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伶人家族的绵延功能及其文化分析
厉震林
《文化艺术研究》2012年第3期
一、生物学与社会学的绵延
家族系统包括内部和外部构造，内部构造主要体现为家族血缘及其拟血缘关系，而静态的外部构造是家族结构，动态的外部结构是家族功能。这种家族功能主要体现为一种秩序系统，并由此维持着整个家族的生存和发展，保障着家族生活的稳定和有序，也就是说，它的主要作用乃是维护家族“组织的凝聚力”，使其“获得生命力，持续下去”。 [1]
这里，家族无论从生物学还是社会学角度，都有着一种繁殖后代或者“种族绵延”的绵延功能。从生物学而言，由于任何有机体都存在着一个生老病死的过程，它必须通过生育后代才能使“种族”延续下去，并且形成“代际”的传承关系以及生存保障结构。英国学者亚·莫·卡尔—桑德斯称道：“一切有机体都繁殖其族类。繁殖显然是一种需要，因为一切生物易于因伤害而死亡，如果没有繁殖，则每种生物就会很快地灭绝。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切高级生命形式中，寿命的大致明确界线业已逐渐形成。换句话说，一定时期之后自然死亡就发生了。”[2]如此，繁殖也就成为有机体的生物本能。家族也是一个生命群体，它也表现具有一种生物学意义的绵延功能。
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家族的传宗接代的绵延功能，不仅仅是生物学范畴的，它还受到生产方式、传统文化和社会体制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有着更为复杂的经济社会体系的内在调控体系。以村落家族而言，“不同的村落家族遇到的社会环境恐怕也有所不同，绵延功能受到的刺激也不同。有一点是典型的村落家族共同遇到的境况。典型的村落家族大体上是一个封闭的组织，这种封闭性从形式上看主要表现在地理分隔，但本质上是由村落家族本身的特性决定的。村落家族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组织，这种封闭性在于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不可能成为家族的成员，扩展一点说，没有亲缘关系的人不可能加入家族共同体。因此这种组织存在下去的途径就只能依靠家族的绵延功能。虽然这种功能由家族内的家庭来执行，但它首先是族的功能，因为个别家庭由于多种缘故不能绵延后代的情况还是存在的，但这并不妨碍族的功能的存在。家族的绵延只能依靠家族，与其他社会组织一所不同”，“由于村落家族的基本格局尚未打破，所以它的绵延功能是基本的和重要的。”[3]伶人家族存在着既封闭又“开放”的社会形态，由于被传统家族所驱逐以及社会隔离制度，伶人家族的社会心理以及生活方式呈现出一种“封闭社会”的格局，但是，由于泛家族化现象及其伶业的“社交性”，它又有着某种程度的“开放”倾向。从伶人家族的绵延功能分析，虽然与村落家族比较，它有着一种相对“开放”的状态，然而，同样由于它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组织”，“在于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不可能成为家族的成员”，至少是不可能成为正式“家族的成员”，只能是一种泛“家族的成员”或者准““家族的成员”，因此，绵延功能虽然“由家族内的家庭来执行，但它首先是族的功能”，“家族的绵延只能依靠家族”。
二、“内群婚姻”的“类聚配偶律”
由于伶人家族职业的特殊性，它的绵延功能也有着自身的特点。伶人家族的“内群婚姻”，在生物学上很有可能将伶人才能得到一种较为集中的“种族绵延”，它本来是属于社会学的性质，即一种国家政治设计的策略结果，却在生物学上产生了职业天才的绵延功能。潘光旦称道：
