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萍：民间祭祀演剧空间的构建——以明清甘肃庙台戏场为例

民间祭祀演剧空间的构建*

——以明清甘肃庙台戏场为例

王萍

（兰州城市学院文学院古代小说戏剧研究所甘肃兰州730070）

摘要：古代庙台戏场是构建民间祭祀演剧空间主要的物质形态，是承载、传递民众信仰、精神情感重要的文化载体。明清甘肃随着各府州县神庙建筑的激增庙台戏场明显增多，以至晚清民间庙台戏场星罗棋布，蔚为大观。而庙台戏场兴盛衰落的背后，其呈现的不仅是时空分布等方面的文化特征，而且表征了明清甘肃庙台戏场在构建民间祭祀空间中的作用和影响。

关键词：民间祭祀演剧空间构建明清甘肃庙台戏场

民间祭祀演剧空间，是指因共同祭祀的对象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关系的人群通过演剧活动表达信仰所构成的文化传承空间。史料中的“乐楼”、“赛楼”、“戏楼”、“戏台”等就是民间祭祀演剧行为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庙台戏场作为承载民众信仰的载体之一拓展、丰富了民间表达情感的途径，对民众日常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明清时期甘肃宗教文化迅速发展，民间信仰活动十分繁盛，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随着各府州县神庙建筑的激增，乐楼、戏楼、戏台明显增多，以至晚清甘肃民间庙台戏场星罗棋布，并呈蔚为大观之势。下面，本文以《中国戏曲志》（甘肃卷）编辑委员会编纂的《中国戏曲志·甘肃卷》“甘肃省明清戏楼（台）一览表”〔1〕为主要资料来源，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对明清甘肃庙台戏场时空分布的系统梳理，以期对庙台戏场作为民众信仰主要空间载体的文化意蕴有一个较为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为便于分析论述，这里首先尚需说明的是，基于历史文化的考量，下面文中所使用的“陇东”、“陇中”、“陇南”、“河西”诸区域空间概念，与现在的行政区划有所不同。现在常说的“陇东”主要指甘肃平凉、庆阳两个行政区，而文中将静宁、庄浪两地归在陇中。狭义的“陇中”通常指定西六县一区，即陇西、临洮、通渭、渭源、漳县、岷县和安定区，文中将兰州、定西、天水、临夏包括静宁、庄浪都归于陇中，因为这些地方在自然、经济、地理、风俗、语言、宗教等方面属于一个文化板块。陇南、河西没有变动，仍沿用现在行政区划。

一

明清两代各级官府建置道会司，推崇儒、释、道三教，加之宗教平民化、世俗化的发展，民间凡有忠义贤孝、灵异奇变的都建立了神庙以供奉香火，城乡神庙寺院数量急剧增加，与之相应的庙台戏场也蓬勃发展起来，几乎有神庙处多有戏场建筑。根据《中国戏曲志·甘肃卷》资料统计，明清甘肃庙台戏场有603座，其中明代122座，清代481座。总体来看，明代是甘肃庙台戏场修建的发展时期，清朝达到高峰。

首先，就明朝甘肃庙台戏场建设发展来看，洪武至正德是甘肃戏场发展的初期阶段。这一时期甘肃有庙台戏场16座。兹列表如下：

表1明初洪武至正德年间庙台戏场统计

由表可见，16座戏场涉及甘肃陇东、陇中、陇南、河西四大区域，但主要集中在陇中和陇南。陇南8个戏场，其中武都３个，康县２座，文县２座，成县１座。陇中5个戏场，静宁２座，陇西、兰州、清水各1座。相比之下，陇东、河西比较少，陇东仅泾川城隍庙戏楼1座，河西2座，即张掖县东岳庙戏台和张掖二郎庙戏台。

