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伶人出生籍贯与移植的文化地理分析
一
在中国伶人的地理分布中，存在着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即某些地域盛产伶人，出现一种该地域伶人较为密集的现象，而且，盛产伶人的地域也会发生转移，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到了清朝、民国时期，伶人产生较为密集的省份，北京、河北、江苏、安徽、湖北、山东，基本上形成了一条从北到南伶人密集的狭长地带，只是安徽、湖北稍微偏到中部地区，其它几个省份，北京、河北、山东、江苏，在中国的东部形成了一条伶人密集线，而且，两头密集，中间稍稀，即北京、河北、江苏更为集中，山东稍次些。这些伶人及其家族产生较为密集的省份，它的密集区域也只集中在该省的某些地区，对此，潘光旦曾经写道：
近代伶人虽以苏、皖、楚三省为独多，而真正的渊薮则限于每一省区的一角。这一角，在江苏为苏州杨州；在湖北为黄陂向南到武昌一路，谭鑫培一系的出生地，有的说黄陂，有的就说武昌，在安徽是长江以北的西南一隅；北至合肥，南及桐城、潜山、太湖、望江，都有过伶人向北移植，而潜山和太湖两个近邻的县份所贡献的尤其是来得显著。曹春山一系的出生地，有的说是歙县，有的说是怀宁，倘若是怀宁，并且是怀宁石牌市人。在安庆的本地人，向有“无石不成班”的话，也可见石牌市所出伶人之多了。以地位而论，石牌市恰好在怀宁、潜山、太湖、望江四个县份的中间。还有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河北本省以内向北平移植的分子，除了昌平的两个例外，原籍全都在北平以南，例如东光、衡水、霸县、冀县、饶阳、河间，并且都可以说是正在南北交通孔道之上，和南方移植的大势完全吻合。假若要找寻一些解释的话，我们不妨说，这些县份里的土著，恐怕有一部分原是南来的移民，不过中间略有耽搁，没有一口气到北平罢了。①
此时，北京、河北的伶人密集程度最高，以至太平天国事件以后，北京成为伶人出生地域的最大中心，它与伶人及其家族移植有着很大的关系。许多北京籍的伶人，应该是伶人及其家族移植北京以后的后代，并且伶人出生籍贯密集的省份，也是伶人移植最多的省份。
关于上述结论的详细论述，可以参阅笔者发表在《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2008年年刊》
二
在此，本文需要思考的问题是，这些省份以及它们的某些市县为什么盛产伶人？它们背后的成因是什么？是具有必然性还是仅仅出于偶然现象？又是什么形成了它们的盛衰变迁？这种独特的文化地理现象，与伶人职业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内在关系？
其实，某些地区盛产某种人才或者某种文化现象，学术界并不乏研究。例如梁启超在《清华学报》第一卷第一期即发表了一篇《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潘光旦在《优生》第一卷第二期上曾经著文研究苏州长洲文氏家族，发现文氏家族从明代中叶到清代中叶，十世之中，曾经产生三十个著名的画家。近些年来，在诗歌理论界也有学者提出诗歌与地理关系的问题，甚至提出了“诗歌地理学”概念。诗歌地理，应该是诗歌、地理、自然、文化交融的结果，《敕勒歌》的“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与《西洲曲》的“卷帘天自高，海水摇空绿。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也就成为南北地理中的诗歌情感符号代表，自然是南北诗歌、地理、自然、文化综合发酵而成的艺术产品，从某种意义而言，在诗歌艺术中地理文化始终是它的一个重要文化意象，它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成为诗歌创作的一种习惯地域意境。应该说，在“传统文化”与诗歌地理的关系中，地理已不仅仅属于一个自然概念，在漫长历史的发展过程之中，一个国家及其下属地区积淀形成某种传统文化，也使某一地域积淀形成了传统文化的厚度，地理与诗歌的内在接通关系中，必然包含传统文化的精神密码和情感指数。
在此，也涉及到文化地理学的概念，毫无疑问，文化地理学是从地理的角度研究文化，它的研究重心在于研究文化是如何影响我们我们的日常生活空间，故而在文化地理学中，文化被视为是现实生活实际情景中可以定位的具体现象。英国学者迈克·布朗在《文化地理学》一书中认为：“文化地理学不仅关注不同民族形式上的差异即物质文化的差异，同时也关注思想观念上的不同，而正是思想观念把一个民族凝聚在一起……由此可见，文化地理学研究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研究人们如何阐释和利用地理空间，即研究与地理环境有关的人文活动，研究这些空间和地点是怎样保留了产生于斯的文化。”②
“文化地理学”是从地理角度解读和阐释文化现象，而“地缘政治”理论则是阐述政治与地理的关系问题。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学派来说，“地缘政治”和“权力均衡”乃是它的两个理论支柱。“地缘政治”理论产生以后，经历了一个兴衰演变的发展过程，在学术界也产生了非常大的争论，但是，不管对于它的态度如何，“在实际的外交运作中,其广义上合理的内涵,至今为各国所广泛使用。”③ “地缘政治”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时代并不相同，对于“地缘政治”的不同解释，都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以及国家利益的需要而产生的，但是，至少有一点共同的是，它们都表明了地理与政治的内在关系。