伶才是一种受隔离的人才，并且这种隔离的现象有两方面。一是社会的与心理的，二是生物的与血缘的。社会的与心理的隔离本来是极不幸的，但是在社会的歧视甚至于作贱之下，而伶界的人物依然不断的产生，足见才气之所钟，自有寻常社会环境所不能摧残抹杀者在。然则假定有好一些的社会环境的话，人才的产生岂不是更要来得自由，来得充量？第二种隔离却是利多害少的。因为隔离的缘故，伶界的人物，便不能不在自己团体以内找寻配偶，终于造成一种所谓“阶级的内群婚配”（class endogamy）的现象与习惯。内群婚配的结果，当然是把许多所以构成伶才的品性逐渐集中起来，使不至于向团体因为扩散。有时候因缘凑合，并且可以产生一两个极有创造能力的戏剧“天才”来。一百二十年来伶才的所以见得特别多，一部分便未始不由于此种婚配的习惯。[4]
如此“阶级的内群婚配”使“把许多所以构成伶才的品性逐渐集中起来，使不至于向团体因为扩散”，似乎与“门当户对”的理论也有契合的地方。费孝通认为，“门当户对的标准也就是在保证相配的人文化程度相近，使他们容易调适。在一个文化比较静止的社会中，父母自己认为妥当的配偶常常是对子女未必不适当的配偶，因为他们的判断，根据着可靠的经验，比较正确。而且，第三者的考虑也比较周到和客观，他们可以顾到夫妇生活的各方面。”[5] “门当户对”有违于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本质，但是，确实“容易调适”两人的日常生活。对于伶人家族的“内群婚配”，也颇有一点“门当户对”的意味，尽管伶界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家族地位，但是，却都是属于伶人阶级，因此，他们的“相配”，也是相对“容易调适”，而且，“有时候因缘凑合，并且可以产生一两个极有创造能力的戏剧‘天才’来”。
英国学者蔼理士在《一个英国人才的研究》一书中写道：
我们对于人才全般在这方面所得的结论，一到男女伶人，就得整个儿的翻转过来。对于一般的人才父母社会地位的优越和生活的文雅闲适，就大体而论，似乎是一大利益，可以左右大局，但是在男女伶人中间，出生的微贱也未始不是一种切实的好处。我们所挑出的名伶中间，至少有三四个是私生子，其它可疑而未便确定的还有好几个。我们知道来历的三十个伶人中间，至少有四个是所谓“粗工”或“散工”的或普通士兵的子女（此数已不能算少，因为伶人阶级本身就不大），十一个是伶人的子女，其余的父母也大都从事于一些很夹杂而性质很粗的职业。只有六个是属于所谓自由职业的阶级（伶业当然除外）；真正属于上级社会的，可以说只有一个。蒲士（Booth，名伶之一）的家世里虽有些贵族的渊源，他的父亲却是一个穷酸潦倒的地保（原文为squire,姑译作地保）。为什么伶才偏在卑微的社会阶级里出来呢？这解释是不难的。我们但须看伶人所处的是什么一种境遇。大凡私生子的环境，或比较不修边幅的一种环境所养成的神经系统，往往是不很稳建而极易于接受外界的刺激的；一个人有了这种神经系统，再加上穷困、生活的不规则、早年时代职业的卑微与变迁不定、正式教育的缺乏、普通社会道德拘束力的薄弱、等等，而同时日常所与接触的人物与景象，又是全社会中原属最富有剧情的一部分——结果，他要有什么天赋的能力，这能力的表见，似乎除了演剧的职业以外，再也没有第二条适宜的路。[6]
蔼理士论述的是英国的伶人“绵延”状况，它似乎与“卑微的社会阶级”出身有关，它成为生产伶人的“一种环境”。由于伶人阶级的如此“境遇”，“他要有什么天赋的能力，这能力的表见，似乎除了演剧的职业以外，再也没有第二条适宜的路。”蔼理士强调了生存环境对于伶人的“绵延”作用，不过，环境对于人的“天赋”和“能力”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却并非全部，“天赋”和“能力”的形成还有着其它的复杂因素。蔼理士的观点所产生的一个启示是，“不很稳建而极易于接受外界的刺激”的“神经系统”，“再加上穷困、生活的不规则、早年时代职业的卑微与变迁不定、正式教育的缺乏、普通社会道德拘束力的薄弱、等等，而同时日常所与接触的人物与景象，又是全社会中原属最富有剧情的一部分”，“卑微的社会阶级”的伶人家族“内群婚姻”，又会加剧和深化了这种“境遇”，从而出现更多的“伶才”，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伶人婚配的“门当户对”，确实也有助于“伶才”的“绵延”作用。