嘉靖、隆庆至万历是甘肃庙台戏场的发展时期，有戏场33座。见表2：

表2嘉靖、隆庆至万历甘肃戏场统计

据上表可见，嘉靖、隆庆至万历时期甘肃戏场数量较前已上升一倍，33座戏场分布于23个地县。陇南、陇中数量比较多，陇南14座，其中礼县4座，成县4座，康县3座，武都、西和、徽县各有1座。陇中10座，即景泰4座，天水、清水各2座，榆中、庄浪各1座。陇东、河西戏场数量仍然比较少，陇东即：环县2座，宁县、灵台各1座。河西5座，其中张掖3座，高台、嘉峪关各1座。

明天启至明末甘肃戏场发展较快，戏场总数达68个，是明初戏场的4倍，明中叶戏场的2倍。见表3：

表3天启至明末甘肃戏场统计

由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出，此一时期68座戏场覆盖了25个地县。其中陇南数量仍居最高，达22座之多，仅宕昌就增加了9座，礼县、武都各增加3座，徽县、康县、文县各增加2座，西和1座。变化显著的是河西地区，万历时河西只有张掖沙井乡祖师庙戏台1座，而这一时期河西陆续增至18座，武威6座，民勤5座，张掖、古浪各3座。嘉峪关1座。发展次之是陇中地区，建戏场19座，天水6座，清水2座，通渭4座。榆中、景泰各2座，静宁、武山、会宁各修建1座。相比之下，陇东戏场发展仍旧缓慢，除庆阳相继修建6座外，西峰、灵台、泾川各有戏场1座。

总体来看，明代甘肃庙台戏场发展不太平衡，其间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逐渐发展的过程。明初民间信仰及其演戏活动相对沉寂。明万历之后，民间信仰开始活跃，很多寺庙也开始增修戏场，戏场建筑数量明显增加。如表1所示，仅万历年建有戏场22座，几乎是明初至隆庆时戏场的总和。可以说，正因为有万历年戏场建设的发展复兴，才有了明天启至崇祯建设戏场68座记载的高峰。

其次，从清朝甘肃庙台戏场建设发展来看。清朝民间信仰趋向多元化，特别是受宗教世俗化影响，清朝民间“社庙”迅速发展起来，有庙处基本都有戏场，可以说，清朝是甘肃庙台戏场兴建的繁盛和高峰时期。这一时期甘肃庙台戏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猛增，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地域分布上都远远胜过前代。鉴于清代戏场数量多不便一一列出，现根据《中国戏曲志·甘肃卷》提供资料，经统计整理列出清代甘肃戏场空间分布表4如下：

表4清代甘肃戏场空间分布状况统计

表中数据显示，清代甘肃戏场有以下特点：

（一）时间分布上甘肃庙台戏场在清乾隆前后有显著不同。乾隆以前甘肃戏场发展并不十分明显，清初至雍正有戏场48座，顺治前27座，康熙年间14座，雍正年间：7座。显然，雍正以前戏场数量与明朝差距不是很大（见表3）。然而，乾隆后戏场数量开始急剧增加。其中乾隆年间：34座，嘉庆年间：21座，道光年间：17座，咸丰年间：13座，同治年间：28座，光绪后庙台戏场达到高峰。仅光绪年间有戏场106座，宣统至清末有214座。

为了更加直观地展示清代甘肃庙台戏场数量的发展变化，特列表5：

表5清代甘肃戏场数量比较图

根据表5我们可以看到，清朝甘肃戏场有三个高值时期，即乾隆、光绪和宣统，它们分别为34座、106座和214座。然而，将表4和表5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个时期修建戏场数量实际超过了乾隆时期。乾隆一朝在位60余年修建戏场34座，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70多年时间，修建戏场达79座，覆盖地县44个。例如同治在位12年，甘肃兴建戏场29座，超过明朝任何一个时期。光绪和宣统时期戏场数量增加明显，几乎直线上升猛增到320座，占清朝甘肃庙台戏场66%，宣统仅仅2年时间庙台戏场修建就达216座，远远超过清初和清中叶庙台戏场数量的总和。

