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伶人家族的生存功能及其文化分析
厉震林
《戏曲艺术——中国戏曲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中文摘要：在伶人家族的生存功能中，因为需要通过“交易”行为获取生存资源，一直面临着竞争性的职业格局。在竞争格局中获胜的核心是伶艺的技术性，它关乎伶人家族获得生存资源的基础条件。伶人家族为了获取生存资源，除了伶业的技术性，交易能力也是一个重要的基本功能。它需要伶人家族具有一种向伶业市场推销自身才艺的素质。伶业经济的严酷竞争，使许多伶人家族为了生存利益不得不产生利己原则，将人类的“利己人性”本能加以扩大。
关键词：伶人家族、生存功能、技术性、交易性、利己人性
一、首要的功能
生存功能是所有家族功能的首要功能，也是一个家族赖以生活和发展的基础条件。伶人家族的“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 ①它与普通家族有所不同。中国广大的村落家族具有相对的自给自足经济生存状态，有着一种内部的自我供应和消费系统，但是，伶业却是一个服务性的行业，它并不直接生产“衣”与“食”等人类生存最为基本的生活资料，它“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乃是通过一种出卖伶艺劳动力的方式，完成一种伶艺产品交易行为，从而获得“衣”与“食”等生存的基本条件。伶人家族的生存方式，有着依附型、市场型及其两者之间游走的三种方式。
由于如此的交易行为，也就存在一种竞争性。它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能否获得消费者的赏识，使其采取“购买”行为，从而实现完成依附性伶业服务的“生活保障”或者市场型伶业服务的“有偿收费”；二是在伶业较为集中的地域或者都市，伶人戏班之间也存在着竞争关系。这种竞争状况，也就必然导致伶业以及伶人家族存在一种“适者生存性”，伶人家族可以说是谋生不易，需要仔细谋划生计问题。在伶人家族功能中，生存功能也就成为基础性和本能性的要素。伶人家族面对如此竞争性的生存格局，必然在生存功能上有着策略性的定位以及战术性的安排，以便能够较为成功而稳固地获取生存资源。
二、技术性的核心地位
伶业是服务性职业，在竞争格局中取胜的法宝是伶艺的技术性，只有高超以及独冠一时的表演技艺，才能获得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从而得到经济或者生活方面的回报。伶人家族对于族内伶人的技术性要求也就分外重视，它关乎伶人家族获得生存资源的基础条件。
一是伶人家族对于族内伶人学戏时，要求极其严格。这是伶人获取生存条件的一个重要前提。谭鑫培随父亲谭志道学戏练功以后，除了观摩父亲和戏班的演出，有时也登台演个小角色，“谭志道有时闲下来或‘跑帘外’间隙，便教谭鑫培唱戏，他要求很严格。”②梅兰芳称道：“我练跷工的时候，常常会脚上起泡，当对颇以为苦。觉得我的教师，不应该把这种严厉的课程，加到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的身上。在这种强制执行的状况之下，心中未免有些反感，但是到了今天，我已经是将近六十岁的人，还能够演《醉酒》、《穆柯寨》、《虹霓关》一类的刀马旦的戏，就不能不想到当年教师对我严格执行这种基本训练的好处”，因此，“梅兰芳对子女向来要求甚严，这正是出自对观众、对艺术的负责，正因为此，才有了梅葆玥和梅葆玖在舞台上的成就。”③梅兰芳一直对观众负责，他绝不允许自己的儿女随随便便登台演出，从而也影响家族的伶业形象。
伶人家族对于族内伶人学戏“要求甚严”，并培养良好的伶艺习惯，都是伶人家族为了获取、巩固和扩展生存资源，都是属于一种生存功能的自觉安排。如果族内伶人学戏阶段，没有掌握成熟以及具有创造力量的表演技术，在以后的伶艺竞争中则有可能被“适者生存”的伶业“丛林法则”边缘化，甚至是淘汰的可能，也就必然危及到伶人家族生存资源的力量。如何把握和处理族内伶人学戏，是伶人家族的一个重要生存本能。
二是伶人家族将族内伶人交给其伶业教师及其科班学戏，也要求他们严格执教。伶人有异子而教的现象，它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家族内部学伶恐难严格要求的弊端，而将族内伶人交给其他伶业教师及其科班学伶，则是可以完全按照伶业规矩严格教学，加上伶业教师及其科班与学戏伶人有着经济利益的捆绑关系，甚至可能“师因徒贵”，故而对学戏伶人严格教育。
