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萍：明清以来甘肃神庙戏场考察

明清以来甘肃神庙戏场考察*

王萍

（兰州城市学院文学院古代小说戏剧研究所甘肃兰州730070）

摘要：明清甘肃神庙戏场发展蓬勃，晚清民间神庙戏场星罗棋布，并呈蔚为大观之势。总体来看，明清甘肃神庙戏场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明代发展时期，一是清代高峰鼎盛时期。而不同时期呈现的文化特征一方面表征了神庙戏场在时空分布等方面隐含的历史意义，一方面反映了社会发展变迁，甚至是历史事件的影响。戏场与神庙一起建构了民间祭祀空间，无疑是拓展、丰富了民间表达情感的途径，对民众日常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明清甘肃神庙戏场时空分布文化意义

明清甘肃随着各府州县神庙建筑的激增，神庙增设乐楼、戏楼、戏台的情况明显增多，以至晚清民间神庙戏场星罗棋布，并呈蔚为大观之势。但是，对这一文化现象至今鲜有文章作专门、直接的对应研究。事实上，传统文化语境中的“神庙戏场”是承载、传递民众信仰重要的文化载体，其无疑构成当时特殊的民间祭祀景观，在民众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下面，本文以《中国戏曲志·甘肃卷》“甘肃省明清戏楼（台）一览表”为主要讨论中心，结合其他文献中的相关史料，对明清甘肃神庙戏场的普遍建立、时空分布特点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及其原因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特别关注神庙戏场对民间祭祀空间建构的文化意义。

一

众所周知，“庙”原本专指祭祀祖先的场所。后来随着庙祀对象的扩展，“庙”的内涵不断丰富、变化，从自然界日月星辰、山川水木到人间忠义贤孝，凡有奇异灵验者都被民间设庙崇祀、香火供奉。此外“庙”也包括具有信仰意义的佛寺道观等。

神庙，一些词典定义为“神祇居住的建筑或祭祀神祇的建筑”，并特别指出希腊、罗马、埃及及中国等不同国家在神庙建筑风格上的差异性。这主要是从建筑学意义上的界定。实际上，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中外“神庙”在与戏剧表演艺术的联系，以及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等方面还是有较大差异。为集中论述，此问题将留待以后做进一步辨析，这里不再赘述。本文所论主要针对的是中国民间信仰文化语境中的“神庙”。具体讲，即是源于中国古代自然、神灵崇拜，在民间以祭祀神鬼、从事宗教信仰为主要活动的公共性场所，如庙宇、祠堂、佛寺道观等。

在中古时期“神庙”主要指帝王的宗庙及佛寺，唐人李商隐《南朝》（其一）：“敌国军营漂木柹，前朝神庙锁烟煤。”郦道元《水经注·河水五》：“赵建武八年，比释道龙和上竺浮图澄，树德劝化，兴立神庙。”显然，前者是帝王宗庙，后者是佛寺。但是明清以后，随着民间淫祀、社庙的兴盛，“神庙”不再专指帝王宗庙、佛寺道观，凡祭祀先祖、供奉神佛及圣贤的处所民间大都以“神庙”称之。清人樊封著《南海百咏续编》（卷三）专列“神庙”条目，其下列有“北庙”、“张桓侯庙”、“龙王庙”、“六纛庙”、“马王庙”、“火神庙”、“药王庙”、“灵应庙”等。[1](P.13)这里既有想象中的超自然神灵，还有历史人物张飞“张桓侯庙”。可见，在民间信仰观念里“庙”与“神庙”的界限并不十分严格。

当然，庙与神庙在供祀对象上还是有一些差别，庙所供祀对象主要是已亡祖先，而且由于祭祀对象的等级、辈分不同，故常有家庙、宗庙、祠庙、祖庙等称谓。神庙供祀对象则更多指向一些在宗教信仰中被认为是至高无上且具有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如玉皇大帝、观音菩萨、财神、火神等等。但是，在敕封追谥文人武士、历史先贤方面，庙与神庙供祀对象基本相同，都有如“孔庙”、“关帝庙”、“张飞庙”、“岳飞庙”等供祀对象。