从地理角度研究政治和文化问题，自然会联想到“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理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主张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它以自然过程的作用来解释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从而归结于地理环境决定政治体制。在古希腊时期，即已经萌芽地理环境决定社会现象的思想。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认为人类的特性乃是产生于气候，柏拉图（Platon）也认为人类精神生活与海洋影响有着相互的关系。公元前四世纪，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认为地理位置、气候、土壤等因素影响个别民族特性和社会性质，对于希腊人来说，由于希腊半岛处于炎热与寒冷气候之间，因而使希腊人具有了一种优良的品性，故而天生能够统治其他民族。这些观点，并不能够解释当时希腊半岛各个民族的历史进程，但是，它的影响却是非常深远的。在中世纪时期，阿拉伯思想家和历史学者伊本·哈尔顿，也曾大力宣称地理环境对于社会生活的重大作用。到了启蒙运动时期前后，许多学者为了反对宗教关于社会生活规律具有神创性质的观点，运用地理唯物主义反对唯神史观，进一步发展了地理环境决定社会发展的思想，以此证明社会制度的世俗起源和正在巩固之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然性。十六世纪的法国思想家J.博丹（Jean Bodin）在他的著作《论共和国》中认为，地理环境决定着民族性格、国家形式与社会进步，民族差异的原因产生于所处自然条件的不同，不同类型的人需要不同型式的政府。十六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C.de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则是颇为系统地论述了地理条件、气候影响各个民族人民的生活和习惯以及影响各国经济乃至政治制度的思想，他认为，地理环境对于一个民族的性格、风俗、道德、精神面貌、法律及其政治制度具有一种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土地贫瘠，则使人勤奋、俭朴、耐劳、勇敢以及能够适应战争，土地膏腴，则是使人因为生活宽裕而柔弱、怠惰和贪生怕死。在十九世纪中叶，“地理环境决定论”已经广泛地为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等其它人文学科吸收和运用。英国历史学者H.T.巴克尔在《英国文明史》一书中认为，食物、气候、土壤和“自然界总貌”，乃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文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来之于自然界，而且，他认为社会不平等是合乎自然的。德国地理学者拉采尔（F. Ra-tzel）在《人类地理学》一书中，也认为地理环境从多个方面控制人类，对人类生理机能、心理状态、社会组织和经济发达状况都有着影响，并决定着人类迁移和分布，地理环境野蛮地和盲目地支配着人类命运。美国地理学者亨丁顿（E. Huntington）在1903年至1906年之间，考察了印度北部和中国塔里木盆地等地之后，出版了《亚洲的脉动》一书，他提出了十三世纪蒙古人之所以大规模向外扩张，乃是由于居住地区气候变干以及牧场条件日益恶化所致。他在一九一五年出版的著作《文明与气候》，则创立了一种人类文化只能在具有刺激性气候的地区才能发展的假说。一九二零年出版的《人文地理学原理》一书，他进一步论证了自然条件是经济与文化地理分布的决定性因素。他在一九四五年又出版了著作《文明的主要动力》。在这一系列著作中，他还作出了中亚地区人类群体衰退解体乃是由气候造成的，欧洲地区的气候最为适合人类活动等结论。
应该说，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是，将社会发展以及人的活动，仅仅看作是作为对于自然界的一种适应，认为人的体质、心理状态、智力的高低、人口和民族分布、经济的盛衰、国家的强弱、社会的发展乃至宗教信仰、婚姻家庭形态等众多的社会问题和个人情形，都要受到地理环境的控制和支配，则是曲解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抹煞了人在社会行动中作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地理环境只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客观物质条件，而并非是主导性或者决定性的因素，只有当人类社会活动与地理环境发生联系，并且能够加以利用和改造的时候，地理环境才能够显示出它的特性，对社会发展产生加速或者延缓的影响。“地理环境决定论”，对于摆脱宗教神学的影响以及探索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从外部自然条件之中寻找人类社会发展根本动因的的外因学说，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却成为了法西斯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理论根据，认为“优等民族”有权占有“生存空间”与建立“新秩序”。