伶人家族族内伶人学戏，基本上可分为三种途径，一是“在自己的堂子里进行培养训练”；二是“送入其他主人的堂子学艺”；三是“堂子主人为弟子不再在堂子中学艺”，而是进入“科班”。后两种情形，伶人家族自然也希望有更加良好以及严格的伶艺技术教育。伶业教师及其科班对于学戏伶人的严格乃至严酷表演技术训练，可以说不管是个人拜师还是科班学艺，学戏都称之为“打戏”，即所谓的“不打不成材”，经常使用藤条或者棍捧抽打学戏伶人，从而督促学戏伶人练功和学艺。伶业的体罚教学方式，自然显得有些粗暴和野蛮，乃是一种不文明的教育方法，但是，从客观效果而言，由于学戏伶人打下了扎实的表演技术基本功，也就为伶人家族生存资源建立了良好的基础。学戏伶人在拜师和科班学伶期间，伶艺表演收入主要归属师父和科班，故而学戏伶人的技术性状况，也就决定了它的市场性经济效益，它与师父和科班的生存资源直接相关，也就成为师父和科班的伶人家族的一种生存功能要求。
三是在伶艺技术性的掌握上，一些伶人家族还有自身的“秘技”，即所谓的“家学渊源”。在激烈的伶业竞争中，技术性成为重要的搏弈砝码，故而拥有“长者的智慧”技术性的伶人家族，必然会出现如同美国学者詹姆斯·休斯·JR在《让家族世代兴盛》一书中所称的“长者传授他们的智慧”，并“努力保持家族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也就有可能形成伶人家族伶艺技术的独有性、保密性和垄断性，从而由于技术的“专利性”而在伶人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为了保持这种技术的“专利性”，一些伶人家族甚至是传男不传女。伶人家族提高生存的能力和质量，“必须将年轻的开始者新鲜的思想和规则与经过时间历练的思想相结合”，在伶人家族的“家学渊源”中，“最年长的一代”“看到自己在家族治理中积极的、参与性的角色”，向后辈族内伶人“传授”技术性，并且，“提醒我们何时没有恰当地遵循我们自己的规则，以及运用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帮助我们，建立适应新情况的新程序。” ④
因此，伶人家族除了对于族内伶人学戏要求极其严格，还会利用家族性的技术优势，独家性地传授“长者的智慧”，形成技术性的“家学”。杨小楼是杨月楼之子，杨月楼是文武老生行当的名伶，他的“猴戏”也很好，人称“杨猴子”，杨小楼颇得“家学”的精髓，武戏演得比他父亲还好，猴戏也是出类拔萃，博得“小杨猴”的美誉。徐碧云是小生名伶徐宝芳的第四子，习武旦行当，武工极为娴熟，在他成名以后时常反串《八大锤》的陆文龙，不仅功架、枪花颇为可观，而且，也是很有武小生的姿态，并无偶尔反串的生疏之感，“一则因为家学渊源，二来因他的根基打得好，故而演起戏来才能得到观众的赞许。”“出科后，他因同兰芳缔姻，鉴于梅氏到处受人欢迎的盛况，遂即弃了他的本行（武旦），时向梅氏请益而改习梅派花衫了。同时他舅父吴彩霞又是有名的正工青衣，对他爱护有加，不<?时教授他些好腔，所以他初成名时的嗓音、唱工，都是很规矩、很大方的。”⑤
这种“家学渊源”，一是直接的技术性“传授”， 二是伶人家族职业氛围熏染。应该说，在伶人家族伶业技术性的“家学渊源”支持系统中，家族职业氛围熏染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它对于伶人技术性的心智培养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文化需要多代积累，真正有深厚文化教养的人才，往往出现在富有积累的世家子弟中。”⑥伶业也是如此，许多名伶也都是出现在伶业“富有积累的世家子弟中”。这里，固然有名伶的个人和时代等综合因素，但是，家族伶业环境的熏陶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在现代经济学中，认为先天元素与家族生活对于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它首先表现在“生理资本”方面，或者称为“健康人力资本”，它指的是一种遗传物质、家庭营养和抚育方式影响企业家人力资本中的一类特殊资本的形成；其次，是家庭及其家族生活环境对于企业家心智模式的形成，社会心理学者麦克米伦（McClelland）认为“儿童时代的经历创造了相当一部分人特殊的心理素质，即所谓的‘成就需要’。成就动机的教诲来自于儿童时期优秀的标准、自立训练、母爱和父亲的循循善诱”，“具有先天生物基因的个体，经过家庭环境的选择后成为不同心智模式、思维禀赋和智力水平的独立个人。”⑦伶人家族的“家学渊源”，也会使族内伶人形成某种意义上的“特殊的心理素质”，经过“经过家庭环境的选择后成为不同心智模式、思维禀赋和智力水平的独立个人”，在伶艺技术的掌握上产生一种特定的“心智模式”，并有可能形成伶业“真正有深厚文化教养的人才”。