质言之，自崇祯到雍正（1627—1735）近108年的时间里，甘肃戏场处于低迷消沉时期，从乾隆开始进入全面繁荣时期，这比车文明考察北方各地“大约从顺治五年（1648年）开始修复或新建戏台”〔1〕的时间晚一些。如表4、表5所示，甘肃庙台戏场修建是从乾隆年后进入发展复兴阶段，再经嘉道咸同四朝持续发展，至光绪、宣统达到高潮。

（二）空间分布上清代甘肃戏场发展不均衡。陇南是甘肃戏场比较发达的地区，不仅修建时间早，数量多、而且分布广，自明朝起即为其他地区所不及。但从乾隆时期发展停滞，逮至清末有戏场70座，反不及其他地区。相比较而言，陇中有戏场120座，发展一直比较平稳。戏场重点主要在天水。明中叶天水有戏场5座，清代历朝天水几乎都要修建戏场，平均每朝修建戏场5座，故清末天水戏场已达47座。陇东在明至清乾隆时期比较滞后，然而自嘉庆始复兴一发不可止，逮清末戏场达到148座，一跃为甘肃四区之翘楚。其中泾川、庆阳、灵台等均有长足发展。

清末河西有戏场143座。事实上，河西戏场在明初相对滞缓一些，大约从天启年开始发展。清光绪前戏场发展有所上升但亦不过62座，然而进入宣统后河西开始异军突起，戏场猛增至81座，超过以前历朝戏场数总和，成为仅次于陇东戏场的文化大区。最显著的如酒泉，虽然从乾隆朝开始历代都有修建，但宣统年间达到了连修戏场42座的高峰。此外，宣统年间武威有修建戏场14座、民勤修建19座的记载。张掖在光绪年间修建戏场10座。（详细可见以下表6）

（三）光绪、宣统新建戏场数量激增，达到高潮。在资料统计分析中我们发现：明朝和清中叶很少有戏场的而在晚清后数量猛增的情况比较普遍。以下选取几个典型地区特制表6。

表6光绪、宣统个别地区戏场分布统计

通过将表6与明代戏场比较分析后我们还发现：陇东辖区的泾川自明洪武三年（1370）建“泾川城隍庙戏楼”后，约明中叶又建“泾川县城西王母宫戏楼”，而后再看到戏场记载就是同治十三年（1874）“泾川荔堡杜问城戏台”，期间二百多年鲜有戏场史料记载。可是逮至晚清泾川接连修建戏场39座，仅光绪年间建戏场10座，宣统时建戏场28座。

灵台在明万历十四年（1612）、崇祯十一年（1638）修建“城隍庙戏台”、“县衙门戏台”各1座，康熙、乾隆和道光时修建戏场4座，但是光绪、宣统时一下增修戏场35座。尤其在宣统短短几年时间修建戏场23座。

宁县在明嘉靖时修建“玉皇大殿戏台”1座，入清后光绪七年（1880）至宣统年间先后修建“南洛村戏台”、“宇村庙戏台”、“桌子头村戏台”、“正平乡正平戏楼”、“南山寺戏台”、“封侯村戏楼”、“傅家庙戏楼”，共计7座。

庆阳自明中叶修建“西道坡关帝庙戏台”、“县城西街城隍庙戏台”、“县城西街两半片戏台”、“县城南操场戏台”、“县城城隍庙戏台”6座戏场后，清中叶前几乎没有再见到戏场修建的记载，而宣统时却修建戏场9座。