因此，伶人家族的“内群婚姻”，也就形成了一种“类聚配偶律”，即出身、经历和生活方式相近者婚配。它是伶人阶级被迫而形成的，却在伶人家族的“种族绵延”过程中产生了特殊的作用，尤其是“伶才”的“绵延密码”。在中国其他职业家族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类聚配偶律”，但是，伶人家族由于所受到的强力隔离而形成的“内群婚姻”，是大部分职业家族所无法比拟的，这些职业家族也就不可能形成如此的“种族绵延”形态。
三、“伶才”的生产和再生产
伶人家族的婚姻关系体现了一种“伶才”的生产和再生产，伶人家族婚姻选择的合适与否，不但关系到“种族绵延”的问题，而且，与伶人家族的人力资本也有密切的联系，能够使伶人家族的“伶才”得到更好的扩展及其“绵延”。通过婚姻关系，可以将优秀的伶才纳入家族之中。从某种意义而言，它也是属于一种文化选择。如前所述，潘光旦认为，旧教将一批批的性情温良、比较能够损己利人者，吸收进去成为神父、尼姑、和尚，而他们按照规矩是不能结婚的。时间长了以后，教会是越来越发达了，而社会上温良恭让者则是越来越少了，它大概也与基督教自身的选择作用有着一定的内在关系。
自然势力和文化势力都可以引起有直接的选择作用的移植。中国北部及西北部常有水旱之灾，不断的把比较能进取、敢冒险的分子驱逐到别省去，以前向南，近年来大都向东北，到东三省。这种移植便是自然势力所唤起的。甲地频年战争，把能够安居乐业的良民都驱逐到乙地或丙地去，五代十国时候的吴越便是当时避兵的乐国。十七世纪初年英法各国的宗教倾扎把许多富于毅力而能特立独行的教徒迫出国外，来到新大陆的加拿大、新英伦。这种种移值行为，便是文化势力所激发出来的。[7]
伶人家族的婚姻选择，也是如同旧教将性情温良、比较能够损己利人者吸收去当神父、尼姑、和尚一样，将“一批一批”的伶艺优良者吸收进了伶人家族。应该说，它既是“自然势力”的选择，也是“文化势力”的选择。伶人的交易性及其残酷的竞争关系，必然使伶人家族的婚姻选择在“适者生存”的基础上“物竞天择”，使婚姻关系成为一种生产关系，提供人力资本的最佳组合，“绵延”和扩大伶人家族在伶业的竞争力，“这种移植”颇为类似于“自然势力所唤起的”。另一方面，由于伶人家族的社会隔离制度，“内群婚姻”更有可能选择到伶业优异的婚配对象，它的范围更为集中以及对象更为清晰，虽是被迫为之，却是将更多的伶才组成一种伶人家族关系，如此“移值行为”，也似乎是“文化势力所激发出来的”。
因此，伶人家族的婚姻选择，从某种意义而言，也就成为一种生产关系的选择。由于是“内群婚姻”，它选择的标准常常要比其他家族更为细致，因为婚配者属于同一的伶人阶级，而相同阶级和职业，他们在品质上往往有几分相像之处，故而在选择上，也就特别会在品质的程度上考察，自然也是越高深细密越好。最为典型的是朱素云因为皮肤细腻，在与陈福胜竞争过程中，被目已失明的李母选中，成为她家女婿。“这种婚选的佳话，在别的阶级或同一种职业的人口中间，是很难找到的；即使我们倒退一千四五百年，到最讲究婚姻选择的两晋六朝，我们也找不到几个可以和这个比拟的例子（参看《晋书·后妃传·惠贾皇后传》）。朱素云固然是一个梨园世家的子弟”，“但陈福胜又何尝不是”，“但是皮肤的细腻却要略逊一筹了。朱素云因为皮肤的细腻，而娶得一个美貌的妻子，在人类的婚姻史里怕也是空前的一个例子。”[8]伶人果湘林选婿程砚秋时，除了相貌品质，还要考察程砚秋的伶艺。当时程砚秋表演的是《宇宙锋》，自然格外卖劲了。果湘林作为伶业行家，认为程砚秋的嗓子虽然没有变声过来，但是，唱念做派还不差，应该说他对这位未来的女婿已经比较满意了。