四是许多伶人在成名以后，为了巩固和提高伶人家族的生存能力，也仍然在技术上不断地勤奋提升。由于伶业的竞争性以及追求伶艺完美的无限性，使伶艺技术不进则退，因为伶业在竞争的态势中，它的技艺一直在发展乃至是升级，保持原有的技术水平则是意味着落后。马连良出科后，去了福州三伯马昆山所经营的戏班演出，马连良是戏班的老生主演，成为当地伶业市场的名角，“马家班”在福州的名声也越来越大了。此时，马连良却开始“倒仓”，如果保护不好，很有可能导致一生再也不能唱戏。马连良迫于生计，却是不得不支撑着演唱下去。后来，福州银行家刘崇伦劝说马昆山，称马连良非伶业等闲之辈，乃是一个大角儿的坯子，“倒仓”时期不能再这样唱下去了，这样恐怕就要毁了，而是需要少唱戏，多学戏。他表示愿意资助马连良回京学戏。马家叔侄非常感激，也就回到北京，马连良二入“富连成”学戏。“马连良的两次入科，在京剧发展的二百年里，可谓史无前例。在青年的时期其虚心进取的治学态度，为他日后成为泰斗级人物夯实了基础。即使在今天，这种主动回炉深造的情形也是相当罕见的。由此可知，马连良之所以能够成为马连良，固然有其成长的客观因素和时代背景，但他自身的主观因素和人格特征是绝不可替代和复制的。”⑧
第三节 交易性的通道
如前所述，伶人家族与村落家族比较，它不是自给自足的经济生存方式，而必须是交易性的经济生活形态。市场型的伶人家族自然如此，依附型的伶人家族虽然在官绅富豪家中甚至宫廷之中行伶，不是如同冲州撞府的流动伶人一样直接面对消费者，而且，它一个时期之内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无需每日为不同的观众表演，但是，他们同样存在着一种交易性，也是以自己的伶艺劳动与官绅富豪“交易”，如果后来“交易”失败，伶人家族也就会被逐出官绅富豪，也就有可能加入了流动伶人行列，成为市场型的伶人家族。因此，伶人家族为了获取生存资源，除了伶业的技术性，交易能力也是一个重要的基本功能。
如此交易能力，需要伶人家族具有一种向伶业市场推销自身才艺的素质。金元时期，已有通过知名伶人的营销宣传，从而获得更大的伶业“交易”成果。前所论及的《宦门子弟错立身》、《汉钟离度脱蓝采和》两剧，均有“奴家年少正青春，占州城煞有名声”、“我则待天下将我的名姓显”的念白，而且，许多文人也会对伶人作夸大宣传，乔梦符散曲《斗鹌鹑·歌姬》称：“教坊弛名，梨园上班，院体诙谐，宫样格范”，确实如同睢玄明在《咏鼓》所云：“乐宫行径咱参破，全仗着声名过活。”这里，已经表明在伶人家族的“过活”功能中，通过“名声”、“名姓显”、“声名”实现伶业交易的重要价值，也包含了伶人家族生存功能中的交易性所需要具备的一些要素。
从伶业发展历史来看，伶人及其家族的职业交易性大多表现出某些基本的理念、方法和手段。一是伶人的显示度，即通过伶人的“声名”，达到扩大交易的范围以及经济收益程度。这种以伶人的“名姓显”来实现伶业交易效益，一直是伶人家族职业经济交易活动的主要方式，到了清朝中晚期，则出现了较为普通的名伶组班现象。由于组班者是名伶，戏班也就成为名戏班，自然扩大了在伶业市场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提高伶业交易的成功率和收益率。
二是与文人宣传的结合，尤其是近代都市的伶业，通过文人的“妙笔生花”以及各种“捧角”活动，来扩大伶人的美誉度和“名声”。它也是伶人及其家族的一种与市场交易的通道，通过与文人“品题名伶”的合作，“台上出演的买卖，有人卖票，台下侑酒的生意，有人相约”，与伶人家族的经济收益直接相关，否则，很有可能影响到伶人家族的生存问题，因为如果“他没有‘广告’，他也会慢慢地销声匿迹。” ⑨如此，伶人与文人之间心领神会的“利益”关系，也就成为伶人家族的一种伶业市场交易技术。