实际上，民间信仰观念的神庙不仅仅指向客观物理层面的建筑，关键的是，其蕴涵着一种源于古人自然图腾崇拜、祖先神灵崇拜的文化意识。因为，这是一个以“祭祀主敬”（《礼记·正义》）祈福酬神为叙事图景的特殊空间，在此空间人——庙——神三者被有机地结合起来，戏曲表演作为主祭者向神表达膜拜、敬仰之情，沟通人、神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方式，直接参与了神圣叙事的构建。可以说，正是在这个特殊空间，表演与祭祀仪式、表演与神庙相互依存，互利共生的叙事形态，理性地表征着民间神庙戏场合法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戏场指观众观赏演出的场所。中国古代演戏场所历史悠久，形式多样。从汉代百戏的露天广场，唐代寺院的“戏场”、宋元的“勾栏”“瓦舍”到明清的戏楼、戏园等，随着表演功能及其规模的不同，戏场也呈现出诸多丰富多彩的空间实体。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演戏场所中民间“神庙戏场”与众不同，其合法存在的逻辑起点是：“神庙戏场”不以世俗的商业娱乐性演出为目的，而是以主体建筑——神庙祭祀仪式的功能、目的为核心，演出活动旨在体现仪式主体敬神娱神、沟通人神，代神宣教的本质特点。这从神庙戏场建筑习俗上就能看出。神庙戏场建筑“有固定的位置，一般在正殿(供奉主神之殿)前,面对正殿。即使是在街道旷野临时搭台演戏，也要在戏台前盖一小神楼，以敬神为号召。”[2](P.17)神庙所有演出活动都与祭神仪式密切相关，如果说神庙演剧是民间祭祀仪式中以敬神娱神为本质特征的民间信仰活动之一，那么，神庙戏场就是承载这一活动的主要载体。

从文献史料看，古人对神庙戏场的称谓很多，与神庙戏场相关的称谓就有30多种，[2](P.17)譬如舞亭、舞厅、舞楼、乐厅、乐楼、赛楼、戏楼、戏台、乐舞楼等等。当然，这些场所演出的不一定都是戏曲，但是，它们所特有的用于祭祀仪式语境的表演功能在本质上与“神庙戏场”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把它们统称为“神庙戏场”。除此之外，有一点也很清楚，神庙戏场不是完全独立意义的演出建筑实体，而是依附于主体祭祀性建筑——神庙的辅助建筑。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可以说，作为具有民间信仰意蕴的演出场所，舞楼、乐厅、乐楼、赛楼、戏楼、戏台等特殊戏场与神庙一起建构了民间祭祀空间。所谓民间祭祀空间，即指因共同祭祀的对象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关系的人群及其活动构成的文化传承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乐楼”、“赛楼”、“戏楼”、“戏台”等神庙戏场的合法存在，拓展、丰富了民间表达情感的途径，对民众日常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明清时期甘肃各级官府建置道会司，推崇儒、释、道三教，加之宗教平民化、世俗化的发展，民间信仰十分活跃，凡有忠义贤孝、灵异奇变的都建立神庙供奉香火，城乡神庙寺院数量急剧增加。而随着神庙空间的不断拓展，与之相应的神庙戏场也蓬勃发展起来，几乎有神庙处多有戏场建筑。根据《中国戏曲志·甘肃卷》资料统计，明清甘肃神庙戏场共有603座，其中明代122座，清代481座。毫无疑问，数据资料的背后实际隐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而神庙戏场在时空分布中的内在联系、特点及其发展、演进的历史轨迹等，都是本文将要讨论的主要内容。

为便于论述，这里首先尚需说明的是，以下文中使用的“陇东”、“陇中”、“陇南”、“河西”诸区域空间概念，与现在的行政区划有所不同。现在常说的“陇东”主要指甘肃平凉、庆阳两个行政区，其中平凉包括静宁、庄浪等，而文中将静宁、庄浪两地归在陇中。狭义的“陇中”通常指定西六县一区，即陇西、临洮、通渭、渭源、漳县、岷县和安定区，文中将兰州、定西、天水包括静宁、庄浪都归于陇中，因为这些地方在自然、经济、地理、风俗、语言、宗教等方面属于一个文化板块。陇南、河西没有变动，仍沿用现在行政区划。

二

明清甘肃神庙戏场建设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明代发展时期，一是清代高峰鼎盛时期。

首先，就明朝甘肃神庙戏场建设发展来看，洪武至正德是甘肃戏场发展的初期阶段。这一时期甘肃有神庙戏场16座。兹列表如下：

表1明初洪武至正德年间戏场统计

由表可见，16座戏场涉及甘肃陇东、陇中、陇南、河西四大区域，但主要集中在陇中和陇南。陇南8个戏场，其中武都３个，康县２座，文县２座，成县１座。陇中5个戏场，静宁２座，陇西、兰州、清水各1座。相比之下，陇东、河西比较少，陇东仅泾川城隍庙戏楼1座，河西2座，即张掖县东岳庙戏台和张掖二郎庙戏台。