伶人家族的姑娘都希望能够婚配一个优秀男伶，它包含着一种人力资本的先天因素，也可以称之为“生理资本”。“先天因素和家庭生活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首先表现为遗传物质、家庭营养和抚育方式影响企业家人力资本中的一类特殊资本——‘生理资本’（又称健康人力资本）的形成。‘生理资本’是企业家人力资本乃至作为健康个人的基础。其次表现在家庭生活环境影响企业家心智模式的形成，又称为心理分析。熊彼特（1934）看来，企业家的动力在于个人成功。用他的话说，这是一种‘征服的、战斗的和优于别人的愿望’；这是‘一种创造的喜悦，一种让作品完美的嗜好，一种简单地运用精力和智慧的快乐’；这是‘一种建立私人王国，甚至王朝的梦想’。麦克米伦（McClelland 1961）的社会心理学方法则不过分强调企业家的个性。他认为儿童时代的经历创造了相当一部分人特殊的心理素质，即所谓的‘成就需要’。成就动机的教诲来自于儿童时期优秀的标准、自立训练、母爱和父亲的循循善诱。曼弗雷德（Kels De Vries 1877）构建出心理动态模型。”“简言之，具有先天生物基因的个体，经过家庭环境的选择后成为不同心智模式、思维禀赋和智力水平的独立个人。”[9]这里论述的虽然是企业家的“先天因素”、“家庭生活”与“人力资本”的关系，但是，对于伶人家族的婚配选择也有一定的启示。这种“生理资本”，是伶人家族“人力资本”的基础，所以，伶人家族在选择婚姻对象时，会出现通过抚摸“皮肤的细腻”及其直接考察伶艺表演等十分细致的判断方法，来评估“生理资本”的状态，并分析“心智模式”的情况，是否具有一种“成就需要”，即是否有着“征服的、战斗的和优于别人的愿望”，“一种创造的喜悦，一种让作品完美的嗜好，一种简单地运用精力和智慧的快乐”以及“一种建立私人王国，甚至王朝的梦想。”如此“生理资本”，与伶人家族的“伶才”力量以及生存质量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也与家族“绵延”的“优生学”具有内在的紧密关联。
四、 伶人世家的“优生学”
根据上述所论，“内群婚姻”加上“生理资本”的“讲究”判断，其实它体现了“优生学”的原理，通过婚配关系将伶艺优良者纳入伶人家族，从而使优良“伶才”得到一种“种族绵延”。英国学者戈尔登是“优生学”的最早倡导者之一,他在人才的研究中，注重考察遗传的因素，使用量化的方法进行分析，并提出“优生”的概念。美国学者摩西士在《美国的优伶世家》一书中所绘的“优伶世家”图谱，“有两点是极显明的，一在上文已经提出，就是伶人与伶人结婚的频数，证明优生学者所提出的那条类聚配偶律（Law of Assortative Mating）是很不错的。二是伶人既可以成世家，即好几代的子孙能世守一种职业，就不能不教我们联想到这其间多少不免有些遗传的势力在那里活动。”[10]例如根据摩西士的观察，约茀孙家族的伶人天然具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喜剧倾向，而蒲士家族的伶人则是相反，乃是有着悲剧的倾向。在蒲士家族中，还出过一个刺杀林肯的凶手，大概也与家族的悲剧倾向颇有内在的关系。摩西士称道：“这本书里的资料，也许有一天可以让研究遗传的学者，步了戈尔登氏的后尘，拿来证明‘遗传的天才论’所由建立的原则。研究剧场人物史的人总有一种深刻的印象，以为凡是一种才能或一种兴趣，不是直接从父亲传给儿子，便是隔代表见，成为一种所谓‘返祖归宗’的现象；但印象虽深，若要明白对于此种印象的解释，他还得仰仗遗传学者的诏示。例如，约茀孙一家的人物里，有好几个想在悲剧方面出人头地，但无论他们志愿怎样大，用力怎样深，他们不但始终没有被认为悲剧家，他们的天性，历子孙曾玄五世，也似乎根本和他们作对，不让他们有什么成就。这一个例子就值得我们加以考虑。”[11] 约茀孙家族的的喜剧“伶才”，却是其他伶人家族所不能比拟的，据说有一位竟至于笑死，还有一位遇到快乐的事情，脑袋底下总要如同刀割一样的突然疼痛一下。约茀孙世家虽然也有惨痛的职业经历，但是，在家族血脉中总“绵延”着喜剧“伶才”的基因。摩西士还认为，由于父子之间太相像了，在舞台表演中也常有儿子代替父亲登台的“偷梁换柱”方法，而观众也竟然完全不能辨别。一些伶人家族不希望后辈加入伶业或者继续为伶，但是，后辈在“种族绵延”的无形“操纵”下，却是非从伶不可。因此，从伶的兴趣与能力，多少与遗传有着内在的关系，而且是无法抹杀的。
