱有。”[17]（P70）民国二十年修《会宁县志续编》“庙”载：除“龙王庙”3座，“城隍庙”1座外，“关帝庙”、“文昌庙”、“东岳庙”、“马王庙”，共计17座[18]（P568-570）。乾隆四十四年纂《甘州府志》载与配祀戏场相关的主祀神庙有近40座[19]（P156-168）。

诸多正祀神祇的存在，在说明人们信仰需求多元化的同时，实际也隐含了明清甘肃配祀戏场正祀倾向的社会性基础。在传统的信仰观念里，配祀戏场从来不是完全独立意义的演出建筑实体，是依托主体建筑——神庙而存在的辅助性建筑，如果没有众多的主体建筑——神庙这个基础支撑，配祀戏场不可能存在。这一点，我们从地方志所载神庙修建时间与配祀戏场修建时间上的一致或近似，就能窥见和感知到其中的一些文化信息。如《五凉全志》载：“武威县玉皇庙”建于崇祯三年，《中国戏曲志·甘肃卷》记载“武威县城隍庙戏台”明代时所建。如此看来，二者建造时间基本相符。事实上，戏场建设晚于神庙也十分正常，毕竟戏场是神庙配祀的辅助性建筑。质言之，民间大量的正祀神庙的存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配祀戏场的滋生和发展。

再如将《甘州府志》神庙修建时间与明清时期张掖地区配祀戏场进行对比，我们亦可发现二者之间的一些关联。列表6来看：

表6：《甘州府志》神庙与神祇戏场统计对比

官方意志与民间社会之间的互动、契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诚然甘肃地方志书所载配祀戏场资料十分有限，缺少充分的史料直接证明官方意志对配祀戏场的引导、控制，然而，即使如此，由表6所列《甘州府志》神庙来看，“载在祀典”的神庙都造在城市周围，建造者不是总兵、御史、巡抚，就是知府，总之都是地方官吏、传统社会的精英，毫无疑问他们也是国家意志的代言者。那么，配祀戏场是否进入官方祭祀体系，建造主体是谁？配祀戏场表演的是否戏曲艺术等都需要深入探讨，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在目前看到的地方文献中难以稽考。而且配祀戏场主体是否就是表中所对应的神庙，仅仅靠二者名称及时间上的重合来判断，的确显得有些勉强。但是，通过比较至少有一点很清楚：正祀神庙配祀戏场的文化现象不只是简单地表达酬神答庥，祈福禳灾的信仰问题，一定程度上是官方以戏场配祀为媒介在一定区域推行国家意志，并建立正统秩序的过程和结果。

据光绪五年(1879)《增修平凉关帝庙碑记》载：“平凉旧庙宏备”，但因同治年间兵燹被毁，后在镇守平凉的陕甘总督魏光焘主持下重新修葺关帝庙，“增其式郭，……又置乐楼便民赛会，循俗也。”[21]（P43）显然由于修建关帝庙而配祀乐楼，目的是“便民赛会”。可以说，没有魏光焘主持修葺关帝庙就不可能有平凉关帝庙配祀乐楼的存在，魏光焘主持修葺关帝庙并配祀乐楼这个事实本身就代表国家及官方意志。如前所述《靖远县志》直接将“关帝庙”、“龙神庙”、“城隍庙”、“马神庙”列入“祀典”条目内[22]（P56）。《会宁县志续编》记载各类寺庙30余座，但明确表述配祀“戏楼”、“乐楼”的只有“城隍庙”、“关帝庙”、“东岳庙”[23]（P568-570）。据此，官方对正祀神庙之态度可窥一斑。总之，国家的标识、官方的认同历来为社会各阶层所追求，毫无疑问，在官方祀典文化的引导下配祀戏场自觉不自觉地都会继承、传播国家正统的信仰观念。

其次，在正统观念中，信仰习俗以“神道设教”为特征始终是官方的主导政策，“上佐国家之政刑，下禁人心之邪慝”从而使“为人心自有之业镜，善者因之而益兴，恶者因之滋惧。”[24]（P587）是“载在祀典”神庙建造的主要目的，而且官方“神道设教”的政策自上而下且深入广泛，由此对配祀戏场的影响更加明显。特别是晚清以来，随着国家正祀观念不断向乡村社会延伸，以致清代基层乡村配享戏场大都呈现出正祀化发展的倾向，这从配祀戏场命名就能看出。下面我们以关帝庙、城隍庙配祀戏场为例，列表7、表8来看。