嘉靖、隆庆至万历是甘肃神庙戏场的发展时期，有戏场33座。见表2：

表2嘉靖、隆庆至万历甘肃戏场统计

据上表可见，嘉靖、隆庆至万历时期甘肃戏场数量较前已上升一倍，33座戏场分布于23个地县。陇南、陇中数量比较多，陇南14座，其中礼县4座，成县4座，康县3座，武都、西和、徽县各有1座。陇中10座，即景泰4座，天水、清水各2座，榆中、庄浪各1座。陇东、河西戏场数量仍然比较少，陇东即：环县2座，宁县、灵台各1座。河西5座，其中张掖3座，高台、嘉峪关各1座。

明天启至明末甘肃戏场发展较快，总数达68个，是明初戏场的4倍，明中叶戏场的2倍。见表3：

表3天启至明末甘肃戏场统计

由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出，此一时期68座戏场覆盖了25个地县。其中陇南数量仍居最高，达22座之多，仅宕昌就增加了9座，礼县、武都各增加3座，徽县、康县、文县各增加2座，西和1座。变化显著的是河西地区，万历时河西只有张掖沙井乡祖师庙戏台1座，而这一时期河西陆续增至18座，武威6座，民勤5座，张掖、古浪各3座。嘉峪关1座。发展次之是陇中地区，建戏场19座，天水6座，清水2座，通渭4座。榆中、景泰各2座，静宁、武山、会宁各修建1座。相比之下，陇东戏场发展仍旧缓慢，除庆阳相继修建6座外，西峰、灵台、泾川各有戏场1座。

总体来看，明代甘肃神庙戏场发展不太平衡，其间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逐渐发展的过程。明初戏场建设相对沉寂。明万历之后，随着民间信仰的活跃，很多寺庙开始增修戏场，戏场建筑数量明显增加。如表1所示，仅万历年建有戏场22座，几乎是明初至隆庆时戏场的总和。可以说，正因为有万历年戏场建设的活跃发展，才有了明天启至崇祯建设戏场68座记载的高峰。

其次，从清朝甘肃神庙戏场建设发展来看。清朝民间信仰趋向多元化，特别是受宗教世俗化影响，清朝民间“社庙”迅速发展起来，有庙处基本都有戏场，可以说，清朝是甘肃神庙戏场兴建的繁盛和高峰时期。这一时期甘肃神庙戏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猛增，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地域分布上都远远胜过前代。鉴于清代戏场数量多不便一一列出，现根据《中国戏曲志·甘肃卷》提供资料，经统计整理列出清代甘肃戏场空间分布表4如下：

表4清代甘肃戏场空间分布状况统计

分析表中数据统计，我们发现清代甘肃戏场有以下特点：

（一）时间分布上甘肃神庙戏场在清乾隆前后有显著不同。乾隆以前甘肃戏场发展并不十分明显，清初至雍正有戏场48座，顺治前27座，康熙年间14座，雍正年间：7座。显然，雍正以前戏场数量与明朝差距不是很大（见表3）。然而，乾隆后戏场数量开始急剧增加。其中乾隆年间：34座，嘉庆年间：21座，道光年间：17座，咸丰年间：13座，同治年间：28座，光绪后神庙戏场达到高峰。仅光绪年间有戏场106座，宣统至清末有214座。

为了更加直观地展示清代甘肃神庙戏场数量的发展变化，特列表5：

表5清代甘肃戏场数量比较图

根据表5我们还可以看到，清朝甘肃戏场有三个高值时期，即乾隆、光绪和宣统，它们分别为34座、106座和214座。实际上将表4和表5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个时期修建戏场数量实际超过了乾隆时期。乾隆一朝在位60余年修建戏场34座，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70多年时间，修建戏场达79座，覆盖地县44个。例如同治在位12年，甘肃兴建戏场29座，超过明朝任何一个时期。光绪和宣统时期戏场数量增加明显，几乎直线上升猛增到320座，占清朝甘肃神庙戏场66%，宣统仅仅2年时间神庙剧场修建就达216座，远远超过清初和清中叶神庙戏场数量的总和。

质言之，自崇祯到雍正（1627—1735）近108年的时间里，甘肃戏场处于低迷消沉时期，从乾隆开始进入全面繁荣时期，这比车文明考察北方各地“大约从顺治五年（1648年）开始修复或新建戏台”[3](P.115)的时间晚一些。如表4、表5所示，甘肃神庙戏场修建是从乾隆年后进入发展复兴阶段，再经嘉道咸同四朝持续发展，至光绪、宣统达到高潮。