伶人家族的“优生学”，在中国伶人家族中也有着显著的表现，神秘的“遗传”基因也发挥着自身的力量。前所论及的齐如山《漫谈杨小楼》一文，对杨小楼的伶艺评述道：“前边说过的三派武生，他虽然看过，但他谁都不像，那么他像谁呢？确有点像他们老爷子，然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他们老爷子就往上海去了，一直没回来，是他老爷子演戏，他并没有看过几次，那么他这样像他父亲，岂非遗传性呢！王长林谈完这套话，钱金福又找补一句，说胎里带来的，他们二位可以说是对小楼有深刻的认识及最好的评论。”杨小楼没有看过父亲杨月楼伶艺几次，却是“这样像他父亲”，包括他“生平各种的毛病”，只能说是遗传性的因素，是“胎里带来的”。尚小云的长子尚长麟，以程砚秋为师，但是，最后还是演唱尚派艺术。荀慧生的长子荀令香也是如此，也是师从程砚秋，但仍精于荀派艺术。这里，“遗传”法则表现出了自身的效力。从环境来说，杨小楼“三派武生，他虽然看过，但他谁都不像”，乃是“确有点像他们老爷子”，说明遗传的力量可能确实超过环境的影响。“遗传的几条原则，什么韦思曼的精质绵续和精质比较独立说、孟特尔的三律、跟了韦氏的理论而发生的新达尔文主义或后天习得性不遗传说、杜勿黎的突变说、约杭生与摩尔更的‘基因’遗传说——是大多数生物学家已认为有效，而且在生物学教本中已经数见不鲜的。人类既然是生物之一，他当然逃不了这许多原则的支配。”[12]在遗传过程中，也会存在着一定的变异，例如“杜勿黎的突变说”，但是，无论“突变”或者变异性的趋势，也都会有着遗传的根据，而且，也会有着继续往下遗传的可能。天才或者普通的人才，他们都有着一种遗传的张本，这是为生物学家所公认的，而且，大多数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也承认这种观点。生物学家认为人类的遗传，不但是生理和形态方面，还应该包含智力、性情和脾气，并且，提出形态和结构是“体”，生理、智力和性情是“体”之“用”， “体”的变异可以遗传，“用”的变异自然同样也可以遗传，只是“体”在前，“用”在后，“体”的遗传比较直接，它不太容易受到环境势力的转移，而“用”比较间接，较为容易受环境因素的影响。
在遗传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上，潘光旦认为，“优生学家或人品遗传学家所讲的天生能力，大都类此。例如数学的能力、绘画的能力、机械的能力、甚至于弈棋的能力，莫不有相当的遗传根据。能力（ability）这个名词，因为太着痕迹，他们近来已经不大引用，而改用aptitude，可以译作能性。但无论能力或能性，他们的着眼点总是在遗传的基础上，而不在后天的文化影响上。我在此用‘着眼’二字，指优生学家并没有忘却后天的文化影响；不过兴会所及，不能没有偏重罢了。”[13]他提出，戈尔登等学者讨论的天才，例如诗才、文才、吏才、律才甚至将才等，并不是说每一种才能都是囫囵吞枣一般地遗传下去，而只是认为凡是这一代在文化社会里做过诗人、文士、官吏、法律家或者大将的人，在脑力、智力、性情上自然有着其与众不同的先天根据。这种根据，自然属于先天，也就有着遗传给下一代的倾向，而受此遗传的下一代，在与上一代大致相同的文化环境里，也就有着做诗人、文士、官吏、法律家或者大将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要比在同一环境之内的一般人要大一些。根据如此原理，“内群婚姻”及其“生理资本”的考察分析，也就具有一种“优生学”的倾向，伶才也是一种“优生学家或人品遗传学家所讲的天生能力”，而且，在与上一代较为类似的文化环境之中，也就有可能产生“一两个极有创造能力的戏剧‘天才’”。