崇信在明代没有修建戏场的记载，有清一代同治时建戏场4座，光绪时6座，宣统时1座。

整体来看，陇东在明朝和清中叶前戏场发展并不兴盛，主要发展在晚清光绪、宣统时期。

位于陇中的武山明中叶建“县城西关祖师爷戏台”1座，清代鲜有戏场修建记载，而宣统年间连修戏场8座。通渭戏场发展一直比较呆滞，仅在乾隆和嘉庆年间修建戏场各1座，而宣统后修建戏场9座。陇南文县在清初时曾有修建戏场8座的可观记载，但后来发展比较低沉，一直到宣统才有了再修戏场14座的高峰记录。河西戏场尽管在同治前有所建设，但起色不大，突飞猛进的发展亦在光绪、宣统两朝，如酒泉、武威、张掖、民勤等，具体前面已有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二

美国学者米尔恰·伊利亚德在讨论宗教思想时提出“神圣空间”这一概念，他认为“神圣空间”是宗教徒甚至普通人将一些对他具有意义重大的空间场所“圣化”，进而赋予其特别价值的场所。〔1〕前文已述，明清甘肃庙台戏场修建经历了由低沉走向高潮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形成背后隐含了多种复杂的因素，诸如政治、经济、宗教、历史、文化等，然而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当戏场进入民间祭祀场域并和庙宇一起成为民间祭祀不可替代的载体时，那么，它实际上就已经成为了一个神圣空间，这个空间的核心在于它以民间信仰的祭祀为主题话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明清甘肃戏场与庙宇一道成为了建构民间祭祀空间主要的物质形态，成为承载、传递民众信仰的文化载体之一。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戏场与庙宇互为表里相互依存民间庙台戏场往往是一种与庙宇密切相关的祭祀性建筑，固然不是所有庙宇都配置戏场，但是民间戏场的设置与主体建筑——庙宇有直接联系。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戏场是庙宇主体建筑功能的延伸和扩展。

首先，从“庙”、“寺”、“观”为中心词的戏场命名上来看。明清甘肃六百余座戏场，百分之九十是以“庙”、“寺”、“观”为中心词命名。如上表1所示，明洪武至正德甘肃16座庙台戏场，除陇西川乐楼、文县中寨乡戏台、文县马英乡大佛沟戏台、康县大南峪凤凰山戏4座外，其余12座都直接以“庙”“寺”“观”“院”命名。

再如表2，嘉庆至万历年间戏场33座，其中“庙”命名的16座，“寺”命名的6座，“祠”命名的1座，“殿”命名的3座，其他4座。

表3列明天启至明末戏场总数68个，其中“庙”命名的30个，“寺”命名的11个，以“宫”命名的4个。

清代戏场名目繁多，枚不胜举。仅以清光绪戏场为例来看，这一时期戏场以“庙”命名的就有46个，以“寺”命名的9个以“殿”命名的4个，以“宫”命名的3个，“祠”命名的1个。显然，明清甘肃戏场以“庙”和“寺”命名为多。

需要注意的是，还有一些以“山”命名的戏场。如庆阳环县兴隆山戏台、徽县青龙山戏台、清水县石洞山戏台、天水北道区麦积山戏楼，清水县石洞山戏台、天水北道卦台山戏台等。这些以“山”命名的戏台、戏楼，实际上都是具有信仰意蕴的神圣空间。众所周知，自古以来名岳仙山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实体，其本质内涵是民间信仰物质、精神载体的表征。而庙台戏场是民间“祭祀主敬”（《礼记·正义》），娱神祈福情感表达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在“洞天福地”修建庙台戏场自古就是民间祭祀空间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刘念慈指出：中国“舞台的建立都与寺庙有关，有的舞台，本身就是寺庙建筑的一部分。”〔1〕明清甘肃庙台戏场从命名上恰恰反映了戏场与庙宇的本质关系，也体现了庙台戏场成为民俗祭祀空间有机组成部分的实然性。