（二）空间分布上清代甘肃戏场发展不均衡。陇南是甘肃戏场比较发达的地区，不仅修建时间早，数量多、而且分布广，自明朝起即为其他地区所不及。但从乾隆时期发展停滞，逮至清末有戏场70座，反不及其他地区。相比较而言，陇中有戏场120座，发展一直比较平稳。戏场重点主要在天水。明中叶天水有戏场5座，清代历朝天水几乎都要修建戏场，平均每朝修建戏场5座，故清末天水戏场已达47座。陇东在明至清乾隆时期比较滞后，然而自嘉庆始复兴一发不可止，逮清末戏场达到148座，一跃为甘肃四区之翘楚。其中泾川、庆阳、灵台等均有长足发展。

清末河西有戏场143座。事实上，河西戏场在明初相对滞缓一些，大约从天启年开始发展。清光绪前戏场发展有所上升但亦不过62座，然而进入宣统后河西开始异军突起，戏场猛增至81座，超过以前历朝戏场数总和，成为仅次于陇东戏场的文化大区。最显著的如酒泉，虽然从乾隆朝开始历代都有修建，但宣统年间达到了连修戏场42座的高峰。此外，宣统年间武威有修建戏场14座、民勤修建19座的记载。张掖在光绪年间修建戏场10座。（详细可见以下表6）

（三）光绪、宣统新建戏场数量激增，达到高潮。在资料统计分析中我们发现：明朝和清中叶很少有戏场的而在晚清后数量猛增的情况比较普遍。以下选取几个典型地区特制表6。

表6光绪、宣统个别地区戏场分布统计

通过将表6与明代戏场比较分析后我们还发现：陇东辖区的泾川自明洪武三年（1370）建“泾川城隍庙戏楼”后，约明中叶又建“泾川县城西王母宫戏楼”，而后再看到戏场记载就是同治十三年（1874）“泾川荔堡杜问城戏台”，期间二百多年鲜有戏场史料记载。可是逮至晚清泾川接连修建戏场39座，仅光绪年间建戏场10座，宣统时建戏场28座。

灵台在明万历十四年（1612）、崇祯十一年（1638）修建“城隍庙戏台”、“县衙门戏台”各1座，康熙、乾隆和道光时修建戏场4座，但是光绪、宣统时一下增修戏场35座。尤其在宣统短短几年时间修建戏场23座。

宁县在明嘉靖时修建“玉皇大殿戏台”1座，入清后光绪七年（1880）至宣统年间先后修建“南洛村戏台”、“宇村庙戏台”、“桌子头村戏台”、“正平乡正平戏楼”、“南山寺戏台”、“封侯村戏楼”、“傅家庙戏楼”，共计7座。

庆阳自明中叶修建“西道坡关帝庙戏台”、“县城西街城隍庙戏台”、“县城西街两半片戏台”、“县城南操场戏台”、“县城城隍庙戏台”6座戏场后，清中叶前几乎没有再见到戏场修建的记载，而宣统时却修建戏场9座。

崇信在明代没有修建戏场的记载，有清一代同治时建戏场4座，光绪时6座，宣统时1座。

整体来看，陇东在明朝和清中叶前戏场发展并不兴盛，主要发展在晚清光绪、宣统时期。

位于陇中的武山明中叶建“县城西关祖师爷戏台”1座，清代鲜有戏场修建记载，而宣统年间连修戏场8座。通渭戏场发展一直比较呆滞，仅在乾隆和嘉庆年间修建戏场各1座，而宣统后修建戏场9座。陇南文县在清初时曾有修建戏场8座的可观记载，但后来发展比较低沉，一直到宣统才有了再修戏场14座的高峰记录。河西戏场尽管在同治前有所建设，但起色不大，突飞猛进的发展亦在光绪、宣统两朝，如酒泉、武威、张掖、民勤等，具体前面已有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三

前文已述，明清甘肃神庙戏场修建发展不平衡，期间经历了由低沉走向高潮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背后隐含了明清甘肃政治、经济、宗教、历史、文化等在不同时期历史语境中诸多复杂的因素。明清时期甘肃战事不断，兵连祸结，人口散亡，经济凋敝情况十分严重，由此对戏场的建设发展影响很大。如前所述陇东泾川、庆阳等地几百年间几乎没有戏场修建的记载，河西戏场建设也一度十分消沉。通过史料记载发现，这些地区当时正是明清甘肃战事频仍，社会动荡的重灾之地。