从以上所论，也就可以分析家族脚色奕世蝉联的现象，它与遗传也就有着一种内在的通道关系。关于家族脚色奕世蝉联，前面已有专门论述。章诒和在《伶人往事》一书中写道：“杜近芳复排田汉的新编历史剧《谢瑶环》时，向剧院领导建议：借用在战友文工团工作的叶盛兰之子叶强。叶强一登台，观众大为吃惊：除了嗓音差一点儿，从扮相到气质，怎么看怎么像叶盛兰。这可把在台下看戏的袁世海高兴坏了。他坐不住了，马上提议剧院贴演《群英会》，由叶强扮演周瑜，他自己来演曹操。几场演下来，叶强红了，都说他是小叶盛兰。有了信心的叶强，继续苦练。”“叶强越来越像叶盛兰。随后，他更名叶少兰。”“一时间，叶少兰红得发紫。到了上海，观众的热烈简直近乎疯狂。谁都明白，在无比炽热的情感里，包含着对叶盛兰的怀想和景仰。”[14]它也是家族脚色奕世蝉联的一个案例，叶强更名叶少兰，以示与叶盛兰的家族绵延关系。
如此伶人家族的绵延功能，显示出了与一般家族以及其他职业家族的不同特点，从“内群婚姻”的被迫形成，到“生理资本”的主动选择以及“优生学”的结果，使伶人家族的“种族绵延”，成为了伶人家族的生产和再生产方式，一方面增加了伶人家族的市场竞争以及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通过“种族繁殖”形成伶人家族的再生产力量。虽然一般家族以及其他职业家族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生理资本”的要求以及“优生学”的配置，但是，伶人家族的绵延功能长期以来是在“内群婚姻”之内，其“优生学”有着自己特定的内涵，“生理资本”的选择也与伶业的表演性与天才性有关，因此，也就具有格外严格的要求以及它的价值性。伶人家族通过绵延功能保障伶人家族作为一种族群存在，它不是一种纯生物学意义的，而是与政治、经济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是“自然势力和文化势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注释】：
[1] 王沪宁：《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
[2] 亚·莫·卡尔—桑德斯：《人口问题——人类进化研究》，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4页。
[3] 王沪宁：《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页，第127页。
[4] 潘光旦：《潘光旦文集·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7页，第88页。
[5]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页，第155页。
[6] 引自潘光旦：《潘光旦文集·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3页，第124页。
[7] 潘光旦：《潘光旦文集·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页，第323页。
[8] 潘光旦：《潘光旦文集·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页。
[9] 刘平青：《家族基因：家族企业生命力解读》，山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第94页。
[10] 潘光旦：《潘光旦文集·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页。
[11] 引自潘光旦：《潘光旦文集·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页，第132页。
[12] 潘光旦：《潘光旦文集·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页，第319页。
[13] 潘光旦：《潘光旦文集·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88页。
[14] 章诒和：《伶人往事》，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