表7：明清河西、陇东关帝庙配祀戏场命名比较统计

表8：明清陇东城隍庙配祀戏场命名比较统计

表7以明清甘肃河西、陇东地区的关帝庙配祀戏场命名为例进行对比，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明代河西关帝庙配祀戏场所在地基本都分布于城市（城镇），这些城市大都是明清河西卫所建置的中心[25]。而清代配祀戏场名称则有了明显不同，清代陇东关帝庙崇祀戏场有9座，除“华亭关帝庙戏楼”、“泾川县关帝庙戏台”体现了建筑于城市外，其余7座都表明关帝庙配祀戏场所在地在乡村基层。城隍庙是传统社会城市及其行政治所必不可少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但是，根据表8的比较，明代城隍庙配祀戏场5座都在县城一级，而清代陇东城隍配祀戏场共计6座，除“华亭城隍庙乐楼”外，其余5座都在乡村，显然，清代城隍信仰深入到了乡村基层。

众所周知，古代城市是各级封建政府的所在地，是政治文化活动的中心。关帝、城隍作为城市政治与社会秩序的保护神，其崇祀庙宇一般都建在城市中，这从明清甘肃地方志绘制的城市图中均可得到证实。与之相应的，配祀戏场也多建在城市，故此，民间常有所谓“有庙台必有戏台”，“戏台对着城隍庙”的俗语，这实际上我们从表7、表8明代配祀戏场命名就可窥见一斑。而晚清配祀戏场命名的变化，无疑为国家正祀神庙由城市向乡村基层的发展延伸做了很好的脚注。

龙神庙与关帝庙、城隍庙有所不同，其建筑不一定在城中心，《甘州府志》“坛庙寺观”载山丹县“龙王庙城东关”[26]（P165）。《五凉全志》“建置寺观”载武威县“龙王庙在小演武场”[27]（P45）。镇番县“龙王庙城东门外。”[28]（P212）可见龙王庙有在城内的也有在城外的，但至少是在城郭附近。所以龙王庙配祀戏场多建在城郭附近。

正祀神灵的崇祀与配祀戏场的广泛分布无疑显示了明清甘肃民间社会所具有的巨大活力与能量。事实上，配祀戏场是否建在城里在一定意义上并不重要，关键的问题是这一文化现象背后隐含了国家意志对基层乡村信仰的控制，以及民间社会对此作出的积极应对。同时，也从另一个方面表征了清代甘肃基层乡村配祀戏场以正祀化方式全面参与构建民间祭祀空间的文化事实。

明清时期是甘肃神庙及配祀戏场建设发展的重要阶段，关帝庙、城隍庙、龙神庙等正祀神庙配祀戏场大量涌现的文化现象，一定意义上是明清国家正祀观念教化策略实施的结果，这一实践过程有力地推动配祀戏场向国家正祀靠拢，并成为官方推行神道设教、维系地方社会信仰、道德秩序重要的构成部分。因此，对明清甘肃正祀神庙配祀戏场的研究无论从戏曲史还是民间信仰、社会史角度都将是十分有意义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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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SubordinateTheaterofTempleofGansuintheMingandQing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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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isanimportantstageofGansutempleandthesubordinatetheateroftempleconstructionanddevelopmentduringtheMingandQingDynasty.TherehavebeensomeculturalphenomenonofGuanYuTemple,TownGod'sTemple,theDragonTempleetc.Ononehand,theyreflectthesocialbasisofdiversificationandthepopularityoffolkbelief.Ontheotherhand,theyembodytheofficialtosubordinatetheaterasamediumforimplementationstrategyenlightenmenttothefolkculture.WewillshowthespatialstateofMingandQingGansutemplewiththeSubordinatetheateroftemple,ThisreflectstheinfluenceandcontroltotheSubordinatetheateroftemplewithofficialwill.Tofurthertheunderstandingofthetemplewithsacrificialtheatreaspublicsocialspaceintheimportantpositionandfunctionoffolk.

Keywords:theSubordinateTheaterofTemple；Temporalandspatialdistribution；theMingandQingDynasties；theWorshipSystem；

作者简介：王萍，文学博士，兰州城市学院文学院教授，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所所长。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特聘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戏剧戏曲学、戏曲民俗、京剧流派文化。

本文发表于《民族艺术研究》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