其次，在统计整理明清甘肃戏场命名中，我们发现还有一些戏场是以乡村建置命名的。见表7：

表7清代乡村命名戏场

明清杂神淫祀屡禁不止，民间信仰极其发达，村村有庙的现象十分普遍。上述戏场虽然没有冠以“庙”、“寺”、“宫”、“观”等宗教名词，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和都市商业娱乐性的演出场所一样。事实上，古代庙台戏场是根据当地祀神庙宇的神圣叙事而存在，这是其合理存在的本质特征。俗语“有村必有神庙，有神庙必有戏台”，清人余治亦言：“各处城乡庙宇，多有戏楼”〔1〕。“舞楼之作，不□通都大邑为□□，穷乡僻壤亦常有之。”〔2〕“庙前必有戏台，边地皆然。”〔3〕齐如山《国剧艺术汇考》也说：“乡间有演戏场所之建筑者，可以说都是在庙之前面，当然是预备敬神献戏所用”〔4〕毋庸置疑，以上戏场也都是民间祭祀的“神圣空间”，其建构的文化意蕴和功能不外是祭祀娱神、祈福酬神。

（二）戏场是庙会赛会的核心组成部分庙会是民间具有悠久历史的民俗活动，赵世瑜认为庙会“就其最初的功能而言，主要是用于娱神，然后逐渐增加了娱人的和经济的功能。”〔5〕或言之，祀神娱神是庙会的核心组成部分，而承载建构这一核心组成部分的重要载体是庙台戏场。据《中国戏曲志·甘肃卷》记载，明清甘肃庙台戏场几乎都与庙会有直接关系。列表8如下：

表8明清甘肃戏场与庙会统计

明清甘肃“祭神重庙祀”的习俗十分浓厚，〔3〕很多地方庙会频仍，演剧繁多，几乎“凡会必演剧”。《合水县志》：“每岁二月二，城南药王庙会，远乡士女毕集。……次日，为文昌会。三月十八日，后土会。四月二十八日，城隍会。五月十日，关帝会。凡会必演剧。”〔4〕《敦煌县志》：“十月朔，舁城隍神像出城至厉坛，演戏献牲。”〔5〕由文献记载不难见出，承载庙会活动的基本载体是与庙宇有直接关系的戏楼、戏台，而作为庙会酬神演剧的重要场所，庙台戏场充分显示了庙宇主体功能的延伸和扩展。

迎神赛会，简称赛会，是神祇崇拜的一种活动方式，最早是乡民祭祀土神的一种仪式，后随着祀神对象的扩大，赛会活动也逐渐丰富，但是，酬神答庥，祈丰祝祷的主旨没有变。齐如山指出：“古人演戏，多为报赛之意。”〔6〕廖奔说：戏班演出被称作“赶赛”。〔7〕明清甘肃乡民十分重视赛会的举行。通常立春后有春社，立秋后有秋社。

《合水县志》：冬至前后，农功大毕，各庄合会以报赛田祖。〔8〕

清乾隆十四年《武威县志》：六月“伏日”前后，农夫以师巫赛田祖、祭腊神。〔9〕

民国二十八年《天水县志》：乡村春秋报赛，……，以示诚敬者。〔10〕

《和政县志》：遇丰年则扮演社火，即古乡人傩之遗意。〔11〕

《岷州志》：“每岁正月初九民间设醴赛会。”“每岁五月初十日起至十二日止，民间赛会。”“每岁六月初一起至初六日止，民间赛会。”“每岁六月十二日起至十四日止，民间赛会。”〔1〕

一般赛会仪式活动比较丰富，角抵百戏、优伶杂剧等戏剧演出是赛会的必备活动，所以赛会活动一般都比较吸引人众。《重修镇原县志》：“四乡农事毕，报赛喜演影戏。”〔2〕《皋兰县续志》：“八月三日，祭阿文成公祠，自朔日至初八日陈百货，杂剧，四民云集。”〔3〕“《高台县志》：“厉坛演戏，观者甚众。”〔4〕