三是寻求权势者的保护。伶人及其家族在某一地域行伶，由于特殊的社会身份，常常会受到恶势力的侮辱和损害，因此，依赖权势者的荫庇，也就成为伶人家族顺利实现伶业市场交易的重要保障手段。伶业一直有“拜客”的习俗，到了某地，班主、承事率领戏班名角，携带礼物拜客。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称道：“那时我们出码头演戏，下车先忙一阵照例的应酬，就得拜客与‘吃饭’”，“这种拜客的手续还真得周到，稍为疏漏一点，常常会引起无谓的误会”，“这种风气，在旧社会里普遍流行，不独汉口一处为然。”⑩一般而言，戏班要“拜客”的权势者有官府、商会、乡绅、被称为“汉子”的地痞恶棍、同行等。它也成为伶人家族生存功能的一种交易环境条件。
四是各种灵活的交易方式。例如清末的“内廷供奉”，不仅有“月米”和“月俸”，而且，每次演出之后还有“赏金”。更为重要的是，“内廷供奉”的身份使名伶的身价倍增，它的一个重要延伸效应就是在宫外搭班也容易多了，也就是说伶人的伶业交易通道顺畅多了，因此，即使在宫内经济收益不是十分理想，由于在宫外的“连锁反应”，保持在宫内的从伶地位也是十分重要的；在“堂会”表演常有“跳加官”的现象，戏班由此都可获得或多或少的赏金，有时一次堂会能有十几次甚至几十次“跳加官”，成为伶业交易的一项特殊收益；节庆期间，衙门、同乡会和达官贵人等堂会很多，戏班为了应付周旋，从而获得更多伶业收入，常常采取“分包”策略，即将一个戏班分成两组或者几组进行表演，名伶则是穿梭于各个堂会之间赶场。如此运用各种灵敏的伶业交易方式，也可以增加伶人家族的经济效益，从而保障和提升伶人家族的生存能力。
四、“效用最大化”的利己性
无论是市场型还是依附性的伶人家族，他们的生存环境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激烈性甚至残酷性竞争。以依附性的伶人家族而言，虽然他们附着在官绅富豪家中，通过伶业表演的劳动获得生存资源，但是，如果色艺弱化，则就有可能被辞退。伶业经济的严酷竞争，使许多伶人家族为了生存利益不得不产生利己原则，将人类的“利己人性”（Selfishness）本能加以扩大。
在经济学理论中，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认为，人们在市场交易活动中总是利己的，“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人的话，而是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从来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11在亚当·斯密理论的基础上，西尼尔（Semior,W.）等学者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四个演绎公理，其中的第一项就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约翰·斯图亚特·穆勒（Mill,J.S）也才最早确立了“经济人”的概念。“利已人性”虽然是“人无不在此列，没有例外”，但是，“个人效用最大化”与“家庭效用最大化”之间存在着某种接通关系，12 “个人效用最大化”往往归结于家庭系统层面。“利已人性”在中国经典著作中也有论述。《管子》云：“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处焉。”《墨子》也称：“断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有也。”这里，都强调了人类“利之所在”“无所不上”、“无所不处”的本性以及“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利己”策略。
“利已人性”，在伶人及其家族中自然同样存在，而且，由于伶业竞争的日常性和严酷性，普通伶人家族的生存问题时常处在动荡之中，伶人家族的利己性与其他职业家族比较在一定程度上显得更加突出。以传统村落家族而言，它主要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族成员在一定范围内的土地之中耕作，围绕着耕种的特点和季节性组织劳作，并获得生存资源。伶人家族是一种依附型和市场型的生存方式，它无法“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13也不能够“无求于人”，14它在一种竞争的职业环境中获得生存资源。即以求师而论，也是体现了一种“利已人性”的原则。“老的戏曲艺人都知道，‘宁给千金，不施一春’这句话。就是说技艺不能轻易示人。名红生李洪春青年时期在开封搭班演唱，与班中所谓昆乱不挡的老生许春祥住在一起，为了向他学点东西，除吃饭外把所有的钱都‘孝敬’他吃早点、喝茶了。但当问他一句戏词‘大将龙韬久有名’中之‘龙韬’两字作何解向他求教时，他竟给了李洪春一个铜子买糖吃，说学这个没用以作搪塞”，“旧社会有一句话，叫做‘教会徒弟，饿死师父’。徒弟学会了，知道的多了，自己的玩艺就不值钱了。所谓‘一招鲜，吃遍天’，是活命的本钱，这一招怎能轻易示人。”15如此情形，在其他职业领域也有存在，但是，伶业的“一招鲜，吃遍天”，乃是“活命的本钱”的生存原则，“利已人性”也就表现得更为显著，存在着放大甚至扭曲的状况。