明嘉靖元年，蒙古军直入泾州，“杀人若雨，流血若川，鸱鸢过而测焉。”[4]（卷二）清顺治四年(1647)夏四月，户部侍郎屠赖率兵剿杀庆阳农民义军达三千余名。[5](卷17)顺治初年，“合水县杀戮之余仅剩666家”[6]（P.240）庆阳府几经战乱几乎“无城不屠，无村不戮”，“所遗残民，十仅存一。”康熙初年，庆阳府属各地“村市寥寥数家，无衣无食，一看了然。”[7]（卷37）据《新修庆阳府志》载，庆阳府安化县原有人口2.9万人，顺治七年（1650）时只剩下3900人。合水县原有人口6000余人，顺治前后逃亡者余500人。宁州原有人口1.6万人，顺治七年仅存3700人；正宁县原有人口7700余人，顺治七年时仅1200余人[7](卷34)。

河西自古就是战乱纷繁之地。顺治《新修张掖县志》载，崇祯十六年(1643)，贺锦帅部攻陷甘州城后4万人遇难[8](P.402)。后人有诗记之：“八声变征谱甘州，夥涉横排西水流，四万七千攒结草，阴风飒飒拥貔貅。”[5](卷16)张掖在明万历中叶共计7900余人，而康雍年间仅余2000多人。[9](P.166)这样的历史叙述，在明清及民国甘肃陕西历史文献中比比皆是，它们不仅直接呈现了战争造成地区人口的巨大损失，而且也反映了战乱对区域经济和社会造成的重大负面影响。

从明万历至乾隆（1573—1736）间，甘肃人口从一百三十万降至三十万左右。这在全国实属罕见。而随着地区人口的大量散失，大片田地被抛荒。顺治元年（1644）至康熙三十年（1691）近半个世纪中，甘肃可统计的耕地仅有10余万顷,[6](P.240)顺治十四年（1657）整个甘肃的情况是：“灾祲死徒之余，田亩之荒废者十有一二，军民之存活十无一二。”[10]（卷6）

史料记载，宁州(庆阳)原有耕地11700余顷，清初则只剩下1000余顷。[11](卷17)耕地的减少致使庆阳府一度出现“卖儿卖女之事，不仅一州小民皆然，即贡生、生员中亦且有之，甚至儿女无买，且买妻矣，日甚一日。”[7](卷37)的情况。难怪清初陕西三边军务总督孟乔芳多次给朝廷上疏：“寇乱数十年，民化青磷，田鞠茂草，无处不有荒田，无户不有绝丁”；甘州、凉州、庄浪、宁夏、西宁、兰州“民间所种熟田，不过近城平衍之处，其余则荒芜弥望。久无耕耨之迹”。[12](卷9)

除地区民变、兵燹频频发生的人祸外，明清两代的自然灾害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危害也极其严重。据《西北灾荒史》文献记载，乾隆三十五年（1770），“平凉府大旱，自夏至次年三月始雨。时灾黎鬻妻子，道殣相望。”[13](P.480)清道光六年（1826）“灵台等六州、县旱、雪、水灾，岁荒，民饥。”[13](P.510)光绪二十七年（1901）陇东“二十六年冬无雪，是年春又不雨，陇东大饥。饥荒饿荒之余，疫疠大作，死者枕藉，往往夫妻对缢，无人掩埋”[13](P.558)有学者统计，陇东自顺治元年（1644）至清末（1912）的268年中，共发生干旱灾害111次，平均每2.4年发生1次。其中连年发生有23次，连发年份有93年，约占清代发生总次数的83.8%，没有连年发生的年份只有18年，仅占16.2%。镇原县旱灾发生的频次最多，为73次，占全区旱灾发生总次数的65.8%。[14]（P.124）

明清时期“河西之凉、甘、肃等处，历来夏间少雨”，[15]（P.211）旱灾情况也十分严重。乾隆三十年（1765年）“临泽，抚彝经春不雨，麦苗焦枯，黍粟麻豆粒不及种，旬日来街市米价暴贵，群情忧惶”。[13](P.478)乾隆三十六年（1771）又发生特大旱灾“五月谕:拨甘粮二十万石、陕粮十万石，以备接济夏禾被旱之……张掖、古浪、山丹、镇番、武威、永昌，八月赈恤之并予缓征。三十七年六月，补蠲张掖、山丹、武威、永昌、镇番、古浪等州、县三十三年分旱灾银粮。”[13](P.481)灾情持续4年之久，可见严重之程度。