三
根据以上论述，分析伶人出生籍贯地理分布情况，既要尊重地理环境作为一种客观物质条件的作用，又不能唯“地理环境决定论”。法国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写道：“我唯一的责任是罗列事实，说明这些事实如何产生”，“我不提出什么公式，只让你们接触事实。这里和旁的地方一样，有许多确切的事实可以观察，就是按照派别陈列在美术馆中的‘艺术品’，如同标本室里的植物和博物馆里的动物一般。”④在中国伶人出生籍贯地理分布中，“有许多确切的事实可以观察”，因此，“说明这些事实如何产生”，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地理的分布，当然不会到处分布得一样，既不一样，我们就不免要问为什么不一样。譬如一个区域里人才出得特别的多，成为一个中心，或一个渊薮，以前的几乎千篇一律的解释是‘天地钟灵，山川毓秀’八个大字，至于天地怎样‘钟’法，山川怎样‘毓’法，一样在天覆地载之中，又何以两地要分轩轾；一样一座华山、或嵩山、或泰山，一样一条洛水、渭水、或洙水、泗水，以前‘毓’过多少圣哲，何以现在便不大有人提起——这些，便没有人往下追究了。”⑤关于伶人出生籍贯地理分布情况，“要问为什么不一样”，如果“往下追究”，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而论，北京、河北、江苏、安徽、湖北、山东，这些伶人出生籍贯密集的省份，也是伶人移植最多的省份，除了安徽、湖北稍微偏到中部地区，北京、河北、江苏、山东，这条狭长地带都具有一些特殊的地理客观物质条件，也就是说，它颇具有一种地缘戏剧的特点，地缘与戏剧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互通关系，如同“如果不参与整个人类和非人类的有形的和无形的环境因素光谱,就无法充分理解国际政治的背景”一样⑥，如果不考虑“有形的和无形的环境因素光谱”，也是同样“无法充分理解” 伶人出生籍贯地理分布情况。
第一，江苏地区乃是中国当时经济较为富庶之地，而江苏伶人出生籍贯最为密集的苏州和扬州，更是一个工商业的中心城市。正是由于经济发达程度，使伶业的发展具备了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使伶业这样的“第三产业”，能够具有一定的消费市场和生存空间，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附属成分，伶业也就具有一定的职业发展条件。王锜的《寓圃杂记》卷五“吴中近年之盛”条曾经如此描写十六世纪初叶的苏州：
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天兵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至营籍亦隶教坊。邑里萧然，生计鲜簿，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凡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盆，交弛于通衢。水巷中，光采耀目；游山之舫，载伎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歌，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馔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愈巧，而物产愈多。
苏州历来是纺织业中心，到了明代时期，手工业和商业已经颇为发达，而且，也萌芽了资本主义经济性质，城市经济“愈益繁盛”，因此，苏州的城市消费文化也同步发展起来，“舆马从盖，壶觞罍盆，交弛于通衢。水巷中，光采耀目；游山之舫，载伎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在这些消费文化中，自然也包括戏剧文化，“丝竹讴歌，与市声相杂”。
从某种角度来说，戏剧作为一种消费文化，是要附丽于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而苏州则是拥有较为丰裕的物质条件，因此，苏州的伶业较之其它一般地区，也就具有了某种优势，其一士绅富商为了满足声色之娱，广蓄戏班，甚至成为了一种习俗和一种生活等级标志。刘祯、谢雍君在《昆曲与文人文化》一书中，对此有着较为详尽的论述，“家班既然是权势的象征，那么置办家班就需要雄厚的经济基础”，“没有雄厚的财力无法办成家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家班是富人的消费品”，“富足的经济是保证家乐生存的首要条件”。⑦正是由于这种“富足的经济”，士绅富商置办戏班也就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张瀚《松窗梦语》有云：“夫古称吴歌，所以来久远，至今游惰之人乐为优俳。