第一，伶业有着所谓“阴人”的“利已”现象。王瑶卿在倒仓恢复以后，跟随岳父杨朵仙进入四喜班。当时，伶人袁子明和袁佩仙除了上台表演，还兼权力很大的管事人，也就是说，每天的戏码均由他们决定，然后，再由催场人每天清晨到各位伶人家里通知，伶人才知道今晚演出的剧目，如果是自己没有学会的，现学也来不及的。因此，若想早点知道戏码，就要与催场人搞好“关系”，即所谓“送礼”的“拿贴饼”。由于王瑶卿在戏班没有后台撑腰，管事人就经常“阴”他。例如虽然王瑶卿的条件比杨朵仙之子杨小朵要强，而且，他在福寿班时已经是个角儿了，但是，在四喜班杨小朵能演头路角色，他连二三路角色也排不上。王瑶卿不喜欢演《落花园》，管事人故意刁难他，经常派他演此戏。一次，管事人又催演此戏，王瑶卿借故请假。管事人变本加厉地三次派演此戏，王瑶卿均回绝了。接着又派他演戏份很少的《沙陀国》中的二皇娘，王瑶卿也是一连请假三次。后来，管事人又派他演戏份更少的《泗州城》中的观音菩萨，王瑶卿气坏了，就跟岳父杨朵仙说了。没有想到杨朵仙却说青年人不能性急，能进四喜班这样的大戏班已经不容易了，头路角色轮不到他。王瑶卿更是生气，当着岳父之面抄起桌上一根竹棍，在腿上一磕将其折断，称日后若不成功，有如此棍。由此，王瑶卿与岳父断交，也退出四喜班。伶界的“阴人”行为，确实使许多伶人感受到伶业生存的艰难处境。如此的“阴人”文化，也许与伶人的个人品质有关，但是，也反映了伶业激烈的竞争关系，它的最终指向为“家庭效用最大化”，都与伶人家族的生存原则有着一定的内在关系。
第二，伶人家族内部为了经济利益而出现“拆台的手段”。光绪二十六年春天，上海三庆园邀请谭鑫培赴沪演出，谭鑫培带着妻妾南下。由于人手多，开销大，一万二千元的包银显得入不敷出，于是，有人建议到丹桂园演出，原因是它的位置好，上座和票房肯定好，而且，谭鑫培的大女婿、名伶夏月润在主管前后台的事情，也能够得到许多照应。但是，三庆园的合约还未到期，如此似乎不太妥当。侯玉儿提出，可以到杭州进香为名，先脱离了三庆园，然后再回到丹桂园。谭鑫培面对如此的经济状况，也就表示同意。三庆园老板阿六知道以后，明知其中有蹊跷，但是，由于谭鑫培的特殊身份，也是不好拒绝。在饯行宴会上，阿六忍不住揭了谭鑫培中途毁约的底牌，谭鑫培则是矢口否认，阿六似乎也信以为真。到了杭州以后，谭鑫培却是立即致电女婿夏月润，请其兄夏月珊、夏月恒挂牌。夏氏兄弟虽然觉得谭鑫培与三庆园违约颇为不妥，但是，由于是亲家的关系，他们还是照办，并租了一栋三层楼洋房，供谭鑫培自杭返沪后居住，并提供三辆马车供其出行使用，而且，经常宴请谭鑫培。阿六得知以后，便控告谭鑫培。丹桂园已早有准备，通过中间人调解，双方以谭鑫培在三庆园补唱三天和解。谭鑫培在丹桂园唱了一个月以后，还是觉得包银偏低。此时，天仙园老板得知后，愿意为谭鑫培提供更为优惠的条件。谭鑫培又故伎重演，先离沪去苏州，然后回沪直接去天仙园演唱。如此，自然使夏氏兄弟非常恼火。前面毁约事情刚刚结束，现在又发生了毁约，况且谭鑫培与夏氏是亲戚关系，夏月润非常崇敬岳父谭鑫培，谭鑫培也很喜爱这位女婿，夏月润兄长夏月珊、夏月恒也是沪上伶界很有影响的人物。亲家之间发生毁约关系，甚至闹得满城风雨。谭鑫培在天仙园首场演唱的剧目是《定军山》，海报上写有“刀劈夏侯渊”，意在以“夏”字泄私愤，夏氏兄弟也针锋相对，在丹桂园门口挂牌曰：“特编土地捉老谭”，还请扎纸店扎了一个很大的纸模老翁，使来往路人指指点点。天仙园老板急忙请薛瑶卿从中调处，不断向夏氏兄弟道歉，并贴还丹桂园上次与三庆园的诉讼费。因此，即使名重如谭鑫培者，为了“利己”的“包银”利益，也不惜在伶人家族内部“拆台”。