众所周知，人口与土地是农业社会的基础，明清陇东、河西因长期的天灾人祸社会残破不堪，经济萧条，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发展戏场显然是不现实的。或许可以认为，正是由于生活的苦难，人们更加需要从信仰和仪式中获得宗教情感和体验，麻痹自己以满足、安顿苦难心灵的需求，神庙戏场由此应该更发达。其实不然，信仰固然是精神追求，但是，任何信仰都需要一定的物质作为载体，而物质载体的建设本身就和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密切联系。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神庙戏场的建设无从谈起，没有安宁的社会环境，再多的戏场建筑将也毁于一旦，此类记载在史料中枚不胜举。因此，如果说甘肃戏场真正发展在晚清，这实际上与当时政治、经济等社会的发展状况相一致。

甘肃经过几代统治者的努力经营，尤其随着逐年经济的恢复和地区人口的日益增长，晚清甘肃城市建设得到长足发展。光绪末年甘肃领府八、直隶州六、同知六、通判四、州六、县四十七。[11]（卷4）河西呈现出“东门外尚有客民自盖房屋在中内拨运货物，开设铺面，现有一百数十余家，大街南北店房铺面大小不等共计九百余间。”，沙州“商民辐揍云集”，柳沟“人烟稠密，坊店宽敞”的繁荣景象。[16]（卷上）“平凉为甘肃中部大郡，承平时城内外烟户不止数万”。[17]（卷30）

毋庸置疑，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是晚清陇东、河西，乃至甘肃神庙戏场迅猛发展建设的根本基础。此外，晚清民间信仰的宽松环境对戏场发展也有直接关系。这一问题将在以后文中讨论。然而，不争的事实是，明清甘肃戏场所经历的曲折发展与当时社会发展变迁，甚至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影响等是基本相契合的。这就说明，神庙戏场观念不仅深深植根于民间信仰的沃壤之中，而且是明清甘肃社会历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广泛地影响和支配着民众的观念与行动。

四

美国学者米尔恰·伊利亚德在讨论宗教思想时提出“神圣空间”这一概念，他认为“神圣空间”是宗教徒甚至普通人将一些对他具有意义重大的空间场所“圣化”，进而赋予其特别价值的场所。[18]（P.3）这一观点对我们很有启发，当戏场进入民间祭祀场域并和庙宇一起成为民间祭祀不可替代的载体时，那么，它就已经成为了一个特殊的神圣空间。而建构这个空间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是以戏曲表演呈现神圣空间敬神娱神、沟通人神，代神宣教的叙事图景。因此说，戏场是构建神圣空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上文献史料的有力支撑，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蕴含在神圣空间中，民间对宇宙、时间和生命等问题的看法和观念，事实上，我们还可以用更理性的方法，认识民间对神庙与戏场产生联系的“一般知识与水平”。

（一）戏场与庙宇互为表里相互依存神庙戏场往往是一种与庙宇密切相关的祭祀性建筑，固然不是所有庙宇都配置戏场，但是民间戏场的设置与主体建筑——庙宇有直接联系。可以说，戏场是庙宇主体建筑功能的延伸和扩展。

首先，从以“庙”、“寺”、“观”为中心词的戏场命名上就可以看出戏场与庙宇之间的历史关系。明清甘肃六百余座戏场，百分之九十是以“庙”、“寺”、“观”为中心词命名。如上表1所示，明洪武至正德甘肃16座神庙戏场，除陇西川乐楼、文县中寨乡戏台、文县马英乡大佛沟戏台、康县大南峪凤凰山戏4座外，其余12座都直接以“庙”“寺”“观”“院”命名。

再如表2，嘉庆至万历年间戏场33座，其中“庙”命名的16座，“寺”命名的6座，“祠”命名的1座，“殿”命名的3座，其他4座。

表3列明天启至明末戏场总数68个，其中“庙”命名的30个，“寺”命名的11个，以“宫”命名的4个。

清代戏场名目繁多，枚不胜举。仅以清光绪戏场为例，这一时期戏场以“庙”命名的46个，以“寺”命名的9个，以“殿”命名的4个，以“宫”命名的3个，“祠”命名的1个。显然，明清甘肃戏场以“庙”和“寺”命名为多。