二、三十年间，福贵家出金帛，制服饰、器具，列笙歌鼓吹，招至十余人为队，搬演传奇。好事者竞为淫丽之词，转相传唱，一郡城之内衣食于此者，不知几千人矣。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⑧可见，“福贵家”之“搬演传奇”颇为普遍。应该说，置办一个家庭戏班也是一件麻烦事情，需要多方物色优伶，聘请教习训练，家班主人自己寻找甚至自编演出剧本，还要营造演出所使用的场所，戏台、厅堂或者戏船，乃至为了演出张罗筵席，切磋戏班技艺，参与互相竞争，家班主人需要将相当大的精力投放在上面，甚至力求使自己也成为一个戏曲行家，从此意义而言，戏曲也就成为他们的精神表达方式，甚至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其二由于城市市民阶级力量发展起来，戏曲和小说越来越受到喜爱和欢迎。如上所述，“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经济生活的日益富足，使市民阶级的生活追求和审美趣味也发生了变化。顾起元《客座赘语》有称：“又云嘉靖十年以前，富厚之家，多懂礼法，居室不敢淫，饮食不敢过。后遂肆然无忌，服饰器用，宫室车马，僭拟不可言。又云正德已前，房屋矮小，厅堂多在后面，或有好事者，画以罗木，皆朴素浑坚不淫。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于百姓有三间客厅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往往重檐兽脊如官衙然，园囿僭拟公侯。下至勾阑之中，亦多画屋矣。”⑨这种“侈靡”风尚，“肆然无忌”，也反映在对于戏曲的社会性痴迷，“下至勾阑之中，亦多画屋矣”，根据当时文献记载，许多人几乎是到了每天必看戏曲的地步，明代潘允瑞《玉华堂日记》和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都清晰地记叙了当时演剧和观剧的频繁程度，延续二百来年的苏州虎丘山中秋曲会，更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它是一年一度的全民戏曲大赛，中秋之日，苏州倾城而出，外地伶人也是纷至沓来，张岱《陶庵梦忆》有记：“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伎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奚僮走空之辈”，在虎丘山举行戏曲盛会。首先，万众齐唱，然后逐次比赛，最后由一位水平最高者登场演唱，《陶庵梦忆》也记：“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一刻，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李渔在《虎丘千人石上听曲》中吟道：“一赞一回好，一字一声血，几令善歌人，唱杀虎丘月。”如此全民戏曲大赛现场，颇令人联想到古希腊大圆剧场中万众向悲剧演员声声欢呼的场面，恐怕在中国戏剧史上也难以再发现虎丘山曲会这样壮观的戏剧景象了。
需要关注的是，“人性愈巧，而物产愈多”，这里也颇包含一些文化地理学的内涵。苏州人杰地灵，故而能够“物产愈多”，它的经济富庶程度，与“人性”地理有着一定的内在关系。由于“物产愈多”，作为娱乐行业的伶业，也就有了寄生的物质基础，因此，苏州产生了戏班多和伶人多的现象，“一郡城之内衣食于此者，不知几千人矣”，从事伶业者确实颇众。另外，由于伶业具有一定的经济发展空间，人们也就会将它作为一种职业进行处理，而淡化了伶业属于贱业的观念，也加剧了伶人数量的增加，如同范濂在《云间据目抄》中所称的：“苏人鬻身学戏者甚众”。
由于以上情形，苏州自然成为伶人出生籍贯以及伶人移植密集的市县。钮锈在《觚剩》里所论及的苏州优伶特产的笑谈故事，也就不足为奇了。扬州作为一个商业和运输中心城市，情形大致与苏州类似。
第二，北京、河北地区成为伶人出生籍贯密集的省份，如前所述，它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伶人移植的结果，绝大多数伶人家族移植，“他们的最后的目的地全都是北平”，而河北地区，“正在南北交通孔道之上”，“这些县份里的土著，恐怕有一部分原是南来的移民，不过中间略有耽搁，没有一口气到北平罢了。”“最后的目的地全都是北平”，说明北京对于伶人及其家族的吸引力，也反映了北京的戏曲生存和发展状况。到了清代时期，宫廷热衷演剧活动，前面已经较为详细论述，例如咸丰皇帝在道光初年裁退民间伶人以后，在咸丰十年又招民间戏班伶人和教习入宫演剧，周明泰《清升平署档案事例漫抄·恩赏日记档》有载：
咸丰十年三月二十一日，挑得陈金雀等二十名外面伶人进宫当差。二十三日又挑得黄春泉等十二名。至闰三月十二日内务府交进共十三名。
三十日，索取外边学生戏本，如《借靴》、《瑶台》等，并要外边学生籍贯岁数。
闰三月初一日，要外边学生加减伺侯戏，并于同乐园承应。其剧目有：《万民感仰》、《花鼓》、《定情赐盒》、《冥判》、《劝妆》、《借靴》、《杀狗》、《乔醋》、《瑶台》、《十段兴唐外史》。
四月十一日，又挑进外边各班包括鼓手唐阿招等十人。
五月十八日，安福据朱批：“现在里边当差之外边学生，除留当教习外，尚有愿在里边当差者，令其自报明”，“不必勉强，亦不准勒派”。于是决定留下愿在里边当差学生。
在中国政治格局中，上有所好，下必效之。由于清朝宫廷演剧颇盛，民间演剧也就流行起来，甚至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另外一个方面，北京作为一个消费城市，也需要寻找一些精神消遣的娱乐方式，华胥大夫在《金台残泪记》中有云：