第三，伶人家族之间的“利己人性”。例如田际云既是名伶，又是社会活动家，曾任民国国会议员，在伶界颇有威望，但是，为了与俞振庭争夺梅兰芳的演出权，也表现出了一种“利己”行为。梅兰芳在一九一四年下半年应邀赴沪演出，使他在伶界名声大震。此前，他曾分别在俞振庭的双庆班和田际云的玉成班从事伶艺表演活动。俞振庭见他在上海红了起来，便专程赴沪邀请梅兰芳回京务必到双庆班演出，梅兰芳觉得自己与已由玉成班改名为翊文社的合同已经到期，对曾经行伶的双庆班也有一定的感情，而且，俞振庭的夫人是梅兰芳前妻王明华的姑母，有着一种亲戚关系，于是也就答应下来。此时，田际云也猜到了俞振庭赴沪的真实意图，也急忙给梅兰芳写了一封信，请他回京仍在翊文社唱戏，但是，梅兰芳接信时，已是即将离沪之机，也就来不及回信了。梅兰芳到了北京火车站，除了翊文社、双庆社，来接他的还有其他许多戏班，但是，他还是坐着双庆班的马车回家去了。田际云获悉以后，极为生气，指派他的管事闯入梅宅，向梅兰芳传达指令，不许梅兰芳搭其他戏班，否则将打断腿，永远不得唱戏云云。梅兰芳本来想在合适的时候，去田际云处进行解释，见田际云如此蛮横，还侮辱自己的人格，便不再理睬。他的姑父秦稚芬怕梅兰芳出事，每天护卫梅兰芳进出。果然，田际云又令管家带着三十六名武把子，前来梅宅寻衅。梅兰芳急忙从后门跑到秦稚芬家，秦稚芬来到梅宅阻拦，以自己高超的武术将三十六名武把子打跑。田际云还是不善罢甘休，又指派四位彪形大汉围住正在石头胡同逛夜市的秦稚芬，又被秦稚芬打跑了。冯耿光曾为秦稚芬买了一根带枪的手杖，让他防身之用，秦稚芬谢绝了，认为自己的武功能够保护侄儿梅兰芳。田际云见此，也不敢再次轻举妄动。梅兰芳觉得应该结束如此局面了，在秦稚芬的陪同下，前往田际云府上讲和，田际云也赶紧乘机下台。梅兰芳为了表示对于翊文社的歉意，同意先在翊文社唱几天戏，然后再回到双庆班。后来，梅兰芳的名声越来越大，田际云又派人上门提亲，希望能够恢复旧好。梅兰芳与祖母商量以后，将亲戚王家的五姑娘嫁给了田际云的儿子田雨农，两个伶人家族的心结终于彻底解开了。不管是两个伶人家族发生争执，还是最后的和亲，其实都与“利己”的经济利益有关，前者是为了争夺梅兰芳的演出权，从而可以从梅兰芳的身上获得更大的伶业收益，后者则是通过联姻的方式，通过伶业优质资源的重组，获得更大的伶艺经济空间，培育一种生存资本的潜在因素。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页。
② 李仲明：《谭鑫培》，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③ 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上、下卷），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第420页。
④ 詹姆斯·休斯·JR：《让家族世代兴盛》，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第174页。
⑤ 徐慕云：《梨园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13页。
⑥ 严家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的家族制度》，《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10期。
⑦ 刘平青：《家族基因：家族企业生命力解读》，山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第94页。
⑧ 马龙：《我的祖父马连良》，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第21页。
⑨ 么书仪：《晚清戏曲的变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6页，第337页。
⑩ 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上、下卷），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第381页。
11 刘平青：《家族基因：家族企业生命力解读》，山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
12 刘平青：《家族基因：家族企业生命力解读》，山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第59页。
13《颜氏家训·治家篇》。
14 《柳宗元集》。
15 张发颖：《中国戏班史》，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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