需要注意的是，还有一些以“山”命名的戏场。如庆阳环县兴隆山戏台、徽县青龙山戏台、清水县石洞山戏台、天水北道区麦积山戏楼，清水县石洞山戏台、天水北道卦台山戏台等。这些以“山”命名的戏台、戏楼，实际上都是具有信仰意蕴的神圣空间。众所周知，自古以来名岳仙山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实体，其本质内涵是民间信仰物质、精神载体的表征。而神庙戏场是民间“祭祀主敬”（《礼记·正义》），娱神祈福情感表达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在“洞天福地”修建庙台戏场自古就是民间祭祀空间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刘念慈指出：中国“舞台的建立都与寺庙有关，有的舞台，本身就是寺庙建筑的一部分。”[19](P.7)明清甘肃庙台戏场从命名上恰恰反映了戏场与庙宇的本质关系，体现了神庙戏场成为民俗祭祀空间有机组成部分的实然性。

其次，在统计整理明清甘肃戏场命名中，我们还发现除上述冠以“庙”、“寺”“宫”、“观”等宗教名称限定的戏场外，还有一些戏场是以乡村建置命名的。见表7：

表7清代乡村命名戏场

明清杂神淫祀屡禁不止，民间信仰极其发达，村村有庙的现象十分普遍。上述戏场虽然没有冠以“庙”、“寺”、“宫”、“观”等宗教名词，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和都市商业娱乐性的演出场所一样。事实上，古代神庙戏场是根据当地祀神庙宇的神圣叙事而存在，这是其合理存在的本质特征。俗语“有村必有神庙，有神庙必有戏台”，清人余治亦言：“各处城乡庙宇，多有戏楼”。[20]（卷十一）“舞楼之作，不□通都大邑为□□，穷乡僻壤亦常有之。”[21]（P.189）“庙前必有戏台，边地皆然。”[22]（P.867）齐如山《国剧艺术汇考》也说：“乡间有演戏场所之建筑者，可以说都是在庙之前面，当然是预备敬神献戏所用”[23](P.377)毋庸置疑，以上戏场也都是民间祭祀的“神圣空间”，它们所表征的仍是祭祀娱神的功能。

（二）戏场是庙会赛会的核心组成部分庙会是民间具有悠久历史的民俗活动，赵世瑜认为庙会“就其最初的功能而言，主要是用于娱神，然后逐渐增加了娱人的和经济的功能。”[24](P.184)或言之，祀神娱神是庙会的核心组成部分，而承载建构这一核心组成部分的重要载体是戏场和神庙。据《中国戏曲志·甘肃卷》记载，明清甘肃戏场的演出几乎都与庙会的举行相关联。列表8如下：

表8明清甘肃戏场与庙会统计

明清甘肃“祭神重庙祀”的习俗十分浓厚，[26](P.215)很多地方庙会频仍，演剧繁多，几乎“凡会必演剧”。《合水县志》：“每岁二月二，城南药王庙会，远乡士女毕集。……次日，为文昌会。三月十八日，后土会。四月二十八日，城隍会。五月十日，关帝会。凡会必演剧。”[26](P.188)《敦煌县志》：“十月朔，舁城隍神像出城至厉坛，演戏献牲。”[26](P.167)由文献记载不难见出，承载庙会活动的基本载体是与神庙有直接关系的戏楼、戏台，而作为庙会酬神演剧的重要场所，戏场充分显示了庙宇主体功能的延伸和扩展。

迎神赛会，简称赛会，是神祇崇拜的一种活动方式，最早是乡民祭祀土神的一种仪式，后随着祀神对象的扩大，赛会活动也逐渐丰富，但是，酬神答庥，祈丰祝祷的主旨没有变。齐如山指出：“古人演戏，多为报赛之意。”[27]（卷1）廖奔说：戏班演出被称作“赶赛”。[28](P.118)明清甘肃乡民十分重视赛会的举行。通常立春后有春社，立秋后有秋社。

《合水县志》：冬至前后，农功大毕，各庄合会以报赛田祖。[26](P.188)

清乾隆十四年《武威县志》：六月“伏日”前后，农夫以师巫赛田祖、祭腊神。[29](P.941)

民国二十八年《天水县志》：乡村春秋报赛，……，以示诚敬者。[26](P.200)

《和政县志》：遇丰年则扮演社火，即古乡人傩之遗意。[26](P.216)

《岷州志》：每岁正月初九民间设醴赛会。每岁五月初十日起至十二日止，民间赛会。每岁六月初一起至初六日止，民间赛会。每岁六月十二日起至十四日止，民间赛会。[30](P.149)