频繁、丰富的民间赛会活动必然产生对活动场所的诉求，因此，很多地方建置了赛楼。《中国戏曲志·甘肃卷》记载，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华亭县安口镇云台寺建赛楼。〔5〕《红水县志》（今治皋兰县）：城隍庙建于明万历四十二年，……国朝康熙四十八年地震，神庙倾尽，惟隍庙如故，邑之父老感沐神庥，是年立拜殿，建赛楼。〔6〕为“感沐神庥”在建筑拜殿的同时一起建了赛楼，充分表征了戏场存在的合理性。

值得注意的是，赛会除了在特定的“赛楼”（戏场）举行外，庙宇本身也是承载赛会的主要场所，如上《岷州志》记载的赛会就在元妙观、观音湫池、广福寺、法藏寺等庙宇举行，这实际上这也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戏场和庙宇共同建构、互为依存的特殊关系。

（三）戏场修建深入到基层乡村明中叶后以地方乡村命名的庙台戏场逐渐增多，如明中叶后修建的：天水北道渠刘村戏台、成县沙坝乡杨坝戏楼、天水北道区四合村戏台、武都县龙坝乡马坪戏台、武威羊下坝戏台、通渭县马营营滩戏台、通渭县景屏陈家坡戏台、武威槐西堡戏台、庆阳县田家城戏台等。这种情况到清代更加突出明显，可以说，清朝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戏场不是建于府州县卫，而是建于村庄。例如：清嘉庆十五年（1810）陇中天水北道东岔乡分别建有戏台4个，即：“天水北道东岔乡东岔村关帝庙戏台”、“天水北道东岔乡东岔村太白庙戏楼、”、“天水北道东岔乡桃花村娘娘庙戏楼”、“天水北道东岔乡土桥村观音庙戏楼”。

清同治年间张掖小河乡先后建有戏场4座：“张掖小河乡兴隆村兴隆寺戏台”、“张掖县小河乡兴隆村中寨子戏台”、“张掖小河乡梁家堡东二号戏台”、“张掖县小河乡西六村油坊堡戏台”。

清光绪年间就泾川县党原乡陆续建戏场5座，即“泾川县党原乡街东口财神庙戏台”、“泾川县党原乡街西口城隍庙戏台”、“泾川县党原乡西联村雷祖庙戏台”、“泾川县党原乡湾口三圣宫戏台”、“泾川县党原乡代家村五岳殿戏楼”。

清宣统年间灵台县西屯乡建戏场5座：“灵台县西屯乡西阳宫戏楼”、“灵台县西屯乡财神庙戏楼”、“灵台县西屯乡关帝庙戏楼”、“灵台县西屯乡大王庙戏楼”、“灵台县西屯乡东湾庙戏楼”。

由上述资料统计可见，清代庙台戏场修建深入到了基层乡村，村村建戏台，一村好几个戏场的情况十分普遍。在清朝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的戏场兴建热潮中，来自基层乡村的庙台戏场无疑是一只不可忽视的力量，其不仅在空间分布上以数量优势表征了乡村兴建戏场的高度热情，同时说明甘肃戏场从建筑到其功能效用全面参与了民间庙宇祭祀空间的建构，且成为乡村庙宇祭祀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如上所述，明清甘肃庙台戏场在民众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其无疑构成当时特殊的民间祭祀景观，而庙台戏场兴盛衰弱背后隐含的复杂、深刻的历史原因，本人将在以后的文章中做进一步讨论。毋庸置疑的是，庙台戏场在时空分布上呈现的历史文化特征，折射了明清时期甘肃整个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反映了戏曲艺术在甘肃民间祭祀中传播及其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对明清甘肃庙台戏场的研究无论从精神空间还是社会空间上都是很有意义的探索。

作者简介：王萍，女，陕西宜川县人，文学博士，教授，兰州城市学院文学院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所所长。西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戏曲民俗，西北民间小戏，京剧流派。

本文系“第六届中国（海宁）·王国维戏曲论文奖”获奖论文，发表于《戏曲研究》（89辑），2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