本朝修明礼义，杜绝苟且。挟妓宿娼，皆垂例禁。然京师仕商所集，贵贱不齐。豪奢相向。赵李狭斜，既恐速狱；田何子弟，乃共嬉春。盖大欲难防，流风易扇。制之于此，则趋之于彼。政俗递转之机，即天地自然之数。今欲毁竹焚丝，凭权籍力未尝不行。然以数十里之区，聚数百万之众，游闲无所事，耳目无所放，终日饱食，诲盗图奸，或又甚焉。⑩
本来清朝政府为了使官员和兵丁禁绝腐败与保持骁勇善战传统，曾经对其有着许多禁令，但是，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这些禁令并未起多大作用，“盖大欲难防，流风易扇”，被以各种变相的方式突破，例如“内城”不准开设戏园，就到“外城”戏园观剧。清朝宫廷和民间对于戏曲的喜好，也就使戏曲成为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主要娱乐方式之一，而且，“伶人地位日高，安富尊荣，为天骄子。”⑪
此等情形，自然会使其它省份移植来京的伶人，产生定居的愿望，而在北京定居几代以后，也就变成北京的土著了。“几十年间，全国各地优秀艺人云集京城，伶人水平并不低于当年的演剧中心扬州、苏州一带。因此，朝廷再也不必舍近求远到江南去挑选艺人”，⑫况且，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由于战乱原因，南方的伶才也就无法输送到京城，王梦生《梨园佳话》有记：“道光之季，洪杨事起，苏、昆沦陷，苏人至京者无多。京师最重苏班，一时技师名伶，以南人占大多数。自南北隔绝，旧者老死，后至无人”，也就只能就地取才。战乱结束以后，也就延续下来。由此，北京以及临近的河北地区，成为伶人出生籍贯密集的省份，也就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这里，北京和河北特殊的地理身份和位置，具有一种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山东之所以也成为伶人出生籍贯较为密集的省份，也应该跟它的地理条件有关。山东北距京城、河北不远，南离江苏也近，可能受到北京、河北、江苏等省份伶业发展的影响，觉得伶人也是一个可以独立谋生的手段，故而从伶者也就增加起来。另外一种情形，可能跟河北一样，一些从南方移植北京的伶人及其家族，“中间略有耽搁，没有一口气到北平”，在山东“耽搁”了下来，有些可能就再没有北上，也就在山东定居了，因此，也从一个方面逐渐增加了山东出生籍贯的伶人数量。
第四，至于安徽、湖北地区，虽然偏到中部地区，但是，它们却都是长江领域的省份，这种沿江地理，也使安徽、湖北的某些市县商业和运输业较为发达，也有一种让戏曲生长的地理条件，因而也就成为西皮、二簧的发源地，自然也就成为伶人出生籍贯较为密集的省份。
上述从地理角度来分析伶人出生籍贯和伶人移植分布情况，但是，并不能够“地理环境决定论”。地理环境，只是伶人出生籍贯和移植密集程度的条件之一。不过，从地理角度研究中国某些地域盛产伶人现象，则是分析伶人出生籍贯和伶人移植分布情况的重要而有效的途径，也显示了文化地理学对于人类文化现象的阐释能力。
注释：
① 潘光旦：《潘光旦文集·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第154页、第155页。
② （英国）迈克·布朗：《文化地理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第4页。
③ 萨本望:《新兴的“地缘经济学”》,《世界知识》，1995年第5期。 & [4Gv6[1]1
④ （法国）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1页。
⑤ 潘光旦：《潘光旦文集·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页。
⑥ （美国）哈罗德、玛格丽特·斯普劳特:《国际政治与人类事务的生存前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27页。
⑦ 刘祯、谢雍君：《昆曲与文人文化》，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第95页。
⑧ （明）张瀚：《松窗梦语》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2页、第123页。
⑨ （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五，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70页。
⑩ （清）华胥大夫：《金台残泪记》，《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上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252页、第253页。
⑪（清）李大翀：《<燕都名伶传>序》，《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下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6页。
⑫ 朱家溍、丁汝芹：《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中国书店，2007年版第295页。