一般赛会活动都比较丰富，角抵百戏、优伶杂剧等戏剧演出是赛会仪式的必备活动，所以赛会通常比较吸引人众。《重修镇原县志》曰：“四乡农事毕，报赛喜演影戏。”[26](P.197)《皋兰县续志》：“八月三日，祭阿文成公祠，自朔日至初八日陈百货，杂剧，四民云集。”[26](P.166)《高台县志》：“厉坛演戏，观者甚众。”[26](P.277)赛会活动频繁、丰富必然产生对活动场所的诉求，因此，很多地方都建置了赛楼。《中国戏曲志·甘肃卷》记载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华亭县安口镇云台寺建赛楼。[25](P.576)《红水县志》（今治皋兰县）：城隍庙建于明万历四十二年，……国朝康熙四十八年地震，神庙倾尽，惟隍庙如故，邑之父老感沐神庥，是年立拜殿，建赛楼。[29](P.941)为“感沐神庥”在建筑拜殿的同时一起建了赛楼，充分表征了戏场存在的合理性。

值得注意的是，赛会除了在特定的“赛楼”（戏场）举行外，庙宇本身也是承载赛会的主要场所，如上《岷州志》记载的赛会就在元妙观、观音湫池、广福寺、法藏寺等庙宇举行，这实际上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戏场和庙宇共同建构、互为依存的特殊关系。

（三）戏场修建深入到基层乡村明中叶后以地方乡村命名的戏场逐渐增多，如明中叶后修建的：天水北道渠刘村戏台、成县沙坝乡杨坝戏楼、天水北道区四合村戏台、武都县龙坝乡马坪戏台、武威羊下坝戏台、通渭县马营营滩戏台、通渭县景屏陈家坡戏台、武威槐西堡戏台、庆阳县田家城戏台等。这种情况到清代更加突出明显，可以说，清朝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戏场不是建于府州县卫，而是建于村庄。例如：清嘉庆十五年（1810）陇中天水北道东岔乡分别建有戏台4个，即：“天水北道东岔乡东岔村关帝庙戏台”、“天水北道东岔乡东岔村太白庙戏楼、”、“天水北道东岔乡桃花村娘娘庙戏楼”、“天水北道东岔乡土桥村观音庙戏楼”。

清同治年间张掖小河乡先后建有戏场4座：“张掖小河乡兴隆村兴隆寺戏台”、“张掖县小河乡兴隆村中寨子戏台”、“张掖小河乡梁家堡东二号戏台”、“张掖县小河乡西六村油坊堡戏台”。

清光绪年间就泾川县党原乡陆续建戏场5座，即“泾川县党原乡街东口财神庙戏台”、“泾川县党原乡街西口城隍庙戏台”、“泾川县党原乡西联村雷祖庙戏台”、“泾川县党原乡湾口三圣宫戏台”、“泾川县党原乡代家村五岳殿戏楼”。

清宣统年间灵台县西屯乡建戏场5座：“灵台县西屯乡西阳宫戏楼”、“灵台县西屯乡财神庙戏楼”、“灵台县西屯乡关帝庙戏楼”、“灵台县西屯乡大王庙戏楼”、“灵台县西屯乡东湾庙戏楼”。

由上述资料统计可见，清代戏场修建深入到了基层乡村，村村建戏台，一村好几个戏场的情况十分普遍。在清朝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的戏场兴建热潮中，来自基层乡村的神庙戏场无疑是一只不可忽视的力量，其不仅在空间分布上以数量优势表征了乡村兴建戏场的高度热情，同时说明甘肃戏场从建筑到其功能效用全面参与了民间庙宇祭祀空间的建构，且成为乡村庙宇祭祀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明清甘肃神庙戏场在建构民间祭祀空间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构成当时特殊的民间祭祀景观，一定意义上，它始终承载着过去民众的精神生活，在民众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而神庙戏场在时空分布上呈现的历史文化特征，折射了明清时期甘肃整个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反映出戏曲艺术在甘肃民间祭祀中传播及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对明清甘肃神庙戏场的研究无论从精神空间还是社会空间上都是很有意义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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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ed about Theater of Temple in Gansu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ANG Ping

（School of Literature，Lanzhou City College，Lanzhou 730070，China）

Abstract: Temple theatres of Gansu flourished and prosperity and developed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Overall,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Gansu temple theaters have two periods, one is the Ming Dynasty period of development, a Qing Dynasty is the peak period.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periods shows the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temple theatre in time and spacedistribution etc. At the same time it reflects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and even the impact of historical events.Theatres and the temples construct with folk sacrifice space,so it expands and enrich the ways for the people to express emotion, And it caused a profound impact on people's daily life.

Key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and； Gansu； theater of Temple ;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Cultural Significance

作者简介：王萍，女，陕西宜川人，文学博士，兰州城市学院文学院古代小说戏剧研究所所长，教授。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特聘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戏剧戏曲学、戏曲民俗、京剧流派文化。

本文发表于《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14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